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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对壮族名人陆荣廷的评价褒贬不一，梁越先生的《百战名将陆荣廷》一书，追述陆氏的跌宕生平，笔触细腻，精彩纷呈，剖析陆氏的功过是非丝丝入扣，不乏新见，是一部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人物评传著作。若在史料的搜集方面再下一些功夫，该书述史将更充实，立论将更完美。
【关键词】陆荣廷;壮族;功过;评价
【作者】黄振南，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广西师范大学地方民族史研究所所长、教授。桂林，541001
【中图分类号】K828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3-0122-007
MERITS AND DEMERITS OF LU RONGTING
——Preface of The Famous General Lu Rongting
Huang Zhennan
Abstract： The academia have both praise and denounce of Lu Rongting， a notable Zhuang’s commander The famous general Lu Rongting， written by Mr Liang Yue， recalled Lu Rongting’s life storyThe works is very wonderful to analyze Lu Rongting’s merits and demerits There are some new views in the book， so it is a biography both academic and readability If the author could collect more historical data， the statement will be fuller and the argument will be more perfect
Key Words： Lu Rongting; Zhuang;merits and demerits;appraisement
梁越的《百战名将陆荣廷》（原书名《陆荣廷评传》）第三版于2015年1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线装书局2011年第一版，2012年第二版）。梁君谆嘱为序，原本不敢应承，因前两版已有德高望重的梁庭望教授椽笔为之，我欲续貂，岂非画蛇添足？而梁君情殷意切，我推辞无果，唯有勉为其难，无任惶悚。
陆荣廷是壮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壮家人尊称他为“陆老帅”。梁君选择陆氏为研究壮族史的发凡之作，并非偶然。首先，作者与传主同邑，桑梓情结以及熟稔地方掌故、风土人情、口碑和文献资料丰富等等，为其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梁君自称“骆越后裔”，生于纯正的壮族家庭，与传主同为“老壮”，民族感情所系，是其动笔写作的朴素动机和力量源泉，自不待言。再次，传主为武鸣、广西乃至中国近代名人，更是壮族影响巨大的人物，其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为近代壮族绝无仅有，选其作为评骘、立传对象，对于壮族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复次，传主不但生平富有传奇色彩，而且后人褒贬不一，尤其是戴在他头上的那顶“军阀”帽子，使世人对其评说长期失之偏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是学人（尤其是壮族学者）的职责。还有，梁君勤思考、善探索的性格，以及曾经做过多位历史人物研究的经验，为把握陆氏评议奠定了基础。
本书不同于平铺直叙的传记作品，又有别于一味评头品足的专题论文，而是以“传”为主，附之以“评”，评传结合的著作，有较强的学术性。
先说其传。
此处所谓“传”，特指传记而言。自从太史公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以来，通过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的做法备受治史者青睐。从“正史”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到独立成书的人物传记专著，无一不以记言、记事的结合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表达史家对人物的月旦。
梁君将陆荣廷喻为英国民间传说中12～13世纪侠盗式英雄人物罗宾汉，颇为精准。为了合理书写这位绿林好汉的生平，梁君把陆氏一生分为三个时段：从出生到“二次革命”时期（1858～1913年），描写陆从孤儿、乞丐到上将军的奇特际遇;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时期（1913～1918年），叙述陆参与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再造民国的风云历程;从应付孙中山驱赶驻粤桂军到逝世（1918～1928年），记录陆的晚年活动。在按时序纵向铺陈陆荣廷戎马生涯的过程中，着意刻画许多妙趣横生、发人深省的传奇故事：从偷养母家的花生油来炸老鼠、麻雀，到举棍打死法国传教士的大狼狗;从让儿子手拿铜板试枪法，到只身去偷提督坐骑后的机智辩词;从接受清朝招抚的游勇头目，到平定广西游勇的统领……陆荣廷的传奇生涯被描绘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可以说，陆荣廷的鲜活故事，是本书的主要亮点。
再说其评。
作者经过独立思考，对史学界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异议，给本书“评”的部分增添了不少分量。如第五章以“平定桂省游勇之乱的历史功绩”收尾，指出“长期以来，传统史学观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囿于条条框框，认为下层民众起事，只能肯定和颂扬，一概冠以‘农民起义’、‘反抗统治阶级’，贴上正义的标签，而他们的对立面，无论其历史功绩如何，统统成了非正义，成了反动派，因此，剿抚游勇成了陆荣廷的首要‘罪状’。以极左的史学观点治史，对农民起事和会党活动无限拔高，治出了许多荒唐的结论。其实，和任何事物一样，对于近代史上的广西游勇也要一分为二地分析。”这确实是有见地之言。当然，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千百年来，有多少众说纷纭的人物和史事无法得出一致的结论，原因就在于论者对评价尺度把握有异，看问题的角度有别，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本书而言，有些观点未必得到所有读者的首肯，但作为一家之言，只要有根有据，读者应以包容之心视之。 除此之外，其对史事的考证，亦属“评”的范畴。本书之于考证，颇得章法。例如，第二章在考证陆荣廷的族属时，首先否定章炳麟撰《勋一位耀武上将军两广巡阅使陆君墓表》、陆君田等编著《陆荣廷传》中关于陆荣廷祖先由山东白马村到广东高要屯田，再转辗到武鸣的说法;接着用史料说明秦朝征服岭南后北方汉人南下的情况，用民国以来壮人到山东访祖无果的实例，分析壮族民间关于祖先“外来说”产生的原因;最后得出陆荣廷是广西武缘县（今武鸣县）土生土长的壮人的结论：
