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层面的经济近代化，始于民国；而民国经济现代化的决策和实施，始于宋子文。
　　在1949年后大陆官方历史书中，宋子文的面目，如投射于哈哈镜之中，扭曲而鼓胀——“大官僚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腐朽卖国的“四大家族”成员之一，以及传闻中以贪腐致富的“地球上最富的人”。
　　而官方话语体系之外，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借史说今，又指责宋子文背叛了“哈佛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代表权贵资本主义的“大怪物”。
　　在被小说、传记、电影题材反复追逐、渲染的宋氏家族故事里，宋子文的个人形象，常常被他3位杰出姐妹光鲜亮丽的女性风采所遮蔽。
　　1923年，由二姐宋庆龄引荐，年近而立的宋子文以专业人士的身份，投身国民革命，从此迈入政坛。他担任过两任财长，作为主管财政的高官，他实际掌控国家财政、金融权力的时间则更长。
　　因为与蒋介石性情相悖，加上政治角色的冲突，宋子文长期游离于中央权力核心的外围。事实上，他也算不上一名政党活动家。作为一名接受过西方精英教育的高级技术官僚，他的梦想是把西方的金融、财政和政治制度植入落后的中国。
　　为推进财政制度的现代化、加强金融和经济基础，他进行了很多改革，并取得了相当成就。1928到1937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呈现自晚清以降罕见的“黄金十年”，宋子文功不可没。
　　他主要筹划和操刀的“废两改元”、“法币制”，使中国货币进入近代化进程，为国内经济流通，以及之后的抗日战争，打通了金融的血脉。
　　他是一个热诚、实干的民族主义者。在国民党内部，他是强硬的“主战派”，主张遏制日本对华侵略，奔波游说于华府上下，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到所需的国际援助。
　　他在外交领域的建树也令世人瞩目。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与美国高层谈判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与列强会谈正式废除各国在华的治外法权，逐一洗刷晚清以来中国蒙受的外交屈辱。
　　在任上，宋子文一直忙于筹措军费，忙于经济恢复和重建，来不及实施他对国家建设的完整构想。更为遗憾的是，这种努力再三地被军阀混战、外来侵略、国共内战所打断。
　　1947年，国共内战炮火之下，他终因无力应对恶性通货膨胀，以“身败名裂”的方式黯然下台。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他的努力和失败，是那一代接受过西方文明的精英群体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集体命运的写照。
　　我们试图重新审视这位民国财政高官所背负的“罪”与“罚”。在内忧外患的时代，作为体制内的经济高官，他参与构建了与中央集权配套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也是新型官商企业的始作俑者。
　　他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无力逃脱“体制”加诸他个人的信用危机与身心伤害。
　　人是历史的囚徒，宋子文无力跳开时代的局限，去做另一种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