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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主义”，立宪民主党，共同点
[中图分类号]K10 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1-0005-05
以往俄国革命史的描写大都是围绕“布尔什维克”一党展开的，至于俄国的自由主义派别，似乎从一开始它们就是革命的对立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其特点是“软弱、保守”，以及对“沙皇专制政权很强的依附性”。一般的教科书对它的定性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沙皇政府的同谋和帮凶”，这种简单的全称式判断和阐释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难准确地描绘出俄国自由主义在革命中的动态的复杂图景。
一、“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立宪民主党
1905年10月17日宣言以后，沙皇有条件地承认普选法原则，同意召开国家杜马，放开了结社的禁令，很快俄国的政党多达100多个。在俄国政党谱系划分中，站在最右面的是“黑帮”和“俄罗斯人民同盟”，依次递减接下来是"10月17日同盟”“进步党”“自由派保守党”、地方自治派组成的“全俄协会联合会”等。作为俄国知识阶层代表的“立宪民主党”是俄国最大的自由派政党，1905年10月在“解放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协会”的基础上成立，很快党员人数在所有的政党中名列榜首。它给自己的定位是“非阶级的”、符合“俄罗斯知识分子情绪”的政党，是“民主立宪”的倡导者。1906年1月，该党第二次党代会选出了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并确定以“人民自由党”作为补充名称，至此立宪民主党正式登上俄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合法反对派。在俄国政治谱系中，“立宪民主党”属于“中间偏左”的政党，无论是十月革命前还是剧变以后，俄国的论著中都没有把它划分在“右翼政党”范围内。
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和主要理论家帕·尼·米留可夫，这个曾被列宁称为俄国“最博学的历史学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师从俄国史学大师克柳切夫斯基，毕业留校以后因批判沙皇的反动政策与参与革命活动被学校以“极左派革命家”的名义免职并遭流放和监禁，随后在索菲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讲学，在国外期间，他一方面受到西欧自由派思想的熏陶，另一方面，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国反对派人士频繁接触，形成了“宪政改造俄国”思路，主张在俄国历史嬗变过程中以代价最小、震荡最低、不引起大的社会冲突的“渐进模式”为政治首选，但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不排除“革命方式”。米留可夫特别钟情于英国式君主立宪，他主张在不颠覆沙皇王位的前提下实行普选、实现一系列民主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实行三权分立、建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并对法院制度改革和实行地方自治。可以说，这种“理性”的“负责态度”在俄国知识界是被普遍认同的。高尔基曾说：“立宪民主党团结着我国最有文化的人们，团结着脑力劳动的所有领域的最好的劳动者”，这些人尽管有其各种缺点，但却是罗斯在其漫长而畸形的历史上创造的最伟大的群体，这些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国家真正的头脑和心脏。
立宪民主党虽然在俄国政坛的政治谱系中属于中间偏左自由派政党，但因为它的出现本身就是20世纪俄国社会情绪左倾化与激进化的产物，若与西欧同类型政党相比立宪民主党还是很“革命”的。其首领米留可夫曾说：“我们的纲领无疑是一些与我们相类似的政治团体提出的纲领中最左的。”列宁也讲：“它的立场实质上就是激进的政治纲领和激进的社会纲领的结合。”很多研究者也认为“立宪民主党的社会改革条款与两个主要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的最低纲领十分接近，以至于一些历史学家把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看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甚至列宁也承认，这些由“俄国最先进、最有教育、很少直接屈从于资本的代表人物”组成的立宪民主党的“纲领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很不错的了”。如同俄国的社会情绪和政党都比西欧的左一拍一样，立宪民主党这个自由派政党成立后最大的特点是“激进地”向革命政党靠拢，属于“自由主义左派”。从纲领方面看，他们与社会主义者同大而异小。可以说在一些大的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表述方式和实施细节上的略微不同，这二者在许多大的问题上诸如：民族文化自治、公民权利、废除赎金、结社罢工自由、8小时工作制、关于童工和工人社会福利问题等等都基本一致。