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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戏法的
玩戏法的锣鼓一沿街敲起来，比铁成他爸要放电影的消息，更让全村人觉得兴奋。
其实玩戏法的每年都来，表演的节目，也大致是胸口碎大石、银枪刺喉、头断石碑、油锤贯顶、卸胳膊那一老套，但是锣鼓一敲，全村男女老少，就全变成了好奇的小孩子，无论如何都要放下碗筷，连嘴边的饭渣子也来不及抹一下，便纷纷胳肢窝下夹个马扎，三步并作两步地，朝村子东西两头交界处的空地上赶。好像即将上演的，是一场从未观看过的精彩绝伦的好戏。
玩戏法的人走南闯北，是流动的杂技团，所以他们最能拿捏得准村里人的热情在什么时候会被点燃和膨胀。他们总是早早地就到了村子里，选一块四通八达风水又好的地盘，便支起帐篷，安下营寨。事实上，总有些消息灵通的人，在玩戏法的还在邻村表演的时候，就打探好了他们下一个目的地。如果恰好是我们村，那这个报信的人，简直像载誉归来的英雄，逢人便拍着胸脯自信满满地道：明天玩戏法的肯定要来，大家都等着出来看好戏吧！于是这消息一阵风一样，便从村东头吹到了村西头。村里人都走了出来， 站在大道上翘首期盼，好像话一落地，那些玩戏法的人，便会将他们自己给神奇地变到了村子里。而那通风报信的人，这时候也有些着急起来，尽管亲耳听说了玩戏法的人要来我们村，但还是怕万一他们食言了呢？或者那个被卸了胳膊的小孩子，如果真的残废了，再没有胳膊可卸了呢？再或他们的马车忽然爆了胎，不得不在其他村子里暂住一宿呢？总之这个报信的人着急死了，可又不能说，怕村里人笑话他谎报军情，于是他只能硬撑着脸皮，一脸兴奋地讲起去年玩戏法的来，谁家的小孩子，因为羡慕这些人的神奇本事，差一点就跳上人家的马车，一起去闯荡江湖了。这些闲言碎语说上一阵，大家的热情也就不至于松懈下去，始终是旺旺的一团火，在那里热烈地烧着。
终于，那些穿着大红或者金黄绸缎裤子、腰里又扎了鲜艳红腰带的男人们，在村口出现的时候，整个村子都沸腾起来。那个最先报信的人，也松了口气，并用骄傲的语气慢悠悠说道：怎么样，我说来，就一定会来吧！说实在话，如果不是我先请他们，说不定啊，早就被人家小孔村的给抢去了。
但村里人这时候早就将这报信人的功劳，像一颗废弃的牙齿，给抛到了高高的房顶上。大人们这一天在田间地头碰见了，聊的全是玩戏法的人。当然先从马车上的五个人，是什么关系说起。有说他们是一家人的，兄弟五个，或者，是叔伯家的五个孩子，恰好凑成一个杂技团。有说他们是一个村里的，因为太穷了，不得不从小就学这些江湖技艺，走村串巷，混口饭吃。也有说他们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是演杂技的，而且家家户户都靠这个发了大财，可比我们这些泥土里刨腾粮食的農民强得多。不管怎么说，总之这些外乡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来自遥远的某个村庄，遥远到村里人都没有去过，也完全没有概念，他们究竟在哪一个神秘又充满了蛮荒气息的角落。而他们自己，自然是不肯说的，他们是一群守口如瓶的人，既不会给任何人透露他们戏法的秘密，也不会谈及自己的私事。他们只负责卖力地表演，至于其他，一概不提。
而我们小孩子，着迷的恰恰是整个戏法班子散发出的神秘野性的气息，好像他们来自某个原始的部落，或者广袤无边的森林，再或地球的另一端。对，村里大人们总说，如果用铁锨不停地挖的话，是会从地球的另一端，挖出人来的。他们还煞有介事地提及某个村庄，村庄里的人，有一天挖井， 挖着挖着，没有挖出水，却挖出一个活人来，那人的皮肤还是黑色的，煤炭一样。于是我们小孩子认定，这些跟我们说话口音都不一样的玩戏法的人，也是来自地球的另一端。在他们那里，所有的人都具有超能力，都会变幻模样，会卸掉人的胳膊，重新安好，还有刀枪不入的本领，甚至拿大刀去砍脖子，那脖子不只不流血，还会将大刀给磕掉一块。而他们千里迢迢赶着马车，经过我们村子，不过是为了炫耀一下他们超人的功夫罢了。
