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消费者都是傻子，他们永远不知道真相。”北京本土玫瑰精油生产商李继勇，自2003年涉足精油行业后，方知“所谓国外天然精油，基本都是假货”。
“来到全国精油集散地——广州的美国城，外国货竟然比国内纯天然精油都便宜，这怎么可能?”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芳香课题组专家白红彤的广州经历，让他困惑：“我们这些行家都能被忽悠得不知所措。”
而当一家号称“不做一滴假货的生产厂家”将17个样品寄给白红彤时，“里面只有2瓶是真的。”
“这个市场一开始就乱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芳香委检测专家姚雷认为，芳香产业要重新建立“正面形象”，还有一段路要走。
神秘的“液体黄金”
2003年的非典，改变了不少人的生活，这其中包括从事装修行业的李继勇。
“北京的香薰产品都脱销了。”非典时刻，以“净化空气、增强抵抗力”等噱头流行的香薰产品，如同百姓疯抢的板蓝根，在高档美容会所，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好销路。这个信息，让李继勇嗅到了巨大的商机。
香薰所用的，正是从薰衣草、玫瑰、迷迭香等芳香植物的花、根、茎、叶中，通过水蒸气蒸馏法、压榨法或其他物理或化学方法，提取分离出来的液体性挥发性物质——“植物精油”，又叫“植物激素”。
“1992年和1993年那会儿，第一次听到‘玫瑰精油’这个词，当时道听途说那玩意比黄金还贵，一瓶就能换飞机。”精油给李继勇形成的第一印象就是“昂贵”、“神秘”。
10年后的2003年，李继勇才真正看到了传说中的“液体黄金”——玫瑰精油。
“朋友拿出一瓶100毫升的法国玫瑰精油，说是16万8。”这个价格触动了李继勇，“这比干装修挣钱。”
加之“非典”导致美容院里香薰精油脱销的市场行情，“老家门头沟玫瑰正是花期，何不亲自搞搞试试?”看着开着正旺的玫瑰，李继勇按捺不住，先小规模尝试。
“没想到，还真搞出来了。”看着自己亲自蒸馏出的淡黄色“玫瑰精油”和法国玫瑰精油相貌相仿，“很有成就感”。李继勇这时才彻底明白，玫瑰精油为什么叫液体黄金。
“一万斤玫瑰才能提炼出2～3斤精油。”这个数据，在中科院植物所芳香课题组专家白红彤看来，还是比较好的情况，“玫瑰精油的提取率差不多是万分之一到万分之三。”
“2004年炼出200多毫升玫瑰精油，一部分送去检验，一部分拿去研究玫瑰护肤配方。送去检验要求15瓶，哪合得送那么多啊。”李继勇最后只给上海国家香料香精化妆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寄去两三瓶，“全部通过检验。”他把剩下的100毫升卖给了美容会所的朋友，“就是按照16.8万元卖的。不过，这笔钱现在还没收回来呢，会所的生意也不好做了。”
“真货卖不过假货，国产货卖不过进口货。”李继勇摆脱不了国内“很畸形”的精油市场。
狮狗交战
在香薰行业，人们喜欢用“狮狗交战”的故事来形容香薰精油市场：
雄狮远远地看见一条疯狗，赶紧躲开了。
小狮子说：“爸爸，你敢于和老虎拼斗，与猎豹争雄，如今却躲避一条疯狗，多丢人啊!”
雄师说：“孩子，我问你，打败一条疯狗光不光荣?”
小狮子摇摇头。
“让疯狗咬一口倒不倒霉?”小狮子点点头。
“既然如此，咱们干吗要去招惹一条疯狗呢?”于是，疯狗不可一世，到处横行。
“现在是真货卖不过三无假货。”李继勇说，“投机市场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
“不少商家也来看了产品，但都是只看不买。”李继勇说，2004年他拿出干装修积累下的千万资产搞玫瑰精油研发，2005年，生产出600多套精油产品。“北京门头沟农民生产出液体黄金”的消息，引起媒体的追踪采访，一时间，李继勇成为京城多家媒体关注焦点，但这并没有帮助他打开市场。
一开始李继勇不明白，自己的产品和国外精油同等价格为什么不被接受呢?
