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我第一次敲门走进他家，我一定不会想到我会跟为我开门的这个人发生故事，尽管，从那一天起他是我的课外补习老师，那时我十七岁，花一样的年纪，我不记得在我第几次进入那扇门后，这位大我整整十岁，我的母亲为我报名的补习班老师并没有使我糟糕的化学成绩有所提高，他倒是用他的嘴唇为我开启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化学反应，一种从未有过的身心体验引起的剧烈心跳及呼吸短促令我在那一刻不自觉地闭上了眼，那感觉就像是被一股奔腾汹涌的黄河水流冲破险阻翻滚而下的巨大浪潮突然侵袭，它气势磅礴、惊心动魄。后来我问他，接吻是不是化学反应，他告诉我是化学物理的综合反应。
　　在后来的很多天里，我在补习班的日子一边在听他讲碳氢氧化合物，一边沉浸在接吻游戏中。母亲起初很为我欣慰，这个可怜质朴的女人怎么会想到她看起来温顺乖巧的女儿正瞒着她恋爱。大人们千万别低估了孩子的感受力，大概从我记事起，父母感情破裂，尽管破裂，但似乎为了我还保持着看似完整的家，又或是为了不让别人看笑话，谁知道呢，大人们有时挺笨，老是在意别人的看法。为了把戏演得更好，在家极少跟母亲交流的父亲偶尔会在早上出门时刻意大着嗓门亲切地对母亲说“我去上班了”或者“记得把门锁好”之类的话，父亲知道他这几句话足以被院墙两边的邻居听到。父亲虚伪得可怕，不过他也真是一位现实中的好演员，他的表演似乎骗过了邻居，在邻居们看来这个生养在南方的父亲，即便陕北话说得不利索，却同母亲这个土生土长在黄土高原上吃着黄河水长大的女人能过到一块儿去，而最可怜的便是我那个有苦说不出的母亲了。那时我小，可我总觉得这家不正常。仅凭一点，他们很少在一张床上睡，我总在想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周末，我和补习班老师总是跑去院子对面的山上玩儿，山背后一座小山头的斜坡上是一片坟地，坟地不远处是一片宽阔的果树林。他告诉我他的父母在几年前某个暴雨成灾的夏天，因为偷偷返回家中抢救被压在箱底的金银首饰，人还在窑里时，山上突然倾泻而下的泥石流瞬间把整个窑洞冲塌掩埋。而那时他正坐在千里之外宽敞明亮的大学教室里。我问他这片坟地有没有他父母的坟头，他说他们被安置在公墓里。
　　我们坐在果树林的一块空地上，一直看着对面山上的太阳慢慢划过山脊，躲进山背后。对于大山及黄土地，我有种莫名的情感，甚至觉得连山里的风和黄土都比山下的更淳朴，连那些山峦都比永远冷着一张脸的父亲温暖。小时候，每到寒暑假，母亲便把我送去远在乡下的外婆家，我总是跟着表哥表姐们去山上的田地里干活儿。其实我什么也不干，只是坐在地头上，或是抬头看看周围核桃树上的核桃熟了没，偶尔也会跑去田里的玉米秆旁和它们比比身高。但像现在这样和他静静地坐在山坡上看夕阳西下是第一回。他有时会盯着对面的山看很久，我猜想他一定跟我一样在回忆和童年有关的日子。在山里的时光我们从没有进行过那个日常游戏。我想，也许是因为背后那一堆堆坟头的缘故，毕竟活着的人应该尊重死者。
　　有一次，我们坐着，他把脚上的白色运动鞋脱掉，让我看里面，鞋子里是一只绣着喇叭花图案的鞋垫。这种绣着各式花纹图案的鞋垫在我们这里很平常，他说在他外出上大学前，他的母亲连着几天几夜纳了好几双鞋垫给他。我还见过他向我展示的另一双绣着公鸡和牡丹花图案的鞋垫。他告诉我公鸡代表男人，牡丹花代表女人。可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两样东西想象成男人和女人。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阴阳交感、生存繁衍的隐语，意思是希望子孙繁衍，万世不殆。可我觉得这对他家真是一种讽刺。
　　高二那年的整个夏天和暑假，我和他几乎每天都见。后来我发现自己的化学成绩有了一点进步，这似乎让母亲更加坚信自己找了一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为我补习是明智的选择。她的理由是价格便宜并且有效。可我并没告诉过母亲，他只是一个拥有两年教龄的初中化学老师，偶尔也解不了高中化学题，我更不敢告诉母亲我们那个日常游戏。
　　不知为什么尽管那时我只有十七岁，可在他面前母性似乎提前被激发甚至泛滥，尤其当他的头埋在我胸口的那刻。他似乎也理所当然地扮演着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孩子。这真不可思议。接吻游戏之后我便再没有喊过他老师，他似乎也很乐意这样，然而偶尔，他又会不自觉地扮演起老师的角色。比如他总会告诉我自己看过的书，听过的故事，走过的路，他也会建议我多看些书。某种程度上，书是接吻游戏的初次见证者，书香之气使这个游戏被赋予了生活之外的神秘气息。有时我真不知道我喜欢的是他还是他摆满书柜里的书，或许兼而有之。
　　很快我便有上课迟到的现象，总有老师看到我在上课铃响之后，怀里抱着书从操场朝教学楼拼命奔跑。我总以为给自己找一个看书看得忘记时间这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便可心安理得地迟到，不用挨罚。两个多小时的午休时间我也会跑去他家，跟他一起吃他买回的快餐。我们会就着牙齿缝里的饭粒和菜叶子渣进行嘴唇间的热传递游戏。它已如同我们每天需要吃饭喝水一样平常。不平常的是它引发了我对自己置身的这片黄土高原腹地颠覆性的感受，在我的印象里这里原本是重峦叠嶂、千沟万壑，一片封闭、陈旧、固守之气，现在却像陡然间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猛烈的流水侵蚀，突然变成了开阔、新奇、绚烂多彩的独特风貌。他告诉我爱情可以引发人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和感受力。
　　当我沉浸在他给予我的这片全新的独特风貌中流连忘返时，母親却陷进了父亲留给她支离破碎的黑暗世界。父亲终于放弃了继续做戏，毅然决然地同母亲摊牌。原来父亲早有了母亲之外的女人，那女人怀了父亲的孩子。母亲彻底崩溃，她不再去上班把自己关在家里。再后来她竟跟踪父亲找到那女人的住处，根据我对母亲的了解，她一定会跟对方大打出手，可我听说那女人长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举手投足间便是“笑颜如花绽，玉音婉转流”。陪同母亲一起去的阿姨一字一句地告诉我，母亲一个字没说更别说动手，转身便离开了。我始终不明白母亲是如何忍住的。或许那一刻，她意识到那个模样清秀的女人与书生气十足的父亲，一个护士，一个医生，他们才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或许他们早就情投意合，相见恨晚？ 　　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发现我与补习班老师秘密的。我只知道母亲去他所在的学校领导面前又哭又闹，她丝毫不顾及她女儿的名声以及他的声誉。可我总觉得他不算是母亲口里所说的该千刀万剐的恶人，因为，他始终没有满足我想要彻底同母亲一般，在作为女人的角色上达成某种一致的愿望。有好几次，他因为是否在我的体内发生一次彻底性的化学物理反应以满足他私欲而陷入万分痛苦中，有次他的眼泪像雨点儿落在我的脸颊上。
　　我背著母亲偷偷找过他，只是他家的窗户再也没有亮起过。我甚至一个人去了山上的果树林，我本想去做一次道别，并为母亲不理智的行为导致他失业而当面说声抱歉，可那时我就明白有些道别是猝不及防的。

2

　　母亲从此再没有为我报名任何课外补习班，高三那年，我依然背着母亲跟班里一个叫李小军的男生偷偷恋爱，似乎不学无术的女生很容易跟不学无术的男生们打得火热。李小军像是星探一样从假装很用功的乖女孩中发现了我，我们躲在黑暗中的某个角落或者在他廉价的出租屋内玩接吻游戏。只是如今它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游戏。我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骷髅头吊坠为祭奠我与补习班老师死去的爱情。当李小军正意乱情迷地想要在我身上探寻更多可能性时，我总会拿出那个骷髅头吊坠让他看，但我发现这玩意儿并不能唤起活着的人对死者的尊重。
