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一举手，一投足，无不要考虑是否合乎礼节，就连穿衣戴帽也不例外。古代的服饰带有明显的阶级色彩，它是用以区别贵贱尊卑的一种标志。服装的质地、款式、颜色、纹饰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衣着打扮常常不止是一个人的个人标志，往往还是他的社会代号。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质地明贵贱
　　
　　在棉花传入我国之前，古人的衣料只有丝织品和麻葛织品。丝织品总称为“帛”，分类细，种类多，如绫、罗、绸、缎、锦、纨、绡、绢、缟、素、缣 、绮等，这些只有统治者才能穿。因此，宋代诗人张俞在《蚕妇》中写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般平民百姓只能穿麻布和葛布衣，所以“布衣”就成了平民庶人的代称。后来一般读书人在没有入仕之前，也称为“布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称“臣本布衣”。
　　
　　二、长短显身份
　　
　　李商隐在《杂纂》中说：“仆子著鞋袜，衣裳宽长，失仆子样。”因为“衣裳宽长”是有身份的人的服装，仆人是最下层的苦力，是不能宽衣博带的，只能一身短打扮。后来到了民国，咸亨酒店里的下等人还是一身短打扮，站着喝酒。上等人、读书人是穿长衫坐着慢慢喝酒的。唯有孔乙己是身穿长衫站着喝酒。鲁迅先生正是从服装与身份的落差上深刻地揭示了孔乙己尴尬的社会地位。
　　
　　三、服色分地位
　　
　　古代服装的颜色与一个人的地位密切相关。一般说来，金黄红紫等艳丽之色，多属于达官贵人；青蓝黑白，则属于平民。
　　按中国的阴阳五行说，黄色具有象征意义，代表着土地的颜色，着黄色意味着占有土地，是天下的统治者。于是黄衣就成了帝王的代称。皇帝所用之物也常着以“黄”字，如皇帝的龙袍叫黄袍，皇帝颁发的文告叫黄榜。唐朝较为特殊，宫廷里品位高的宦官也可以穿黄衣，所以“黄衣”有时是宦官的代称。如白居易在《卖炭翁》中提到的“黄衣使者”。
　　官吏的服色依“品”而定，一般而言，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紫衣，四品着深红色衣，五品浅红，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白居易任江州司马，官职本是六品下，但因是散官，地位等同于九品下，是官阶的最低一级，只能着浅青官服。《琵琶行》结句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着一“青”字，突出了官卑职微之意，流露出沦落天涯、郁郁不得志的无限伤感之情。
　　汉代曾有“散民不敢服杂彩”(董仲舒《春秋繁露》)的规定，可见古代平民的服装是不能施彩的，未仕者皆穿白衣，故“白衣”成为没有功名的平民的代称。
　　锦衣，是瑰丽多彩、花纹精致古雅的丝织品服装。在古代只有高官厚禄的人才能穿，所以“锦衣”常指做了大官。如“衣锦还乡”。
　　其实我们从历代所用的“苍头”“白丁”“皂隶”“黄袍”“红顶戴”这些带着颜色的称呼上以及“大红大紫”等词语的用法上，就可看出服色的等级意义了。
　　
　　四、纹饰别等级
　　
　　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即十二种纹饰。分别为日、月、星辰（普照天下）、山（高可仰，取其仁德）、龙（能兴云作雨，取其变化）、华虫(即雉,取其文采昭著）、宗彝（为祖庙尊崇，表示不忘祖先）、藻（有花纹的水草，取其有纹彩）、火（取其燃）、粉米（五谷之一，可以养人）、黼（斧头状,象征权威）、黻(黑白两色绣成弓形相背，示见善背恶）。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界限分明，不可僭越。据说明朝德庆侯廖永忠，为朱元璋打江山立了很多功劳，只因其僭用龙凤花纹，因而被处以极刑(《明史·廖永忠传》)。十二章的制度后来虽有所改变，但是不同的官职饰以不同的纹样，这是基本上不变的。从至尊天子到七品芝麻官，从服饰上是可以清楚地区分开来的。而平民则只准穿布衣，不可有纹饰，更不准用十二章纹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