他们认为，当局如果不及时完成那些客观条件上成熟的历史任务，发生政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在1905年革命中，立宪民主党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超越了原来的“渐进”设定，表现得相当“激进和革命”，米留科夫对此的解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从未拘泥于最初的目的，革命就像一场大火，不会烧了一半就熄灭。10月宣言以后，政府中的不少人认为“两者应该合作”，让自由主义进入体制内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米留科夫断然拒绝同这种“历史性的”过去式政权合作的意向，他强调立宪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不是仅仅从事建设性的工作，而是把它作为反政府的讲坛，并要求修改根本法，限制国务会议的权限和建立责任内阁，他讲了那句被认为是向沙皇“谄媚”而传之后世的“名言”：立宪民主党是“陛下的反对党”。当时的内务大臣维特曾在政府危机时去找立宪民主党，邀请他们的领袖参加政府；但是，立宪民主党的人骄傲的答复说：“我们只参加将承担召开立宪会议责任的政府。”维特对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之一黑森说：“一般来讲，我对(你们)这个政党的观点给予同情，它的许多见解我是同意的，因此我准备支持它，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它得把革命的尾巴割掉，以及断然而且公开反对使用炸药和勃朗宁手枪的革命政党。”黑森答复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总之，与我们传统概念中的“妥协、软弱”评价相反，当时沙皇政府曾把他们称为“左派革命家”。在1905年革命中涌现的立宪民主党是同意“革命”的，只是不同意“流血”。正像列宁所说的：“立宪民主党人在这种‘合法’的基础上反对专制政府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左。”
1905年革命是在呼唤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氛围中，是以立宪民主党唱主角的“最革命的议会”主导下展开的。在此期间，立宪民主党在市民中创造了最理想的宣传讲台，所以第一届杜马史称“立宪民主党人杜马”。在第一届杜马被解散后，立宪民主党发表《维堡宣言》，号召人民抗粮抗税，拒服兵役，从银行抽回存款(1905年全国的提款额达8500万金卢布，与政府展开“不合作运动”。以至于孟什维克，甚至部分布尔什维克都支持由立宪民主党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站在反动阵营的沙皇也认为：“人民自由党的方案，即半剥夺、半国有化，最终将导致与左派建议一样的结果。”后来，成为“秩序派”的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马科拉科夫曾指责米留科夫，在解散第一届杜马后发布的《维堡宣言》是明目张胆的革命行为，因为解散杜马和新选举法并不违背宪法。
二、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之处
立宪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共同点：首先是定位上相近，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和大体一致的目标，立宪民主党成立伊始便带有“左翼”色彩，力求同右面划清界限而模糊自己同“左派”之间的界限。米留可夫首先竭力同“保皇的君主派”的大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他说：“真正的界限在于他们(我们右面的敌人)维护俄国大地主和工业家的狭隘阶级利益，我们的党永远不会保卫这种利益”。与此相反，我们的左面就没有这种明显的界限，而且其实也没有“敌人”。当然我们“同我们左面的同盟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界限，然而这条界限与我们在右面所划的界限其性质完全不同，我们和他们一样，也是站在俄国政治运动的左翼，尽管双方的理由不同，但是还有可能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前进的”。在1905年工人运动最高潮的时候，新诞生的立宪民主党人甚至宣称：“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是理性的社会主义者，而那些革命党则是非理性的，这也就是整个的差别所在，”米留可夫说，立宪民主党人加入布留根杜马“其目的也完全是为了争取政治自由和正确的代议制，我们在争取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不能指望任何协议或妥协，而必须高举整个俄国解放运动已经举起的那面旗帜，即立即召开根据普遍、直接、无记名和平等的投票选举原则选举代表的立宪会议”。因此，当时的人们以及无产阶级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把他们称为“类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在“排除武装起义的方法”外，与其他革命政党没有区别。