“后来搞清楚，市场上标榜的天然精油，多是勾兑出来的，成本极低。所谓的国外天然精油，基本都是假货。”许多消费者甚至连“玫瑰”和“月季花”都分辨不清，“而且长期消费假货后，早就把假货当真货了。”
白红彤也遇上过不辨真假的消费者。
“我从新疆伊犁薰衣草基地捎回一些薰衣草复合精油，按照成本价，10毫升大约三四百块钱，单方精油大约七八百。”结果是，白红彤的朋友都抱怨说：“美容院的假货都卖到1000多，托你买图的就是真货，我们不差钱。”白红彤哭笑不得。
“当年我从广东进的精油，成本8块钱，卖价是980元。”婷子(化名)向《瞭望东方周刊》说，“后来不卖了，因为这些假精油没有效果。”
“精油效果关键是植物活性决定的。仅有几块钱成本的精油，大都是化学合成的，没有植物活性，当然没有效果，而且还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引发皮炎，严重者还会毁容，这些事故都被媒体曝光过。”白红彤说。
在广州的美国城走访发现，原来这些国外精油，“多是从国外买一大桶，然后勾兑分装到外文包装的精油瓶或软管里。”
“什么品牌的化妆品和精油都能给你勾兑出来。”
在美国城周边，活跃的是专门生产精油瓶子和软管的众多小企业，“甚至还精通到用拉丁文包装。”姚雷说，“这个市场一开始就乱了，售假行为无异于自砸牌子，这对精油产业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芳香产业起步
“先从科研和基地建设搞起来。”作为中国第一代芳香植物研究专家，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王文忠痛惜当年国家花大力气发展起来的芳香研究，最终在市场经济浪潮里薄弱下去，产品“出口转内销”，错失发展良机。
承担“出口换汇”任务的香精香料，新中国成立伊始，就被上升到国家发展的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食品、日化品、药品等产品中的香精香料，主要从芳香植物的精油中提炼合成，精油是工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配套原料。当时不少加香产品依赖国外进口。王文忠介绍，为了建立本国的香精香料生产体系，当时的食品工业部要求中科院着手芳香植物研究，1956年中科院设芳香专题，从英国回来的植物专家俞德浚带领王文忠等年轻人，以丰富“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芳香植物为主要目标，进行了引种和选育工作。
“芳香植物具有地域性，大都分布在北纬16度到23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中科院植物所从国外引入的119个芳香植物品种，原产于欧洲和地中海区域的占41.3％。”王文忠介绍说，“引种方式主要是通过与国外种子交换和科技协定。”
“当时对生产急需的种类，如薰衣草、丁香罗勒、薄荷、留兰香等进行了广泛引种驯化。以薰衣草为例，1958年和1959年从苏联、保加利亚得到两批290克薰衣草种子。”
1964年，国家轻工业部把育种成功的薰衣草，从北京植物园引种到伊犁河 谷、河南豫县、云南昆明和陕西西安试种。但只有在伊犁，依靠新疆建设兵团农四师65团、66团，薰衣草才从当初的几百亩扩大到如今上万亩的种植规模。
“兵团体制是伊犁薰衣草基地发展的保障。”白红彤分析指出，在国家轻工业部的重视前提下，靠行政命令发展起来的芳香植物种植基地只有在形成规模化种植后才能产生效益，“如今能大量出口的精油产品，大都产自当年国家靠行政命令大面积发展起来的种植基地，像伊犁薰衣草基地产量占到全国的90％以上，成为世界三大薰衣草原料出口地之一。云南桉叶油基地产量也占到了全国90％以上，主要出口欧美。”
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在于，“精油虽然涉及行业多，但毕竟是边缘产业，使用单一，销量单一，受大公司的垄断，价格在国际上不断变动，农户的小规模种植成本高，效益低下，进入不了国际主流市场，最后都退出了。”白红彤分析说，不仅如此，当初国内兴起的芳香研究课题组，以及轻工业部1956年支持创立的上海香料研究所等机构，都在需求有限的影响下，或转变研究方向，或改制转向企业。“计划经济时代的系统引种、种植、研究模式消于无形，加上低成本化工合成香精香料的批量生产，天然精油市场极度萎缩。”
国际垄断
近十年来，天然精油市场重振。
“一方面是人们开始重视健康的生活理念，追求天然的添香产品，另一方面就是芳香疗法在西方国家的再度崛起。”姚雷说，芳香疗法改变了精油作为添香产品的单一用途，深度挖掘芳香植物的“保健功能”，并进行商业化推广。
利用天然精油中的植物活性成分具备的杀菌、镇静、消炎、增强免疫系统抵抗力、促进新陈代谢等作用，精油被广泛用于美容、保健、香熏等行业，并被通称为“芳香疗法”。“芳香疗法”流行对精油产生巨大市场需求。