武缘当地的壮族居民数十万，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对外人说自己宗族古代从远地迁来，都是汉人的后裔。可是，在官府们的眼里，他们却是化外的蛮夷之民。
真实的情况是，外地人迁徙到武缘立户世代居住者，有商人、入赘、避难、流放、移民、官吏及眷属等，大部分是汉族，少量是壮族和其他民族。群体迁入，基本上是自立村落，少数插入当地本土居民村落居住。这一部分人口，全县总人口的比例非常少。据统计，明清时期，思恩府署驻武缘县境内383年88 任知府，皆外地人，其眷属、后裔无一留住落户武缘。明清时期武缘县182任县令、知县，皆外地人，只有明代第二任知县周良显（江西庐陵人）在武缘老逝、葬于县城北郊（今有其坟）。
由于壮音“鸟”和“山谷”与“陆”音相近，壮族先祖是居住山区或崇拜鸟的，在取汉姓时，就指姓为“陆”了。取为汉姓，当然就得有来历，后世子孙攀附之下，家世历史便以讹传讹。陆荣廷的先祖，应当是武缘当地从古繁衍下来的土著。祖祖辈辈操“土话”（壮语）和世世代代固守本乡本土的壮人一样，“不知商贾，唯务耕种”而已。
这样的考证，有根有据，说理充分，技艺娴熟，令人信服。试想，倘若作者仅仅局限于完整的叙事，直接说出陆荣廷的籍贯和族属即可，大可不必绕这么大个弯。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个弯值得绕。当下在一些少数民族百姓中，许多人认不清自己祖先的来源，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众的壮族亦然，如不加以辨析，历史上形成的攀附汉人遗风将得不到纠正，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无法呈现。这方面我有很深的体会。记得读大学时，一位从事史学工作的壮族老师，其家谱中说祖先来自山东，他深信不疑，无论我这个晚辈学生怎样解释他都听不进。这样的大学教师，能不误人子弟？教历史的大学教师尚且如此，术有专攻的其他学者则难明就里，一般干部乃至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更懵里懵懂。唯其如此，把真相告知更多的读者，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与陆荣廷同时代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归纳清代“正统派之学风”有十大特色，位列其首者即“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1]414。这样的学风，仍应发扬光大。本书对其他史实的考证，为准确评价陆荣廷的功过是非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综观全书，以传为经，以评为纬，传评相间，相得益彰，较之于当下一些文笔生硬、味同嚼蜡的史学专著，本书则是一部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著作。
本书所采用的评传文体，这些年盛行不衰，但被人看好者不是太多。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转型，学人浮躁，急功近利，读者阅读兴趣改变，获取知识渠道广泛多样……无一不是个中原委。举目搜寻，我辈上大学那会儿在新华书店门口熬夜排队买书的情形已一去不复返，电影放映前成千上万人在露天影场里读书的壮观场面已难觅其踪。然而，光看这些表象是不够的，治史者更应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如何书写史学著作，便是同仁应该思考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什么问题，或许有人还要问：中国有数千年的治史传统，有数不胜数的优秀史学著作，这不就是样板吗？是的，这些优秀传统需要继承，但仅继承而不发展显然是不够的。单就用语来说，如果今人还像廿四史那样用文言文书写行吗？十多年前清史工程启动时，便有用文言文抑或白话文编写的讨论，最后还是确定用白话文来编写。自清末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白话文已逐渐深入人心，在日常生活中取代了文言文的地位，再用文言文写史，便与时代脱节。
然而，用白话文写作并不意味着就能完全让人接受。检视数十年来出版的史学著作，基本上是用白话文撰写的，但受欢迎者不多。其原因之一，便是文字过于生硬，缺乏文采，味同嚼蜡，读者不愿去读。回想20世纪80年代，当有人为“史学危机”而忧心忡忡时，同样提到历史该如何表述、如何书写的问题。
这不禁令人想起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关于“历史文学”命题的提出。1981年9月，白先生在《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2]中提到，历史文学至少可有两种含义：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文学表述。在这两种含义中，前者容易理解，也为人所熟知，后者则是白先生的创见，多不为人注意。
有人认为“历史文学”的提法不科学，因为历史和文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二者根本不能构成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历史文学”这个概念内部存在先天的致命矛盾。[3]抛开概念之争，有必要从“文学”一词含义的演变说起。
古时文史不分家，中外皆然。在古代中国，“文学”一词的含义复杂多变。先秦时，兼有文章、博学两层意义，《论语？先进篇第十一》中的“文学”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即指此意。后被指称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书籍，如《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中的“（周）勃不好文学”，卷一百零七《武安侯传》所谓“（灌）夫不喜文学”，卷一百二十九《货殖传》所云“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均指此，卷一百二十一《儒林传》说得更明白：“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由此还引申为通晓经典文献的人，如汉代选拔官吏科目“贤良文学”中的“文学”便是这个意思。