　　某天晚上，母亲终于带着一个陌生男人回到了家。说实在的我真为她高兴，因为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经验理解她。第二天我便决定搬到学校宿舍，我告诉母亲去学校住方便学习，当然也想给自己更多自由。母亲没有反对。我希望这个陌生男人可以捂热母亲多年的冷淡。
　　偶尔我带李小军去之前去过的果树林，听风吹动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看连绵起伏的山峦在最后一点太阳光地照耀下逐渐失去光彩，从昏黄到黑暗。他总是没办法理解我对山的情有独钟，好在他并不觉得我在故弄玄虚。相反，倒是更激发了他想要进一步去探究他无法涉足且有关我的未知领域。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到处是山，无论走到哪，无论朝着哪个方向看，你都会发现自己连同周边所有的建筑物以及整个县城都在群山包裹之中。
　　后来李小军兴奋地告诉我他发现了一处有趣的地方。他骑着自行车载着我跑去距离学校几公里外的山脚下，那里有一座废弃的果园，果园里有一座废弃的炮楼。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古老而具有历史感的建筑，它令我一下子从几年前那个暴雨成灾的夏天穿越到炮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他自豪地告诉我他太爷爷家也曾修筑过这样的炮楼，并且雇佣了六个团丁，每人都有一杆枪，在一次同土匪的作战中炮楼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对他的话不以为然，但我的确喜欢站在二楼的炮台上眺望神游。后来我发现，具有历史感的事物会使你产生某个瞬间活在与之相同的历史节点上的感觉。当然，那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毕竟人总是活在此刻。此刻我早已忘了我曾在某一刻与炮火连天的某个时代建起过任何联系，我甚至不再想象那个暴雨成灾的夏天以及我的补习班老师跟我在一起时掉眼泪的事。
　　和李小军在一起的日子更像是在历经江湖，香港古惑仔电影似乎影响了一整个时代的人，就连我们这种山沟沟里的小县城也没放过。那些学校里的混混会学着电影里的台词，张口闭口便是“钓凯子”“挂马子”还有“砍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人开始私底下称呼我“嫂子”，我竟一度因为这个所谓的“大哥”专属的女人而暗自得意忘形。它让我有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归属感。后来我发现我并不是唯一的“嫂子”。有一次，我去看他们打群架，只见两个帮派足足几十号人在某一天的傍晚去那座废弃的果园空地上对峙。我就站在炮台上观战，旁边还站着一个黄头发女孩。据说那女孩也是另一位“大哥”手下人的“嫂子”。她穿了一身黑，黑衣服黑裤子高底的黑色大头皮鞋，衣服是那种松松垮垮像把整个身体包裹起来的款式，大概就是校长每次在操场上开大会强调不许穿的奇装异服吧。不一会儿黄毛女孩从兜里掏出烟点上，并问我抽不抽，我摇了摇头，不想再理她。空地上两团黑黢黢的人群顷刻间像脱了僵的野马冲向彼此扭打在一起。他们的周身被无数只乱缠在一起的脚、胳膊和头以及整个身体带起的黄土环绕吞没。那景象令我忍不住想笑。因为他们的打架姿势实在没电影里好看，少了一点艺术的美感，可我忍着没笑。一旁的黄毛女孩却哈哈大笑，她笑得那样洒脱不羁。打架的两团人不知什么时候都停了手。或许是为了免去没人劝架的尴尬场面，他们像是受了重伤都躺坐在地上，有的还直哼哼。我又想起李小军讲过他太爷爷家的团丁拿着枪对抗土匪的故事。我在想人生果真如戏仿，接吻是化学物理反应的戏仿，帮派间的打斗是地主对抗土匪或是古惑仔的戏仿，那么我和黄毛女孩或许是冥冥之中某一个命运的戏仿。谁的人生又何尝不是戏仿。

3

　　千禧年来临不久，我过完了高中生活，父亲和母亲或许没想到我这种不被老师和家长看好的学生也会考上大学。我把省城的一家本科院校的录取通知书递到母亲面前，她起初是惊喜而后是满眼的哀愁。我又把通知书拿给父亲，他脸上露出的微笑及眼睛里一丝我从未看到过的欣慰，他给了我一种骨肉亲情的错觉。不过在他面前我毫不掩饰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单纯来要学费以及生活费。他干脆利落地问我学费多少，他需要出多少。我很喜欢他的直截了当，我断定他过得不错，因为学费要得很顺利。
　　去省城上大学前，李小军要我去看看他。他也算命好，虽然高考也没参加，但家里早早地帮他找好了工作。只是听说工作的地方在山里，并且很多天都不能下山。
　　我坐着一辆李小军单位的白色吉普车进了山，车窗外黄土拼命地在车轮碾过的地方四处乱窜。我注视着车窗外被扬起的黄土模糊了视线远处的山峦，车子一高一低、左右右晃地颠簸着。我一只手紧紧抓着车窗上的把手。车的密封性不好，路上的黄土厚厚一层，驾驶室内弥散着一股呛鼻的尘土味。车子正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爬着坡。从车里往外看，对面连绵起伏的山峦已远远伫立在深沟那一边了。
　　司机操着一口不太标准的陕北话问我是不是李小军的婆姨。我说不是。“婆姨”这个词令人有种瞬间跌入谷底的感觉。车子在山里行进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才到达李小军工作的地方。我下了车看看四周，发现对面是连绵起伏的山峦，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山沟，背后也是山。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稀稀疏疏摆放了五六间白色的彩钢房。距离彩钢房五六米的位置搭着一座高高的井架。司机带我走到其中一间彩钢房门口示意我进去，看我有些犹豫，他喊了一声“李小军”便笑着离开了。 　　离开学校两个多月，李小军似乎变了不少。灰白色的工衣和更加黝黑的肤色形成鲜明对比，看起来少了一点他在学校时的痞子气。可再看似乎又是一个满脸稚气的打井工，有点四不像了。他吃力地把司机放在门口的一大桶饮用水拎进彩钢房内，我拎起地上的蔬菜跟在他身后走进了那间房子。
　　走进房间才发现这是两间彩钢房串联起来的。一间像是杂货间又像是客厅，里面摆放着柜子、电视、桌子这些乱七八糟的生活工作杂物。里间是卧房，并排摆放的两張单人床中间夹着一个床头柜。我问他，这床看起来太短，你能把腿伸直了？他笑了笑用手摸了摸我的后脑勺拉我坐在了床上。他刚想埋头寻找我的嘴唇却听到门外有人喊他。我慌乱间起身他却笑我。
　　当晚，我问李小军怎么就他一个人在这，他告诉我他特意把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事打发走了。我知道他说这话的用意是在试探，想看看我的反应。可惜我脸上一贯的风平浪静总让他失望又或者充满希望。他在试探无果之后淡淡地说天黑已经没有下山的车，我只能在这里将就一夜。我们一起沿着山背后一大片种着梨树的山坡往高处走，山上风很大，树叶依旧哗哗响。我们从太阳光洒满的大片大片的山峦沟壑，一直到整个太阳隐没在山背后。恍惚间我竟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置身于此前与补习班老师席地而坐的那片山林之中，唯一不同的是在这里我还没有发现某一座坟头。夜晚的大山黑黢黢一片，黑暗让四周寂静的山更多了一丝深不可测的神秘，我预感到这个夜将对我意义非凡。因为李小军不会像补习班老师那样每次跟我意乱情迷时都会隐隐怀有一丝罪恶感。李小军似乎比他更渴望施展骑射之术。他终于不再对我说话，或许也是我沉默怂恿的结果。也或许是他觉得自己已经做足了语言铺垫去进行肢体间的交流。最后我被李小军摁倒在满是干草、碎石和土疙瘩的地上。我的背被凹凸不平的地硌得生疼。黑暗中我隐约看到自己的腿脚在空中摇晃。我的裙子在这一刻也发挥了同等于那座果园废弃的炮楼曾经抵挡入侵者的作用，只是裙子却在迎接它的入侵者。我仰面朝天，躺在硕大无比的开阔之地，我在内心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这意义成全了一个男人去探索他未曾到达过的领域，也成全了一个女人一年以前在另一个男人身上留下的遗憾。
