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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些年来，晋商历史小说的创作方兴未艾。在这类小说中大多将时代背景定格在晚清时期，其中所暗含的共同创作旨趣值得探讨。文章着眼于晚清时期晋商心态的巨大变化，具体可归结为新四民观的体现、爱国为民的情怀以及对皇权的蔑视心理。对晋商历史小说中近代
新世纪以来，晋商历史題材的电视剧收获了巨大成功。诚然，电视剧能以直观的影像将晋商的恢弘气势以及荣辱兴衰的历史变迁呈现在观众面前，但作为原始底本的小说，其艺术价值仍是不可忽略的。
在晋商历史小说作家中，成一是创作上的先锋，也是集大成者。新世纪初期的《白银谷》可以称得上是第一部全面反映近代晋商风采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而由兼具作家和编剧身份的朱秀海创作的《乔家大院》，则把这一题材的创作推向了高峰，使“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为世人所知。两部作品都将时间定格在晚清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塑造了性格气质不尽相同的晋商形象，但其中人物表现的心态却是相似的，某些方面甚至是高度契合的，下面将从三方面进行探讨。
一.新四民观的体现
王阳明提出的“新四民论”，把士农工商置于“道”的层面上进行言说，认为他们只是存在社会分工上的差异，而并无尊卑贵贱之别。在《白银谷》与《乔家大院》中，主要人物的言行时常带有新四民观的印记。《白银谷》中雍正御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为可笑”[1]。青年时期的康笏南听完父亲的讲述，令他吃惊的不是雍正皇帝对山西重商轻仕民风的评价，而是父亲背诵御批时那种不屑的语气。晋省流传着的乡谚“秀才入字号，改邪归了正”，更加鲜明地表达出对由儒入仕、通过追求功名进而出人头地的不屑了。作为传统的读书应仕、求取功名成了末路之选，“学而优则仕”演变为“学而优则商”，商人不再以自己的职业为耻，而将其看作自己大展宏图、实现理想抱负的可行路径。
《乔家大院》专门设计了乔致庸于贡院龙门前为山西商人正名的情节。当山西总督哈芬评价山西民风已败坏，且将之归咎于山西的重商之风时，乔致庸据理力争：“圣人也没说过重商之风败坏民风……商人行商纳税，乃是强国固本的大事”[2]。乔在分析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在无形中将处于末位的商业、商人的地位抬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农业的重要性相提并论，这与新四民观中“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论述不谋而合，体现出晚清商人的自我认知，即一种“良贾何负于闳儒”的心态。
二.爱国为民的情怀
在这两部晋商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中，处处洋溢着晋商爱国为民的博大情怀。《白银谷》中，康家“惊天动地赔得起”的情节描写展现了晋商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恢宏气度。遭遇了庚子国变的巨大浩劫之后，京城里一片废墟，西帮（晋商的别称）各票号亟待复业，却面临重重困难。作为天成元财东的康老太爷显示出了非凡的气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挤兑再凶险，咱银子也跟得上；窟窿再大，咱也赔得起”[3]！随之进行的是开启了家中的秘密银窖，挖出六十万两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京津两地，解了挤兑风潮之围。康老太爷的这一举措，固然带有爱惜自家票号名誉，维系生意的意图，但更多的却体现出一种博大的情怀，一股不失信于天下人的气魄，一份心系苍生福祉的赤诚。
同样的心态在《乔家大院》中也有体现。纵观乔致庸的一生，其一言一行都带着胸怀天下、心系百姓的印记。乔致庸终生致力于“要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为万民谋天下那么大的财富”[4]；遇到灾年之时，毁家纾难，在家门口开设粥场赈济了十万灾民。晚年的乔致庸，在自家票号生意蒸蒸日上之时，没有喜悦和激动，而是看到了繁荣之后的悲凉。在作者的笔下，爱国为民的心态伴随着乔致庸的一生。不论自己是富可敌国抑或倾家荡产，乔致庸心里始终是先有“国”而后有“家”的概念，始终装着为天下人，为黎明百姓谋福利的宏图大志。
三.蔑视皇权的心理