在西方，拉丁文littera原指各种用语言文字记录的作品，即泛指文化。到了14世纪，英文literature出现，也泛指所有的文本材料。后来，该词逐渐被赋予著作、书本知识等涵义。1800年，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的发表，在西方确立了“文学”一词的现代意义：富有创造性、想象力与感情的文字活动及其作品，英文literature随之增加了这一义项。西学东渐，日本人将已被赋予现代意义的 literature译为“文学”，并被传到中国。到了1900年，京师大学堂效仿日本学制设立7个学科，“文学”即是其一。特别是1904年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一书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出版后，新的文学概念逐步取代了原有的概念。 知道了“文学”一词含义的演变过程，再来理解白先生的意思，或许会有帮助。白先生说：“‘文’与‘史’二者的关系，最早是不分开的。后来，文学和历史逐渐趋于分离，这是一种进步，但是两者分离了，仍不能截然分开。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往往同时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他们写成的历史著作，同时又被认为是优秀的文学著作。”[4]329既然以前文史同途，现在文史分家，两者之间的交叉将继续存在。这样，撇开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是否可用“历史文学”来归纳这个问题，我认为白先生冀望史学工作者提高文字修养这一主旨是值得重视的。
对于“历史文学”的第二种含义，白先生后来有过多种表述，归根到底说的是文风问题，即用什么文字风格来书写历史，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历史更加生动活泼，使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
白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并非一时兴起，突发奇想，而是有着明确的指向，针对性很强。
即“一般的读者反映，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干巴巴的，人家不爱看。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意见，改变我们的文风。”[5]538“由于作者没有为读者设想，没有尽可能使用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语言文字，以致减少了阅读的群众。”[5]370为此，白先生疾呼：“史学工作者要为全民族的大众服务，对更多的读者负责，提供群众爱读的历史著作。”[4]329
花这么大篇幅扯离题的话，其实是读梁君书稿的感悟。书稿第三章对陆荣廷孩提时代流浪生活的描写，就是这样一种生动活泼、接近读者的文风：
无处容身的陆特宋就这样踉跄在街道上，流浪街头，处处为家。白天，出入赌场，或到菜市、茶楼、行人拥挤的街道上捡些剩食。有时，就邀一帮孩子打鸟捉虫，或者到地头拣人家的玉米红薯之类。晚上睡到屠行的猪肉台上;数九寒天，就到观音阁里将棺材盖翻仰过来当床铺睡觉……整整五六年，陆特宋一直过着这样悲惨的流浪生活。
这些毫无玄奥晦涩的文字，使人在恻隐之中达到爱的升华，进而享受悲剧的美感。有一定阅历者可能还会将少年陆荣廷与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长篇小说《悲惨世界》里的主人公冉？阿让加以比照，加深对人物形象的理解。
第九章追述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的表现时，着墨浓重。为了除掉死心塌地追随袁世凯的儿女亲家龙觐光，陆荣廷做出了一件不徇私情的壮举，梁君将其过程描述得具体细腻、绘声绘色，有一段陆荣廷与卓锦瑚对话尤其精彩，使其义胆雄心、铁面无私的性格跃然纸上：
陆荣廷还将一个特别任务交给卓锦瑚。让卓亲率一个营，要大肆宣称说是特别保护龙氏父子。在卓就要随龙氏父子出发前，陆对卓说：“如情况对我不利时，你即将龙觐光予以袭杀，以免纵敌贻患。”卓锦瑚连忙问：“老帅和龙将军是两亲家，我把他杀死了，将来你后悔起来，不是又要责怪我吗？”陆慨然道：“我已决意倒袁，早就准备大义灭亲了，你不要多说。”卓锦瑚又问：“我与龙将军对敌起来，姑少爷（指陆的女婿龙少怡，即龙觐光的儿子）是亲军统领，一定要参加和我作战的，战场上枪炮无情，如果姑少爷阵亡了，大小姐不要和我拼命吗？”陆又说：“你不要顾虑，如果姑少爷和你对阵，你就把他打死，我准备养大小姐一辈子就是了，绝对不要顾虑，你放心去做了吧。”
这段对话采自卓锦瑚的回忆，虽无华丽辞藻，同样叠彩纷呈，引人入胜。
本书在文字以外的写作技巧，亦可圈可点。第四章借用王振坤《我在陆公馆生活二十年》一文中陆荣廷元配夫人的话，道出陆荣廷初婚时的穷蹙，以说明“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一话题：
我和荣廷结婚初时很穷苦，还是住在岸边那间茅屋里，白天我上山砍柴，晚上他出去做“红”（指对法人行劫）。夫妇俩只有两条裤，我的日穿夜洗，他的日洗夜穿，有时他出去也空手回来。有一天，家里没米，他去当红也没得钱回来，眼看挨饿了。我便叫他去我娘家拿米回来，可他不慎在归途中把那包米通通倒泻到沙滩里，结果只得勒紧裤带饿了一顿……
此系引文，而非出自梁君笔下，但从其选择、取材来看，颇有技艺。这段为陆荣廷身边工作人员亲耳所闻，可信度高。好不容易走出非人的厄运，婚姻对于陆荣廷这样贫贱的人来说，是何等的向往和期许。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那包从岳母家拿来救命的白米不幸撒到沙滩里的情景，读之催人泪下，令人哀悯不已，久久不能释怀。陆荣廷当年的贫贱与后来的发达形成的鲜明对比，大大增加了读者的阅读欲望。而陆荣廷一生为何同情穷人，这里也做了很好的铺垫。
为何以上文字能引起读者共鸣，而一些史学著作不受读者青睐？为何此书能一版再版，而许多史学著作面世后便泥牛入海？用《左传》所记孔夫子那句话来解释颇切其要：“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的，那些没有文采的论著，只能供作者自娱自乐罢了，至多能在同行、朋友圈内打转，要想传播远方，影响后世是很难的。唯其如此，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说了这样一句在理的话：“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 [6]64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史学禁区逐渐被打破，陆荣廷研究一度进入高潮，成果不断涌现。见于各刊物为数可观的学术论文和结集出版的多本论文集，大大超过了80年代以前的数量。据我所见，专书方面，除了本书，还有黎国璞与陆君田合写的《乱世枭雄——陆荣廷传奇》（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陆君田与苏书选联合编著的《陆荣廷传》（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王云高的《草莽上将军：陆荣廷传奇》（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陈仲良和王云高合撰的《陆荣廷秘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这些专书，属于白寿彝教授所说“历史文学”第一种含义者居多。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本书以评传见长，其学术地位不容否定。
