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一八六○——一九三八)的日记自光绪八年(一八八二)至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即郑氏二十三岁至七十九岁，延续五十六年，仅小有缺佚，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劳祖德整理，列入中华书局的《中华近代人物日记丛书》，计二百十八万字，二千九百余页。
　　
　　郑孝胥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应分别对待，作不同评价。但盖棺定论，当看他最后的大节。
　　辛亥革命之前算第一阶段，郑氏既是杰出诗人，又是主张维新的政治活动家。他才思敏捷，一八八二年乡试第一，长期在张之洞湖广总督幕中，深受器重。张之洞称赞他的诗“沉雄宕逸，簿书旁午中而不损其高雅之趣，此为无匹也”(日记1899／2)。清末名流蒯光典说“苏堪如魏晋人”把他和王鹏运并举。因而著名学者李详赠郑诗有“一世风流魏晋人”之句(李详《学制斋诗钞》三)。郑孝胥的旧体诗甚著声誉，一九O八年评论家陈衍在北京出诗人榜，未设第一名，而列郑孝胥为第二名，评云：“恨无长篇，否则可为第一”。榜中陈三立列第三，陈宝琛第四。李详说郑氏与散原老人“如禅家之有能、秀”。而散原曾举郑氏两句诗说自己“终不能为”。(1916／10)
　　辛亥革命前的郑孝胥，在政治上主张维新，赞成立宪。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地方上办了不少洋务。一八九八年九月五日，光绪曾召见他。四天之后，军机大臣面奉上谕：“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以道员候补，(与江标)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1989／9／9)。政变发生，九月二十八日六君子死难，江标永不叙用，而同时被任命的郑孝胥却未受任何处分。十月六日日记云：
　　今日王稷堂言，有参黄仲、江建霞、张菊生及余者。又有言拿问张季直者。余笑曰：“今日人尚以被累为耻，将来恐将有以不被累为耻者，则士君子尽矣！”余所同召见者张荫桓、谭嗣同，所同被旨者江标，今皆败。余虽未斥，度非久当出国门矣。
　　
　　这样的表现，很有气节。他还参加了祭奠林旭、私诔四章京等活动，都说明郑孝胥当时确有无私无畏精神，值得称赞。以后他在张之洞手下任洋务局提调，两广总督芩春煊又调他任洋务处督办、营务处总办，率军驻广西龙州。他筹粮饷，开银号，办教育，派当地子弟到上海或出洋留学。一九O五年赴沪定居，从事路矿、金融、新闻、出版等事业，应该说是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后被任命为湖南布政使，未到任而清室灭亡。
　　辛亥革命后的二十年，是郑孝胥生平的第二阶段。他誓忠于清王朝，甘为遗老，并在溥仪小朝廷中任职。但他始终以上海的海藏楼为根据地，写诗卖字，与沪上文人墨客文酒往还。尽管政治上思想上应当归为封建余孽一流，但他文学(旧体诗)艺术(书法)上的造诣与贡献，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是不可磨灭的。这二十年的日记，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郑孝胥在当时文化艺术界的地位，我们从胡适之先生对他的态度可以略见一二。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六日记：“胡适来访。”十月十八日记：“访胡适不遇。”是胡先生先去拜访他。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记：“高梦旦与胡适之同来，胡求书其父墓碣。”同年五月六日记：“徐志摩、胡适之来观作字。”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记：“胡适之赠北京新出土‘唐仵君墓志’。”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记曹蘅约东兴楼午饭，座有胡适之。胡先生这天日记亦记此事，云“座上有柯凤孙(八十二)、郑苏戡(七十二)、江叔海(七十五)、杨子勤(锤义)诸老人。”胡先生日记中虽无议论，无疑是把郑孝胥当作文化界前辈看待的。
　　可惜这位文化界前辈老人不自爱惜，九一八事变后跑到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当上了“满洲国”总理。由“一世风流魏晋人”变成封建遗老，再一变沦为卖国的大汉奸，这就是郑孝胥一生的最后结局。从一九三二年到他逝世的一九三八年，这七年的日记中，再也看不到海藏楼中友朋酬唱诗酒流连的场面，而是整天被日本人包围，与日本人周旋，为日本人写字，给日本人作有关“王道”的讲演，陪日本人一起照相，等等，一副穷形尽相的傀儡面目。溥仪的师傅陈宝琛则坚决反对小皇帝去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儿皇帝，始终不到伪满任职，以逊清遗老终其身，郑孝胥与他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然，和溥仪一样，作为日本侵略者的奴才，郑孝胥开始就遭受屈辱。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记：“驹井(国务院总务厅长官，实即操纵郑的人物)怒，出不逊语，咆哮而去。”两天之后记云：“宪兵言，出入人等皆须稽查。……午后，筑紫又来，告以驹井无礼及宪兵监视情形。”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记云：
　　
　　询余何所不便。余谓：日满官吏偏重不均。今国务院满洲不足三十人，而日本百数十人，无怪人民之不信也。
　　
　　但尽管如此，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他辞去总理职务，郑孝胥作为汉奸始终心安理得，自我感觉良好。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所记对他儿子的话可以为证：