　　“我娶你。”黑暗中筋疲力尽的李小军说。
　　“不用。”
　　李小军躺着没再说什么，这只是一个游戏，我们似乎都心知肚明。我看着月亮高高挂在天上，我和月亮的距离就像是此刻李小军和我的距离。

4

　　进入大学，我学着自己并不怎么感兴趣的植物学专业。但想想谁让自己当初选择了接受调剂呢，并且好歹算是一所本科院校，我真有点天上掉馅饼正好砸到自己的幸运。我发现人是可以朝着积极方向自我暗示的。终于有一天，我在显微镜下观察那些细小的微生物活动变化规律时，我对微观世界产生了兴趣。我发现这些微生物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各自周而复始地忙碌着，但它们偶尔也会有杀戮。或许它们的世界和人类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大学使我有足够的自由和时间去过我向往已久的生活。傍晚在教学楼的楼顶上当我骑坐在男友——一个湖北籍男生的双腿上摇晃时，我看见一览无余的夕阳慢慢从半空向一片高高低低的楼宇间滑落，任凭我如何调整方向也找不到一座山头，想不到那些印象中无法逾越的山峦沟壑在交通工具面前便可轻松翻越。我只乘坐了一天的汽车一夜的火车便翻越了黄土高原来到渭河平原。
　　男友对这座随处可见古城墙和城门的城市兴趣浓厚，并对它大加赞赏，赞赏之后他转而为自己生长在南方感到遗憾，我曾试图分析他的某种奇特心理，他为自己在这座北方城市中作为一名男性，个头只有一米六五感到自卑，但他找到了合理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他自信满满地告诉我个头高低不仅受遗传因素影响，同时也受自然气候影响，日照时间长的城市总体身高要比日照时间短的地方高，而北方城市的日照时间普遍长于南方。我听后假装很诚恳地表示赞同，但心想他并不具备南方城市人身高偏矮的大多数或者大概率中的某一个个案条件，毕竟，班里许多南方同学身高并不矮。和他在一起，我从未跟他肩并肩或是手拉手走在校园里，我把自己虚伪的原因归咎于那个父亲，这是受遗传和后天因素的影响。他跟我一样总是离群索居，独来独往，也许我们都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就是神灵”中的后者。他经常拿自己跟文豪巴尔扎克作比较，他说自己跟巴尔扎克一样面貌丑陋、自卑而虚荣。他也喜欢文学。可惜他并没有写出一部《人间喜剧》，最多只会写几行我看不懂的诗句。
　　母亲在我去省城上学的日子里，似乎跌进了另一种水深火热的境地。她总是对我忽冷忽热。有时会三天两头打电话向我哭诉，强调我对她的重要性以及她为了我才苟活于人世。有时一个月也不打一次。我猜想，她对我的忽远忽近一定跟某一个男人对她的忽冷忽热息息相关。那时总觉得母亲变了，我总以为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有大的改变，或许母亲就是一个特例，她似乎在一瞬间就变了。当然她依然淳朴、善良、笨拙。只是她把自己变得更加丰富了。在淳朴善良的背后我捕捉到一丝狭隘、贪婪、冷漠甚至疯狂。我总觉得我理解母亲这种人到中年遭遇婚姻不幸后的疯狂。她像是要把同父亲在一起时被冷落掉的那些青春年华重新拾起。只是母亲的办法有些笨拙而赤裸。我时常在想，男人对于女人的意义是什么。从母亲身上我感到男人对于女人的意义或许在于这个男人要么让一个女人变得更好，要么毁掉一个女人把她带进地狱。我似乎也面临了与母亲同样的问题，在某一个深夜我突然对自己的人格认定产生怀疑，我觉得自己善良、勇敢、诚实、自信，但同时自卑、虚伪、软弱、自私。我把这些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在某一刻我觉得自己真该去当演员。后来，当我再听到男友对我说起他的偶像巴尔扎克集美与丑、善与恶、聪明和愚蠢、大气和偏执于一身时，我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了。

5

　　年轻固然好，可年轻意味着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体内有充足富余的条件让男人的某个细胞迅速与自己结合并及时发生化学反应，孕育出新生命。
　　第一学期刚过，学校组织了一次体检，两周后女辅导员一脸嫌弃地喊我去她办公室，我跟在她身后在想为什么自己走到哪儿都是被人嫌弃的对象，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体检报告，翻到其中某一页，用手指了指，示意我看那儿，我拿起报告单，朝着她戳过的血液化验对比值看，我最先想到的是绝症，可再看女辅导员一脸冷漠、嫌弃、轻视的表情便立马否定。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脱口而出，你怀孕了，抽空再去医院检查一下。真没想到你看上去这么乖巧懂事的女孩子，又是从农村来的，也能做出这种事。我承认我骨子里一定遗传了父亲虚伪的基因，女辅导员的那句“农村来的”刺痛了我的自尊心。我不懂她为什么会把女人会怀孕这种天生自带的功能与农村和城市结合起来。 　　电话里我对母亲说，我怀孕了。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似乎她的震惊、慌乱、愤怒、尴尬一并从电话线里传过来。最后揉成一句话，你也是个大人了，找那个人陪你去医院做掉。
　　那个人并没有陪我去，那个向来自卑怯懦、毫无担当的矮个子男人告诉我，他实在不愿意看到我痛苦不堪的样子，希望我能为他保留完美形象。这是我听过全世界最没智商的敷衍，他真是辱没了“九头鸟”的尊号。
　　走进医院那天，天空下着小雨，我躺在医院的手术室因为太过疼痛肆意喊叫。女医生麻木地叫我不要喊。这怎么可能，只有喊叫才能减弱我那一刻身心俱裂般的疼痛。我甚至尝试了在这一刻用转移注意力的办法去回想“九头鸟”以便告诫自己一点儿什么。但我发现我一点儿不愿意在此刻想起这个人。我甚至想了想老师们上课讲过的那些先哲们留下的真谛。我在心里对那不苟言笑的女医生胡言乱语“人生来便是以受苦为生活的直接目的。生命的本质便是痛苦。快乐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快乐而痛苦却远远超过我们所预计的痛苦……”那医生像是听到了什么，又对我说，你们现在的这些女孩子就是不自重。我对女医生的话如同她对此类手术的麻木。我从躺椅上起来，只觉得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较量，或许“九头鸟”说得没错，女人最狼狈不堪的样子大概就是此刻。
　　出了医院我终于还是忍不住躲进闹市中的角落掉眼泪。那一天，仿佛所有的亲人都对我做了最残忍的事，包括我自己，我让自己彻底绝望。
　　当晚我心灰意冷地躺在另一个男人的臂弯里，我以为需要一个对我喋喋不休的人以证明我没有被这个世界抛弃，我的世界不只是我自己。到了后半夜我终于对周围的一切忍无可忍，窗外不时传来摩托的轰鸣声，楼下对面的酒吧门口总是能听到醉酒的男人女人们歇斯底里的吼叫咆哮，我猜想他们一定人不人鬼不鬼。耳边还有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低劣品行的诟病，一切看起来毫无生趣，我像逃犯一样穿上衣服离开。
　　即便凌晨两三点，依然能感觉周围的一切因为夏季而变得躁动不安，就连马路两边的树木花草到了夜里也开始肆意向外吐露着白天吸收到的热，像是在用这种方式吸引路人以此示好。我从学校北门进了校园，北门算是校园里最受冷落的一道门，门小且破旧又地势偏远，门外是一大片还未开发的空地，门里是正在施工的工地，工地上虽灯火通明但却听不到动静似乎在休工。穿过工地的土路走到林荫路，路边随处可见的白炽灯把夜空照得有些浮躁，灯下三三两两只蚊子围着打转，路面被路边的树影几乎遮挡完毕，只偶尔有几个因光穿过树叶间的空隙留下几道斑驳的光亮。我抬头想要寻找月亮，或许只有仰望夜空才有可能找到一点儿恍若身在大山之中的奇妙幻影，可很快幻想破灭，我感觉不到静谧的山峦，無山便无根。