传以真实为要，评以客观为度。而要客观公正臧否历史人物，就需要广泛搜集史料，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进行分析、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在这方面，梁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人的阅历毕竟有限。以我浅短的目光所及，陆荣廷研究的资料尚有开发的空间。譬如，1936年，署名“筱园”的作者写有《记陆荣廷》一文，在《国闻周报》第13卷12期以后连载，开篇称陆荣廷“小名阿发”，其元配夫人是龙州河上操舟贩运越南盐的盐枭之一。广为人知的陆首次打死法国人故事，便出自此文： 两广鱼贩售鱼，多不以尾而以段，盖鱼常重十数斤，非剖而售之，不易脱手。陆既为（谭家）灶下养，有日，谭某命之赴市市鱼，过博场，先入而大败，懊丧万丈，余资易鱼一中段，未携筐，草索贯之，执其索，垂手彳亍以行，迎面来一法人，不之顾，鱼血污其衣，法人怒，欲执之，陆觉而狂奔，追及其舟，蹴之以足，陆愤甚，起而与搏，投之江，法人遂葬身鱼腹，此陆奋迹之始也。
陆系著名神枪手，有关记载不绝，民间传说纷纭，1936年伯成所写《陆荣廷轶事》一文称：
陆初隶桂督苏元春部下，碌碌无奇。一日，法总督来游桂，苏宴之于督署，苏酷嗜阿片，以颓废闻，法督殊轻之。酒半钟，法督推席而起曰：“某有末技，愿贡君前！”随取案上盛开之茶花一枝，付侍者衔口中，露花朵于额上，遥立百码外，法督举枪击之;弹烟消处，侍者依然无恙，惟额上花已片片作红雨之落矣。元春大为赞赏！熟料法督遽以枪授元春，且傲然曰：“提督盍一试之！”元春受枪，惶惑不知所措。时有某统领立其侧，作不屑状曰：“是何足奇！吾营守备即擅此！”乃呼荣廷至，以枪转畀之，荣廷命侍者更远立数十步，所衔之花，更小于前，举枪一射，亦适中花的，落英缤纷，殊枝固仍存侍者唇际也，法督大惊，终其席不复作一大言;且亦不敢将元春与桂军作同等之轻视矣，荣廷之名乃大著。
彦兵的《陆荣廷的神枪绝技：自称绿林大学毕业做总督》与此相类，乃据陆荣廷的方姓卫士所言写成，刊登于《猛报？广州二十四小时》1946年第5期第2页，文中称陆宴请友人后，在花园的月光下乘酒兴单枪、双枪射击卫士手执的酒杯，在座者赞叹不已，将神枪手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绘声绘色，入木三分。
陆荣廷不但枪打得准，而且是镇边卫国的栋梁。《南风报》1911年第3期所载《桂军春秋》一文称：“粤督张以粤地不靖，电调陆荣廷赴粤。陆军部以边防重要，未便擅易生手，止之。按，陆之镇边也，敌国畏威，将士用命。南方有难，亦一路之雄也。虽然兵器、战术日精一日，战场万变，徒勇乌足恃。陆其有雄心猛志乎，当于敌国之所长，三致意焉。”
护国战争结束后，陆荣廷威望日隆。本书第十章书稿称陆受蔡锷、梁启超影响，公开表示不参加副总统选举，但《英语周刊》1917年第116期第337～338页却刊登有《陆荣廷欲为副总统》一文。若能将其做一番辨析，立论就更令人信服了。
有关陆荣廷的资料，诗文也是一方面。陆逝世近十年后的1937年，苏震国写有《武鸣吊陆耀武上将军墓》一诗，刊于《学术世界》第2卷第4期第99页。诗人将陆荣廷的戎马生涯做了一番总结，并将之与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相喻，同样是研究陆荣廷的资料之一。诗云：
虎跃龙腾破壁来，凌空赤手挽风雷。
绿林踏碎边关月，红星歌翻上将台。
北伐燕云端大计，东盘粤海失良媒。
金戈铁马英雄冢，临涕犹思五霸才。
在我看到有关陆荣廷的资料中，要数《申报》最为集中，数量最多了。我主持的《〈申报〉广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完成后，于2012年3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陆荣廷是广西辛亥革命的主角，书中所辑，涉及陆荣廷的资料相当多，出书后我告知梁君，梁君嘱我用快递寄给他，以便修改本书。大概是来不及之故，这些资料多未用上。例如，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申报》在1909年4月19日第1张第4版第1～2栏、4月24日第1张第3版第2栏至第4版第1栏两次报道广西籍御史上奏条陈桂军难裁，称桂军三大将领中，“陆荣廷能胜边任者也;龙济光虽可用，尚是偏才;其弟龙裕光冒公贪货，万不可用”云云，这是对陆荣廷的中肯评价。
又如，在英国人占领片马，侵及登埂，云南危急的关头，《申报》在1911年3月31日第1张第5版第2栏至第6版第1栏发文指出：“在越南境内习与法战，屡创法人者，前有刘永福，后有陆荣廷，是二人皆桂籍也。刘永福虽已衰老，陆荣廷尚统重兵镇龙州，此桂省健儿力能却敌之明证。若联络滇人各练十万国民军，公举刘永福、陆荣廷辈为统帅，与诸国相见边疆，胜负尚未可知。”同样对陆荣廷的治军才能给予极高的赞誉。
至于《申报》1913年9月14日第2张第3版第3栏报道广西都督府被炸，陆荣廷不在府中而未受伤害，1913年11月13日第2版第6栏刊载陆荣廷力争孔教应为国教的电文，如此等等，均是研究陆荣廷的重要资料。而1916年3月21日第3版第2～4栏刊登《英报论桂省独立之价值》的长文，对护国运动中广西独立与陆荣廷功绩的评价尤有参考价值。该文开篇写道：“问各省可恃之程限，与前次革命之异点，十八日英文《京报》云：中国事，非检阅中国公文、官报所能确知者也。若徒阅官场文牍而遽谓了解中国事，则直铸莫大之错误而已。今桂省独立，已以色彩鲜明之状态昭示吾人：此说之非诬矣。此外人之留心中国事者，尤宜知之者也。
滇省起义，维持共和，以滇、黔、桂名义发表宣言书，陆将军为书中署名之一人，且陆氏分遣代表游说各省当道赞助共和。”文章最后说：“陆氏以一省将军，据军人极所羡慕之高位，苟仍依附大皇帝，则富贵功名何求不得？乃际此共和军不甚得利之时，而竟高揭义旗，以与北京相抗，置富贵功名于不顾，其旨趣为何如哉？今日事态绝对新异，显非中国式之事态，不能以固有名词解释之。外人尝谓中国人不能为主义而奋斗，今世界睹此现象，不亦恍然大悟从前批评中国人特性者之谬哉！”
如今，各种档案的解禁、史料的开放，给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互联网、大数据对科研工作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但是，一项课题的研究要把所有的史料都搜罗穷尽，尚无可能。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一种治学精神和毅力，更是我辈努力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若本书有机会出第四版、第五版……但愿在资料的搜集与运用方面有更大的进步。
除此之外，下文还想说些不合时宜的话。
全书行文的详略，尚有可斟酌之处，如第六章在“开明都督使全省风气为之一变”目下全文照引《广西临时约法》，固能说明陆荣廷依法治理广西的能力，但长长的引文徒占篇幅而影响阅读，若归纳其要旨加以介绍，效果或会更好。
最后，我想借用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那句名言，来掩这篇序文的门：“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7]23
