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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二十世纪英国著名作家E．M．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小说中的人物戈德波尔虽然从某种角度认可了印度教存在的合理性，但小说对印度教徒戈德波尔及其所代表的宗教的描写并没能超越西方集体的殖民话语和东方主义思想，作者思想的矛盾性与难以摆脱的殖民话语使得小说中东西方沟通的结局注定是分离而非联结。
关键词 福斯特 《印度之行》 后殖民主义 东方主义 分离
《印度之行》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E．M．福斯特的代表作，是福斯特两次印度之行的产物。1924小说发表后，因其描写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政治主题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之行》被作为一个反殖民的经典小说而被解读，随着70年代后殖民理论的兴起。人们开始从新的视角去重新解读英国经典文学作品，《印度之行》再次因其小说的殖民主题而成为后殖民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国内已有数篇从后殖民批评视角评论《印度之行》的文章，评论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马拉巴山洞的意象和穆斯林阿齐兹“东方”形象的描写上。对小说中另一位印度形象的代表人物戈德波尔只是一带而过，尚无人进行详细的分析。本文认为，作为印度主要宗教印度教的代表人物，印度徒戈德波尔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对戈德波尔形象的塑造有其深刻的用意所在。
许多评论家都在对《印度之行》的评论中提及了戈德波尔教授，对于这一角色。研究福斯特作品的英国评论家赫兹(Judith，Schere，Herz)指出评论的意见不一：有些人认为他是个小丑。另一些人则认为福斯特以这个人物作为福斯特“联结”思想的代言人，小说中的戈德波尔及他所代表的印度教揭示了宇宙的真理，他们认为福斯特在书中表现出印度教比其它宗教更接近宇宙的奥秘，而这一点正是通过戈德波尔这个人物体现的。
戈德波尔教授的形象在小说中被描述为保守，虔诚、神秘的一个人，对他的描写与福斯特在印度的德瓦斯邦、昌德布尔邦的见闻有关。戈德波尔总体上显得高深莫测，是比穆斯林阿齐兹复杂得多的一个人物，当被问及小说中的戈德波尔是否在生活中有原型时，福斯特回答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类似小说中戈德波尔的人。戈德波尔是他创作出来的一个人物。
事实上，作为一个无信仰者。福斯特并不认为某种宗教可以解决人类的沟通问题，印度教也不例外。本文将从后殖民文学批评的角度揭示，虽然福斯特从某种角度认可了印度教存在的合理性，但小说对印度徒戈德波尔及其所代表的宗教的描写并没能超越西方集体的殖民话语和东方主义思想。作者思想的矛盾性与难以摆脱的殖民话语使得小说中东西方沟通的结局注定是分离而非联结。
福斯特对戈德搏尔的描写显示出了印度对西方人而言神秘的一面。在茶会这一节，对印度抱有同情的英国人费尔丁邀请同样希望了解印度的英国人摩尔太太和阿德拉，还有穆斯林阿齐兹、印度徒戈德波尔赴茶会。作者将戈德搏尔介绍给了读者，“老教授是个文质彬彬但又神秘莫测的婆罗门。”与单纯多话的阿齐兹不同的是，他一言不发，“头不抬，眼不看。只顾吃啊、喝啊，好像饿了很久，偶然遇到了食物。”对他的外表，作者把他描写为一个似乎是融合了东西方文明的人物：“戈德搏尔教授年事已高，形容枯槁，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留着花白的鬓须。他的皮肤像欧洲人的一样白，头上戴着穆斯林式的缠头巾，看上去像一盘淡紫色的意大利通心面条，上身穿着外衣，里面衬着背心，腰上束着围腰布，脚上穿的是跟部织有花纹的袜子。脚上的袜子与头上的缠头巾恰好相配，整个外表看上去倒显得比较协调—似乎他已经把东西两方的产品不仅从形态上而且从灵魂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看表情，他总是心安理得，从来没有什么烦恼。”