据全国高科技健产委芳香保健专业委员会(简称芳香委AHPC)的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天然香料产量占世界第一，但走的却是“出口转内销”道路。“广州好多进口精油，实际都是出口国外后，经过国外深加工又高价返销国内。”白红彤说。
“相较于国外成熟的芳香行业，我国芳香疗法行业标准和监管的缺失，让这个市场混乱不堪。”姚雷强调，“芳香精油不是化妆品，不是药品，也不是食品，成为‘三不管’产品。而国外行业协会可以自行制定行业标准，这些标准除了保护行业自身良性发展之外，还提高了技术准入标准。”
白红彤理解为“行业标准大于国际标准”。例如产自新疆伊犁的上等薰衣草精油，经法国机构检验，品质等同于普罗旺斯精油，“但是价格却不能和国外产品画等号，普遍比国外便宜一半或1/3以上。我们在主流市场没有话语权。”
“通过技术垄断、价格试探等手段，我国的香精香料市场完全由国际公司掌握，这些资金雄厚的国际公司，已经兼并了国内大部分的化妆品行业。”白红彤认为。
“不可否认，国内的芳香疗法是依赖国外模式发展起来的。如今，芳香疗法在国外设有学科代码，芳香疗法治疗师必须经过严格培训，取得技能证书。而国内因刚刚起步，行业自身没有资格设立标准，因此需要尽快出台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监管标准，结束芳香行业三不管的尴尬处境。”姚雷支招，“而要提高原料种植规模，只有强调芳香产业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的积极作用，才能引起政府重视。”
白红彤说，他们在新疆也是通过“富民强县”的课题项目得到政府的支持。
眼下正是玫瑰精油加工时节，北京市、区领导们一拨拨跑到门头沟妙峰山考察李继勇的玫瑰生产加工，“玫瑰园区加旅游的开发模式，如果得到政府肯定。一方面会得到政府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还会被加以推广。”李继勇被区领导告知这样的信息。
农民增收，最终还是被当作了中国芳香产业发展的落脚点。
“来到全国精油集散地——广州的美国城，外国货竟然比国内纯天然精油都便宜，这怎么可能?”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芳香课题组专家白红彤的广州经历，让他困惑：“我们这些行家都能被忽悠得不知所措。”
而当一家号称“不做一滴假货的生产厂家”将17个样品寄给白红彤时，“里面只有2瓶是真的。”
“这个市场一开始就乱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芳香委检测专家姚雷认为，芳香产业要重新建立“正面形象”，还有一段路要走。
神秘的“液体黄金”
2003年的非典，改变了不少人的生活，这其中包括从事装修行业的李继勇。
“北京的香薰产品都脱销了。”非典时刻，以“净化空气、增强抵抗力”等噱头流行的香薰产品，如同百姓疯抢的板蓝根，在高档美容会所，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好销路。这个信息，让李继勇嗅到了巨大的商机。
香薰所用的，正是从薰衣草、玫瑰、迷迭香等芳香植物的花、根、茎、叶中，通过水蒸气蒸馏法、压榨法或其他物理或化学方法，提取分离出来的液体性挥发性物质——“植物精油”，又叫“植物激素”。
“1992年和1993年那会儿，第一次听到‘玫瑰精油’这个词，当时道听途说那玩意比黄金还贵，一瓶就能换飞机。”精油给李继勇形成的第一印象就是“昂贵”、“神秘”。
10年后的2003年，李继勇才真正看到了传说中的“液体黄金”——玫瑰精油。
“朋友拿出一瓶100毫升的法国玫瑰精油，说是16万8。”这个价格触动了李继勇，“这比干装修挣钱。”
加之“非典”导致美容院里香薰精油脱销的市场行情，“老家门头沟玫瑰正是花期，何不亲自搞搞试试?”看着开着正旺的玫瑰，李继勇按捺不住，先小规模尝试。
“没想到，还真搞出来了。”看着自己亲自蒸馏出的淡黄色“玫瑰精油”和法国玫瑰精油相貌相仿，“很有成就感”。李继勇这时才彻底明白，玫瑰精油为什么叫液体黄金。
“一万斤玫瑰才能提炼出2～3斤精油。”这个数据，在中科院植物所芳香课题组专家白红彤看来，还是比较好的情况，“玫瑰精油的提取率差不多是万分之一到万分之三。”
“2004年炼出200多毫升玫瑰精油，一部分送去检验，一部分拿去研究玫瑰护肤配方。送去检验要求15瓶，哪合得送那么多啊。”李继勇最后只给上海国家香料香精化妆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寄去两三瓶，“全部通过检验。”他把剩下的100毫升卖给了美容会所的朋友，“就是按照16.8万元卖的。不过，这笔钱现在还没收回来呢，会所的生意也不好做了。”
“真货卖不过假货，国产货卖不过进口货。”李继勇摆脱不了国内“很畸形”的精油市场。
狮狗交战
在香薰行业，人们喜欢用“狮狗交战”的故事来形容香薰精油市场：
雄狮远远地看见一条疯狗，赶紧躲开了。
小狮子说：“爸爸，你敢于和老虎拼斗，与猎豹争雄，如今却躲避一条疯狗，多丢人啊!”
