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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协和语”作为伪满洲国时期存在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经历了产生、发展到消亡的漫长过程。国内外学者在基于历史、政策上的“协和语”研究成果颇丰，但从语言和文化角度对“协和语”的研究寥寥无几。本文从“协和语”一词的产生过程、“协和语”的语言特征以及日本人的语言观入手，旨在揭示出隐藏在“协和语”这一现象背后的的语言文化因素。
一、“协和语”一词的演变过程及内涵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人侵占了中国辽东地区，很快又占领了东北全境，日本侵略者为实现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目的，展开了一系列的奴化教育措施，在东北地区推行日语教育。日本人在东北地区推行的政策措施等本文不做细究。
（1）“协和语”的起源。使用不同语言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移民、战争等形式的接触时，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两种语言混合在一起使用时，就产生了所谓的“皮钦语”。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发展殖民地符合产生“皮钦语”的外部条件，这种后来被称为“协和语”的中日皮钦语自然应运而生。对于“协和语”的起源，普遍认为1905日俄战争结束后便开始产生，而非伪满洲国建立之后。
「満州国」では「協和語」と呼ばれるピジンが使われていた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る。しかしこのピジンは，「満州国」の成立（1932）によって生まれたものではない。日露戦争の講和を定めたポーツマス条約（1905）により，日本は関東州（遼東半島）を租借し，南満州鉄道の権益を得た。日中語の恒常的な接触はこの時から始まり，「満州国」成立の時にはすでにピジンとしての体裁を整えていた（桜井隆，2012）
（2）“协和语”的称谓变化。“协和语”并非产生之初就被称作“协和语”的，这种中日混合语言的称谓经历了漫长的变化过程。最早对这种语言现象进行命名的是中谷鹿二，见于连载于『滿洲日日新聞』的「正しき支那語の話し方と日支合辦語の解剖」一文。
支那語と日本語の混合した前記の如き妙な言葉で，仮にこれを「日支合辦語」と命名した。「日支合辦何々洋行」又は「日支合辦何々銀行」のある今日，こういふたとて妥当を欠くやうなことはあるまいと思ふ。（中谷鹿二，1924）
之后在日本人当中又出现了许多种称呼诸如「兵隊支那語」「沿線官話」「沿線支那語」「日満親善語」等。
（3）“协和语的”一词的初现。“协和语”这种说法之前在日本人中没有被提出来过，是中国人首先提出的。“协和语”一词始见于1948年的《生活报》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填鸭式”与“协和语”》的文章，同年，这份报纸的《六要六不要—写作漫谈》一文對“协和语”的定义更加明确。
“协和话是日寇十四年统治的产物，是日语和中文语法杂交的变种。它不但使东北同胞的语言与祖国离异分歧，而且今天看来还是我们亡国耻辱的烙印，听起来就不愉快。”（魏东明，1948）
对于“协和语”一词的起源，王立达认为：“‘协和语’这个名称的起源，是因为日伪的窃据东北时期曾成立所谓‘协和会’，其中大小汉奸在讲话中喜欢夹杂几个日语字眼;人民并无好感，就把这种话叫‘协和语’。” （王立达，1958）
（4）“协和语”的定义。对于“协和语”的定义，学者们众说纷纭。大致有冈田英树说、安田敏朗说、樱井隆说、野村章说、前田均说。（宫雪，2013）其中樱井隆的说法比较全面，认为“协和语”是特定时期包含了日语要素的汉语的总称，而且还包括了日本人用片假名表记的汉语。
これまで見てきたように，「協和語」と呼ばれるものは，ピジン以外のものをも含んだ，かなり広い概念のものである。ここであえて「協和語」を定義すれば，日本語的な要素が混入した中国語を総称したもの，と言えよう。具体的には，「満州ピジン中国語」だけでなく，日本語から中国語に入った外来語やカナ，さらには日本人の「誤用」あるいは「下手な中国語」をも含む概念である。（樱井隆，2012）
二、“协和语”的语言学特征
（1）对于“协和语”语言学上的特征，日本方面研究几乎没有。
学者们基本上认为协和语是中国人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连带反应，甚至不认同协和语的存在。概括地说，由于协和语牵扯到日本的侵华战争，已成为战后日本人关于战争反省的一段敏感话题。所以，这一研究始终未能登堂入室，并且成为相当一部分学者刻意回避的一个领域。 （宫雪，2014）
（2）在国内有一部分学者对“协和语”的语言学特征进行了研究。
王文襄、缑瑞隆1990年发表在《汉字文化》上的《殖民语文政策的怪胎—简论伪满“协和语”》一文中谈到了书面“协和语”的几个特点，分别是照搬日语格式、乱用错用汉语词性、语体风格混乱及标点乱用。于湘泳、张守祥在2014年6月发表于《边疆经济与文化》上的《日伪时期的“协和语新考”》一文中，将“汉语的协和语”细分为：“沿用日语词汇”、“音译日语词”、“中日混合语”、“借用日语的形容动词词尾‘的’”、“日语格助词变为‘的’”、“沿用日语语序”六种情况。