戈德波尔所代表的神秘对西方人来说是不被理解、不被欣赏的，如同印度的一切。在茶会上他为大家唱的歌更是毫无美感，令在座的人难以欣赏，“单调的歌声在人们的耳边反复作响，很快变成一片嘈杂声，使人难以捉摸，这声音刺耳难听，毫不明快。这是一种无名之鸟的歌声。只有仆人们才能听懂。”
马拉巴山洞象征了东西方沟通美好开始的完结。马拉巴山洞的混乱、浑沌、神秘、不可知让西方人难以适应，而戈德泊尔成为沟通失败中的一个环节。赫兹认为在马拉巴山洞事件中，戈德博尔的不守时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灾难的原因。如果不是他计算错了祈祷的时间，他和费尔丁就不会错过火车，所有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阿齐兹不会被指控为强暴阿德拉尔而被捕：阿德拉不会发生不幸的事件，从而导致与罗尼婚约的完结：摩尔太太不会发生信仰破灭，从而在印度洋丧生：费尔丁就不会被迫选择在印度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立场，而最终离开了印度。在这里作者将沟通失败的原因歸于东方神秘的马拉巴山洞和神秘的印度徒戈德波尔。同样，费尔丁和阿齐兹友谊破裂，产生误会的原因之一在于戈德波尔竟隐瞒了费尔丁和摩尔太太的女儿结婚的真相。在小说的情节中，戈德波尔所造成的恶的结果远远大于善的一面。
许多读者发现很难喜欢戈德博尔这个人物，他常常是以半讽刺的形象出现的，他对许多问题支支吾吾，并且显得很愚蠢。也许福斯特创造这个人物形象的目的在于表明戈德博尔无法为西方人所理解，从而说明人类之间的沟通是多么地困难。但在这一主题之外。显而易见的是戈德博尔虽然有时对阿齐兹伸出了援助之手，出于不解的原因，他不能算是阿齐兹真正的朋友，而是一个不可信任和依赖的人。当阿齐兹被捕之后，费尔丁急于去救他。而令他吃惊和不能接受的是，戈德博尔对阿齐兹不幸事件表现出漠然和不关心，却只关心给他开办的学校起个什么样的名字，是费尔丁中学，还是乔治王五世国王中学或别的什么。而他谈论的好坏都是一回事的哲学更是令人难以理解。小说自始至终，没有一件事表明戈德波尔可信一面，在任何事情上“他总是能找到窍门逃之夭夭。”这使他在读者眼中是一个令人厌烦的角色，很难想象让读者去理解和喜欢这样一个人物，而小说中费尔丁无法理解印度人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印度的评论家乔都瑞(Chaudhum早在1954年就从独到的角度指出了《印度之行》中的殖民话语的一面，他认为小说对印度及印度人的描写对读者而言缺乏吸引力。而对印度主人公的描写是不准确的。他甚至写道：戈德波尔不是印度教徒的代表，他像是一个小丑。即使是对我们而言，与这样的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只能是在原始的洞穴里。
尽管肯定了福斯特对英印人的揭露。乔都瑞指出，福斯特对印度人的描写很难使读者将他们与书中所写的高尚、正直的英国人平等看待，因为作者不断使读者意识到印度人的卑微。因此，乔都瑞认为福斯特对印度人的描写具有讽刺意味，尽管他也相信这也许并非福斯特的本意。
也许福斯特创作这样一个人物只是想说 明印度人对西方人而言不可理解的一面，而他潜意识中的东方主义思想使他将印度人描写为一种模式化的、难以被读者欣赏，甚至是存在道德缺陷的人物。戈德搏尔对于费尔丁而言，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对东方人来说也是一样。作者多次在小说中指出：没有什么可以代表印度，无人可以理解印度。同样可以说也无人可以理解戈德波尔。他的宗教正如巴拉马山洞一样混沌，难以捉摸，也许有什么，也许只是无尽的空洞。
可以说。小说中对印度人形象的塑造，仍然是作为他者的形象出现，来反衬英国人的优越。美国研究福斯特的著名文学评论家特瑞林(Lionel Trilling)在他的《E．M．Forster》中写道：“虽然所有的印度人都有特点，但没有一个有尊严：他们打动了我们的心。但却未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英国后殖民理论的文学评论家博埃默认为：“西方之所以自视优越，正是因为它把殖民地人民看作是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和统治能力的结果。”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关于‘他者’的种种描写定式。如偷懒装病，开小差，无用的笨蛋，无所事事，以及有关村野闲人的各种说法，都是殖民主义写作中最现成的俗套。相反，白人则把自己描写成工作者的样板。”
