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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经济增长需要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良好的制度基础，以及慎用但正确的产业政策的共同支撑，产业政策不能与宏观经济政策、制度变革混同。
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大多是各说各话
近来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在这场辩论中，参与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各说各话，并没有真正的对话。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三个不同但又紧密相连的大问题经常被混在一起讨论。这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大问题是：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制度变革。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只是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只是一个产业政策水平上的问题，不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而中国目前是需要紧缩政府投资，还是继续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这是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最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要更依赖民营经济还是继续“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是个制度问题。
但是，这三个大问题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首先，产业政策的成败确实受制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约束。相比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则较少受制于产业政策。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受制于制度体系。比如，因为中国的特定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压缩政府主导投资的实际效果经常会大打折扣。
最后，制度变革肯定是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核心基础。
因为对上述三个大问题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没有明晰的认识，故参与产业政策的多种观点都是各说各话。
比如，对产业政策全盘否定的观点基本上是以制度变革为出发点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瓶颈是计划经济思维，而将产业政策等同于计划经济，这等于是混淆了制度变革和产业政策。
还有一种观点主要是以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切入点来批评某些对产业政策的质疑，但其中关于要坚持资本投入的讨论避开了资本投入是由政府主导还是由民间资本主导（且不说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财力继续）这个核心问题。此外，这种观点也完全没有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制度约束。
有的观点则基本只聚焦于产业政策，几乎完全避开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这样的讨论尽管有益，但是却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最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几乎不讨论制度变革，而多半停留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如此，中国的经济学界对关乎中国长远未来的根本问题几乎全然没有贡献，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永远都不是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一点亚当·斯密就讲得很清楚了，可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好像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澄清对产业政策的一些误读和迷思
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主要是一个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主要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如果学界和政策界把“产能过剩”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则是一种误读。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致是“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这其中包含了宏观经济政策，也包含了一部分制度变革。但是，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在理解和执行中，确实有可能犯了将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当成了制定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的错误。另外，“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制度约束似乎考虑得不够多，这也有可能影响“供给侧改革”的实际政策效果。
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显然受制于其制度体系。而学界和政界完全不考虑制度变革，只是想从技术水平来解决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制度瓶颈，这将是本末倒置。换句话说，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解决约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瓶颈问题，产业政策就更不能了。
因此，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红利”肯定是正确的方向，它和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并不矛盾，关键是具体的制度变革的推进。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只是初步完成，且中国的工业生产效率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变革都还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下，中国的制度变革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通过正确的产业政策来促进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同样还有非常大的潜力。
归根结底，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需要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良好的制度基础，以及慎用但正确的产业政策的共同支撑。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需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能厚此薄彼，认为只要靠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产业政策而没有制度变革就可以安然无恙，抑或是市场自然就搞定了，甚至认为这三种政策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样的认识对于处在关键节点上的中国经济是危险的，甚至是极其有害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大多是各说各话
近来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在这场辩论中，参与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各说各话，并没有真正的对话。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三个不同但又紧密相连的大问题经常被混在一起讨论。这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大问题是：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制度变革。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只是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只是一个产业政策水平上的问题，不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而中国目前是需要紧缩政府投资，还是继续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这是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最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要更依赖民营经济还是继续“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是个制度问题。
但是，这三个大问题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首先，产业政策的成败确实受制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约束。相比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则较少受制于产业政策。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受制于制度体系。比如，因为中国的特定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压缩政府主导投资的实际效果经常会大打折扣。
最后，制度变革肯定是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核心基础。
因为对上述三个大问题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没有明晰的认识，故参与产业政策的多种观点都是各说各话。
比如，对产业政策全盘否定的观点基本上是以制度变革为出发点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瓶颈是计划经济思维，而将产业政策等同于计划经济，这等于是混淆了制度变革和产业政策。
还有一种观点主要是以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切入点来批评某些对产业政策的质疑，但其中关于要坚持资本投入的讨论避开了资本投入是由政府主导还是由民间资本主导（且不说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财力继续）这个核心问题。此外，这种观点也完全没有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制度约束。
有的观点则基本只聚焦于产业政策，几乎完全避开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这样的讨论尽管有益，但是却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最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几乎不讨论制度变革，而多半停留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如此，中国的经济学界对关乎中国长远未来的根本问题几乎全然没有贡献，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永远都不是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一点亚当·斯密就讲得很清楚了，可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好像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澄清对产业政策的一些误读和迷思
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主要是一个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主要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如果学界和政策界把“产能过剩”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则是一种误读。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致是“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这其中包含了宏观经济政策，也包含了一部分制度变革。但是，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在理解和执行中，确实有可能犯了将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当成了制定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的错误。另外，“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制度约束似乎考虑得不够多，这也有可能影响“供给侧改革”的实际政策效果。
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显然受制于其制度体系。而学界和政界完全不考虑制度变革，只是想从技术水平来解决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制度瓶颈，这将是本末倒置。换句话说，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解决约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瓶颈问题，产业政策就更不能了。
因此，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红利”肯定是正确的方向，它和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并不矛盾，关键是具体的制度变革的推进。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只是初步完成，且中国的工业生产效率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变革都还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下，中国的制度变革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通过正确的产业政策来促进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同样还有非常大的潜力。
归根结底，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需要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良好的制度基础，以及慎用但正确的产业政策的共同支撑。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需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能厚此薄彼，认为只要靠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产业政策而没有制度变革就可以安然无恙，抑或是市场自然就搞定了，甚至认为这三种政策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样的认识对于处在关键节点上的中国经济是危险的，甚至是极其有害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