玩戏法的扎下营盘之后，便开始绕着村子，敲锣打鼓地招揽观众。事实上，他们根本不用那么卖力地吆喝，因为整个村子里的人，早就知道了他们要来的消息，就差将小马扎排好，列队迎接他们了。于是他们闲庭信步地扯嗓子喊了一圈后，便歇了锣鼓，等着男女老少从院子里快步走出，聚拢到临时搭起的表演区来。
好像所有玩戏法的男人，都有一模一样的嗓音，沙哑的、粗野的、让人心生畏惧的外乡人嗓音。这种嗓音将他们与我们村里所有人，都鲜明地区别开来。甚至他们亮开了嗓门一声大喊，即刻会将全村人带入到蛮荒生猛的远古时代。我们一边紧张着那银枪会不会刺破玩戏法男人的喉咙，一边却又相信，他们一定有电影里少林寺和尚们一样的真功夫。他们还会飞檐走壁，会将所有人的钱，瞬间变入自己的口袋。这让我们小孩子又惊骇又向往，而铁成钢蛋之类的，早就受不了煎熬，主动跟他们套近乎，试图学到一点功夫，供以后向人吹嘘之用。钢蛋甚至还央求他们收他为徒，当然，他们像挥一只苍蝇一样将手一挥，又漫不经心地吐出一句：祖传功夫，概不外传。
不外传就不外传吧，钢蛋一边撇嘴，一边却早就找好了最佳地理位置，发誓一定要偷学到真功夫。我当然没有钢蛋大胆，知道胸口碎大石，或者银枪刺喉，都是颇危险的，于是便找个避开碎石飞溅的角落，兴奋又不安地站着，或者直接坐在地上，看头顶刺眼的灯泡下，玩戏法的人晃来晃去的影子。那影子也是高大威猛的，一锤砸下去，碰飞或者震折了的，一定是铁锤自己吧。
在观众的数量还没有达到玩戏法的预期之前，会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不停地敲打着大鼓。那鼓明显年岁长久，油漆剥落，连皮子都卷了起来。但这丝毫不影响沉郁的鼓声传遍村子的每一个角落。间或，男孩也会重重地敲几下锣，并在最后的一敲过后，迅疾地捂住那锣声，似乎锣声多一点，都是浪费。而其他玩戏法的男人们，则不停地走来走去，活动着手臂和腿脚，为马上就要到来的惊险杂技热身。
观众越来越多，直到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来到了这片空地上，等着好戏的开场。搬马扎来的，很快发现坐着是最吃亏的，因为完全被挡住了视线，于是大人自觉地让我们小孩子站在前面，他们则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成一圈，将玩戏法的结结实实地包起来，这才长舒口气，好像这些玩戏法的人，即便是变出翅膀来，也飞不出我们的包围圈。摆好了阵势，大家便开始张家长李家短地热热闹闹拉起了家常，村东头和村西头的媳妇们，有一段时间没见，好一通掏心掏肺地倾诉。老人们都淡定，他们几乎对玩戏法表演的每一个节目都熟稔于心，所以他们过来，大半是为了听听热闹的声响，好像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被囚居在暗室里一样。我们小孩子呢，完全不理会大人们的亲密交谈，事实上，我们才是玩戏法的人真正的观众，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相信玩戏法的人全都是会飞檐走壁的英雄好汉了。 在全村人将玩戏法的围了个水泄不通之后，他们终于不再无休无止地拖延下去，而是用一声震耳欲聋的鼓声，让吵嚷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最先开始讲话的，是个类似领袖的中年男人，他会先来一番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的功夫，以此换来人群的叫好声，算是博个头彩，活跃一下气氛。男人举止有常年在外奔波游走的粗粝，双手抱拳，嗓子一亮，道一声“老少爷们，多谢捧场”，便开启了今晚的精彩演出。
开始照例是相对轻松的小魔术，比如将一沓白纸变成实打实的钞票。这魔术尽管我们年年都看，但每次看都信以为真。我和二芹还热烈地讨论着，如果跟他们学会了这个戏法，以后岂不是像神笔马良或者聚宝盆的故事里讲的那样，想要多少钱，就能有多少钱了吗？可是，二芹毕竟比我精明一点，她转念一想，质疑道：既然他们能变钱，干吗还吃胸口碎大石的苦头？这个问题的确把我难倒了，我只能犹豫着解释说，或许，他们变钱的魔法，仅仅在玩戏法的时候，才能施展吧？