　　我不记得当思绪停留在哪刻，一个人影突然出现飞快地从我身后将我拦腰抱起。恍惚间我竟以为是某个熟人同我恶作剧，很快我便被他身上散发出的一股烟草、汗腺、酒精的混合味熏醒，我喊叫，却无人回应。只听男人压低了嗓门叫我不要喊，否则就掐死我。我便真的没再喊叫。我看到自己的双腿吊在半空中乱弹，一番挣扎之后我发现自己在白费力气。我被撂倒在一块空地上，就着远处工地上的灯我看不清他的脸，他背对着灯光的脸似乎扭曲变形以至于我无法还原他正常情况下的面相。男人又说了一次只要我不叫他就不会伤害我。我便真的照做因为我还不想死。我的不抗争以及默不作声再次扮演了怂恿者的角色。顷刻间男人急促地喘息和从口腔呼出的热气停在我耳边及脸颊上，最后那嘴竟压在了我的嘴唇上，他拼命地吮吸着像一只饥饿的疯狗找到了骨头。脖子上的骷髅头吊坠被他的下巴抵在我的锁骨令我生疼，这个与我日夜相伴多年的骷髅头吊坠从没有发挥过除了祭奠我死去的爱情之外的额外作用。好在它总是可以为我找到方向并令我一度陷入幻觉，以至于有那么一刻在这幻觉里我感到了一丝不寻常的迷恋。可我不想去解释在被施暴中所产生的迷恋之情。或许唯一的解释便是对肉欲的贪欢，我更无法解释自己近乎疯狂的想要解除精神和肉体的极力抗争而让它们合二为一。后来，我总算给自己找到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一个女人原始而伟大的母性是对一切伤害她的异性的接纳与包容。可我自知我并不伟大高尚，我顶多可以充当一个现代版的女阿Q。当我的双腿被举起，一股剧烈的疼痛感直冲向身下，眼泪顷刻而出，肉体的疼痛总会唤醒模糊的意识。此刻月明如洗。
　　男人随后起身飞快地朝学校北门方向逃走。我躺在地上仰望天上的月亮。身下久痛不散，似乎还有一股黏稠的液体向外流出，我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几缕风吹过，脸颊两侧冰凉冰凉的，就像是缓缓流淌的河水。望着月亮我想象自己就是一个戏子，刚刚上演了一出人间悲剧，我是戏外的看客，也是戏中的戏子。

6

　　路边几排低矮的房屋正随着疾驰的列车飞快地倒退。我躺在从武汉回西安的列车上。车厢的广播里列车员正用甜美的嗓音提醒旅客，列车即将到达西安站，请做好下车准备。我和老刘分别躺在车厢的上下铺。睡在下铺的老刘站起身用手指轻轻点了点我的额头示意我车快到站，他已开始收拾行李准备下车。
　　老刘是我的朋友，当然是掺杂了一点儿不太明朗的儿女情长的朋友。早在大学时我便认识了老刘，或许和自己过去糟心的经历以及性格有关，我在无聊之际便用文字打发时间，侥幸在校刊上发表了几篇短文。我的虚荣心获得极大满足。接着又混进一个鱼龙混杂的网络作家群因此结识了老刘。时尚、有些年轻且自命不凡的老刘自称是著名作家。虽有些言过其实，但他的确算得上作家。写过几部小说，虽都是自费出版但在我看来售出的书能把本钱卖回来就算得上是个好作家。
　　第一次在线下见到老刘，他看起来并不老，三十多岁，身穿浅蓝色牛仔裤，蓝白相间的条纹T恤，脚上是一双灰白色布鞋，头发乌黑浓密，黝黑的脸上嵌着一双小却有神的眼睛，那是我第一次被邀请参加他们的文艺沙龙。那时我只是在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小说，跟老刘他们这些出过书的作家不是一个层次的。那些作家们并不排外，来者便是客，他们让我对湖北人有了很大改观，尽管自从大二去武汉上学之后，班里湖北当地的同学也不少但平时往来很少。偶尔去街上闲逛会觉得这里人说话嗓门大得像在吵架，口头禅配上他们七拐八绕的音调颇觉得有趣之外便没太多印象。 　　老刘虽在武汉居住多年，但他是山东人。他一开口你便感觉到他洒脱、直爽、随性。只要你跟他多说几句，他再一开口你会发现，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他已经看个八九不离十了。这大概算是作家的职业技能。当天晚上，我和老刘搭肩搂腰站在舞池中央，学校老师教的交谊舞总算派上了用场。老刘笑着说，你这不是跳得挺好。被一个作家夸赞的确很受用。那时我和老刘几乎从未单独见过面，只偶尔在那些毫无意义的文友聚会上碰到。他一边参加无聊的社交活动，一边告诉我真正的创作永远在一线、在案头。后来他离婚，去了一趟非洲，写了两本书又去研究古玩，而我大学毕业之后留在了武汉，一直安于单身生活，上班、下班、独处。我的私生活里曾一度没了男人。如果说有也只是老刘这种精神伴侣，他曾因为结束六年的婚姻而一度陷入绝望和抑郁，那时他不停地给我发邮件，那些信就像雪片一样塞满了我的邮箱。似乎他只能用倾诉的方式缓解痛苦、逃避现实。
　　“你说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老刘在信中问我，“什么才是支撑你好好活下去的动力？亲人、朋友、理想、信念，还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人的关注和赞扬？”老实说回答老刘的问题，有时我需要想很久才能回复，那些问题也是我的困惑。我开始扮演起一个自认为还算饱经沧桑的老者，我告诉老刘如果他能把生命看作戏仿，或许没什么遭遇是过不去的。在人生这场大戏的戏台上，我们会经历各种角色，有悲剧有喜剧，你可以让自己沉浸在角色当中，也可以偶尔跳出角色去充当观众。我总觉得去听去看去感受，生命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而支撑我们好好活下去的信念或许就是生活本身。我不知道老刘对我的回答是否满意，或许在渡老刘的那段日子我也在自渡。
　　后来老刘发信的频率和内容终于恢复了正常，他说自己和几个朋友去旅行。他在信中写到：“我们到了西藏境内的古冰川遗迹。我现在脚下的土堆就是传说中的冰碛丘陵，它们看起来很像一个古墓群，远远望去像很多个小坟堆。我的对面就是皑皑雪山。我在这里采集了一种很特别的雪莲花，它生长在海拔五千多米的石头堆里，它的外层长了很多很长的绒毛，这种绒毛不仅可以抵挡风寒，还可以用来吸收冰川湖边漂过来的水气，它们可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艰难生长，真是生命的奇迹。”
　　又过了段日子，他说他们去了尼泊尔的原始森林，住在被森林和雪山包围着的小旅馆里，旅馆的老板居然是中国人。他兴奋地告诉我他们在某一个夜晚的尼泊尔小镇上看到了大摇大摆在街上行走的犀牛。这令他很兴奋。收到老刘的最后一封邮件里只有一张他躺在医院病床上挂着吊瓶的照片，和一行简单的字：体力严重透支正在补充营养。
　　那时我正在一家广告公司实习做文案，工作压力大，业务不熟悉，与同事看似相处融洽，但还是或多或少保持了一贯独来独往的个性。一个人在外打拼越发感到人在利益或灾祸面前暴露出的冷漠、自私、贪婪、虚伪，这实在令我无法忍受。老刘的信成了这种恶俗生活中的一点光。
　　一年后，老刘旅行回来找我，那时我已辞职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失意最容易在酒精的催化作用下碰撞出火花，或許这么说对老刘并不公平。当我打开门，一个四肢健壮、皮肤黝黑、肩膀宽圆、胸脯横阔的老刘站在门口，乍一看像是活雕像。他对自己这一年在外的所见所闻侃侃而谈，又说到了自己如何被绿被离婚的尴尬。他在讲那些事情时已经完全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我在想大自然的博大和包容似乎在老刘身上得到了别样的发挥。可等到几杯酒下肚后老刘却没了刚来时的兴致。
　　“你说，家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老刘问我。
　　有关家的问题对我这么一个从小很少感受到家庭温暖的人来说，很难回答，也不想回答。
　　“总觉得家没了就更孤独了，其实我很怕孤独，虽然我知道孤独不可避免。”
　　“其实我们永远都是孤独的，即便两个人一起同吃一盘菜也是各有各的味，同赏一片景也是各看各的美。”
　　我说这话时老刘盯着我看，不知为什么我害怕跟他对视。
　　“好像有道理，但我们该相信这世上有所谓的两个相通的灵魂。”
　　老刘借着醉意把身体靠过来，我第一次距离他这么近。这对我充满诱惑，他让我好不容易用几年时间建立起的安全感面临瓦解。
　　“老刘，你想不想听我的故事和秘密？”我问老刘这话时并没有想好是不是真要对他倾诉点什么。“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大二突然跑来武汉上学？”我发现只要话题一挑开，那些秘密就会趁着醉意快速发酵。
　　老刘看着我对我摆摆手，他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或许他此刻并没有兴趣听故事？