在福斯特的另一部代表作《霍华德庄园》中，他表达了希望人与人之间能达成“联结”的思想(唯有联结only connect)，《印度之行》同样取名于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同名诗歌，不同于惠特曼高歌东西方融通美好前景的浪漫情怀，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反讽的画面。一次失败之旅。
小说的情节以三个部分展开：清真寺、山洞、寺庙。在清真寺这一部分穆斯林阿齐兹与善良的基督徒英国人摩尔太太相遇，由于摩尔太太对清真寺的尊重而赢得了阿齐兹的心，视她为一个“东方人”，同样希望与印度人沟通的英国人阿德拉和费尔丁也和阿齐兹建立了友谊，清真寺象征了东西方联结愿望的暂时实现。在山洞这一部分，摩尔太太和阿德拉应阿齐兹之邀去参观当地有名的马拉巴山洞，马拉巴山洞的神秘、混沌引起了阿德拉的幻觉，她控告阿齐兹企图强暴她。阿齐兹被捕入狱：摩尔太太在山洞中听到了可怕的回声，她发生了信仰危机，死在匆匆返回英国的印度洋上：费尔丁站在了阿齐兹的一边为他申辩，却陷入了夹在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两难的境地，他和阿齐兹的友谊破裂，怀着对印度的失望返回英国。小说的最后部分是印度教爱神的诞生庆典，费尔丁重返印度，在庆典的大雨中一切误会都消失，阿齐兹和费尔丁达成和解，但他们知道他们以后将很难再见，小说的结尾预示了最终的分离，无论是摩尔太太基督教的仁慈与包容，还是代表福斯特人文主义思想的费尔丁的公平，都没能达成他们与印度人联结的美好愿望。
在寺庙这一章，作者所描述的印度教的庆典远非那种联结的象征，寺庙和阿齐兹的清真寺、摩尔太太的基督教一样，都不是通往和解的道路，戈德波尔远非可以承担和解重任的理想人物，他的印度教的庆典只是更加剧了读者对印度的不可理解。英国评论家马丁指出，“就印度教来说，它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更能理解和代表印度人生活的严重混乱。寺庙里举行的盛大庆典，充满了音乐、吵闹、狂欢和神秘膜拜的声音，这些不和谐的声音的混合物似乎就是印度的混乱和神秘的真正典型的代表。”
在由戈德波尔教授主持的为爱神黑天的生辰举行的盛大庆典中，戈德波尔感到他的责任就是装扮成像上帝一样，他也竭力与上帝一致，但作者暗示戈德波尔教授同上帝站在地毯的两端，并不在一个方向。小说讽刺性的描写显示出了他的失败，戈德波尔教授“赤着脚，身上穿着白色的衣服，头上缠着淡蓝色的头巾，他那副金丝夹鼻眼镜竟被茉莉花挂住。倾斜着躺在鼻子上。”
整个庆典仪式充满了混乱和恶作剧，“全场人声鼎沸，一片喧闹，那个欧化小乐队演奏的乐队声也更加高亢。祭坛上香烟缭绕，人们汗水淋漓，全场的灯火通明，风吹着香蕉树，哗哗作响喧闹伴着隆隆的雷声。”作者评述道：“‘爱神就是爱’!天上自有乐趣”爱神会耍戏自己的恶作剧，能把椅子从自己臀下面抽走。敢把头巾放在火上燃烧，洗澡时还能把自己的衣服偷走。由于他們牺牲了高雅的情趣，对爱神的这种崇拜形式获得了基督教所逃避的东西：包容一切的欢乐。一切物质的东西和一切精神的东西都分享了超度，如果禁止这些恶作剧一样的表演，那这圆就有了缺口。
福斯特在关于印度的散文集《黛维山》中这样描写自己参加印度教庆典的感受。“一切都毫无尊严，毫无情趣，没有形式，即使我打扮得像个印度徒，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庆典结束的第三十六章，作者总结道：“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回头看看那一系列模糊不清的巨大场面，没有任何人，能说出其动人的中心何在，要想说出来，真比指出一块云彩的中心还难。”
1946年福斯特在又一次访问印度时说。“从外表上这个国家丝毫没有改变，它看上去还是像以前那样，展现在肮脏的车窗外的土地还是那样单调、神秘莫测，有时候有些邪恶。”正如其他具有东方主义思想的西方学者一样，福斯特“在东方的现实生活面前感到力不从心，格格难入，也许是越来越不愿意介入其中”，艾勒克认为，许多西方的作家，包括帝国后期的福斯特在内，都惯于用“没法说”来描写对东方的隔膜感：如同吉卜林所说，“在印度啥事都甭想看个一清二楚。”福斯特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是印度”，无论是印度的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都无法让西方人理解。