可以说，梁君“善于捕捉人类踪迹”，以人为追寻目标。作为壮家的后代，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着梁君孜孜矻矻地追寻先人的足迹，继而用文字奉献世人。身在京城的梁君，时刻关注故乡的今昔，据称他还有后续的写作计划，在陆荣廷、瓦氏夫人之后，更多壮族人物的史事将会在梁君的笔下成为精美的精神食粮。我以史学工作者的身份，期盼以之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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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关键词】陆荣廷;壮族;功过;评价
【作者】黄振南，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广西师范大学地方民族史研究所所长、教授。桂林，541001
【中图分类号】K828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3-0122-007
MERITS AND DEMERITS OF LU RONGTING
——Preface of The Famous General Lu Rongting
Huang Zhennan
Abstract： The academia have both praise and denounce of Lu Rongting， a notable Zhuang’s commander The famous general Lu Rongting， written by Mr Liang Yue， recalled Lu Rongting’s life storyThe works is very wonderful to analyze Lu Rongting’s merits and demerits There are some new views in the book， so it is a biography both academic and readability If the author could collect more historical data， the statement will be fuller and the argument will be more perfect
Key Words： Lu Rongting; Zhuang;merits and demerits;appraisement
梁越的《百战名将陆荣廷》（原书名《陆荣廷评传》）第三版于2015年1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线装书局2011年第一版，2012年第二版）。梁君谆嘱为序，原本不敢应承，因前两版已有德高望重的梁庭望教授椽笔为之，我欲续貂，岂非画蛇添足？而梁君情殷意切，我推辞无果，唯有勉为其难，无任惶悚。
陆荣廷是壮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壮家人尊称他为“陆老帅”。梁君选择陆氏为研究壮族史的发凡之作，并非偶然。首先，作者与传主同邑，桑梓情结以及熟稔地方掌故、风土人情、口碑和文献资料丰富等等，为其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梁君自称“骆越后裔”，生于纯正的壮族家庭，与传主同为“老壮”，民族感情所系，是其动笔写作的朴素动机和力量源泉，自不待言。再次，传主为武鸣、广西乃至中国近代名人，更是壮族影响巨大的人物，其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为近代壮族绝无仅有，选其作为评骘、立传对象，对于壮族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复次，传主不但生平富有传奇色彩，而且后人褒贬不一，尤其是戴在他头上的那顶“军阀”帽子，使世人对其评说长期失之偏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是学人（尤其是壮族学者）的职责。还有，梁君勤思考、善探索的性格，以及曾经做过多位历史人物研究的经验，为把握陆氏评议奠定了基础。
本书不同于平铺直叙的传记作品，又有别于一味评头品足的专题论文，而是以“传”为主，附之以“评”，评传结合的著作，有较强的学术性。
先说其传。
此处所谓“传”，特指传记而言。自从太史公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以来，通过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的做法备受治史者青睐。从“正史”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到独立成书的人物传记专著，无一不以记言、记事的结合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表达史家对人物的月旦。
梁君将陆荣廷喻为英国民间传说中12～13世纪侠盗式英雄人物罗宾汉，颇为精准。为了合理书写这位绿林好汉的生平，梁君把陆氏一生分为三个时段：从出生到“二次革命”时期（1858～1913年），描写陆从孤儿、乞丐到上将军的奇特际遇;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时期（1913～1918年），叙述陆参与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再造民国的风云历程;从应付孙中山驱赶驻粤桂军到逝世（1918～1928年），记录陆的晚年活动。在按时序纵向铺陈陆荣廷戎马生涯的过程中，着意刻画许多妙趣横生、发人深省的传奇故事：从偷养母家的花生油来炸老鼠、麻雀，到举棍打死法国传教士的大狼狗;从让儿子手拿铜板试枪法，到只身去偷提督坐骑后的机智辩词;从接受清朝招抚的游勇头目，到平定广西游勇的统领……陆荣廷的传奇生涯被描绘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可以说，陆荣廷的鲜活故事，是本书的主要亮点。
再说其评。
作者经过独立思考，对史学界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异议，给本书“评”的部分增添了不少分量。如第五章以“平定桂省游勇之乱的历史功绩”收尾，指出“长期以来，传统史学观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囿于条条框框，认为下层民众起事，只能肯定和颂扬，一概冠以‘农民起义’、‘反抗统治阶级’，贴上正义的标签，而他们的对立面，无论其历史功绩如何，统统成了非正义，成了反动派，因此，剿抚游勇成了陆荣廷的首要‘罪状’。以极左的史学观点治史，对农民起事和会党活动无限拔高，治出了许多荒唐的结论。其实，和任何事物一样，对于近代史上的广西游勇也要一分为二地分析。”这确实是有见地之言。当然，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千百年来，有多少众说纷纭的人物和史事无法得出一致的结论，原因就在于论者对评价尺度把握有异，看问题的角度有别，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本书而言，有些观点未必得到所有读者的首肯，但作为一家之言，只要有根有据，读者应以包容之心视之。 除此之外，其对史事的考证，亦属“评”的范畴。本书之于考证，颇得章法。例如，第二章在考证陆荣廷的族属时，首先否定章炳麟撰《勋一位耀武上将军两广巡阅使陆君墓表》、陆君田等编著《陆荣廷传》中关于陆荣廷祖先由山东白马村到广东高要屯田，再转辗到武鸣的说法;接着用史料说明秦朝征服岭南后北方汉人南下的情况，用民国以来壮人到山东访祖无果的实例，分析壮族民间关于祖先“外来说”产生的原因;最后得出陆荣廷是广西武缘县（今武鸣县）土生土长的壮人的结论：