　　“在告诉别人你的秘密时，你要想好，那些秘密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尊严，是我们的安全感，是我们最后的堡垒。”我没想到老刘竟会这样说。
　　“你不想知道吗？每个人不都有窥探别人秘密的心理？”
　　“是有窥探欲，但我们也有守护自己秘密的权利和义务，其实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有秘密，有谎言。”我越发不理解那刻的老刘，“你有什么秘密想说给我听。”老刘盯着我看，目光里满是期待，似乎还有一丝被完全信任的感激。我们四目相对，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或许我应该永远保守那个秘密，如老刘所说那是我最后的尊严和堡垒。
　　对十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天在小树林发生的事我总是忍不住去回想，总以为时间是最好的止痛药，它能让那些横亘在心里过不去的坎儿都过去。可偶尔我还是会把那晚发生的一幕扒出来翻搅，或许只有疼痛和不断地自我怀疑才会时刻令我警醒。我总是无法准确形容和描绘那次历史事件。它的复杂程度远不止天一亮我便找到辅导员说明事情经过，不久之后学校便为我转学并且学费全免作为补偿的事实。我甚至想象系主任为我描绘学校如何调取监控轻而易举地便找到了那名施暴者。之后又如何与工程队的人一起审问那个不到二十岁农民工的细节全貌，他们在一间会议室里饶有兴趣地对他进行着秘密友好地询问，他坐在椅子上，头微微低着，两手不安地放在两腿间，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那张脸上，有人装腔作势地说，说说你强暴的过程，为什么要对学生实施强暴？又有人问，你已经构成强奸罪，如果报警你是要被判刑的，你要坐牢！或许是那个工程队的领导会说，这孩子我熟，本性不坏，就是喝了点酒一时犯糊涂。无论几个人怎么问，那暴徒只有一句话，你们不要报警，我就是喝多了，我认罪，我赔钱。系主任把那个强奸犯描绘得楚楚可怜，似乎他成了受害者。校领导希望我私了这样对学校对我的名誉都好，也可以给那个平时看起来敦厚老实的年轻人一次机会。最后学校给出了足以诱惑我的承诺，去省外的另一所大学读我想读的文学专业并且学费全免。后来的结局或许早就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在权衡了利弊之后我果真没再坚持报警。我曾一度分不清对错是非，即便分得清最终还是按照作为高级哺乳动物趋利避害的本性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我感觉自己才是那个残害自己的罪魁祸首，那名暴徒的帮凶，一个真正的叛徒，一个令自己唾弃的唯利是图者。于是我不断地暗示自己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同我做出同样的选择，这是本性。 　　那晚当我的眼泪从眼眶滑落之后，我被老刘紧紧搂在怀里，我让那个秘密彻底随风飘散，它永远从我的生命中消失。

7

　　一周前接到母亲电话问我能否回家一趟，我问是不是家里有事，只听母亲已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
　　老刘得知我要回乡便立马兴致盎然地问我能否随我同去。我有些犹豫，不知该以什么身份让他陪我回去。并且这次回乡情况特殊，我也不清楚会呆多久便拒绝。他最后找了一大堆理由打消我的顾虑，说自己想去陕北采风。他说这话我信，平时他总是到处游山玩水挖掘写作素材，我便说考虑考虑再说。
　　在回住处的公交车上，车刚到站停下门口便一前一后上来两个身材高挑、浓妆艳抹的女孩子。她们肩上披着长发，一路笑着走过来坐在我前排的位置上，很快便听到其中一名女子用半阴半阳的声腔对同伴说：“昨天晚上我走在小区院子，突然就有一个黄头发男孩跑上来对我说，小姐姐小姐姐，我跟朋友玩游戏输了，可不可以加一下你微信？我说请叫我小哥哥。”说到“小哥哥”时那女孩用完全男孩儿的嗓音发声。两人顿时一齐大笑，她们像是意识到自己失态便又迅速瞥了一眼四周，看到周围人似乎没反应，两人半捂着嘴继续笑。我也不由得被这不知该称作男孩还是女孩的人逗乐，不知为什么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某种青春的不羁勇敢还有怒放的自我。
　　下了车经过巷子口，我为了躲避一只突然从草丛中窜出来的小狗瞬间崴了脚。脚踝顿时肿起来，我成了半个瘸子。
　　回到家后，我在电话里告诉老刘我成了瘸子他怕是真的要跟我走一趟了。老刘听后便在电话里笑，像是我在故意找借口。
　　“你说什么都行，只要让我跟你去就行。”
　　距离上次见面已经隔了两三个月。见到老刘，他看起来比旅行归来时沧桑了些。胡子拉碴的，脸上毛孔粗大，鼻尖的黑头恨不能上去挤两下。我在想或许老刘不适合闭关写作而适合在路上。他一见我便伸开双臂做出拥抱姿势，我一瘸一拐地迎上去。他看到我果真成了瘸子开心地大嚷着：“天意，天意！”
　　我和老刘出了西安高铁站已是晚上八点多，对这座城市我依然有些感冒便问老刘能否立即动身回延安。老刘或许以为我家中真有什么要紧事便也没多问。等到了售票窗口才知道当天和次日的动车票都已售完，只有晚上的一趟普快，也就是逢站就停的绿皮车。我看看老刘不知如何是好，老刘突然拉着我离开。他站在一旁拨了一个电话随即又拦了一辆出租车，到了地方才看到他朋友开着车停在路边等我们。
　　我们草草地吃了碗羊肉泡馍，老刘便开着朋友的吉普车带着我回乡。大概看我有点累，一路上老刘的话并不多，我闭着眼心事重重。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告诉老刘我曾在这座城市不到一年的大学生活里度过了怎样一段浑浑噩噩的日子，以及那个没有被我说出口的秘密。
　　“这座城市是我曾经想要逃跑的地方，因为它是那个秘密堡垒的发生地，所以我一刻不想停留。”
　　老刘看了看我用手摸摸我的头。
　　“别胡思乱想了，安心睡会，到了我叫你。”
　　三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延安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陕北小城的初冬要比省城冷得多，街道上冷冷清清，我让老刘随意找了一家旅店住一晚再走。在吧台，服务员我们问要几间房，我说要两间。回到房间简单洗漱完毕我便躺下。不一会听到有人在外敲门，我开门看到老刘站在门口，他从外面买回了两碗烩面片，虽然面片里加了很多红色的西红柿汤汁，但还是粘在了一块。我吃了几口便吃不下去，只觉得累。看到老刘还在用筷子把粘在一起的面片一片一片分开，不急不慢地往嘴里送，我拿了瓶矿泉水坐在老刘对面看他吃面，他似乎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干脆放下筷子。
　　“你这是赶我走呢？”老刘看着我。
　　“没有，看你吃饭。”
　　“你还没告诉我怎么突然要回去，如果记得没错你已经有四五年没回家了。”
　　我点了点头，老刘记得比我还清楚。
　　“我继父去世了，回去看看我母亲。”
　　“那要回去看看，趁着老人还在多陪陪她。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遗憾。”
　　“可我总觉得我母亲并不怎么需要我。”
　　“所以你才这么久不回家？”老刘似乎对我不回家的理由感到惊讶。
　　老刘走后，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在想迄今为止我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如果用时光的不可逆转作为衡量遗憾的标准，或许我的遗憾便是从小没有成长在一个温暖的家里。总羡慕那些把父母挂在嘴边的人，从小告诉自己等长大了父母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也许会弱化，我不再需要他们给我一个温暖的家，不再需要他们的关心、关注。但成年后，经历的苦痛、委屈越多，骨子里就越发渴望父爱和母爱，只可惜可望而不可及。有时在想，他们的遗憾又是什么，在他们的遗憾里有没有我。