其次是思想上认同，在文化论战中他们都属于“西方派”，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被称为“所有俄国政党中最西化的党”，不同的只是一个是“西方派”中的自由主义，另一个是“西方派”中的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很长一个时期都自称“西方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他们都反对强调俄国特殊论可以绕开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斯拉夫派”和“民粹派”，自由主义者中很多理论家原本就是“合法马克思主义”，比如司徒卢威、别尔加耶夫、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对曾经参加过社会民主党，在他们看来，就其追求理念来说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者有太多的“重合之处”。普列汉诺夫曾明确说：“俄国特殊论是停滞与反动的同义语，俄国的一切进步因素都聚集在‘西欧主义’的大旗下。”而当时的民粹派与官方派都是打“传统牌”的，因此，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两者曾经形成过“政治联盟”与“文字协议”。普列汉诺夫形象地形容它们二者的关系是“分开走，一起打”意即虽然“分开”为两个政治派别，但却“一起”打击沙皇专制制度和民粹主义。
第三是早期在组织系统上存在着相互支持的经历。在自由主义政党建立以前，社会民主党大力倡导和推动自由主义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星火报》上刊登自由主义的文章，并帮助自由主义创办《解放》杂。1903年，列宁与米留可夫在伦敦会面协商合作事宜，立宪民主党成立后，十分注意吸取和学习社会民主党的经验，1907年，米留可夫化名亚历山德罗夫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立宪民主党的《解放》杂志1903年创刊时就曾指出：“决不能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割裂开来或者彼此对立起来，就他们的基本思想来说，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米留科夫说“自由主义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革命者，甚至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以至于有人讥讽立宪民主党是“在斜眼往左看，在巴结那些鄙视他们的革命党人”。正是由于自由主义者中领袖人物和理论家的这种导向，才使这两个党的纲领有相似与重合部分，也就是所说的他们在革命前具有“共同的底线”。
二月革命以后，立宪民主党对列宁回国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在他们看来尽管在俄国的发展方向上与列宁有分歧，但是无疑列宁是他们反对沙皇政府统一战线的盟友，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语言报》是这样说的：“这样一位公认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现在应当活跃在斗争舞台上，不管对他的观点持何看法，对他返回俄国还是应表示欢迎的。”在1917年俄国的整个空气都是社会主义的，拒绝这样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领袖回国是不明智的。即便后来在布尔什维克的打压下立宪民主党流亡海外时他们也提出：坚决与复辟的君主制划清界限，联合俄国所有的民主力量，利用苏联国内的不满意“破坏民主”的力量战胜布尔什维克，这其实是立宪民主党内占大多数人的共同看法。
三、为什么在1917年革命中
“自由主义”被民众抛弃
1905年革命是自由主义唱主角，列宁曾说：“当时的杜马是世界上和欧洲最革命的议会”，“立宪民主党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俄国的自由派建党时间虽然比社会民主党晚，但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知名的思想家，为宣传自由主义在建党前就出版过大量著作，使这种思潮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更由于其自由主义的“中派”形象在合法斗争领域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发展很快，曾一度成为俄国反对派阵营的“老大”，在1905—1907年党员人数达到5—6万人。但是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大潮到来时，却几乎没有了他们的立足之地，究其原因主要在改革、战争与革命问题上丧失了群众基础。
1 斯托雷平改革造成的尴尬。斯托雷平发动六三政变解散杜马，以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强行推行了有利于上层的“大改革”，其“勇敢、彻底”的程度让此前一直宣传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自由派无事可做了。随后，在一边是“为富不仁”的改革派专制政府，一边是重建“公社世界”民粹主义复兴运动的夹击下，自由知识分子左右为难，面对一边是不公正竞争的迅速发展，一边是“反对肮脏进步”的平均主义情绪广泛蔓延，自由主义很快发生分化，组织涣散、派别迭出、观点分歧、无所作为、影响力急剧下降。一部分人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脱离社会变革的现实，埋头整理“国故”去了。另一部分人转为“秩序主义”者，进入体制内变成了官方话语解释者。