可以说，福斯特的印度之行象征着梦想的彻底失落，东西方沟通与联结愿望的难以实现，对小说的后殖民解读使我们看到，作者呈现给读者的印度和印度人的形象充满了东方主义的话语，作者对人物和情节的安排注定了东西方的分离，正如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东西方注定要分开，而不能融合，最终留给西方人的是一种距离感，西方注定要与永远打上陌生与新异标记的东方隔离开来。”
关键词 福斯特 《印度之行》 后殖民主义 东方主义 分离
《印度之行》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E．M．福斯特的代表作，是福斯特两次印度之行的产物。1924小说发表后，因其描写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政治主题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之行》被作为一个反殖民的经典小说而被解读，随着70年代后殖民理论的兴起。人们开始从新的视角去重新解读英国经典文学作品，《印度之行》再次因其小说的殖民主题而成为后殖民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国内已有数篇从后殖民批评视角评论《印度之行》的文章，评论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马拉巴山洞的意象和穆斯林阿齐兹“东方”形象的描写上。对小说中另一位印度形象的代表人物戈德波尔只是一带而过，尚无人进行详细的分析。本文认为，作为印度主要宗教印度教的代表人物，印度徒戈德波尔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对戈德波尔形象的塑造有其深刻的用意所在。
许多评论家都在对《印度之行》的评论中提及了戈德波尔教授，对于这一角色。研究福斯特作品的英国评论家赫兹(Judith，Schere，Herz)指出评论的意见不一：有些人认为他是个小丑。另一些人则认为福斯特以这个人物作为福斯特“联结”思想的代言人，小说中的戈德波尔及他所代表的印度教揭示了宇宙的真理，他们认为福斯特在书中表现出印度教比其它宗教更接近宇宙的奥秘，而这一点正是通过戈德波尔这个人物体现的。
戈德波尔教授的形象在小说中被描述为保守，虔诚、神秘的一个人，对他的描写与福斯特在印度的德瓦斯邦、昌德布尔邦的见闻有关。戈德波尔总体上显得高深莫测，是比穆斯林阿齐兹复杂得多的一个人物，当被问及小说中的戈德波尔是否在生活中有原型时，福斯特回答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类似小说中戈德波尔的人。戈德波尔是他创作出来的一个人物。
事实上，作为一个无信仰者。福斯特并不认为某种宗教可以解决人类的沟通问题，印度教也不例外。本文将从后殖民文学批评的角度揭示，虽然福斯特从某种角度认可了印度教存在的合理性，但小说对印度徒戈德波尔及其所代表的宗教的描写并没能超越西方集体的殖民话语和东方主义思想。作者思想的矛盾性与难以摆脱的殖民话语使得小说中东西方沟通的结局注定是分离而非联结。
福斯特对戈德搏尔的描写显示出了印度对西方人而言神秘的一面。在茶会这一节，对印度抱有同情的英国人费尔丁邀请同样希望了解印度的英国人摩尔太太和阿德拉，还有穆斯林阿齐兹、印度徒戈德波尔赴茶会。作者将戈德搏尔介绍给了读者，“老教授是个文质彬彬但又神秘莫测的婆罗门。”与单纯多话的阿齐兹不同的是，他一言不发，“头不抬，眼不看。只顾吃啊、喝啊，好像饿了很久，偶然遇到了食物。”对他的外表，作者把他描写为一个似乎是融合了东西方文明的人物：“戈德搏尔教授年事已高，形容枯槁，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留着花白的鬓须。他的皮肤像欧洲人的一样白，头上戴着穆斯林式的缠头巾，看上去像一盘淡紫色的意大利通心面条，上身穿着外衣，里面衬着背心，腰上束着围腰布，脚上穿的是跟部织有花纹的袜子。脚上的袜子与头上的缠头巾恰好相配，整个外表看上去倒显得比较协调—似乎他已经把东西两方的产品不仅从形态上而且从灵魂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看表情，他总是心安理得，从来没有什么烦恼。”
戈德波尔所代表的神秘对西方人来说是不被理解、不被欣赏的，如同印度的一切。在茶会上他为大家唱的歌更是毫无美感，令在座的人难以欣赏，“单调的歌声在人们的耳边反复作响，很快变成一片嘈杂声，使人难以捉摸，这声音刺耳难听，毫不明快。这是一种无名之鸟的歌声。只有仆人们才能听懂。”