　　想到我那命运多舛的母亲我总是不愿意面對现实。记得上次回家也还是几年前的事儿。那会大学刚毕业两三年，母亲在电话里高兴地对我说她要结婚了，这是我听到过关于她唯一的好消息。母亲结婚那天，我坐在自己的房间看着母亲被那个看起来还算忠厚老实的男人从家里接走。她穿了一件枣红色印花的中式旗袍，长长的头发也烫成了卷轻轻挽在脑后，她看起来美极了，一点儿也不输给那些年轻姑娘，甚至比她年轻时看起来洋气了许多。她将我拉到一旁悄悄告诉我她嫁的这个男人是个装修工，虽然五十多岁但仍然有力气，能吃苦，最主要是人好，对她也好。
　　后来又听母亲说结婚那天父亲也托人捎来了份子钱，足足五千块。母亲还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祝你幸福。母亲看着纸条便掉了泪，那泪想必是欣慰释怀的眼泪。毕竟是自己曾经用心对待过却没能留住的男人，那一刻，他们算是和解了。
　　月光从窗帘的缝隙泻进一道亮光，偶尔听到马路上经过的车辆鸣笛声，从窗户望出去，宽阔笔直的马路两边安装了颜色大小造型一致的路灯，规范整齐，路灯再往里是被切割机修剪平整的草木。倘若没有远处那些隐约可见的山峦轮廓，乍一看，似乎所有的城市夜晚都如此相似。好在，无论这座城市如何变，那些守护这座城市最原始的山峦沟壑像堡垒一样永远屹立在那。 　　天一亮我和老刘便上了路，我家所在的县城距离市区还有七八十公里的路程。几年没回来，过去的老路被新修的快速干道替代，一路上看似熟悉的地方却是不熟悉的风景。车窗外偶尔几栋白色砖墙围起的农家小院被屋前的一排排树木遮挡得若隐若现，最不易被忽略的便是道路两边连绵起伏的山峦。如今望去，山上不再像从前那般灰黄灰黄的一大片，而是被漫山遍野的植被覆盖。只是入了冬，山上已是一片萧条景象。
　　“是不是看到这些山就觉得亲切？”老刘突然问，我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对面山的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的谁，那就是的那要命的二啦妹妹。”老刘打开车上的音响跟着唱起来，这是家乡红遍了大江南北的一首陕北民歌。
　　进了县城，虽然时隔几年这里多了几栋看似有模有样的建筑，但看起来依然贫困落后。尽管不再像外面的人说的“住得都是土窑洞”，但仅凭着三五栋楼房，几座像样的建筑也还是掩饰不住小地方的清贫。
　　我家就住在街尽头的一处化工厂家属院里，快到院子时老刘拉住我。
　　“你母亲问起来你怎么介绍我？”老刘看起来很兴奋。
　　“就说是朋友？”老实说我不懂老刘的心思。他有点出乎我意料，突然没了我印象中的淡然、随性、洒脱。
　　“就说是男朋友吧。”老刘说着便把手臂伸过来搭在我肩上。
　　进了家门，母亲像是早做了准备。见到我她的脸抽动得有些扭曲，几年没回来，她苍老了许多，头顶的白发清晰可见。或许因为老刘在场，母亲像是在极力克制。也许我们都有想上前拥抱的冲动，最后却成了几句最平常的家常话。
　　“总算回来了，快歇一歇。”母亲说。
　　面对母亲这样至亲的人我总是拙于言语和肢体的表达，母亲也一样。她让我跟老刘坐着，自己匆匆忙忙去了厨房，不一会儿两大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被母亲端上了桌。还是以前的味道和做法，母亲总喜欢在西红柿汤里放入土豆丁、胡萝卜丁还有豆腐丁。吃了这面才像是真正回到家里。老刘果真饿了，一口气吃了两大碗，直夸母亲厨艺好。
　　母亲的情绪没我预想得糟糕，或许有老刘的功劳，老刘告诉母亲他们那把吃早饭叫“过早”，听到母亲对武汉没有一点儿认识，老刘便放下筷子用武汉方言当即演了一段客人催促老板快点给自己上饭的情景：
　　“诶，个卖粉的快点撒！”
　　“嚷么事嚷？别个都不是等倒待。”
　　“快点，我要迟到了。”
　　“是的，在跟你下撒。”
　　母亲开怀大笑，我发现老刘有做演员的天赋，他可以随时入戏。
　　晚上老刘睡在我从前的小屋，我和母亲睡在窑里。提到刚刚过世的继父，母亲还是忍不住掉泪。我不知道母亲为何而哭，是为自己又一次不幸的婚姻，还是为刚刚过世的继父，又或是为她自己哭。
　　听说继父是被一辆三轮车撞倒的。继父出事的那天正是他五十五岁的生日。母亲一早便去菜市场割了肉买了菜，继父拎着工具箱高高兴兴地出了门。他那天在一所小区的居民楼里贴地砖。听说等把整套房子的地砖和墙砖都贴完可以挣好几千块。继父跟母亲说人家给钱多他就得好好干。到了中午继父为了把当天计划的地砖早点贴完好下午早一点收工便没有回家。等到下午，母亲把肉炖在锅里时，继父还剩下小半面墙就要收工了。
　　撞了继父的三轮车夫在警察局抱头痛哭，口里喊着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他。三轮车夫告诉警察自己那天和另一位工友给客户送了三趟家具。就在撞了继父的前半个多小时里他们刚抬着一百多公斤的茶几从一楼背到了六楼，还送了一件一百多公斤重的电视柜，那茶几和电视柜的外层全是玻璃，他们不敢有丝毫怠慢。本以为那天活儿多，两个人每人挣了四五百块。工友拉着三轮车夫一起去喝酒，可车夫想了想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等着自己便推脱了。事后他抹着泪对那警察说，早知道自己送完家具就该跟着跟工友去喝酒，也就不会撞到继父了。
　　我问母亲继父在临死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母亲说她问过那个三轮车夫，说继父连哼也没哼一下，当场就断了气。后来母亲总是遗憾继父那天没能吃上那锅肉，她说那天的肉做得真香。
　　因为没钱赔偿，后来撞死继父的三轮车夫便去坐了牢。继父的子女们依然不死心，三天两头去车夫儿子家门口闹，最后讨回了几万块赔偿。看那家人的落魄光景也大约知道他们实在是拿不出钱来才罢休。继父一走，母亲成了彻彻底底的外人。母亲说继父被埋在了后山上，和前妻埋在一起，这也是他子女们的意思，母亲说到这儿又开始抹眼泪。
　　过了两天，母亲偶尔有意无意地试探老刘问他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母亲像是把老刘完完全全当成了我对象。老刘看着我说，随时都能结。母亲一听高兴得合不上嘴。经历了两次婚姻，又看惯了生生死死的母亲，终于活明白了，活得通透寡淡了。有时母亲会把过世的继父跟如今也已年过半百的父亲做比较；会大清早地起床去菜市場跟卖菜的摊主讨价还价；会跟几个老阿姨们去门市看衣裳，并对衣服的布料、花色品头论足；还会被老刘的笑话逗得合不拢嘴。
　　我不禁在想或许人活着时，不论你对一些人有多重要，等到死了，在别人的哭声里被送走，活着的人还会一如往日地活着，还会肚子饿了去吃，渴了去喝。留下来的人该怎么过还得怎么活，总会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忘以及适应那个人走了之后的生活。
　　有天我突然问老刘：“你说，人死以后他对活着的人还有意义吗？”
　　老刘正在欣赏院子里的秋菊，被我问得有些措手不及。
　　“当然。”老刘肯定地说，“肉体存在的意义消亡，但灵魂会被延续。人是如此，这花或许也一样。”老刘说着掐了一朵花递给我。

8

　　老刘每天兴致勃勃地出门，有时他跟着母亲去街市买菜，回家还一起在厨房做饭，像要彻底摆脱作家奋笔疾书的生活，投入到柴米油盐中去。总觉得有些对不住老刘，要他呆在这个只有一条街道，常年充斥着慵懒又毫无生气的地方，我便对老刘说带他去市里转转或者去周边的县城走走。
　　老刘顿了顿说：“景色永远看不完，去了那么多地方，看了不少景，我现在就想跟着你过几天热气腾腾的日子。” 　　街道路边到处是油炸臭豆腐、烤面筋的手推车，油腻的风伴着香味、油烟味飘散在道路两旁的树梢上。老刘买了一盒臭豆腐用一次性筷子夹着吃，他把一块递到我嘴边，我用手挡住直摇头。街道口停着很多载客的摩的，那些司机就蹲在街边大口大口地吃着苹果，他们嘴里吐出的鲜红苹果皮为脏兮兮的街面“锦上添花”。虽然已入了冬，可小城街上的女人们学着城里人的模样穿着肉色的贴身打底裤，外面又穿着短裙或短裤。一个男人正打趣一个婆姨说：“天儿冷了，你们这些婆姨把白花花的腿露在外面不冷啊？”老刘听得竟笑出了声。
　　“你看这些人多朴实，生活多接地气。我们就应该脚踏实地地生活，深入到生活中。”老刘一本正经地说。
　　“难道我们现在浮在生活表面？”
　　“我们应该结婚生子，像这些人一样按部就班地生活。”老刘说着突然转头看着我。