在《白银谷》中，年少时的康笏南曾听父亲背诵雍正皇帝的御批，那一份不屑令他吃惊；八国联军侵华，两宫仓皇出逃去往西安，途经山西，在戴老帮安排好觐见之事后，康笏南一面赞扬其能力，另一面“在心里可是发冷笑了：哼，总算要亲眼一睹天颜了，看一位如何无耻，另一位又如何无能”[5]！康笏南的话语与内心活动，体现了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晋商敢于蔑视皇权、不趋附于权力阶层的心理。
作为《乔家大院》的核心人物，乔致庸更是敢于直接对抗朝廷。左宗棠带兵西征胜利收复新疆，慈禧太后竟想以“赐匾”的方式赖掉欠下的银子。刚烈的乔致庸敢于在众多百姓与官员面前痛诉清廷的无耻，即使慈禧太后盛怒之下将他投入大狱，他也抱着慷慨赴死的决心，毫无畏惧。两宫逃往西安时住进乔家，乔致庸并不曲意逢迎，而是目光之中“越来越多地现出厌恶”，并且大胆地将百姓每天吃的野菜团子端给慈禧食用。这一系列行为充分体现出了乔致庸鄙视权贵、敢于对抗朝廷的心理，反映出近代商人反叛封建腐朽势力的心态。
四.结语
这三种似乎有悖于封建传统社会阶级观的心理并不是毫无关联的，相反，它们经常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并且存在于不同作品中不同的主人公身上，恰恰丰富了小说的人物形象，也使历史上晋商信义天下，汇通四海的形象更加丰富立体。同时，这三种思想所体现的家国大情怀也与历代作品中商人重利轻义、因小失大的“负心人”与奸诈形象大相径庭，对人们重新审视商人这个群体以及思考商人的社会价值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成一.白银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2]朱秀海.乔家大院[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3]杨虹.当代历史小说中商人精神的诗性张扬[J].中国文学研究，2003（4）：82-86.
[4]李遇春.成一“晋商小说”论[J].小说评论，2012（6）：132-138.
注 释
[1]成一：《白银谷》第32页，作家出版社，2001
[2]朱秀海：《乔家大院》第24-2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3]成一：《白银谷》第933页，作家出版社，2001
[4]朱秀海：《乔家大院》第18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5]成一：《白银谷》第566页，作家出版社，2001
（作者介绍：于志彬，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新世纪以来，晋商历史題材的电视剧收获了巨大成功。诚然，电视剧能以直观的影像将晋商的恢弘气势以及荣辱兴衰的历史变迁呈现在观众面前，但作为原始底本的小说，其艺术价值仍是不可忽略的。
在晋商历史小说作家中，成一是创作上的先锋，也是集大成者。新世纪初期的《白银谷》可以称得上是第一部全面反映近代晋商风采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而由兼具作家和编剧身份的朱秀海创作的《乔家大院》，则把这一题材的创作推向了高峰，使“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为世人所知。两部作品都将时间定格在晚清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塑造了性格气质不尽相同的晋商形象，但其中人物表现的心态却是相似的，某些方面甚至是高度契合的，下面将从三方面进行探讨。
一.新四民观的体现
王阳明提出的“新四民论”，把士农工商置于“道”的层面上进行言说，认为他们只是存在社会分工上的差异，而并无尊卑贵贱之别。在《白银谷》与《乔家大院》中，主要人物的言行时常带有新四民观的印记。《白银谷》中雍正御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为可笑”[1]。青年时期的康笏南听完父亲的讲述，令他吃惊的不是雍正皇帝对山西重商轻仕民风的评价，而是父亲背诵御批时那种不屑的语气。晋省流传着的乡谚“秀才入字号，改邪归了正”，更加鲜明地表达出对由儒入仕、通过追求功名进而出人头地的不屑了。作为传统的读书应仕、求取功名成了末路之选，“学而优则仕”演变为“学而优则商”，商人不再以自己的职业为耻，而将其看作自己大展宏图、实现理想抱负的可行路径。