武缘当地的壮族居民数十万，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对外人说自己宗族古代从远地迁来，都是汉人的后裔。可是，在官府们的眼里，他们却是化外的蛮夷之民。
真实的情况是，外地人迁徙到武缘立户世代居住者，有商人、入赘、避难、流放、移民、官吏及眷属等，大部分是汉族，少量是壮族和其他民族。群体迁入，基本上是自立村落，少数插入当地本土居民村落居住。这一部分人口，全县总人口的比例非常少。据统计，明清时期，思恩府署驻武缘县境内383年88 任知府，皆外地人，其眷属、后裔无一留住落户武缘。明清时期武缘县182任县令、知县，皆外地人，只有明代第二任知县周良显（江西庐陵人）在武缘老逝、葬于县城北郊（今有其坟）。
由于壮音“鸟”和“山谷”与“陆”音相近，壮族先祖是居住山区或崇拜鸟的，在取汉姓时，就指姓为“陆”了。取为汉姓，当然就得有来历，后世子孙攀附之下，家世历史便以讹传讹。陆荣廷的先祖，应当是武缘当地从古繁衍下来的土著。祖祖辈辈操“土话”（壮语）和世世代代固守本乡本土的壮人一样，“不知商贾，唯务耕种”而已。
这样的考证，有根有据，说理充分，技艺娴熟，令人信服。试想，倘若作者仅仅局限于完整的叙事，直接说出陆荣廷的籍贯和族属即可，大可不必绕这么大个弯。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个弯值得绕。当下在一些少数民族百姓中，许多人认不清自己祖先的来源，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众的壮族亦然，如不加以辨析，历史上形成的攀附汉人遗风将得不到纠正，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无法呈现。这方面我有很深的体会。记得读大学时，一位从事史学工作的壮族老师，其家谱中说祖先来自山东，他深信不疑，无论我这个晚辈学生怎样解释他都听不进。这样的大学教师，能不误人子弟？教历史的大学教师尚且如此，术有专攻的其他学者则难明就里，一般干部乃至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更懵里懵懂。唯其如此，把真相告知更多的读者，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与陆荣廷同时代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归纳清代“正统派之学风”有十大特色，位列其首者即“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1]414。这样的学风，仍应发扬光大。本书对其他史实的考证，为准确评价陆荣廷的功过是非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综观全书，以传为经，以评为纬，传评相间，相得益彰，较之于当下一些文笔生硬、味同嚼蜡的史学专著，本书则是一部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著作。
本书所采用的评传文体，这些年盛行不衰，但被人看好者不是太多。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转型，学人浮躁，急功近利，读者阅读兴趣改变，获取知识渠道广泛多样……无一不是个中原委。举目搜寻，我辈上大学那会儿在新华书店门口熬夜排队买书的情形已一去不复返，电影放映前成千上万人在露天影场里读书的壮观场面已难觅其踪。然而，光看这些表象是不够的，治史者更应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如何书写史学著作，便是同仁应该思考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什么问题，或许有人还要问：中国有数千年的治史传统，有数不胜数的优秀史学著作，这不就是样板吗？是的，这些优秀传统需要继承，但仅继承而不发展显然是不够的。单就用语来说，如果今人还像廿四史那样用文言文书写行吗？十多年前清史工程启动时，便有用文言文抑或白话文编写的讨论，最后还是确定用白话文来编写。自清末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白话文已逐渐深入人心，在日常生活中取代了文言文的地位，再用文言文写史，便与时代脱节。
然而，用白话文写作并不意味着就能完全让人接受。检视数十年来出版的史学著作，基本上是用白话文撰写的，但受欢迎者不多。其原因之一，便是文字过于生硬，缺乏文采，味同嚼蜡，读者不愿去读。回想20世纪80年代，当有人为“史学危机”而忧心忡忡时，同样提到历史该如何表述、如何书写的问题。
这不禁令人想起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关于“历史文学”命题的提出。1981年9月，白先生在《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2]中提到，历史文学至少可有两种含义：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文学表述。在这两种含义中，前者容易理解，也为人所熟知，后者则是白先生的创见，多不为人注意。
有人认为“历史文学”的提法不科学，因为历史和文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二者根本不能构成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历史文学”这个概念内部存在先天的致命矛盾。[3]抛开概念之争，有必要从“文学”一词含义的演变说起。
古时文史不分家，中外皆然。在古代中国，“文学”一词的含义复杂多变。先秦时，兼有文章、博学两层意义，《论语？先进篇第十一》中的“文学”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即指此意。后被指称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书籍，如《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中的“（周）勃不好文学”，卷一百零七《武安侯传》所谓“（灌）夫不喜文学”，卷一百二十九《货殖传》所云“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均指此，卷一百二十一《儒林传》说得更明白：“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由此还引申为通晓经典文献的人，如汉代选拔官吏科目“贤良文学”中的“文学”便是这个意思。