　　
　　吾忆平生：辞边防，裁督办，抵上海，一乐也；以上(指溥仪)出
　　德医院，入日本使馆，二乐也；今建满洲国，任事三年，辞总理，
　　三乐也。从此以后，终不入官，乐亦足矣。
　　
　　实际上，郑孝胥不论入官与否，始终身为伪满重臣，从最后结局看，历史对他是决无恕词的！
　　
　　郑孝胥不像李慈铭，他的日记未先存有留给人看的念头，故而记述主观思想和客观事件都比较真实。他交游广泛，日记亘五十余年，涉及的人和事极多，是近代现代史料的宝藏。大事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张勋复辟、博仪出宫、伪满洲国建立等，日记中都有不少可供参证的资料。日记中对于人物及环境的描绘，也引起读史者的兴趣。如一八八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见李鸿章后记云：
　　
　　中堂颀然，赤面白髭，望之甚伟。声亮而和，谈吐颇有条理。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记见文廷云：
　　
　　号强识多学，庞然肥黝，眉目轩豁，谈吐甚似晦若(于式枚)。
　　
　　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记拜访乡试座师宝廷云：
　　先至书厅，几榻殊草草，旁列残花数盆。奴仆羸敝，院落静无人声。雨后莓苔初生，湿土中渐作绿意。有顷，竹坡方出，服敝服，裂处露棉几尺许。
　　
　　清流派人物、“江山九姓美人麻”的宝竹坡之清苦生活如在目前。而郑孝胥笔下显宦徐桐的府邸，则另是一番景象：
　　
　　厅中书史环列，中悬姚伯昂联，左右壁则门人颂德之文，院体，书以金笺，大率皆已掇巍科者。盖京师以鼎甲为重，若其文翰，则俗弱鄙稚，无入目者。(1883/4／2)
　　
　　两则日记成为鲜明对比。李慈铭为人猖介，好发脾气，日记中亦有反映，如称“其人褊狭，故诗境亦如之”(1890／6／30)。同年十月一日又载，诣下斜街长椿寺，二席中七人，李慈铭在座。“于座间忽怒，亵语谩骂。余与隔席，不详何语也”。《越缦堂日记》缺光绪十六年以后部分，盖为樊增祥取去，故无从比对。郑孝胥对于书法的见解，如谓“包(世臣)极推邓石如，然邓甚俗”(1913／10／16)，又称“赵叔油滑入俗，不可为训”。(1919／2／26)他虽不写篆隶，但这些评价都不同流俗，颇具卓识。
　　日记中的记述有可补订史实者，如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记：“阅报，黄仲进呈南皮《劝学篇》，奉旨须行各省。”目前有的近代史著述称，戊戌政变之后，张之洞为了表白自己不同于康梁，撰写《劝学篇》进呈，以取宠于西太后。据日记，则此书之进呈在政变失败之前也。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九日记：
　　
　　余初不知馥能。已亥李鸿章出视河工，疏调馥参赞。疏中举其学行志节，几过曾胡，余默识之。未几，馥任川藩，时与计事，则一昏黯庸下人也。而仆从需索，几步李瀚章后尘。余忆鸿章疏，至失笑。
　　
　　费氏所讥，与诗中所嘲相同。然周馥协助李鸿章办理北洋新政，既多所赞画，又躬亲其事，甚得器重。其晚年所著《负喧闲语·处世门》云：
　　
　　(李)文忠尝告人曰：“周某用心极细，虑事最精。且廉正有魄力，非时人所及也”。
　　
　　所引李语当非虚构美化，李鸿章更不可能赏识昏黯庸下之人，郑孝胥日记中亦谓沃丘仲子之书不免有道听途说也。
　　周作人《饭后随笔》中回忆在江南水师学堂作学生时事，一九O六年见到两江总督周馥。“周玉山的印象”条说他“站在体操场上，穿了棉袍马褂，棉鞋也很朴素，像是一个教书先生模样。”末尾说：“实在那一天他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五十年中所见新旧官吏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他来的。并不因为他叫我们办局子，乃是为了他的朴素诚恳的态度，不忘记我们两个留校的学生，这在刘坤一张之洞魏光焘大概是不会得有的。”(此条一九九五年六月承马艳红同志检示)
　　
　　本书整理者劳祖德，笔名谷林、劳柯，博雅多识(参看于飞《绿窗下的旧风景》，载《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五期)。这部书的整理水平，为近年来同类书中所罕见。如改正原稿笔误之毕士厘为单士厘，即可说明。然二百余万字的手稿，劳氏钞录标点，个别错误终所难免。谨就所见者拈出，以供读此书者参考。
　　第4页几处“湘乡”应作“湘阴”，指左宗棠。66页“免半月读”当是“半日”。1763页王定庵应是王静庵。2040页罗之经应是罗子经。2091页毕士澄应是毕庶澄，谐行在当作诣行在。2198页静元应是隐元。2203页正藏院应是正仓院。2231页《愈野堂诗》愈当作。2315页“赐陈、朱、胡、陈各一千元”，第二陈字应作郑，即郑孝胥本人，其前三人则依次为陈宝琛、朱益藩、胡嗣瑷也。2424页平田骐一郎应作平沼。2509页杉村永吉、2510页杉村永治皆当作永造。一九七三年中日友协代表团访日，参观出光美术馆，此人曾负责接待。2563页《弘道观记》观当作馆。2626页“干秋”乃千秋之误。总之，误字不多，校对堪称精审。错误多在日文专名，当由不谙日文之故也。
　　
　　学殖荒落，愧不能文。谨以读书札记纪念傅孟真先生百岁诞辰。
　　
　　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写成
　　
　　附记此文原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征稿之约。寄去后，以“体例不合”理由，婉言退回。一九九五年四月自美返京，《读书》编辑部乐为刊布，庶几我纪念孟真先生之初衷亦从而得遂也。
　　(《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一九九四年六月版，9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