　　“这不是你的风格，你还敢结婚？”我故意拿老刘开涮以便掩饰自己莫名其妙的不安。
　　“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是我们最终都需要有一个归宿，有时我们不愿被生活的条条框框束缚，我们要自由，要不羁放纵的生活，可后来发现，很多时候你只有安安稳稳地呆在那些条条框框里，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感。”老刘一口气说了一大串，我没想到这些话会是一个向来自由不羁的人说出的。“林兰，回去之后跟我一起过这种生活吧，热乎乎的柴米油盐的生活。”
　　我被老刘的话打晕，我不知道我该如何理解他的话，又该理解到什么程度。他让我始料不及以至于心慌失措。这时听到不远处的人群里似乎有人在喊我，循声望去竟然是李小军，他正朝着我跟老刘的方向快步走来。他真是救星，我想。老刘问我是谁，我说高中同学。
　　早在半年前我在武汉接到李小军电话，电话里他倒是没说什么重要的话，只说他在武汉出差，几年没见希望我能尽地主之谊，我不好推脱只好去见他。见了面才感觉有点被他忽悠，只见他西装革履、红光满面、大腹便便，俨然不像他在电话里描述的那样混不下去。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窝在山沟沟里打井的小工人，一跃成了一家国企的小干部。他跟我大谈自己所在企业的经济效益何等好，又刚刚进入世界五百强，年利润已达多少亿，每年为地方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多大的力，在全省乃至全国有着怎样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听说我如今在一家私企做企宣工作，并且还只是个普通白领，他便又跟我大谈企业文化。他身上已全然看不到高中时的羞涩腼腆，更没了陕北人骨子的淳朴之气。诚然，也忘记了我们曾是彼此身体的“启蒙者”。我有点庆幸在山里的那晚自己被他摁倒在黄土地上的那一刻曾经灵魂出窍。他端起桌上的一小杯茶润了润口，又翘起下巴示意我说这茶不错，像是自己很懂茶又像是在告诉我他可以替我尽地主之谊。我实在觉得没必要再待下去，他似乎看出我的不耐烦便重新直起身子，压低嗓门，关切地问我，结婚没。我摇摇头，他把头凑近我，问我能不能看得上他。我诧异，没明白他的意思。他便又向我兜售自己娶的妻子是个官宦小姐，脾气火爆很难伺候，外头的人都说他攀了高枝，如今的科长也是沾了岳父的光。我只当自己在听一个男人的励志故事便慢慢端起茶来喝，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成了领导总要讲话的缘故，这些年他的口才见长。那天，他把自己的励志故事讲了一大圈，最后用国企领导干部的派头邀请我回家看看。
　　眼前再看到他，跟前不久在武汉见到时判若两人，整个人明显消瘦了些，面色有些灰白，他穿了一件深蓝色夹克衫，黑色裤子，脚上是一双深灰色布鞋。他拉着我和老刘说要带我们去当地一家据说最火爆的烧烤店，可快走到门口又说人太多去另一家。
　　另一家烤肉店明显冷清了许多，大厅里也只是稀稀疏疏坐着三两桌客人，李小军对服务员说要楼上的包间。进了包间坐下他一口气点了好几样肉跟菜，又要了一瓶白酒和一箱啤酒。席间一听老刘是作家，便更来了劲，執意要跟老刘一醉方休。我不知道如果告诉老刘，我跟眼前的这个人在多年以前曾经互相“启蒙”了彼此，他会作何反应。
　　酒过半巡李小军醉得一塌糊涂，竟趴在桌子上哭起来。我实在没料到他会如此，起初本对他心存戒备，顿时又心软下来。他抬头看了看我跟老刘又往杯子里倒了满满一杯白酒一股脑灌进了嘴里。
　　他擦着鼻涕眼泪说起自己这半年的倒霉事儿。就在几个月前，他被人举报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别人偷盗贩卖原油为自己敛财，我问他别人举报的属不属实。他苦笑着似乎在说我不懂如今的为官之道。后来他被停职调查，在这期间，他家里四处托人找关系这才没走司法程序免除了牢狱之灾，只被单位内部撤职并解除了劳动合同。而他那位官家小姐随后也带着孩子跟他离了婚。
　　老刘在一旁替我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安慰话。原以为他应该把自己的倒霉事儿一股脑说尽了，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们说，我这已经够倒霉了吧？可儿子又不争气给我惹了祸。”
　　他问我记不记得高中时跟我们一起玩耍的一个女孩。听到他似乎要回忆高中的事儿我便有些发慌，但顷刻间又踏实了。
　　他说：“就是那个总穿着黑色衣服，染着黄头发的女孩。”
　　他这么一说，我便想起那个女孩当年跟我一起站在果园的炮楼上，看李小军他们打群架的情景。
　　我问：“那女孩怎么了？”
　　李小军叹气说：“这家烧烤店就是她家开的。”我当下便想原来李小军来这儿是为了照顾朋友生意。
　　“我对不住她。”他又说。
　　我很好奇他这话从何而来。只见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才说半年前的一件事。他说自己十一岁的儿子跟几个同学去距离县城几公里外的空地上玩。那里刚拆迁，地上的一个大土坑因下雨已积水两米多深，可孩子们并不知道那水坑很深便在水坑边上玩，没想到他儿子和另一个孩子纷纷溺水。巧的是黄头发女孩的丈夫正好经过水坑便下水救人。
　　“两个孩子是救上来了，可她丈夫没能上来，死了。因为这事我心里挺内疚，毕竟又是同学，这些年她过得也挺难。”
　　“那你来这儿吃饭就是因为内疚，所以来照顾人家生意？”我说着，老刘轻轻碰了碰我。 　　“也可以这么说吧，自从她丈夫去世，这儿生意就一直不好。”
　　“你不应该再来打扰她，如果我是那男人的妻子一定不想再看到你。”我一股脑把心里话说出来。
　　这时包厢的门被推开，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身材消瘦，皮肤暗黄的女人端着一大碗汤站在门口。看着她我竟有些眼熟，很快我便认出她就是当年那个黄头发女孩。可我不愿意把眼前这个女人同当年那个叼着烟染着黄头发，样子酷酷的女孩当作同一人。
　　只见李小军连忙站起来吞吞吐吐地对那女人说：“我还以为你不在这儿。”
　　女人看到李小军立马收起了脸上的笑。
　　“我听服务员说有客人在楼上，没想到是你。”她说完端着汤转身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
　　“你以后不要再来这儿了，看好你儿子。”
　　李小军本还想对那女人说点儿什么，却听到门“砰”地关上了。
　　我跟老刘一时无语，李小军一屁股坐下。
　　“你们说实话，她丈夫这事儿能怨我吗？说句不该说的，生生死死这都是命。”他说着又往嘴里倒了一杯酒。
　　“也不能这么说，毕竟是为了救你的孩子。”我实在有些听不下去。
　　“那家人太邪乎了，你们不知道，她男人的父母也早去世了，那年夏天发洪灾他们家连人带窑全被埋了。可能这就是命。”
　　“你说什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每次听到洪灾、塌陷、掩埋这些字眼我便不由得发颤。我突然生出不好的预感。“救你儿子的那个男人叫什么？”我盯着李小军问。
　　“薛伟。你怎么了？”李小军怯生生地看着我，我猜想我那时的样子一定很吓人。
　　吃完饭，老刘和李小军抢着结账时，我站在门口朝着吧台那边张望，却没有看到刚才那个女人。
　　出了饭馆门口，告别了李小军，我和老刘走了几米远，我终于无法行走。我对老刘说：“他死了。”老刘不懂我在说什么。“他埋在柳树沟的公墓里。”
　　老刘扶着我什么也没问，他以为我喝醉了。这个傻老刘或许以为我在耍酒疯。我靠在老刘身上，转身搂住他的脖子，眼泪落在他肩上。
　　回到家我跑去自己的房间翻找高中时的日记，我不知道找它做什么，只想把它找出来。老刘终于按耐不住问我在找什么。我没有抬头看他，不停地翻箱倒柜。
　　老刘又问：“你怎么了，那个死了的男人你认识？”我有些反感老刘的问题便没说话。“你们什么关系？”老刘继续追问。
　　“和你有关系吗？”我不愿听到“死”这个字忍不住对老刘发火。
　　老刘不再说话，顿了顿我说：“老刘，那个人是我的初恋。”
　　老刘像是终于明白了什么。
　　“没想到你这么痴情，可惜他已经死了。”
　　“你说过，人死了可灵魂不死。”我冷冷地看着老刘。