2 立宪民主党原价值理念的“坚定派”米留可夫等虽然与上述两部分人不同，继续高举着反对派的旗帜，但1905年“暴民革命”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让自由主义者感觉到以后的斗争形式不能重演摧毁秩序的“无政府主义暴乱”，这样的代价太大了，弄不好甚至会使所有的阶级同归于尽，会把以前所有的文明积累摧毁。于是米留可夫从1905年的立场上开始向下落，向右转，希望在保守派和革命派之间做出“既不要革命，也不要反动，而要合法的立宪斗争”的“第三条道路的选择”。由于在经济问题上米留可夫无法比斯托雷平更彻底，在政治上又不赞成村社复兴运动，陷于一种无所作为的境地，“当它不可能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时，他们在人民眼中就已经是政府的伙计了”，与“秩序主义 者”无甚区别了。立宪民主党由主张“不流血”的革命，到不喜欢革命，进而变成害怕革命，但革命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害怕”不再发生，而一旦发生这些人便对它毫无影响能力了。
3 1915年沙皇在战场上失败以后，就把对革命产生恐惧感的自由主义者吸收进体制内部来管理国家。自由主义在施展政治抱负时主张强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主张加强国防防止革命，这就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自由主义者对战败的结论是指挥无能，因此要“拧紧螺丝帽”，强化国家机器的作用。他们对战争结局的考虑是：不割地、不赔款、不与德国单独议和，认为不那样做就有损俄国荣誉与尊严，是对民主法国和英国的背叛，因为德国的胜利会导致君主制复辟和革命的灭亡。而列宁则认为是普遍厌战瓦解了军队和后方的士气，于是策反军队停战回乡参加平分土地是打乱沙皇部署最有力的杀手锏，布尔什维克发出的口号是：“要地主的土地而不要君士坦丁堡!”自由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抵不过布尔什维克的无政府主义。虽然他们一再强调要搞土地改革，但由于害怕社会变革会影响到军队的供应，因此一切都为战争让位。由于战争期间对改善人民生活无能为力，导致紧张的局势、震荡和危机进一步加剧。人民抛弃了自由主义。
4 1917年由于革命情绪高涨和社会情绪极端政治化，使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只有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凭借在1905年革命中的积累的政治资源还可以公开提出自己的要求，有评论家说“到1916年就已经清楚地看出，右翼分子除了立宪民主党在群众中几乎没有一丝声望”。切尔诺夫写道，立宪民主党原本是自由主义的左翼，1917年则变成了“当时所有比它右的政党的仓库。立宪民主党没有发现，它的队伍从右面淹没”，因此它获得了俄国最右政党的特征，这不能不影响到俄国政治识别系统的调整。加之二月革命后从人员构成上有一个向“左”倾斜的互换过程，激进的知识分子离开立宪民主党投向社会主义政党，而原来站在立宪民主党右边的“十月党”“进步党”人纷纷加入进来，使立宪民主党队伍中官员人数大增，从知识分子的政党变成了各级官吏的政党。加之曾经与社会主义有过协作关系的自由主义没有想到危险会来自左面，甚至欢迎列宁回国，而列宁回国后进行的革命首先就要把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1917年11月26日在第二次农民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提出清除立宪民主党，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政党，不能参加立宪会议，第二天托洛茨基就宣布立宪民主党“为非法”的，是“人民的敌人”。
5 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并不是一个主体，它在8个月内五易其主，一届比一届“左”，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但是共同的特点是“无所作为”。用切尔诺夫的话说“先前的大多数革命都是激烈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而我们俄国革命有时却退化为争取放弃权力、争取将权力推到别人肩上的斗争”。确切地说他们患的是“权力恐惧症”，既不能胜任繁重的日常事务，又无法解决战争的问题，过分依赖立宪会议、过分依赖苏维埃，没有制定出任何具体的措施和纲领，拿不出有效可行的方案。李沃夫的临时政府是不自觉幼稚的无所作为，策列铁里的临时政府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无所作为，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是想先签合约、先召开立宪会议、以国外问题作为借口的无所作为。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部长策列铁里承认道，临时政府的无所作为使人民感到没有从革命中得到任何好处，所以，很容易投向许诺真正改善生活的那些人。最主要的是临时政府没有兵权，从二月以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就只听从苏维埃的调遣，发展到十月大部分军队按兵不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只听从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调动，同时与地方上的行政联系中断，一大批省市都变成了独立存在的自治辖区，总罢工造成的瘫痪使临时政府更加无能为力了。
就这样，由于上述原因当十月革命大潮来临之际，作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和流派的立宪民主党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全文完)
[作者简介]金雁，女，1954年生，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俄罗斯东欧历史与现状研究。