《乔家大院》专门设计了乔致庸于贡院龙门前为山西商人正名的情节。当山西总督哈芬评价山西民风已败坏，且将之归咎于山西的重商之风时，乔致庸据理力争：“圣人也没说过重商之风败坏民风……商人行商纳税，乃是强国固本的大事”[2]。乔在分析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在无形中将处于末位的商业、商人的地位抬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农业的重要性相提并论，这与新四民观中“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论述不谋而合，体现出晚清商人的自我认知，即一种“良贾何负于闳儒”的心态。
二.爱国为民的情怀
在这两部晋商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中，处处洋溢着晋商爱国为民的博大情怀。《白银谷》中，康家“惊天动地赔得起”的情节描写展现了晋商以国为家、家国一体的恢宏气度。遭遇了庚子国变的巨大浩劫之后，京城里一片废墟，西帮（晋商的别称）各票号亟待复业，却面临重重困难。作为天成元财东的康老太爷显示出了非凡的气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挤兑再凶险，咱银子也跟得上；窟窿再大，咱也赔得起”[3]！随之进行的是开启了家中的秘密银窖，挖出六十万两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京津两地，解了挤兑风潮之围。康老太爷的这一举措，固然带有爱惜自家票号名誉，维系生意的意图，但更多的却体现出一种博大的情怀，一股不失信于天下人的气魄，一份心系苍生福祉的赤诚。
同样的心态在《乔家大院》中也有体现。纵观乔致庸的一生，其一言一行都带着胸怀天下、心系百姓的印记。乔致庸终生致力于“要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为万民谋天下那么大的财富”[4]；遇到灾年之时，毁家纾难，在家门口开设粥场赈济了十万灾民。晚年的乔致庸，在自家票号生意蒸蒸日上之时，没有喜悦和激动，而是看到了繁荣之后的悲凉。在作者的笔下，爱国为民的心态伴随着乔致庸的一生。不论自己是富可敌国抑或倾家荡产，乔致庸心里始终是先有“国”而后有“家”的概念，始终装着为天下人，为黎明百姓谋福利的宏图大志。
三.蔑视皇权的心理
在《白银谷》中，年少时的康笏南曾听父亲背诵雍正皇帝的御批，那一份不屑令他吃惊；八国联军侵华，两宫仓皇出逃去往西安，途经山西，在戴老帮安排好觐见之事后，康笏南一面赞扬其能力，另一面“在心里可是发冷笑了：哼，总算要亲眼一睹天颜了，看一位如何无耻，另一位又如何无能”[5]！康笏南的话语与内心活动，体现了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晋商敢于蔑视皇权、不趋附于权力阶层的心理。
作为《乔家大院》的核心人物，乔致庸更是敢于直接对抗朝廷。左宗棠带兵西征胜利收复新疆，慈禧太后竟想以“赐匾”的方式赖掉欠下的银子。刚烈的乔致庸敢于在众多百姓与官员面前痛诉清廷的无耻，即使慈禧太后盛怒之下将他投入大狱，他也抱着慷慨赴死的决心，毫无畏惧。两宫逃往西安时住进乔家，乔致庸并不曲意逢迎，而是目光之中“越来越多地现出厌恶”，并且大胆地将百姓每天吃的野菜团子端给慈禧食用。这一系列行为充分体现出了乔致庸鄙视权贵、敢于对抗朝廷的心理，反映出近代商人反叛封建腐朽势力的心态。
四.结语
这三种似乎有悖于封建传统社会阶级观的心理并不是毫无关联的，相反，它们经常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并且存在于不同作品中不同的主人公身上，恰恰丰富了小说的人物形象，也使历史上晋商信义天下，汇通四海的形象更加丰富立体。同时，这三种思想所体现的家国大情怀也与历代作品中商人重利轻义、因小失大的“负心人”与奸诈形象大相径庭，对人们重新审视商人这个群体以及思考商人的社会价值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成一.白银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2]朱秀海.乔家大院[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3]杨虹.当代历史小说中商人精神的诗性张扬[J].中国文学研究，2003（4）：82-86.
[4]李遇春.成一“晋商小说”论[J].小说评论，2012（6）：132-138.
注 释
[1]成一：《白银谷》第32页，作家出版社，2001
[2]朱秀海：《乔家大院》第24-2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3]成一：《白银谷》第933页，作家出版社，2001
[4]朱秀海：《乔家大院》第18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5]成一：《白银谷》第566页，作家出版社，2001
（作者介绍：于志彬，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