　　“你不觉得自己有些矫情？”老刘说完推开门走了。
　　那一夜我睡在母亲身边对补习班老师的事只字未提。只是用手机给老刘发了一条信息，问他明天早上可不可以跟我去墓园。隔了不久老刘回复，好的。我有些感激老刘。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我告诉母亲我要跟老刘去看一位故人，母亲问我去看谁，我说，一位老师，他死了。母亲像是觉察出什么，只问中午回不回来吃饭，我肯定地说，不回来。
　　从早上吃饭到出门我和老刘一句话也没说，我用余光打量他，他依然风平浪静，察觉不到任何情绪。
　　走到车门前，我告诉老刘我来开车，老刘俯下身撸起我的裤脚看了看我的脚，站起身告诉我他开。上车时我只觉得自己的脸有些发热。我们一路朝着距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柳树镇驶去，路上老刘依然沉默，我总觉得我该主动跟他说点儿什么。
　　“老刘，那个人让我很早就明白無论一个人遭遇了什么都不要觉得自己是最可怜的人，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你的境遇更糟糕的人。”老刘扭头看我。
　　“就因为这个你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不，他给了我很多，在我最孤独狼狈时给了我爱情，还有对生命的敬畏，他差不多算是我精神上的支撑和信仰。”我咧嘴一笑想化解一下被我弄得过于矫情的氛围。
　　“所以你曾经告诉我你的肉体背叛过你的信仰，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信仰？”
　　“是，准确的说是灵魂在那一刻背叛了肉体。”老刘没再接话，他一沉默我便有些不安。我决定停止这个话题。
　　“那现在呢，他已经不在了，你是不是就六根清净，看破红尘了？”我被老刘问得有些措手不及。
　　“我想好好生活，遵从自己的心。”
　　到了墓园门口，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花捧在怀里，并告诉老刘让他在外面等我，我转头跟着看门人朝着台阶往上走，听到身后老刘已经在跟一旁的清洁工闲聊起来。
　　墓园的台阶很长，我的脚步很慢。怀里捧着的白菊花在深秋的暖阳下格外明亮，每走一步都像是朝着那些久远的时光靠近一步。走到台阶尽头，眼前是一大片排列整齐的墓碑，墓园里的柏树在初冬时节依然翠绿。看门人走到一处墓碑旁站住脚用手指了指说，就是这儿。我看了一眼墓碑上的名字，像是再一次确认他的名字真真切切地被刻在墓碑上。墓碑上方镶嵌着他的遗像，相片里他看起来三十多岁，头发稀疏，脸孔消瘦，唯有那双眼睛还和十几年前一样深邃、坚定，却少了年轻时的稚气和沉重，多了被岁月打磨之后的沧桑与世故。
　　我站在那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在心里问他，你还记不记得我了？那个跟你坐在后山果树林里看夕阳西下，看山峦从轮廓分明到模糊不见的人，你还把鞋子脱下来给我看你母亲为你做的鞋垫，你还说，这山从今往后就是你的父亲母亲，而那些长在山里的石头、树木、花草就是你。其实我没告诉过你，从那一天起，我也把那山呀石头呀看作我的亲人。
　　我终于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疼痛，眼泪顺着脸颊滑落。我不知道我的眼泪为何而流，是为多年之后和心中的信仰阴阳相隔而惋惜，还是为岁月在他脸上刻下皱纹而使我莫名心疼，我不知道为什么。 　　曾经幻想过很多次与他重逢的画面，或是很多年后我和他重新肩并肩靠坐在身后满是坟堆的山坡上看夕阳西下；或是像小说和电视剧那样，人到中年的我们也会坐在装饰考究的咖啡店里互诉衷肠。
　　长久以来我赋予他是我精神支撑和信仰的意义，这个男人当年因为我母亲的冲动致使他丢了工作以至于被县城的所有学校拒之门外，走投无路。为此我回家对着母亲大吼，母亲一个响亮的巴掌打在我脸上，我第一次尝到了火辣辣的疼。可这点疼跟他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我并没有告诉过母亲补习班老师家人的遭遇，我不想让事情变得复杂。尽管过去了很多年，可我总会不自觉去想象那个暴雨成灾的夏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这么多年我总是忘不了他对着大山深处凝望的样子，那眼神死一般沉寂、深邃、不可测。偶尔那眼里会泛着一点儿淡淡的光亮，几滴眼泪从他眼眶滑落。那时我还年轻，我找不到任何适合在那一刻安慰他的语言，如今想来或许沉默是最好的安慰，任何语言都太轻了。
　　如今我面对着他的墓碑，看着那张有些陌生冰冷的面孔，竟觉得躺在这里的人并不是他，他其实并没有死。
　　墓园门口老刘和看门的老头儿坐在外面，老刘看起来面色凝重，他看到我往前走了几步。
　　“走吧！”我对老刘说。
　　返回的路上我跟老刘都没说话，但老刘不停地用余光打量我。或许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说。
　　“那老头儿跟他熟，你想不想知道他后来的生活？”老刘小心翼翼地问我。
　　“看样子你跟老头儿聊得不错，”老刘笑了笑没说话，“他过得好不好？”
　　老刘扭头看了我一眼。
　　“听老头儿说他跟他爱人很相爱，算是患难夫妻，两个人刚结婚那几年卖过菜，开过饭馆，这几年他家还承包了一个小牛奶站，养着好几头奶牛，生意还不错。听说去年还买了楼房。我们去的那个饭馆可能快关门了。”
　　“那他有几个孩子？” 我此时已有些心不在焉，我试图从老刘传递给我的信息中去还原和想象他这些年的生活。
　　“两个，龙凤胎，都在上小学。”
　　我的思绪不知飘到了哪儿，或许跟补习班老师这些年的生活相比，我那些曾经耿耿于怀的疼痛就像是巨大浪潮里的一朵浪花，我突然觉得自己还从未真正生活过。
　　车子正经过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车窗外浅浅的黄土正在伴随着风肆意飞扬。透过车窗我看到路边一处垃圾箱旁，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正一手拿着尿素袋，一手拿着长木棍在垃圾箱里翻找着什么，他身旁还站着一个八九岁大的男孩，男孩手里拎着被捆好的一摞硬纸片。
　　我在想这些跟着老人捡垃圾的孩子，他的未来会怎样？我看了看老刘还是忍不住想问他。这一路走来，我们总在向对方提问题。
　　老刘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几天我观察你母亲院子里的花，那些花有些开得早，有些开得晚，但是它们绽放的浓烈程度与什么时候开花无关。一棵植物的精华是花凋谢之后的果子，那些开得最早，绽放得最浓烈的花也会凋谢，它结出的果子也未必就是最甜的那一个。”老刘总是让我意外，他竟然拿花举例令我有些反应不过来。“人生也是如此，你刚看到的那个被生活所迫跟着老人捡垃圾的孩子，他的未来，也许比温室里的那些孩子更厚重，更精彩。”
　　“老刘，你说得对，他一直活在我的想象里。我可能因为自己的某些特殊际遇需要支撑自己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而正好他是我生命中少有的给过我温暖的人，所以我就把他当作一个信仰。”
　　老刘似乎又被我思绪的跳跃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还好他反应快。“这大概就是爱情的信仰吧。有时候爱情这东西自我幻想的成分远远超出对方实际上真正给予我们的。足以说明你是个喜欢幻想的女人。但我告诉你，人不能活得太梦幻。”
　　我跟老刘已确定了返回武汉的日期，母亲并没有挽留，只交代临走去看望一下我的父亲，我决定照母亲的意思办。我礼貌性地买了一些老年人补钙的奶粉和葡萄糖之类的营养品去了父亲家，父亲的头发已斑白，面对他我无话可说，他问一句我答一句。父亲的问题不过是我在那边生活的可好，习不习惯，工作如何这些。出门时，他突然让我等一等，很快他从卧房跑出来往我的手心里塞了一摞钱。看着如今的父亲我竟不忍心拒绝，我笑着把那些钱揣进了兜里才跟他告别。或許他能给我的也只是这点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