[责任编辑：王公悫]
[中图分类号]K10 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1-0005-05
以往俄国革命史的描写大都是围绕“布尔什维克”一党展开的，至于俄国的自由主义派别，似乎从一开始它们就是革命的对立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其特点是“软弱、保守”，以及对“沙皇专制政权很强的依附性”。一般的教科书对它的定性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沙皇政府的同谋和帮凶”，这种简单的全称式判断和阐释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难准确地描绘出俄国自由主义在革命中的动态的复杂图景。
一、“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立宪民主党
1905年10月17日宣言以后，沙皇有条件地承认普选法原则，同意召开国家杜马，放开了结社的禁令，很快俄国的政党多达100多个。在俄国政党谱系划分中，站在最右面的是“黑帮”和“俄罗斯人民同盟”，依次递减接下来是"10月17日同盟”“进步党”“自由派保守党”、地方自治派组成的“全俄协会联合会”等。作为俄国知识阶层代表的“立宪民主党”是俄国最大的自由派政党，1905年10月在“解放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协会”的基础上成立，很快党员人数在所有的政党中名列榜首。它给自己的定位是“非阶级的”、符合“俄罗斯知识分子情绪”的政党，是“民主立宪”的倡导者。1906年1月，该党第二次党代会选出了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并确定以“人民自由党”作为补充名称，至此立宪民主党正式登上俄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合法反对派。在俄国政治谱系中，“立宪民主党”属于“中间偏左”的政党，无论是十月革命前还是剧变以后，俄国的论著中都没有把它划分在“右翼政党”范围内。
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和主要理论家帕·尼·米留可夫，这个曾被列宁称为俄国“最博学的历史学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师从俄国史学大师克柳切夫斯基，毕业留校以后因批判沙皇的反动政策与参与革命活动被学校以“极左派革命家”的名义免职并遭流放和监禁，随后在索菲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讲学，在国外期间，他一方面受到西欧自由派思想的熏陶，另一方面，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国反对派人士频繁接触，形成了“宪政改造俄国”思路，主张在俄国历史嬗变过程中以代价最小、震荡最低、不引起大的社会冲突的“渐进模式”为政治首选，但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不排除“革命方式”。米留可夫特别钟情于英国式君主立宪，他主张在不颠覆沙皇王位的前提下实行普选、实现一系列民主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实行三权分立、建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并对法院制度改革和实行地方自治。可以说，这种“理性”的“负责态度”在俄国知识界是被普遍认同的。高尔基曾说：“立宪民主党团结着我国最有文化的人们，团结着脑力劳动的所有领域的最好的劳动者”，这些人尽管有其各种缺点，但却是罗斯在其漫长而畸形的历史上创造的最伟大的群体，这些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国家真正的头脑和心脏。
立宪民主党虽然在俄国政坛的政治谱系中属于中间偏左自由派政党，但因为它的出现本身就是20世纪俄国社会情绪左倾化与激进化的产物，若与西欧同类型政党相比立宪民主党还是很“革命”的。其首领米留可夫曾说：“我们的纲领无疑是一些与我们相类似的政治团体提出的纲领中最左的。”列宁也讲：“它的立场实质上就是激进的政治纲领和激进的社会纲领的结合。”很多研究者也认为“立宪民主党的社会改革条款与两个主要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的最低纲领十分接近，以至于一些历史学家把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看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甚至列宁也承认，这些由“俄国最先进、最有教育、很少直接屈从于资本的代表人物”组成的立宪民主党的“纲领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很不错的了”。如同俄国的社会情绪和政党都比西欧的左一拍一样，立宪民主党这个自由派政党成立后最大的特点是“激进地”向革命政党靠拢，属于“自由主义左派”。从纲领方面看，他们与社会主义者同大而异小。可以说在一些大的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表述方式和实施细节上的略微不同，这二者在许多大的问题上诸如：民族文化自治、公民权利、废除赎金、结社罢工自由、8小时工作制、关于童工和工人社会福利问题等等都基本一致。他们认为，当局如果不及时完成那些客观条件上成熟的历史任务，发生政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在1905年革命中，立宪民主党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超越了原来的“渐进”设定，表现得相当“激进和革命”，米留科夫对此的解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从未拘泥于最初的目的，革命就像一场大火，不会烧了一半就熄灭。