但我和二芹还来不及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就到了惊险刺激的胸口碎大石的节目。那个躺在红色的垫子上，胸前被压了一块厚重石板的男人，立刻引来全村人的关注和同情，而扛着大铁锤的“凶手”，则不停地走来走去，尽力渲染着这一锤砸下去，将可能出现的毙命结果。他不愧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很快便让每一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大家一边希望那大锤不要落下去，或者最好是砸偏了，在地上震出一个大坑来，一边却又希望那男人别再啰唆，尽快一铁锤砸下去，来个要么命丧要么石断的痛快结局。但那男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说啊说，一直说到有人憋不住了，骂一声“操！”随即兔子一样冲出人群，跑到某棵大树后面，将一泡尿嗖一声发射出去，又迅疾地提着裤子跑回原位。终于，那“刽子手”抡起了大锤，就在砸中的那一瞬间，有大人将小孩子的眼睛给蒙上了，也有小孩子自己惊骇地闭上了眼睛，当然只闭上了一半，另外一只眼，留出一条缝，紧张地窥视着明晃晃的电灯下， “杀人者”和“被杀者”有怎样惊心动魄的表情。但事实上，“杀人者”并不邪恶，好像这是一桩司空见惯的表演，而“被杀者”，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恐惧。甚至在石板断裂的那一瞬间，他一下子轻松地跳起来，并骄傲地绕着全场，英雄一样抱拳走了一圈，好像应该慰问的是我们这些观众，而不是躺在石板下，等待不长眼睛的铁锤决定生死的他。
接下来的表演，自然一个比一个惊险刺激。比如那银枪刺喉，两个男人的喉咙，顶在尖锐的银枪上，并用气功让银枪两端尽力地朝一起靠拢的时候，所有人真怕两个男人忽然间一起倒地毙命。那枪头当然是真的，在表演之前，每个观众都会被允许去触摸一下。夏日夜晚的星星，如果看到两个涨红了脸、鼓着腮帮、憋着一股子气努力折弯银枪的男人，一定也会吓得躲进云层里去吧？但每一次，这些表演者，竟然都能化险为夷，于是我们的心，就这样一整个晚上，提上去，落下来，又提上去……
但最为惊恐的，怕是卸胳膊了。每年来表演卸胳膊的，都是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有一张和铁成或者钢蛋一样稚嫩好看的脸。我和二芹都怀疑他生下来就没有爹妈，否则，谁家会舍得自己孩子的胳膊天天被卸来卸去？或者收养他的一定是后爹后妈，只拿他当挣钱的机器，哪管他的胳膊被卸下来，再安上去，会有怎样撕心裂肺的疼痛。每次到卸胳膊这个残忍的压轴“好戏”， 那玩戏法的头目， 都要先领着男孩，炫耀似的绕场两圈，让每一个人都看清这个面容有些清秀的大男孩，这一刻，是多么的健康活泼可爱，而即将面临的，又将是怎样的一场酷刑。果然，在这样反差巨大的情境下，有女人開始恳求头目，不要卸孩子的胳膊了，我们不看这个节目，实在是太可怜了啊！还有孩子被这敲锣打鼓的气氛渲染着，吓哭了。而更多的人，是怀着期待被惊吓的热情和好奇，去观看即将到来的演出的。玩戏法的当然拿定了看客的心理，所以根本不顾及小孩子的哭声，像对待一个动物或者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将男孩的脑袋按下去，让其弯下腰去。在告知村人们，他即将给男孩的两条胳膊，做三百六十度旋转时，有胆小的女人，早已捂上了眼睛。但是，一切都是阻挡不住的，随着咔吧一声脆响，男孩的胳膊瞬间就被转了一圈，并随即像柔软的面条一样，耷拉下来。那男孩，竟然一声都没有哭，但眼尖的人，还是看到了他的眼泪。在头目将男孩弃之一旁，又喋喋不休地诉说了一通男孩的痛苦之后，终于在人群的叫喊抗议声中，又轻而易举地给男孩的两条胳膊复了位。村里人都不懂这是脱臼，我们小孩子更是不明白，只觉得这是世间最残忍的酷刑，每每都是这样的恐惧和震撼，让我们那一颗跟着玩戏法的人走遍天涯海角卖艺的心，瞬间变得小小的，隐匿在村子的某个角落，遍寻不着。