三、对“协和语”的批判与日本人的语言观
（1）“协和语”在中国的批判。“协和语”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建立殖民地的条件下产生的，从创造之初就被赋予了一种侵略工具的属性。这种属性决定了其必然走向消亡的命运。其实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国内还残存有一定量的“协和语”现象。中国自50年代起便出现了对“协和语”的批判。发表于《戏剧报》的《“怪话”可以少讲》一文中说到：
這种崎形的捂言，实在是当时的崎形的生活的反映。听到这种怪腔怪调的破碎中国话， 只会引起人们不愉快的情褚，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人，都会感到这种怪腔怪调是对祖国的美丽，高尚的语言的侮辱，而不会产生任向美感。（黎挚，1959）
（2）日本人的语言观。“协和语”产生之初，在日本国内就受到了强烈反对，日本人认为日语应该是纯洁的，不应受到混合语的亵渎。
日本人は日本人だけ日本語ができるという考え方が深い、だから、日本語が難しいと思っている。日本語を話せば日本人、日本人は日本語を話すという心理が固い。（「日本語と日本人」P.112）
“协和语”的出现伤害了日本人的语言文化自尊，当时从事“协和语”研究的中古鹿二认为日本民族讲的语言一定是纯洁的，与其他民族区分开的，而不是“协和语”这样的混合语。
“希望尽早消除伤害日本人威信的合办语，并采用普通的语言。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希望可以使用大日本帝国的国语。”（中谷鹿二，1925）
四、结论
自日本战败投降至今，对伪满洲国历史、政治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歇过，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但对“协和语”这一语言现象的研究却始终得不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专门性的研究不多。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协和语是殖民侵略与语言变容之间的一个经典存在。本文梳理了“协和语”的产生发展历程，并对其语言特征和其反映出的日本人语言心理进行探究，以期找到一个新的研究“协和语”的角度。
作者简介：乔禾（1993—），男，山东淄博，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学士，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一、“协和语”一词的演变过程及内涵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人侵占了中国辽东地区，很快又占领了东北全境，日本侵略者为实现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目的，展开了一系列的奴化教育措施，在东北地区推行日语教育。日本人在东北地区推行的政策措施等本文不做细究。
（1）“协和语”的起源。使用不同语言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移民、战争等形式的接触时，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两种语言混合在一起使用时，就产生了所谓的“皮钦语”。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发展殖民地符合产生“皮钦语”的外部条件，这种后来被称为“协和语”的中日皮钦语自然应运而生。对于“协和语”的起源，普遍认为1905日俄战争结束后便开始产生，而非伪满洲国建立之后。
「満州国」では「協和語」と呼ばれるピジンが使われていた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る。しかしこのピジンは，「満州国」の成立（1932）によって生まれたものではない。日露戦争の講和を定めたポーツマス条約（1905）により，日本は関東州（遼東半島）を租借し，南満州鉄道の権益を得た。日中語の恒常的な接触はこの時から始まり，「満州国」成立の時にはすでにピジンとしての体裁を整えていた（桜井隆，2012）
（2）“协和语”的称谓变化。“协和语”并非产生之初就被称作“协和语”的，这种中日混合语言的称谓经历了漫长的变化过程。最早对这种语言现象进行命名的是中谷鹿二，见于连载于『滿洲日日新聞』的「正しき支那語の話し方と日支合辦語の解剖」一文。
支那語と日本語の混合した前記の如き妙な言葉で，仮にこれを「日支合辦語」と命名した。「日支合辦何々洋行」又は「日支合辦何々銀行」のある今日，こういふたとて妥当を欠くやうなことはあるまいと思ふ。（中谷鹿二，1924）
之后在日本人当中又出现了许多种称呼诸如「兵隊支那語」「沿線官話」「沿線支那語」「日満親善語」等。