10月宣言以后，政府中的不少人认为“两者应该合作”，让自由主义进入体制内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米留科夫断然拒绝同这种“历史性的”过去式政权合作的意向，他强调立宪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不是仅仅从事建设性的工作，而是把它作为反政府的讲坛，并要求修改根本法，限制国务会议的权限和建立责任内阁，他讲了那句被认为是向沙皇“谄媚”而传之后世的“名言”：立宪民主党是“陛下的反对党”。当时的内务大臣维特曾在政府危机时去找立宪民主党，邀请他们的领袖参加政府；但是，立宪民主党的人骄傲的答复说：“我们只参加将承担召开立宪会议责任的政府。”维特对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之一黑森说：“一般来讲，我对(你们)这个政党的观点给予同情，它的许多见解我是同意的，因此我准备支持它，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它得把革命的尾巴割掉，以及断然而且公开反对使用炸药和勃朗宁手枪的革命政党。”黑森答复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总之，与我们传统概念中的“妥协、软弱”评价相反，当时沙皇政府曾把他们称为“左派革命家”。在1905年革命中涌现的立宪民主党是同意“革命”的，只是不同意“流血”。正像列宁所说的：“立宪民主党人在这种‘合法’的基础上反对专制政府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左。”
1905年革命是在呼唤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氛围中，是以立宪民主党唱主角的“最革命的议会”主导下展开的。在此期间，立宪民主党在市民中创造了最理想的宣传讲台，所以第一届杜马史称“立宪民主党人杜马”。在第一届杜马被解散后，立宪民主党发表《维堡宣言》，号召人民抗粮抗税，拒服兵役，从银行抽回存款(1905年全国的提款额达8500万金卢布，与政府展开“不合作运动”。以至于孟什维克，甚至部分布尔什维克都支持由立宪民主党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站在反动阵营的沙皇也认为：“人民自由党的方案，即半剥夺、半国有化，最终将导致与左派建议一样的结果。”后来，成为“秩序派”的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马科拉科夫曾指责米留科夫，在解散第一届杜马后发布的《维堡宣言》是明目张胆的革命行为，因为解散杜马和新选举法并不违背宪法。
二、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之处
立宪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共同点：首先是定位上相近，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和大体一致的目标，立宪民主党成立伊始便带有“左翼”色彩，力求同右面划清界限而模糊自己同“左派”之间的界限。米留可夫首先竭力同“保皇的君主派”的大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他说：“真正的界限在于他们(我们右面的敌人)维护俄国大地主和工业家的狭隘阶级利益，我们的党永远不会保卫这种利益”。与此相反，我们的左面就没有这种明显的界限，而且其实也没有“敌人”。当然我们“同我们左面的同盟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界限，然而这条界限与我们在右面所划的界限其性质完全不同，我们和他们一样，也是站在俄国政治运动的左翼，尽管双方的理由不同，但是还有可能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前进的”。在1905年工人运动最高潮的时候，新诞生的立宪民主党人甚至宣称：“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是理性的社会主义者，而那些革命党则是非理性的，这也就是整个的差别所在，”米留可夫说，立宪民主党人加入布留根杜马“其目的也完全是为了争取政治自由和正确的代议制，我们在争取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不能指望任何协议或妥协，而必须高举整个俄国解放运动已经举起的那面旗帜，即立即召开根据普遍、直接、无记名和平等的投票选举原则选举代表的立宪会议”。因此，当时的人们以及无产阶级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把他们称为“类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在“排除武装起义的方法”外，与其他革命政党没有区别。