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噩梦中，跟要卸掉我胳膊的人拼死搏斗的时候，玩戏法的头头，已经带着惨遭他卸胳膊的男孩，挨家挨户地讨要打赏了。那男孩一脸的漠然， 好像昨晚的疼痛，从未在他的身体里留下过任何的印记，一觉醒来，他又成为一个走南闯北、心肠冷硬的人。他提着大大的麻袋，站在人家门口，不发一言，任由那个长相凶蛮的头头，在女人们不舍得施舍更多粮食的时候，将他一下子推到人面前，以不容违逆的语气，逼迫道：大姐，行行好嘛，看在这孩子昨晚胳膊都被卸断了的分上，怎么也得多给我们几斤粮食吧。大多数时候，女人们是会发慈悲的，看那一脸漫不经心的男孩一眼，叹口气，拿着葫芦瓢，扭头去大瓮里再舀上一些，而后边将灰尘仆仆的麦子倒入大张着嘴巴的麻袋，边歉疚地笑道：只能这些了，多了真没有了。那头头知道哪怕他再卸一次男孩的胳膊，也换不来更多的粮食，于是便换了脸色，将还弥漫着尘灰的麻袋拽住口，哗啦一提一蹾，便甩上肩，扭头走人。那麻袋在他的身后，发出轻微的哗啦哗啦的声响，似乎有万千的沙子和麦子，在彼此排斥，又不得不委屈地拥挤在一起。
玩戏法的人，要花上一天的时间，才能挨家挨户地将全村的粮食收敛完。有时候，会遇到像胖婶一样精明的女人， 知道他们上门讨要，早早地就扛起锄头下了地，借此躲开这烦人的债主。玩戏法的也没有办法，看一眼无情闭锁的大门，知道这家人是铁定不会打赏哪怕一粒麦子的，于是恨恨地探头朝墙内看一眼，恰好跟一只狗视线相遇，于是狗一声怒吼，显示出对主人的耿耿忠心，而人也气愤地骂一句：操他娘的！只有那个男孩，在烈日下疲惫地倚墙站着，一声不吭。 他们其实也没有收敛到多少的粮食，村人习惯了看免费的演出， 比如铁成他爹放的电影，就从来不会挨家挨户地搜刮什么。所以像盼着他们快点来演出一样，全村人都盼着他们快点离开，好像，那个被卸了胳膊的男孩，在村里多待上一秒，便在人们心里，多压了一麻袋的粮食。那麻袋那么沉，银枪一样一直压到喉咙，快要让人喘不过气来了。
我特意跑到巷子口，注视玩戏法的赶着马车，从大道上离去。那个男孩坐在一麻袋的麦子上，仰头冲着蓝得耀眼的天空，轻松地吹着口哨，好像他们即将要去的，是一个开满了花朵的梦幻之地。在那里，众目睽睽之下，他不会再被人残忍地卸掉胳膊，也不会被银枪无情地刺向喉咙。
正午的阳光重重地砸下来，落在脊背上，有微微的疼。我在越来越远的口哨声里，像男孩一样，仰头看向正午的天空，那里除了无穷无尽的深邃的蓝，什么也没有。
要饭的
村子里隔三岔五就有要饭的来，也不知道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家里有没有儿女老人，冷了热了住在哪儿，病了有没有人照顾，死了呢，会不会有人知道。总之他们和乡下的流浪狗一样，只要还愿意每日在周围的村子里游荡，就不至于饿死冻死。随便谁家还不给一碗汤喝，不给一个白面馍吃？即便是大雪覆盖的冬夜，在麦秸垛里掏挖出一个洞来，也能避一晚风寒吧？
所以家门口来一个要饭的，高一声低一声地求人给点吃的，从来不会有谁觉得稀奇。而我们小孩子，放了学，看到要饭的站在自家门口，会觉得有个亲戚或者熟人登门拜访了一样，朝着院子里便大喊：娘，要饭的来了，家里有啥吃的没？如果爹娘不吱声，我便自己跑到碗柜旁边， 看看早晨有没有吃剩下的“玉米呱嗒”。如果有，我会立刻端出去给要饭的；如果没有呢，我翻箱倒柜也要找出半个煎饼或者白面饼来，好像找不出点吃的，空着手打发要饭的走，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所以在乡下做要饭的，并不怎么难堪或被人欺负。“乞丐”或者“叫花子”这样的称呼，是城里人才会叫的，乡下人只管他们叫“要饭的”，这比“讨饭的”听起来似乎更文雅一些，甚至那“要”字里，还带着点理直气壮，是非要不可，不给也要。而“讨”字听起来就惨兮兮的，是可怜巴巴地伸出手去，求人给一点吃的，而且边哀哀地恳求人家行行好，还要边看人家脸色。
