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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西方古代思想的大家孔子与苏格拉底不仅在轴心时代点燃了思想燃烧的圣火，更是为以后中西方思想发展缔造了深厚的根基。本文试图从孔子和苏格拉底对道德内容的界定、论证的方式以及达到的途径等三个方面的叙述，来说明他们各自的理论旨趣的差异。
关键词：仁；德性；行为；理性思维
中国的先秦时期与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被学术界称为思想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中西方的思想达到了当时的一个鼎盛与繁荣，而就其对此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来看，其核心代表人物是孔子与苏格拉底。笔者认为将孔子和苏格拉底进行比较，是一个在学术史上比较持久而又有意义的话题。最先对他们进行探讨的是法国人费内龙，他针对当时欧洲的人们把孔子当作理性大师来崇拜的事实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不应该把古代的中国与当代西方进行比较，而要从源头上比较而得出优劣。自此之后，以孔子和苏格拉底为基调，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或相似性的文章大量出现。本文试图从二者对道德内容的界定、论证的方式以及达到的途径等三个方面说明他们各自的理论旨趣的差异。
一、道德内容：“仁”和“德性”
要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笔者认为首先要对他们对道德的定义的内容(包括目的)有所了解，充分的分析这些界定的特点，以及不同的影响，才能明辨二者的异同。
1、动态行为维度
在孔子哲学中，仁是最高的道德观念。在《论语》中关于“仁”有多种表达，主要定义有：(1)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3)夫仁者，己欲立仁者立人，己欲达仁者达人。(4)仁者不忧。(5)克己复礼为仁。(6)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7)仁者，其言也仞(Fen)。从上面的定义来看，孔子着眼于动态的行为，以行为为哲学对象，以“行为”的相(“仁”)作为哲学的本体，他看到了行为背后的“相或理念”(仁)，认为行为本身的价值才是实有。仁是“行为”实在性的最显著的标识，而仁设定在实用的目的上(即守礼)，如(5)“克己复礼为仁”。因而在这里“行为结构”与礼俗结构具有同构性，仁的核心是忠恕之道。“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不偏不倚为之忠。待人如己，推己及人，即为恕。“忠恕”跟经验的内容密切相关，直接关涉人际关系的和谐，这样行为本身的价值判断就落实到善与恶、合理与不合理上，实质上行为之相的“仁”不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本质，而是“中庸”，是合适。所以在孔子这里没有苏格拉底那种客观与主观、真实与虚假的辨析，只有合适与不合适、合理不合理的辨析。在这里，伦理是知识的基础，而不是知识是伦理的基础。
2、静态思维维度
在苏格拉底哲学中，他对道德进行探讨，涉及到正义、虔诚、节制、勇敢、和智慧等名目，但这些名目集中体现在“德性即知识”命题，为的是确立德性的普遍定义或共同的性质，确立道德的知识基础。
苏格拉底着眼于静态的思维，注重德性本身的“相或理念”，认为思维的对象才是实有，因而作为道德的“相”，才是道德价值的存在根据。这种实有在中国哲学中恰恰是无。在他以对话方式从事的思维活动中，主要进行的就是一种通过思维的有效推论，使那些被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彻底破产，并促使人们离开现象和感觉的直接领域而进入事物背后的本质，从而把德性和美德都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认为德行只有通过正确的知识才能获得，而知识就是对思维对象或善的理念的认识，知识本身就构成了美德，知而后幸福。
二、论证方式：行为理性和思维理性
道德的内容决定着论证的形式，孔子和苏格拉底都从各自文明的视角看到了人类生活中的某种书育人自己的东西，并把它们作为事实揭示出来。孔子着眼于行为的内在区分，确立“仁”作为人的行为本身的具有的道德意义，而苏格拉底着眼于区分官能和理性思维的区分，确立人的理性思维作为道德依据的意义。
1、天人合一的道德实践