其次是思想上认同，在文化论战中他们都属于“西方派”，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被称为“所有俄国政党中最西化的党”，不同的只是一个是“西方派”中的自由主义，另一个是“西方派”中的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很长一个时期都自称“西方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他们都反对强调俄国特殊论可以绕开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斯拉夫派”和“民粹派”，自由主义者中很多理论家原本就是“合法马克思主义”，比如司徒卢威、别尔加耶夫、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对曾经参加过社会民主党，在他们看来，就其追求理念来说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者有太多的“重合之处”。普列汉诺夫曾明确说：“俄国特殊论是停滞与反动的同义语，俄国的一切进步因素都聚集在‘西欧主义’的大旗下。”而当时的民粹派与官方派都是打“传统牌”的，因此，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两者曾经形成过“政治联盟”与“文字协议”。普列汉诺夫形象地形容它们二者的关系是“分开走，一起打”意即虽然“分开”为两个政治派别，但却“一起”打击沙皇专制制度和民粹主义。
第三是早期在组织系统上存在着相互支持的经历。在自由主义政党建立以前，社会民主党大力倡导和推动自由主义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星火报》上刊登自由主义的文章，并帮助自由主义创办《解放》杂。1903年，列宁与米留可夫在伦敦会面协商合作事宜，立宪民主党成立后，十分注意吸取和学习社会民主党的经验，1907年，米留可夫化名亚历山德罗夫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立宪民主党的《解放》杂志1903年创刊时就曾指出：“决不能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割裂开来或者彼此对立起来，就他们的基本思想来说，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米留科夫说“自由主义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革命者，甚至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以至于有人讥讽立宪民主党是“在斜眼往左看，在巴结那些鄙视他们的革命党人”。正是由于自由主义者中领袖人物和理论家的这种导向，才使这两个党的纲领有相似与重合部分，也就是所说的他们在革命前具有“共同的底线”。
二月革命以后，立宪民主党对列宁回国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在他们看来尽管在俄国的发展方向上与列宁有分歧，但是无疑列宁是他们反对沙皇政府统一战线的盟友，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语言报》是这样说的：“这样一位公认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现在应当活跃在斗争舞台上，不管对他的观点持何看法，对他返回俄国还是应表示欢迎的。”在1917年俄国的整个空气都是社会主义的，拒绝这样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领袖回国是不明智的。即便后来在布尔什维克的打压下立宪民主党流亡海外时他们也提出：坚决与复辟的君主制划清界限，联合俄国所有的民主力量，利用苏联国内的不满意“破坏民主”的力量战胜布尔什维克，这其实是立宪民主党内占大多数人的共同看法。
三、为什么在1917年革命中
“自由主义”被民众抛弃
1905年革命是自由主义唱主角，列宁曾说：“当时的杜马是世界上和欧洲最革命的议会”，“立宪民主党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俄国的自由派建党时间虽然比社会民主党晚，但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知名的思想家，为宣传自由主义在建党前就出版过大量著作，使这种思潮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更由于其自由主义的“中派”形象在合法斗争领域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发展很快，曾一度成为俄国反对派阵营的“老大”，在1905—1907年党员人数达到5—6万人。但是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大潮到来时，却几乎没有了他们的立足之地，究其原因主要在改革、战争与革命问题上丧失了群众基础。
1 斯托雷平改革造成的尴尬。斯托雷平发动六三政变解散杜马，以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强行推行了有利于上层的“大改革”，其“勇敢、彻底”的程度让此前一直宣传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自由派无事可做了。随后，在一边是“为富不仁”的改革派专制政府，一边是重建“公社世界”民粹主义复兴运动的夹击下，自由知识分子左右为难，面对一边是不公正竞争的迅速发展，一边是“反对肮脏进步”的平均主义情绪广泛蔓延，自由主义很快发生分化，组织涣散、派别迭出、观点分歧、无所作为、影响力急剧下降。一部分人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脱离社会变革的现实，埋头整理“国故”去了。另一部分人转为“秩序主义”者，进入体制内变成了官方话语解释者。
2 立宪民主党原价值理念的“坚定派”米留可夫等虽然与上述两部分人不同，继续高举着反对派的旗帜，但1905年“暴民革命”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让自由主义者感觉到以后的斗争形式不能重演摧毁秩序的“无政府主义暴乱”，这样的代价太大了，弄不好甚至会使所有的阶级同归于尽，会把以前所有的文明积累摧毁。于是米留可夫从1905年的立场上开始向下落，向右转，希望在保守派和革命派之间做出“既不要革命，也不要反动，而要合法的立宪斗争”的“第三条道路的选择”。由于在经济问题上米留可夫无法比斯托雷平更彻底，在政治上又不赞成村社复兴运动，陷于一种无所作为的境地，“当它不可能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时，他们在人民眼中就已经是政府的伙计了”，与“秩序主义 者”无甚区别了。立宪民主党由主张“不流血”的革命，到不喜欢革命，进而变成害怕革命，但革命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害怕”不再发生，而一旦发生这些人便对它毫无影响能力了。