马拉巴山洞象征了东西方沟通美好开始的完结。马拉巴山洞的混乱、浑沌、神秘、不可知让西方人难以适应，而戈德泊尔成为沟通失败中的一个环节。赫兹认为在马拉巴山洞事件中，戈德博尔的不守时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灾难的原因。如果不是他计算错了祈祷的时间，他和费尔丁就不会错过火车，所有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阿齐兹不会被指控为强暴阿德拉尔而被捕：阿德拉不会发生不幸的事件，从而导致与罗尼婚约的完结：摩尔太太不会发生信仰破灭，从而在印度洋丧生：费尔丁就不会被迫选择在印度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立场，而最终离开了印度。在这里作者将沟通失败的原因歸于东方神秘的马拉巴山洞和神秘的印度徒戈德波尔。同样，费尔丁和阿齐兹友谊破裂，产生误会的原因之一在于戈德波尔竟隐瞒了费尔丁和摩尔太太的女儿结婚的真相。在小说的情节中，戈德波尔所造成的恶的结果远远大于善的一面。
许多读者发现很难喜欢戈德博尔这个人物，他常常是以半讽刺的形象出现的，他对许多问题支支吾吾，并且显得很愚蠢。也许福斯特创造这个人物形象的目的在于表明戈德博尔无法为西方人所理解，从而说明人类之间的沟通是多么地困难。但在这一主题之外。显而易见的是戈德博尔虽然有时对阿齐兹伸出了援助之手，出于不解的原因，他不能算是阿齐兹真正的朋友，而是一个不可信任和依赖的人。当阿齐兹被捕之后，费尔丁急于去救他。而令他吃惊和不能接受的是，戈德博尔对阿齐兹不幸事件表现出漠然和不关心，却只关心给他开办的学校起个什么样的名字，是费尔丁中学，还是乔治王五世国王中学或别的什么。而他谈论的好坏都是一回事的哲学更是令人难以理解。小说自始至终，没有一件事表明戈德波尔可信一面，在任何事情上“他总是能找到窍门逃之夭夭。”这使他在读者眼中是一个令人厌烦的角色，很难想象让读者去理解和喜欢这样一个人物，而小说中费尔丁无法理解印度人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印度的评论家乔都瑞(Chaudhum早在1954年就从独到的角度指出了《印度之行》中的殖民话语的一面，他认为小说对印度及印度人的描写对读者而言缺乏吸引力。而对印度主人公的描写是不准确的。他甚至写道：戈德波尔不是印度教徒的代表，他像是一个小丑。即使是对我们而言，与这样的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只能是在原始的洞穴里。
尽管肯定了福斯特对英印人的揭露。乔都瑞指出，福斯特对印度人的描写很难使读者将他们与书中所写的高尚、正直的英国人平等看待，因为作者不断使读者意识到印度人的卑微。因此，乔都瑞认为福斯特对印度人的描写具有讽刺意味，尽管他也相信这也许并非福斯特的本意。
也许福斯特创作这样一个人物只是想说 明印度人对西方人而言不可理解的一面，而他潜意识中的东方主义思想使他将印度人描写为一种模式化的、难以被读者欣赏，甚至是存在道德缺陷的人物。戈德搏尔对于费尔丁而言，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对东方人来说也是一样。作者多次在小说中指出：没有什么可以代表印度，无人可以理解印度。同样可以说也无人可以理解戈德波尔。他的宗教正如巴拉马山洞一样混沌，难以捉摸，也许有什么，也许只是无尽的空洞。
可以说。小说中对印度人形象的塑造，仍然是作为他者的形象出现，来反衬英国人的优越。美国研究福斯特的著名文学评论家特瑞林(Lionel Trilling)在他的《E．M．Forster》中写道：“虽然所有的印度人都有特点，但没有一个有尊严：他们打动了我们的心。但却未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英国后殖民理论的文学评论家博埃默认为：“西方之所以自视优越，正是因为它把殖民地人民看作是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和统治能力的结果。”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关于‘他者’的种种描写定式。如偷懒装病，开小差，无用的笨蛋，无所事事，以及有关村野闲人的各种说法，都是殖民主义写作中最现成的俗套。相反，白人则把自己描写成工作者的样板。”
在福斯特的另一部代表作《霍华德庄园》中，他表达了希望人与人之间能达成“联结”的思想(唯有联结only connect)，《印度之行》同样取名于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同名诗歌，不同于惠特曼高歌东西方融通美好前景的浪漫情怀，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反讽的画面。一次失败之旅。