雄师说：“孩子，我问你，打败一条疯狗光不光荣?”
小狮子摇摇头。
“让疯狗咬一口倒不倒霉?”小狮子点点头。
“既然如此，咱们干吗要去招惹一条疯狗呢?”于是，疯狗不可一世，到处横行。
“现在是真货卖不过三无假货。”李继勇说，“投机市场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
“不少商家也来看了产品，但都是只看不买。”李继勇说，2004年他拿出干装修积累下的千万资产搞玫瑰精油研发，2005年，生产出600多套精油产品。“北京门头沟农民生产出液体黄金”的消息，引起媒体的追踪采访，一时间，李继勇成为京城多家媒体关注焦点，但这并没有帮助他打开市场。
一开始李继勇不明白，自己的产品和国外精油同等价格为什么不被接受呢?
“后来搞清楚，市场上标榜的天然精油，多是勾兑出来的，成本极低。所谓的国外天然精油，基本都是假货。”许多消费者甚至连“玫瑰”和“月季花”都分辨不清，“而且长期消费假货后，早就把假货当真货了。”
白红彤也遇上过不辨真假的消费者。
“我从新疆伊犁薰衣草基地捎回一些薰衣草复合精油，按照成本价，10毫升大约三四百块钱，单方精油大约七八百。”结果是，白红彤的朋友都抱怨说：“美容院的假货都卖到1000多，托你买图的就是真货，我们不差钱。”白红彤哭笑不得。
“当年我从广东进的精油，成本8块钱，卖价是980元。”婷子(化名)向《瞭望东方周刊》说，“后来不卖了，因为这些假精油没有效果。”
“精油效果关键是植物活性决定的。仅有几块钱成本的精油，大都是化学合成的，没有植物活性，当然没有效果，而且还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引发皮炎，严重者还会毁容，这些事故都被媒体曝光过。”白红彤说。
在广州的美国城走访发现，原来这些国外精油，“多是从国外买一大桶，然后勾兑分装到外文包装的精油瓶或软管里。”
“什么品牌的化妆品和精油都能给你勾兑出来。”
在美国城周边，活跃的是专门生产精油瓶子和软管的众多小企业，“甚至还精通到用拉丁文包装。”姚雷说，“这个市场一开始就乱了，售假行为无异于自砸牌子，这对精油产业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芳香产业起步
“先从科研和基地建设搞起来。”作为中国第一代芳香植物研究专家，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王文忠痛惜当年国家花大力气发展起来的芳香研究，最终在市场经济浪潮里薄弱下去，产品“出口转内销”，错失发展良机。
承担“出口换汇”任务的香精香料，新中国成立伊始，就被上升到国家发展的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食品、日化品、药品等产品中的香精香料，主要从芳香植物的精油中提炼合成，精油是工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配套原料。当时不少加香产品依赖国外进口。王文忠介绍，为了建立本国的香精香料生产体系，当时的食品工业部要求中科院着手芳香植物研究，1956年中科院设芳香专题，从英国回来的植物专家俞德浚带领王文忠等年轻人，以丰富“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芳香植物为主要目标，进行了引种和选育工作。
“芳香植物具有地域性，大都分布在北纬16度到23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中科院植物所从国外引入的119个芳香植物品种，原产于欧洲和地中海区域的占41.3％。”王文忠介绍说，“引种方式主要是通过与国外种子交换和科技协定。”
“当时对生产急需的种类，如薰衣草、丁香罗勒、薄荷、留兰香等进行了广泛引种驯化。以薰衣草为例，1958年和1959年从苏联、保加利亚得到两批290克薰衣草种子。”