3 1915年沙皇在战场上失败以后，就把对革命产生恐惧感的自由主义者吸收进体制内部来管理国家。自由主义在施展政治抱负时主张强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主张加强国防防止革命，这就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自由主义者对战败的结论是指挥无能，因此要“拧紧螺丝帽”，强化国家机器的作用。他们对战争结局的考虑是：不割地、不赔款、不与德国单独议和，认为不那样做就有损俄国荣誉与尊严，是对民主法国和英国的背叛，因为德国的胜利会导致君主制复辟和革命的灭亡。而列宁则认为是普遍厌战瓦解了军队和后方的士气，于是策反军队停战回乡参加平分土地是打乱沙皇部署最有力的杀手锏，布尔什维克发出的口号是：“要地主的土地而不要君士坦丁堡!”自由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抵不过布尔什维克的无政府主义。虽然他们一再强调要搞土地改革，但由于害怕社会变革会影响到军队的供应，因此一切都为战争让位。由于战争期间对改善人民生活无能为力，导致紧张的局势、震荡和危机进一步加剧。人民抛弃了自由主义。
4 1917年由于革命情绪高涨和社会情绪极端政治化，使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只有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凭借在1905年革命中的积累的政治资源还可以公开提出自己的要求，有评论家说“到1916年就已经清楚地看出，右翼分子除了立宪民主党在群众中几乎没有一丝声望”。切尔诺夫写道，立宪民主党原本是自由主义的左翼，1917年则变成了“当时所有比它右的政党的仓库。立宪民主党没有发现，它的队伍从右面淹没”，因此它获得了俄国最右政党的特征，这不能不影响到俄国政治识别系统的调整。加之二月革命后从人员构成上有一个向“左”倾斜的互换过程，激进的知识分子离开立宪民主党投向社会主义政党，而原来站在立宪民主党右边的“十月党”“进步党”人纷纷加入进来，使立宪民主党队伍中官员人数大增，从知识分子的政党变成了各级官吏的政党。加之曾经与社会主义有过协作关系的自由主义没有想到危险会来自左面，甚至欢迎列宁回国，而列宁回国后进行的革命首先就要把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1917年11月26日在第二次农民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提出清除立宪民主党，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政党，不能参加立宪会议，第二天托洛茨基就宣布立宪民主党“为非法”的，是“人民的敌人”。
5 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并不是一个主体，它在8个月内五易其主，一届比一届“左”，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但是共同的特点是“无所作为”。用切尔诺夫的话说“先前的大多数革命都是激烈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而我们俄国革命有时却退化为争取放弃权力、争取将权力推到别人肩上的斗争”。确切地说他们患的是“权力恐惧症”，既不能胜任繁重的日常事务，又无法解决战争的问题，过分依赖立宪会议、过分依赖苏维埃，没有制定出任何具体的措施和纲领，拿不出有效可行的方案。李沃夫的临时政府是不自觉幼稚的无所作为，策列铁里的临时政府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无所作为，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是想先签合约、先召开立宪会议、以国外问题作为借口的无所作为。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部长策列铁里承认道，临时政府的无所作为使人民感到没有从革命中得到任何好处，所以，很容易投向许诺真正改善生活的那些人。最主要的是临时政府没有兵权，从二月以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就只听从苏维埃的调遣，发展到十月大部分军队按兵不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只听从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调动，同时与地方上的行政联系中断，一大批省市都变成了独立存在的自治辖区，总罢工造成的瘫痪使临时政府更加无能为力了。
就这样，由于上述原因当十月革命大潮来临之际，作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和流派的立宪民主党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全文完)
[作者简介]金雁，女，1954年生，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俄罗斯东欧历史与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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