小说的情节以三个部分展开：清真寺、山洞、寺庙。在清真寺这一部分穆斯林阿齐兹与善良的基督徒英国人摩尔太太相遇，由于摩尔太太对清真寺的尊重而赢得了阿齐兹的心，视她为一个“东方人”，同样希望与印度人沟通的英国人阿德拉和费尔丁也和阿齐兹建立了友谊，清真寺象征了东西方联结愿望的暂时实现。在山洞这一部分，摩尔太太和阿德拉应阿齐兹之邀去参观当地有名的马拉巴山洞，马拉巴山洞的神秘、混沌引起了阿德拉的幻觉，她控告阿齐兹企图强暴她。阿齐兹被捕入狱：摩尔太太在山洞中听到了可怕的回声，她发生了信仰危机，死在匆匆返回英国的印度洋上：费尔丁站在了阿齐兹的一边为他申辩，却陷入了夹在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两难的境地，他和阿齐兹的友谊破裂，怀着对印度的失望返回英国。小说的最后部分是印度教爱神的诞生庆典，费尔丁重返印度，在庆典的大雨中一切误会都消失，阿齐兹和费尔丁达成和解，但他们知道他们以后将很难再见，小说的结尾预示了最终的分离，无论是摩尔太太基督教的仁慈与包容，还是代表福斯特人文主义思想的费尔丁的公平，都没能达成他们与印度人联结的美好愿望。
在寺庙这一章，作者所描述的印度教的庆典远非那种联结的象征，寺庙和阿齐兹的清真寺、摩尔太太的基督教一样，都不是通往和解的道路，戈德波尔远非可以承担和解重任的理想人物，他的印度教的庆典只是更加剧了读者对印度的不可理解。英国评论家马丁指出，“就印度教来说，它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更能理解和代表印度人生活的严重混乱。寺庙里举行的盛大庆典，充满了音乐、吵闹、狂欢和神秘膜拜的声音，这些不和谐的声音的混合物似乎就是印度的混乱和神秘的真正典型的代表。”
在由戈德波尔教授主持的为爱神黑天的生辰举行的盛大庆典中，戈德波尔感到他的责任就是装扮成像上帝一样，他也竭力与上帝一致，但作者暗示戈德波尔教授同上帝站在地毯的两端，并不在一个方向。小说讽刺性的描写显示出了他的失败，戈德波尔教授“赤着脚，身上穿着白色的衣服，头上缠着淡蓝色的头巾，他那副金丝夹鼻眼镜竟被茉莉花挂住。倾斜着躺在鼻子上。”
整个庆典仪式充满了混乱和恶作剧，“全场人声鼎沸，一片喧闹，那个欧化小乐队演奏的乐队声也更加高亢。祭坛上香烟缭绕，人们汗水淋漓，全场的灯火通明，风吹着香蕉树，哗哗作响喧闹伴着隆隆的雷声。”作者评述道：“‘爱神就是爱’!天上自有乐趣”爱神会耍戏自己的恶作剧，能把椅子从自己臀下面抽走。敢把头巾放在火上燃烧，洗澡时还能把自己的衣服偷走。由于他們牺牲了高雅的情趣，对爱神的这种崇拜形式获得了基督教所逃避的东西：包容一切的欢乐。一切物质的东西和一切精神的东西都分享了超度，如果禁止这些恶作剧一样的表演，那这圆就有了缺口。
福斯特在关于印度的散文集《黛维山》中这样描写自己参加印度教庆典的感受。“一切都毫无尊严，毫无情趣，没有形式，即使我打扮得像个印度徒，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庆典结束的第三十六章，作者总结道：“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回头看看那一系列模糊不清的巨大场面，没有任何人，能说出其动人的中心何在，要想说出来，真比指出一块云彩的中心还难。”
1946年福斯特在又一次访问印度时说。“从外表上这个国家丝毫没有改变，它看上去还是像以前那样，展现在肮脏的车窗外的土地还是那样单调、神秘莫测，有时候有些邪恶。”正如其他具有东方主义思想的西方学者一样，福斯特“在东方的现实生活面前感到力不从心，格格难入，也许是越来越不愿意介入其中”，艾勒克认为，许多西方的作家，包括帝国后期的福斯特在内，都惯于用“没法说”来描写对东方的隔膜感：如同吉卜林所说，“在印度啥事都甭想看个一清二楚。”福斯特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是印度”，无论是印度的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都无法让西方人理解。
可以说，福斯特的印度之行象征着梦想的彻底失落，东西方沟通与联结愿望的难以实现，对小说的后殖民解读使我们看到，作者呈现给读者的印度和印度人的形象充满了东方主义的话语，作者对人物和情节的安排注定了东西方的分离，正如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东西方注定要分开，而不能融合，最终留给西方人的是一种距离感，西方注定要与永远打上陌生与新异标记的东方隔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