孔子依据文化的继承性来论证人的道德行为能力是人天生的、内在的，他通过对天的行为作内在的区分，确立人的行为的永恒意义。孔子在“陈蔡之困”时明确提出：“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之其行唉。苟有其世，何难之哉”。为什么天人有分呢?因为“仁”不仅是天赋的，而且是人本身固有的、内在的，是人唯一可实践的，不受外物支配的。《论语·颜渊》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述而》也曰：“人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自己也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仁安命”是孔子对人的行为的基本看法，这观点我们可以从后来的孟子思想中看出，孟子主要是从性和命的角度，将天作内在区分，请注意，命和性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既然人的行为本身就先天的、内在的，具有道德行动能力的意义，它根据取决于仁，而“仁”本身具有自足完满性，那么行动本身的后果的成功与否，就无损于行动本身的意义(因为动作的结果是与环境运作相关的)，而且行为实践仁，就是表现行为本身的意义，理所当然的也是表现人作为人的意义。因而，行动价值判断也不必受制于行动后果来判断。
2、普遍有效的内在法则
苏格拉底选择的方式是不同的，他首先完成由外在的伦理(礼、俗、普遍有效的法则)“转向”(请注意这不是内化为)内在的道德(意识、个体有效的良知)，二是说明这种良知的普遍有效性。
在柏拉图等人的记载中，苏格拉底一再表明自己的行为是听从神的指示做出的。对于苏格拉底的这种说法，色若分说：“大多数人表面上都这么说……神灵是他的劝告者，实质上心中的思想就是苏格拉底自己所说的‘灵魂’和神谕，这不过是发自内心的东西。”这里，苏格拉底所言的“神灵之声”，表达的是特定意义上的良知伦理学，是对个体的、内在的良知伦理的诉求。苏格拉底“神灵之声”的实践行为和理论改造，使他完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由外在的伦理(礼、俗、普遍有效的法则)转向内在的道德(意识、个体有效的良知)。黑格尔认为，“在这里开始了意识对自身的反省，开始了意识对自身的认识，认识到自己的本质——也就是说意识到一种精神，也可以用一种比较粗糙、比较感性的方式说，认识到神带有人的形相。”这表明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已实现了从外在的神性层面向内在的、意识的层面的转向。
苏格拉底经过研究后发现，某个事物的根源应当到事物的最大普遍性中去找，即到抽象的概念里去找根源。他通过定义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把官能和理性思维严格的区分开来，认为官能所得的价值判断是现象的、可以变化的，只有理性思维才能把握道德的真实状态。黑格尔指出，根据苏格拉底的原则，“凡是精神不提供证明的东西对于人就没有效准，就不是 真理。人之所以自由，就在于他无求于外；这就是精神的主观性。”这种区分，他找到一种唯一属于人的东西即理性思维。这是一种纯粹内心的活动，是灵魂所具有的，它是自足的，它自身就是最高的善。
三、达到善的途径：行为之知和思维之知
对如何达到善，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认知，解决人观念如何获得善的问题。二是怎么做，即实践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1、经验视角下的道德实践
要认知世俗伦理结构，就是要知人。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孔子谈“知”，谈“知人，才能爱人”，不是西方意义上超感性的概念认知，而是对“经验范围的现实存在”的知，爱人也不是博爱，或同情心什么的，而是伦理秩序之爱，等级之爱。孔子哲学一开始就把认识的对象对准了人。问题是，孔子知人，是知人的什么呢?是西方意义的人的本质和定义吗，是类的共同性质吗?不是。孔子说知人是指“举直错诸枉”，“这是对人群及其关系的分辨和洞察，朱熹注：“举直错枉者，知也。”使枉者直，仁也”。“知”就是仁，就是按世俗的礼仪规范把人区分为君子、小人；贤者和不肖者；忠者和奸者；亲人、自己人、外人等等，这是一种等级制的认识论，为的是为社会权势阶层提供一个、两个忠心耿耿的将相之才(奴才)，而不是着眼培养公民。
要分辨和洞察人群，就要认识“礼”，礼即是人在人伦关系中的位置。如何认识人的位置呢?孔子认为要在历史中学，复兴周礼，达到三代圣王之治是孔子一生的梦想。礼的认知不是判断事情的真假，而是判断人所处的位置是否合适、是否达到中庸的要求，本质上与孔子的知人理论是统一的。