1964年，国家轻工业部把育种成功的薰衣草，从北京植物园引种到伊犁河 谷、河南豫县、云南昆明和陕西西安试种。但只有在伊犁，依靠新疆建设兵团农四师65团、66团，薰衣草才从当初的几百亩扩大到如今上万亩的种植规模。
“兵团体制是伊犁薰衣草基地发展的保障。”白红彤分析指出，在国家轻工业部的重视前提下，靠行政命令发展起来的芳香植物种植基地只有在形成规模化种植后才能产生效益，“如今能大量出口的精油产品，大都产自当年国家靠行政命令大面积发展起来的种植基地，像伊犁薰衣草基地产量占到全国的90％以上，成为世界三大薰衣草原料出口地之一。云南桉叶油基地产量也占到了全国90％以上，主要出口欧美。”
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在于，“精油虽然涉及行业多，但毕竟是边缘产业，使用单一，销量单一，受大公司的垄断，价格在国际上不断变动，农户的小规模种植成本高，效益低下，进入不了国际主流市场，最后都退出了。”白红彤分析说，不仅如此，当初国内兴起的芳香研究课题组，以及轻工业部1956年支持创立的上海香料研究所等机构，都在需求有限的影响下，或转变研究方向，或改制转向企业。“计划经济时代的系统引种、种植、研究模式消于无形，加上低成本化工合成香精香料的批量生产，天然精油市场极度萎缩。”
国际垄断
近十年来，天然精油市场重振。
“一方面是人们开始重视健康的生活理念，追求天然的添香产品，另一方面就是芳香疗法在西方国家的再度崛起。”姚雷说，芳香疗法改变了精油作为添香产品的单一用途，深度挖掘芳香植物的“保健功能”，并进行商业化推广。
利用天然精油中的植物活性成分具备的杀菌、镇静、消炎、增强免疫系统抵抗力、促进新陈代谢等作用，精油被广泛用于美容、保健、香熏等行业，并被通称为“芳香疗法”。“芳香疗法”流行对精油产生巨大市场需求。
据全国高科技健产委芳香保健专业委员会(简称芳香委AHPC)的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天然香料产量占世界第一，但走的却是“出口转内销”道路。“广州好多进口精油，实际都是出口国外后，经过国外深加工又高价返销国内。”白红彤说。
“相较于国外成熟的芳香行业，我国芳香疗法行业标准和监管的缺失，让这个市场混乱不堪。”姚雷强调，“芳香精油不是化妆品，不是药品，也不是食品，成为‘三不管’产品。而国外行业协会可以自行制定行业标准，这些标准除了保护行业自身良性发展之外，还提高了技术准入标准。”
白红彤理解为“行业标准大于国际标准”。例如产自新疆伊犁的上等薰衣草精油，经法国机构检验，品质等同于普罗旺斯精油，“但是价格却不能和国外产品画等号，普遍比国外便宜一半或1/3以上。我们在主流市场没有话语权。”
“通过技术垄断、价格试探等手段，我国的香精香料市场完全由国际公司掌握，这些资金雄厚的国际公司，已经兼并了国内大部分的化妆品行业。”白红彤认为。
“不可否认，国内的芳香疗法是依赖国外模式发展起来的。如今，芳香疗法在国外设有学科代码，芳香疗法治疗师必须经过严格培训，取得技能证书。而国内因刚刚起步，行业自身没有资格设立标准，因此需要尽快出台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监管标准，结束芳香行业三不管的尴尬处境。”姚雷支招，“而要提高原料种植规模，只有强调芳香产业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的积极作用，才能引起政府重视。”
白红彤说，他们在新疆也是通过“富民强县”的课题项目得到政府的支持。
眼下正是玫瑰精油加工时节，北京市、区领导们一拨拨跑到门头沟妙峰山考察李继勇的玫瑰生产加工，“玫瑰园区加旅游的开发模式，如果得到政府肯定。一方面会得到政府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还会被加以推广。”李继勇被区领导告知这样的信息。
农民增收，最终还是被当作了中国芳香产业发展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