在西方，拉丁文littera原指各种用语言文字记录的作品，即泛指文化。到了14世纪，英文literature出现，也泛指所有的文本材料。后来，该词逐渐被赋予著作、书本知识等涵义。1800年，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的发表，在西方确立了“文学”一词的现代意义：富有创造性、想象力与感情的文字活动及其作品，英文literature随之增加了这一义项。西学东渐，日本人将已被赋予现代意义的 literature译为“文学”，并被传到中国。到了1900年，京师大学堂效仿日本学制设立7个学科，“文学”即是其一。特别是1904年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一书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出版后，新的文学概念逐步取代了原有的概念。 知道了“文学”一词含义的演变过程，再来理解白先生的意思，或许会有帮助。白先生说：“‘文’与‘史’二者的关系，最早是不分开的。后来，文学和历史逐渐趋于分离，这是一种进步，但是两者分离了，仍不能截然分开。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往往同时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他们写成的历史著作，同时又被认为是优秀的文学著作。”[4]329既然以前文史同途，现在文史分家，两者之间的交叉将继续存在。这样，撇开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是否可用“历史文学”来归纳这个问题，我认为白先生冀望史学工作者提高文字修养这一主旨是值得重视的。
对于“历史文学”的第二种含义，白先生后来有过多种表述，归根到底说的是文风问题，即用什么文字风格来书写历史，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历史更加生动活泼，使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
白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并非一时兴起，突发奇想，而是有着明确的指向，针对性很强。
即“一般的读者反映，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干巴巴的，人家不爱看。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意见，改变我们的文风。”[5]538“由于作者没有为读者设想，没有尽可能使用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语言文字，以致减少了阅读的群众。”[5]370为此，白先生疾呼：“史学工作者要为全民族的大众服务，对更多的读者负责，提供群众爱读的历史著作。”[4]329
花这么大篇幅扯离题的话，其实是读梁君书稿的感悟。书稿第三章对陆荣廷孩提时代流浪生活的描写，就是这样一种生动活泼、接近读者的文风：
无处容身的陆特宋就这样踉跄在街道上，流浪街头，处处为家。白天，出入赌场，或到菜市、茶楼、行人拥挤的街道上捡些剩食。有时，就邀一帮孩子打鸟捉虫，或者到地头拣人家的玉米红薯之类。晚上睡到屠行的猪肉台上;数九寒天，就到观音阁里将棺材盖翻仰过来当床铺睡觉……整整五六年，陆特宋一直过着这样悲惨的流浪生活。
这些毫无玄奥晦涩的文字，使人在恻隐之中达到爱的升华，进而享受悲剧的美感。有一定阅历者可能还会将少年陆荣廷与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长篇小说《悲惨世界》里的主人公冉？阿让加以比照，加深对人物形象的理解。
第九章追述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的表现时，着墨浓重。为了除掉死心塌地追随袁世凯的儿女亲家龙觐光，陆荣廷做出了一件不徇私情的壮举，梁君将其过程描述得具体细腻、绘声绘色，有一段陆荣廷与卓锦瑚对话尤其精彩，使其义胆雄心、铁面无私的性格跃然纸上：
陆荣廷还将一个特别任务交给卓锦瑚。让卓亲率一个营，要大肆宣称说是特别保护龙氏父子。在卓就要随龙氏父子出发前，陆对卓说：“如情况对我不利时，你即将龙觐光予以袭杀，以免纵敌贻患。”卓锦瑚连忙问：“老帅和龙将军是两亲家，我把他杀死了，将来你后悔起来，不是又要责怪我吗？”陆慨然道：“我已决意倒袁，早就准备大义灭亲了，你不要多说。”卓锦瑚又问：“我与龙将军对敌起来，姑少爷（指陆的女婿龙少怡，即龙觐光的儿子）是亲军统领，一定要参加和我作战的，战场上枪炮无情，如果姑少爷阵亡了，大小姐不要和我拼命吗？”陆又说：“你不要顾虑，如果姑少爷和你对阵，你就把他打死，我准备养大小姐一辈子就是了，绝对不要顾虑，你放心去做了吧。”
这段对话采自卓锦瑚的回忆，虽无华丽辞藻，同样叠彩纷呈，引人入胜。
本书在文字以外的写作技巧，亦可圈可点。第四章借用王振坤《我在陆公馆生活二十年》一文中陆荣廷元配夫人的话，道出陆荣廷初婚时的穷蹙，以说明“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一话题：
我和荣廷结婚初时很穷苦，还是住在岸边那间茅屋里，白天我上山砍柴，晚上他出去做“红”（指对法人行劫）。夫妇俩只有两条裤，我的日穿夜洗，他的日洗夜穿，有时他出去也空手回来。有一天，家里没米，他去当红也没得钱回来，眼看挨饿了。我便叫他去我娘家拿米回来，可他不慎在归途中把那包米通通倒泻到沙滩里，结果只得勒紧裤带饿了一顿……
此系引文，而非出自梁君笔下，但从其选择、取材来看，颇有技艺。这段为陆荣廷身边工作人员亲耳所闻，可信度高。好不容易走出非人的厄运，婚姻对于陆荣廷这样贫贱的人来说，是何等的向往和期许。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那包从岳母家拿来救命的白米不幸撒到沙滩里的情景，读之催人泪下，令人哀悯不已，久久不能释怀。陆荣廷当年的贫贱与后来的发达形成的鲜明对比，大大增加了读者的阅读欲望。而陆荣廷一生为何同情穷人，这里也做了很好的铺垫。
为何以上文字能引起读者共鸣，而一些史学著作不受读者青睐？为何此书能一版再版，而许多史学著作面世后便泥牛入海？用《左传》所记孔夫子那句话来解释颇切其要：“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的，那些没有文采的论著，只能供作者自娱自乐罢了，至多能在同行、朋友圈内打转，要想传播远方，影响后世是很难的。唯其如此，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说了这样一句在理的话：“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 [6]64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史学禁区逐渐被打破，陆荣廷研究一度进入高潮，成果不断涌现。见于各刊物为数可观的学术论文和结集出版的多本论文集，大大超过了80年代以前的数量。据我所见，专书方面，除了本书，还有黎国璞与陆君田合写的《乱世枭雄——陆荣廷传奇》（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陆君田与苏书选联合编著的《陆荣廷传》（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王云高的《草莽上将军：陆荣廷传奇》（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陈仲良和王云高合撰的《陆荣廷秘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这些专书，属于白寿彝教授所说“历史文学”第一种含义者居多。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本书以评传见长，其学术地位不容否定。