孔子之知是为行动服务的，进入实践领域，“知”就是仁，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朱熹注道：“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为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具体怎么做呢?颜渊问孔子，孔子答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子罕》篇还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说。这样“知”和“礼”在行动领域中达到统一。
2、道德概念的普遍化
在苏格拉底那里，他的认识对象也是人，“认识你自己”是他最著名的哲学命题。但是他的知人与孔子的知人完全不同，他的知是求证智慧，追求是最完满的“善”和心中上帝的声音。在他那里，美德就是关于善的知识和概念。为了获得善的概念和知识，他用提问的方式挑战人们的成见，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没有知识，有的只是盲目无根据的偶得信念。他指出寻找一般的德性才是认识的目的，因而要摒弃个别。他有句名言：“要告诉我它是什么，而不是给我举例子。”强调理性才能把握本质，一般才能说明事物本质的思想的合理性，他发明定义法，发现只有在概念的普遍化中才可以找到这种根据，知识就在于它是普遍的东西。普遍意味着超越个别事物，是个别存在的根据，我们在个别事物中是无法找到普遍的，那么认识的对象不在个别事物之中，当然也不是经验把握的对象。因而，他认为只要人们遵从理性，就会知道善的知识，就会做善事。因而他认为获得知识就是达到道德的途径，求知就是道德实践，他指出：没有考究过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由此我们知道，由于孔子和苏格拉底对人的理解不一样，导致他们对认知的理解也不一样，孔子的知是对社会现象的全面反思，是对人之为人的精神自觉和社会之为社会的深刻体悟。注重人的道德行为及其能力，认为行为对世俗伦理秩序的遵守比思辨的知识更重要，更多的着眼实践理性，道德和知识联系并不紧密。他从社会道德权力秩序出发，明辨人的位置，再构建原则，而不是从事物的事实出发，明辨道理，再构建道德原则。认知只是为了把握行为是否合适，认识就是知礼，认识的内容和结构就是与礼俗内容和结构。而在苏格拉底那里，知是对心灵自我的全面认识，这种认识的结果，将外在的世界以一种更深刻、更本质的方式在人的心灵中确立起来。如此同时理性的思维意识也作为认知对象被确立出来，这最终在行动结构和世俗伦理结构之间确立了自我意识，使人对现实保持一种警醒和批判。因而，苏格拉底认为伦理的生活就是思辨的生活，求知的过程就是向善的过程，就是一种道德实践。
关键词：仁；德性；行为；理性思维
中国的先秦时期与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被学术界称为思想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中西方的思想达到了当时的一个鼎盛与繁荣，而就其对此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来看，其核心代表人物是孔子与苏格拉底。笔者认为将孔子和苏格拉底进行比较，是一个在学术史上比较持久而又有意义的话题。最先对他们进行探讨的是法国人费内龙，他针对当时欧洲的人们把孔子当作理性大师来崇拜的事实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不应该把古代的中国与当代西方进行比较，而要从源头上比较而得出优劣。自此之后，以孔子和苏格拉底为基调，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或相似性的文章大量出现。本文试图从二者对道德内容的界定、论证的方式以及达到的途径等三个方面说明他们各自的理论旨趣的差异。
一、道德内容：“仁”和“德性”
要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笔者认为首先要对他们对道德的定义的内容(包括目的)有所了解，充分的分析这些界定的特点，以及不同的影响，才能明辨二者的异同。
1、动态行为维度
在孔子哲学中，仁是最高的道德观念。在《论语》中关于“仁”有多种表达，主要定义有：(1)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3)夫仁者，己欲立仁者立人，己欲达仁者达人。(4)仁者不忧。(5)克己复礼为仁。(6)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7)仁者，其言也仞(Fen)。从上面的定义来看，孔子着眼于动态的行为，以行为为哲学对象，以“行为”的相(“仁”)作为哲学的本体，他看到了行为背后的“相或理念”(仁)，认为行为本身的价值才是实有。仁是“行为”实在性的最显著的标识，而仁设定在实用的目的上(即守礼)，如(5)“克己复礼为仁”。因而在这里“行为结构”与礼俗结构具有同构性，仁的核心是忠恕之道。“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不偏不倚为之忠。待人如己，推己及人，即为恕。“忠恕”跟经验的内容密切相关，直接关涉人际关系的和谐，这样行为本身的价值判断就落实到善与恶、合理与不合理上，实质上行为之相的“仁”不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本质，而是“中庸”，是合适。所以在孔子这里没有苏格拉底那种客观与主观、真实与虚假的辨析，只有合适与不合适、合理不合理的辨析。在这里，伦理是知识的基础，而不是知识是伦理的基础。
