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7年,晋国的大夫籍谈作为使者朝见周天子,但是什么礼物也没有进献,这在当时是很失礼的。周景王很不高兴,直言责问。籍谈的家族在晋国是世代掌管典籍的官员,而籍谈的回答是,因为晋国从来没有接受过天子的赏赐,所以没有礼品贡献。周景王于是给籍谈讲了一段历史,从晋国的建立开始,天子是如何不断赏赐的。籍谈无言以对。周景王于是说:籍家真的是没有后人了,掌管典籍的家族竟然数典忘祖。数典忘祖是成语,那些连自身历史都不知道的人,如同忘记祖先。历史承载的不仅仅是陈年旧事,更重要的是承载文化传统。不论个人还是民族,忘记自身文化传统,必然丧失文化之根,必然表现为文化失忆。个人的失忆是疾病,民族的失忆也是疾病。
　　秦国统一六国,以为各国的历史记忆如果散失民间的话,不利于集权统治,于是下令焚书,百姓私藏违令书籍,都要重罪处理。汉朝建立,竟然连重要的经典《尚书》都没有流传下来。后来听说齐地有一位老先生叫伏生,他还会背诵《尚书》,政府立刻派官员前往学习记录,因为当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没有能力长途跋涉到长安来。这就是后来还能够流传的今文《尚书》。为什么国家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保留下来一部古书?这就是珍视文化传统。所以,几乎历朝历代,在政权稳定之后,都会出台鼓励民间献书的政策。民间收藏的图书,国家花大成本购进,如果不同意出卖,国家就派人抄写。汉兴一百年,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图书的存在,是文化传统能够流传的一个保证。人类是经验的动物,是理智的动物,认识到文字记载就是积累人类经验,保存人类智慧。
　　思想家孔子的贡献,人所共知的是教育。他开创的私学教育,在一个动乱的年代,把传统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其实,孔子在保存文化传统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那就是整理古书。通过对古书的整理,让古书得以更好地流传,从而为中国留住传统做出了贡献。孔子的后人,应该很明白孔子的良苦用心,也能体会孔子整理古史的意义,所以也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不仅是孔子的血脉传人,也是精神传人。汉武帝的时候,就大开献书之路。也是在汉武帝的时候,孔子的后人在事隔多年之后,终于把几代人珍藏的一个秘密公开。在秦始皇焚书命令之后,孔子的后人就把私家收藏的图书珍藏起来,他家的墙壁中,竟然修建了一个隔层,专门用来藏书。孔子家藏书的公开,一时间成为一件盛事,因为传统没有被中断,这让有识之士大大松了一口气,更让莘莘学子的文化传承事业,有了更具体可靠的途径。
　　献书之外,古代中国的历朝历代,还有一个编书的传统政策。盛世修史是一个方面,此外还要编纂各类图书。国家有类似国家图书馆的机构,编修图书也是国家的工作。编写图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阅读了解以前的经验,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保存图书,让文化传统不在自己这个时代失传。宋初编写《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就是给皇帝提供阅读使用,让皇帝掌握更丰富的文化政治资源,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与此同时编写的《太平广记》,在今天看来就是小说合集,这类图书有什么政治意义呢?虽然不如历史那么有政治之用,但是其中同样包含中国智慧。所以,仍然可以看作是一种保存文化以利于传播的努力。至于后来各种大型图书的国家编纂,其实,都可以从保存、传播文化这个视角进行观察。
　　国家之外,个人对于撰述同样热衷。古人个人写作,有各种形式,文集是一种,或者个人搜集整理,或者后人进行整理。先秦诸子的著作,多是后人搜集整理的结果。而司马迁著《史记》,一开始,纯粹是个人行为。为什么?整理一个时代的历程,“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不想成名于当代,只想流传于后世。这是对历史的一种有信心的预期,同时满怀着对文化传承的高度责任。古代读书人,基本人生轨迹,或者在朝为官,或者教书著述,即使乱世依然手不释卷,其实都是同一种文化态度和立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使生不逢时,也能体现一种可贵的文化人格。
　　正是因为在朝在野的共同努力,中国古代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重视文化积累,重视文化传承。他们虽然没有如今文化软实力这样的概念,但是,他们都知道这是中国优异于他邦的特点。礼仪之邦的本质特点不就是文化事业发达吗?古代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规定。在金属缺乏的年代,因为金属往往与武器联系在一起,所以各朝代常常规定金属禁运,即不准金属出口。其实,还有一种物品通常是不许出口的,那就是图书。为什么会有图书禁运呢?因为古代把中国图书当作一种独特物品。唐太宗的时候,文成公主入藏,松赞干布和他的大臣要求唐朝供给一些图书。有的大臣就表示忧虑,历史书籍中多阴谋诡计,吐蕃学了也许会不利于唐朝。唐太宗说,不能这么片面看问题,儒家经典中更多的是仁义道德,他们学会了不是更好吗?于是以皇帝的名义赐与大批图书。从大臣的反对来看,在古代中国,很多人把图书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
　　所以,古代虽然没有文化软实力的说法,但是确有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