传以真实为要，评以客观为度。而要客观公正臧否历史人物，就需要广泛搜集史料，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进行分析、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在这方面，梁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人的阅历毕竟有限。以我浅短的目光所及，陆荣廷研究的资料尚有开发的空间。譬如，1936年，署名“筱园”的作者写有《记陆荣廷》一文，在《国闻周报》第13卷12期以后连载，开篇称陆荣廷“小名阿发”，其元配夫人是龙州河上操舟贩运越南盐的盐枭之一。广为人知的陆首次打死法国人故事，便出自此文： 两广鱼贩售鱼，多不以尾而以段，盖鱼常重十数斤，非剖而售之，不易脱手。陆既为（谭家）灶下养，有日，谭某命之赴市市鱼，过博场，先入而大败，懊丧万丈，余资易鱼一中段，未携筐，草索贯之，执其索，垂手彳亍以行，迎面来一法人，不之顾，鱼血污其衣，法人怒，欲执之，陆觉而狂奔，追及其舟，蹴之以足，陆愤甚，起而与搏，投之江，法人遂葬身鱼腹，此陆奋迹之始也。
陆系著名神枪手，有关记载不绝，民间传说纷纭，1936年伯成所写《陆荣廷轶事》一文称：
陆初隶桂督苏元春部下，碌碌无奇。一日，法总督来游桂，苏宴之于督署，苏酷嗜阿片，以颓废闻，法督殊轻之。酒半钟，法督推席而起曰：“某有末技，愿贡君前！”随取案上盛开之茶花一枝，付侍者衔口中，露花朵于额上，遥立百码外，法督举枪击之;弹烟消处，侍者依然无恙，惟额上花已片片作红雨之落矣。元春大为赞赏！熟料法督遽以枪授元春，且傲然曰：“提督盍一试之！”元春受枪，惶惑不知所措。时有某统领立其侧，作不屑状曰：“是何足奇！吾营守备即擅此！”乃呼荣廷至，以枪转畀之，荣廷命侍者更远立数十步，所衔之花，更小于前，举枪一射，亦适中花的，落英缤纷，殊枝固仍存侍者唇际也，法督大惊，终其席不复作一大言;且亦不敢将元春与桂军作同等之轻视矣，荣廷之名乃大著。
彦兵的《陆荣廷的神枪绝技：自称绿林大学毕业做总督》与此相类，乃据陆荣廷的方姓卫士所言写成，刊登于《猛报？广州二十四小时》1946年第5期第2页，文中称陆宴请友人后，在花园的月光下乘酒兴单枪、双枪射击卫士手执的酒杯，在座者赞叹不已，将神枪手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绘声绘色，入木三分。
陆荣廷不但枪打得准，而且是镇边卫国的栋梁。《南风报》1911年第3期所载《桂军春秋》一文称：“粤督张以粤地不靖，电调陆荣廷赴粤。陆军部以边防重要，未便擅易生手，止之。按，陆之镇边也，敌国畏威，将士用命。南方有难，亦一路之雄也。虽然兵器、战术日精一日，战场万变，徒勇乌足恃。陆其有雄心猛志乎，当于敌国之所长，三致意焉。”
护国战争结束后，陆荣廷威望日隆。本书第十章书稿称陆受蔡锷、梁启超影响，公开表示不参加副总统选举，但《英语周刊》1917年第116期第337～338页却刊登有《陆荣廷欲为副总统》一文。若能将其做一番辨析，立论就更令人信服了。
有关陆荣廷的资料，诗文也是一方面。陆逝世近十年后的1937年，苏震国写有《武鸣吊陆耀武上将军墓》一诗，刊于《学术世界》第2卷第4期第99页。诗人将陆荣廷的戎马生涯做了一番总结，并将之与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相喻，同样是研究陆荣廷的资料之一。诗云：
虎跃龙腾破壁来，凌空赤手挽风雷。
绿林踏碎边关月，红星歌翻上将台。
北伐燕云端大计，东盘粤海失良媒。
金戈铁马英雄冢，临涕犹思五霸才。
在我看到有关陆荣廷的资料中，要数《申报》最为集中，数量最多了。我主持的《〈申报〉广西辛亥革命资料选编》完成后，于2012年3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陆荣廷是广西辛亥革命的主角，书中所辑，涉及陆荣廷的资料相当多，出书后我告知梁君，梁君嘱我用快递寄给他，以便修改本书。大概是来不及之故，这些资料多未用上。例如，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申报》在1909年4月19日第1张第4版第1～2栏、4月24日第1张第3版第2栏至第4版第1栏两次报道广西籍御史上奏条陈桂军难裁，称桂军三大将领中，“陆荣廷能胜边任者也;龙济光虽可用，尚是偏才;其弟龙裕光冒公贪货，万不可用”云云，这是对陆荣廷的中肯评价。
又如，在英国人占领片马，侵及登埂，云南危急的关头，《申报》在1911年3月31日第1张第5版第2栏至第6版第1栏发文指出：“在越南境内习与法战，屡创法人者，前有刘永福，后有陆荣廷，是二人皆桂籍也。刘永福虽已衰老，陆荣廷尚统重兵镇龙州，此桂省健儿力能却敌之明证。若联络滇人各练十万国民军，公举刘永福、陆荣廷辈为统帅，与诸国相见边疆，胜负尚未可知。”同样对陆荣廷的治军才能给予极高的赞誉。
至于《申报》1913年9月14日第2张第3版第3栏报道广西都督府被炸，陆荣廷不在府中而未受伤害，1913年11月13日第2版第6栏刊载陆荣廷力争孔教应为国教的电文，如此等等，均是研究陆荣廷的重要资料。而1916年3月21日第3版第2～4栏刊登《英报论桂省独立之价值》的长文，对护国运动中广西独立与陆荣廷功绩的评价尤有参考价值。该文开篇写道：“问各省可恃之程限，与前次革命之异点，十八日英文《京报》云：中国事，非检阅中国公文、官报所能确知者也。若徒阅官场文牍而遽谓了解中国事，则直铸莫大之错误而已。今桂省独立，已以色彩鲜明之状态昭示吾人：此说之非诬矣。此外人之留心中国事者，尤宜知之者也。
滇省起义，维持共和，以滇、黔、桂名义发表宣言书，陆将军为书中署名之一人，且陆氏分遣代表游说各省当道赞助共和。”文章最后说：“陆氏以一省将军，据军人极所羡慕之高位，苟仍依附大皇帝，则富贵功名何求不得？乃际此共和军不甚得利之时，而竟高揭义旗，以与北京相抗，置富贵功名于不顾，其旨趣为何如哉？今日事态绝对新异，显非中国式之事态，不能以固有名词解释之。外人尝谓中国人不能为主义而奋斗，今世界睹此现象，不亦恍然大悟从前批评中国人特性者之谬哉！”
如今，各种档案的解禁、史料的开放，给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互联网、大数据对科研工作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但是，一项课题的研究要把所有的史料都搜罗穷尽，尚无可能。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一种治学精神和毅力，更是我辈努力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若本书有机会出第四版、第五版……但愿在资料的搜集与运用方面有更大的进步。
除此之外，下文还想说些不合时宜的话。
全书行文的详略，尚有可斟酌之处，如第六章在“开明都督使全省风气为之一变”目下全文照引《广西临时约法》，固能说明陆荣廷依法治理广西的能力，但长长的引文徒占篇幅而影响阅读，若归纳其要旨加以介绍，效果或会更好。
最后，我想借用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那句名言，来掩这篇序文的门：“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7]23
可以说，梁君“善于捕捉人类踪迹”，以人为追寻目标。作为壮家的后代，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着梁君孜孜矻矻地追寻先人的足迹，继而用文字奉献世人。身在京城的梁君，时刻关注故乡的今昔，据称他还有后续的写作计划，在陆荣廷、瓦氏夫人之后，更多壮族人物的史事将会在梁君的笔下成为精美的精神食粮。我以史学工作者的身份，期盼以之充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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