2、静态思维维度
在苏格拉底哲学中，他对道德进行探讨，涉及到正义、虔诚、节制、勇敢、和智慧等名目，但这些名目集中体现在“德性即知识”命题，为的是确立德性的普遍定义或共同的性质，确立道德的知识基础。
苏格拉底着眼于静态的思维，注重德性本身的“相或理念”，认为思维的对象才是实有，因而作为道德的“相”，才是道德价值的存在根据。这种实有在中国哲学中恰恰是无。在他以对话方式从事的思维活动中，主要进行的就是一种通过思维的有效推论，使那些被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彻底破产，并促使人们离开现象和感觉的直接领域而进入事物背后的本质，从而把德性和美德都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认为德行只有通过正确的知识才能获得，而知识就是对思维对象或善的理念的认识，知识本身就构成了美德，知而后幸福。
二、论证方式：行为理性和思维理性
道德的内容决定着论证的形式，孔子和苏格拉底都从各自文明的视角看到了人类生活中的某种书育人自己的东西，并把它们作为事实揭示出来。孔子着眼于行为的内在区分，确立“仁”作为人的行为本身的具有的道德意义，而苏格拉底着眼于区分官能和理性思维的区分，确立人的理性思维作为道德依据的意义。
1、天人合一的道德实践
孔子依据文化的继承性来论证人的道德行为能力是人天生的、内在的，他通过对天的行为作内在的区分，确立人的行为的永恒意义。孔子在“陈蔡之困”时明确提出：“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之其行唉。苟有其世，何难之哉”。为什么天人有分呢?因为“仁”不仅是天赋的，而且是人本身固有的、内在的，是人唯一可实践的，不受外物支配的。《论语·颜渊》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述而》也曰：“人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自己也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仁安命”是孔子对人的行为的基本看法，这观点我们可以从后来的孟子思想中看出，孟子主要是从性和命的角度，将天作内在区分，请注意，命和性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既然人的行为本身就先天的、内在的，具有道德行动能力的意义，它根据取决于仁，而“仁”本身具有自足完满性，那么行动本身的后果的成功与否，就无损于行动本身的意义(因为动作的结果是与环境运作相关的)，而且行为实践仁，就是表现行为本身的意义，理所当然的也是表现人作为人的意义。因而，行动价值判断也不必受制于行动后果来判断。
2、普遍有效的内在法则
苏格拉底选择的方式是不同的，他首先完成由外在的伦理(礼、俗、普遍有效的法则)“转向”(请注意这不是内化为)内在的道德(意识、个体有效的良知)，二是说明这种良知的普遍有效性。
在柏拉图等人的记载中，苏格拉底一再表明自己的行为是听从神的指示做出的。对于苏格拉底的这种说法，色若分说：“大多数人表面上都这么说……神灵是他的劝告者，实质上心中的思想就是苏格拉底自己所说的‘灵魂’和神谕，这不过是发自内心的东西。”这里，苏格拉底所言的“神灵之声”，表达的是特定意义上的良知伦理学，是对个体的、内在的良知伦理的诉求。苏格拉底“神灵之声”的实践行为和理论改造，使他完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由外在的伦理(礼、俗、普遍有效的法则)转向内在的道德(意识、个体有效的良知)。黑格尔认为，“在这里开始了意识对自身的反省，开始了意识对自身的认识，认识到自己的本质——也就是说意识到一种精神，也可以用一种比较粗糙、比较感性的方式说，认识到神带有人的形相。”这表明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已实现了从外在的神性层面向内在的、意识的层面的转向。