（3）“协和语的”一词的初现。“协和语”这种说法之前在日本人中没有被提出来过，是中国人首先提出的。“协和语”一词始见于1948年的《生活报》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填鸭式”与“协和语”》的文章，同年，这份报纸的《六要六不要—写作漫谈》一文對“协和语”的定义更加明确。
“协和话是日寇十四年统治的产物，是日语和中文语法杂交的变种。它不但使东北同胞的语言与祖国离异分歧，而且今天看来还是我们亡国耻辱的烙印，听起来就不愉快。”（魏东明，1948）
对于“协和语”一词的起源，王立达认为：“‘协和语’这个名称的起源，是因为日伪的窃据东北时期曾成立所谓‘协和会’，其中大小汉奸在讲话中喜欢夹杂几个日语字眼;人民并无好感，就把这种话叫‘协和语’。” （王立达，1958）
（4）“协和语”的定义。对于“协和语”的定义，学者们众说纷纭。大致有冈田英树说、安田敏朗说、樱井隆说、野村章说、前田均说。（宫雪，2013）其中樱井隆的说法比较全面，认为“协和语”是特定时期包含了日语要素的汉语的总称，而且还包括了日本人用片假名表记的汉语。
これまで見てきたように，「協和語」と呼ばれるものは，ピジン以外のものをも含んだ，かなり広い概念のものである。ここであえて「協和語」を定義すれば，日本語的な要素が混入した中国語を総称したもの，と言えよう。具体的には，「満州ピジン中国語」だけでなく，日本語から中国語に入った外来語やカナ，さらには日本人の「誤用」あるいは「下手な中国語」をも含む概念である。（樱井隆，2012）
二、“协和语”的语言学特征
（1）对于“协和语”语言学上的特征，日本方面研究几乎没有。
学者们基本上认为协和语是中国人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连带反应，甚至不认同协和语的存在。概括地说，由于协和语牵扯到日本的侵华战争，已成为战后日本人关于战争反省的一段敏感话题。所以，这一研究始终未能登堂入室，并且成为相当一部分学者刻意回避的一个领域。 （宫雪，2014）
（2）在国内有一部分学者对“协和语”的语言学特征进行了研究。
王文襄、缑瑞隆1990年发表在《汉字文化》上的《殖民语文政策的怪胎—简论伪满“协和语”》一文中谈到了书面“协和语”的几个特点，分别是照搬日语格式、乱用错用汉语词性、语体风格混乱及标点乱用。于湘泳、张守祥在2014年6月发表于《边疆经济与文化》上的《日伪时期的“协和语新考”》一文中，将“汉语的协和语”细分为：“沿用日语词汇”、“音译日语词”、“中日混合语”、“借用日语的形容动词词尾‘的’”、“日语格助词变为‘的’”、“沿用日语语序”六种情况。
三、对“协和语”的批判与日本人的语言观
（1）“协和语”在中国的批判。“协和语”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建立殖民地的条件下产生的，从创造之初就被赋予了一种侵略工具的属性。这种属性决定了其必然走向消亡的命运。其实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国内还残存有一定量的“协和语”现象。中国自50年代起便出现了对“协和语”的批判。发表于《戏剧报》的《“怪话”可以少讲》一文中说到：
這种崎形的捂言，实在是当时的崎形的生活的反映。听到这种怪腔怪调的破碎中国话， 只会引起人们不愉快的情褚，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人，都会感到这种怪腔怪调是对祖国的美丽，高尚的语言的侮辱，而不会产生任向美感。（黎挚，1959）
（2）日本人的语言观。“协和语”产生之初，在日本国内就受到了强烈反对，日本人认为日语应该是纯洁的，不应受到混合语的亵渎。
日本人は日本人だけ日本語ができるという考え方が深い、だから、日本語が難しいと思っている。日本語を話せば日本人、日本人は日本語を話すという心理が固い。（「日本語と日本人」P.112）
“协和语”的出现伤害了日本人的语言文化自尊，当时从事“协和语”研究的中古鹿二认为日本民族讲的语言一定是纯洁的，与其他民族区分开的，而不是“协和语”这样的混合语。
“希望尽早消除伤害日本人威信的合办语，并采用普通的语言。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希望可以使用大日本帝国的国语。”（中谷鹿二，1925）
四、结论
自日本战败投降至今，对伪满洲国历史、政治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歇过，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但对“协和语”这一语言现象的研究却始终得不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专门性的研究不多。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协和语是殖民侵略与语言变容之间的一个经典存在。本文梳理了“协和语”的产生发展历程，并对其语言特征和其反映出的日本人语言心理进行探究，以期找到一个新的研究“协和语”的角度。
作者简介：乔禾（1993—），男，山东淄博，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学士，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