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周在我的街道，共产党的居委会将旧电脑从储藏室搬出，为给远在四川发生地震的受难者捐献的物资腾出空间，在12小时内，整个空间被社会各界捐赠的衣服和毯子塞满了。
　　在整个中国，大量关于巨大灾难和个人勇气的画面，促使普通民众前去为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脉脚下的灾区人民捐钱、捐物资和汗水。这种全国性的感受也许看上去和普通美国人在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后的反应相似，但发生在中国的一切是崭新而又意义重大的。
　　这标志着在近些年来，普通中国人第一次参与到除抗议某些东西——通常是外国势力——外的全国性运动中。直到现在，中国仍通过“我们VS他们（国外势力）”来定义自己。今天，去掉了“他们”，只有“我们”。这种转变将对今年夏天的北京奥运会，以及中国未来的自信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直到5月12日的地震发生前，在中国占主流的情绪还是一种挫折感。公民们曾将北京奥运会看作是对中国进步的肯定，但他们看到全世界都在为某些东西而指责他们的国家:支持苏丹政府;对西藏反政府示威和骚乱的镇压;派遣人民武装警察学员保护海外火炬传递。中国甚至还因为缅甸在遭受致命自然灾害——飓风——后不愿接受外国援助而莫名其妙地受到谴责。几乎没有中国人对中国这些政策怀有疑问，大多数中国人感到这个世界违反了一个规则——奥林匹克运动会本应引发赞扬，而不是谴责。
　　这种被背叛的感觉，在3月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一首非常流行的诗作《中国的委屈》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首诗以雄辩而又消极、愤怒的口吻称:“当我们闭关锁国时，你们通过走私鸦片来打开我们的市场。/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时，你们又责备中国攫取了你们的工作机会。”诸如此类的排比句总共有32行。
　　中国对外国人态度的敏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过去的10年，民众对国家凝聚力的表达总是从作为别国受害者的感受中汲取。年轻的中国人组织起来，在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据华盛顿称是误炸）后，以及2001年一架美国间谍飞机与中国战斗机碰撞后抗议美国;若干次抗议日本，最近一次是在2005年抗战纪念日;以及因“藏独分子”扰乱奥运火炬传递而抵制法国。
　　回溯到更早的年代，这个模式依然有效。所有的中国学生在学习历史的时候，都知道现代中国诞生于1919年5月开始的一场抵制《凡尔赛条约》的全国性学生运动，该条约将一战后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利益让与日本，而不是归还给中国。在之前的一个世纪，欧洲强权发动了多场针对中国的战争，控制了其部分领土，包括香港——清帝国于1842年“永久性”割让给英国。
　　没有人会对中国遭受在殖民势力下遭受的苦难表示疑问。但是，中国不会作为一个自信的、现代化的国家出现，除非他甩掉肩膀上的历史包袱，而这在他从自身内部产生一种凝聚力前是不会发生的。这场发生于四川的地震是悲惨的，但它的长期影响也许是有益的，因为它帮助中国形成了现代的认同感，而不必再求助于外国替罪羊。
　　首先，许多中国人真诚地为政府的反应而感到自豪，起码到目前为止。这场地震袭击了中国最边远和最难进入的地区。当地官员坚守岗位，将事先的紧急计划变为实际行动并积极投身其中，远远超出了人们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期望，甚至超过了对某些发达国家的期望。在镜头中，温家宝总理用扩音器向群众发出鼓励，低声询问幸存者，安慰惊恐的孤儿说，政府会照顾他们，让伶牙俐齿的比尔·克林顿也相形见绌。
　　其次，中国媒体用他们逐步扩大的自由权传递感人的故事和信念，而没有，至少目前没有将援救的努力变为一场红旗飘飘的宣传会。我希望这种开放的新精神能帮助中国记者们调查劣质建筑的成因，以及开往灾区的部队是否拥有足够的设备。我上周在中国电视中看到的报道，覆盖面远远超过10年前的长江抗洪，那场抗洪中媒体着力于宣扬解放军的荣誉。
　　尽管破坏性的灾难使四川痛苦着，但现在对中国人转而审视自己内心的情感起着健康的作用。突然间，即使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连政府也通过缩减已在海外获得如此多非议而在国内如此成功的火炬传递仪式认可了这点。
　　中国不需要再向世界证明什么，看看四川灾难中的人民，它已经足以证明自己。 （美国《华盛顿邮报》）
　　（作者:前《时代周刊》驻北京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