苏格拉底经过研究后发现，某个事物的根源应当到事物的最大普遍性中去找，即到抽象的概念里去找根源。他通过定义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把官能和理性思维严格的区分开来，认为官能所得的价值判断是现象的、可以变化的，只有理性思维才能把握道德的真实状态。黑格尔指出，根据苏格拉底的原则，“凡是精神不提供证明的东西对于人就没有效准，就不是 真理。人之所以自由，就在于他无求于外；这就是精神的主观性。”这种区分，他找到一种唯一属于人的东西即理性思维。这是一种纯粹内心的活动，是灵魂所具有的，它是自足的，它自身就是最高的善。
三、达到善的途径：行为之知和思维之知
对如何达到善，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认知，解决人观念如何获得善的问题。二是怎么做，即实践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1、经验视角下的道德实践
要认知世俗伦理结构，就是要知人。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孔子谈“知”，谈“知人，才能爱人”，不是西方意义上超感性的概念认知，而是对“经验范围的现实存在”的知，爱人也不是博爱，或同情心什么的，而是伦理秩序之爱，等级之爱。孔子哲学一开始就把认识的对象对准了人。问题是，孔子知人，是知人的什么呢?是西方意义的人的本质和定义吗，是类的共同性质吗?不是。孔子说知人是指“举直错诸枉”，“这是对人群及其关系的分辨和洞察，朱熹注：“举直错枉者，知也。”使枉者直，仁也”。“知”就是仁，就是按世俗的礼仪规范把人区分为君子、小人；贤者和不肖者；忠者和奸者；亲人、自己人、外人等等，这是一种等级制的认识论，为的是为社会权势阶层提供一个、两个忠心耿耿的将相之才(奴才)，而不是着眼培养公民。
要分辨和洞察人群，就要认识“礼”，礼即是人在人伦关系中的位置。如何认识人的位置呢?孔子认为要在历史中学，复兴周礼，达到三代圣王之治是孔子一生的梦想。礼的认知不是判断事情的真假，而是判断人所处的位置是否合适、是否达到中庸的要求，本质上与孔子的知人理论是统一的。
孔子之知是为行动服务的，进入实践领域，“知”就是仁，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朱熹注道：“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为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具体怎么做呢?颜渊问孔子，孔子答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子罕》篇还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说。这样“知”和“礼”在行动领域中达到统一。
2、道德概念的普遍化
在苏格拉底那里，他的认识对象也是人，“认识你自己”是他最著名的哲学命题。但是他的知人与孔子的知人完全不同，他的知是求证智慧，追求是最完满的“善”和心中上帝的声音。在他那里，美德就是关于善的知识和概念。为了获得善的概念和知识，他用提问的方式挑战人们的成见，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没有知识，有的只是盲目无根据的偶得信念。他指出寻找一般的德性才是认识的目的，因而要摒弃个别。他有句名言：“要告诉我它是什么，而不是给我举例子。”强调理性才能把握本质，一般才能说明事物本质的思想的合理性，他发明定义法，发现只有在概念的普遍化中才可以找到这种根据，知识就在于它是普遍的东西。普遍意味着超越个别事物，是个别存在的根据，我们在个别事物中是无法找到普遍的，那么认识的对象不在个别事物之中，当然也不是经验把握的对象。因而，他认为只要人们遵从理性，就会知道善的知识，就会做善事。因而他认为获得知识就是达到道德的途径，求知就是道德实践，他指出：没有考究过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由此我们知道，由于孔子和苏格拉底对人的理解不一样，导致他们对认知的理解也不一样，孔子的知是对社会现象的全面反思，是对人之为人的精神自觉和社会之为社会的深刻体悟。注重人的道德行为及其能力，认为行为对世俗伦理秩序的遵守比思辨的知识更重要，更多的着眼实践理性，道德和知识联系并不紧密。他从社会道德权力秩序出发，明辨人的位置，再构建原则，而不是从事物的事实出发，明辨道理，再构建道德原则。认知只是为了把握行为是否合适，认识就是知礼，认识的内容和结构就是与礼俗内容和结构。而在苏格拉底那里，知是对心灵自我的全面认识，这种认识的结果，将外在的世界以一种更深刻、更本质的方式在人的心灵中确立起来。如此同时理性的思维意识也作为认知对象被确立出来，这最终在行动结构和世俗伦理结构之间确立了自我意识，使人对现实保持一种警醒和批判。因而，苏格拉底认为伦理的生活就是思辨的生活，求知的过程就是向善的过程，就是一种道德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