乡下要饭的因此活得舒坦自在，我几乎也想做个要饭的，提了打狗棒，肩膀上挂个褡裢，或者直接背一个面口袋，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要饭吃。而且还能吃百家饭，即便是天天吃煎饼吧，每家的煎饼也一定是不重样的，张家的煎饼里会夹点咸盐芝麻，李家的吃起来更酥香掉渣，赵家的散发着清香的野菜味，孙家的一口咬下去，还有碎花生扑簌簌地落了一地呢。汤水呢，也是各式各样的，咸的香的麻的辣的，想想都美得很，更不用说喝了。
大约要饭的也觉得自己的这份职业特别有趣，所以看到顺眼的小孩子，还会将那些完好无损的煎饼啊馍馍啊饼子啊，拿出来分我们一块。于是我们便跟着这个要饭的，一起吃了一回百家饭。想到那褡裢里的好吃的，是来自另外的一个村庄，或许那村庄需要翻越很多座大山，穿越很多条江河，我们便觉得这要饭的，充满了浪漫的异域气息。啊，他简直是童话里略带忧郁沧桑的流浪王子！
要饭的是最会看人眼色的。他们在行经很多个村庄之后，比村子里的男人女人都更淡然。有时候他们站在大门口， 喊了许多声“有人吗”，房间里都没有传出任何的声响。他们当然知道人是隐匿在某个角落里，悄无声息地窥视着窗外的。要饭的在明处，人在暗处，两个人相互较着劲，谁也不肯先退缩。要饭的执意要讨到一点粮食，他知道人在躲避着他，希望他快快地走開，甭指望从这户人家讨到一口吃食。可是他也执拗地坚持着，既不恼怒，也不装可怜，他不卑不亢地站在门檐下，用手不紧不慢地叩着朱红色的铁门， 并一声声地重复着“有人吗”。他这样喊着，连邻居家的女人都探出头来，也不说话，只带着些同情，看他一眼。要饭的当然知道那视线里暗含的意思，是让他再坚持一会，主人或许忽然就心软，施舍他一张香酥的油饼。小孩子们也叽叽喳喳地围拢过来，瞅瞅这个穿着补丁衣服的胡子拉碴的老头，又好奇地将手伸到他的褡裢里去，偷偷捏出半个烧饼来。要饭的也不生气，那一刻他好像成了一个演员，因为有观众捧场，乞讨声里，便陡然多了一分自信。
终于，那躲在窗户后面窥视的女人，懒洋洋推开了房门。女人的头发蓬松着，脸上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好像之前她一直在专心午休，完全没听到要饭的在乞讨。女人倚在堂屋门口，朝着院门口嘟囔：烦不烦，一声声喊什么啊，没看到人都在睡觉吗？
要饭的并不跟女人急，照例笑着，伸出手去：行行好，给点吃的吧。
团团围住的小孩子们，则一脸的迫切，想知道要饭的叫了这么久，女人到底会拿出什么吃食来打发了他。邻居家的女人呢，也探头探脑地看过来，专瞅着隔壁婆娘的施舍标准，以便到时候不至于因自己给得太少，而输了颜面。
被这样视线围攻着的女人，终于不好意思再硬撑下去，回身去堂屋里，拿出一块早晨吃剩的煮地瓜来。那本就不大的地瓜，还被掰去了一半，新掰开的新鲜口子上，有一道不知怎么抹上去的锅灰，似笑非笑地冲着众人。
女人也不正眼看要饭的，她几乎是将地瓜丢给了那只有些污渍的手。要饭的并未因这样的怠慢而生出不悦，他们永远都是一副被磨炼出来的好脾气，谦卑地弯腰笑着，说一声谢谢，而后将地瓜放到褡裢前面的袋子里去。那地瓜在一块块带着棱角的烧饼、煎饼、馒头、白饼中间，颠来倒去，左冲右突，最终找到一个稳妥的角落，安静下来。
要饭的坚持了约莫二十分钟，得了这一块地瓜，于是心满意足地拨开我们这些围观的孩子，转向相邻的一家。有了这样“漫长”的较量，邻居家一直窥视着的女人，也便有了施舍的标准。于是但凡比那半块地瓜多出一截的随便什么吃食，都足够将这一场乞讨体面地应付过去。邻家女人因此将一搪瓷缸的地瓜干，倒进要饭的袋子里的时候，很有一股子土财主广散钱财给受灾民众的豪迈感，好像她送出去的地瓜干，是倒进了传说中的聚宝盆，会源源不断地生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瓜干一样。要饭的进过千家万家的门，遇到过形形色色的脸，被人唾弃过，也被人厚待过，所以尽管这邻家的女人，比之前的慷慨，他却并没有生出多一分的感激来，照例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句“谢谢”，而后拄了打狗棒，伴着胸前搪瓷缸子与衣服纽扣轻微碰撞发出的声响，继续他下一次的乞讨。 大约是要饭的没有来处，也不知去向，或者他们对于村子里的人，没有太大的价值，既不关系到我们的颜面，也不会对我们造成怎样的利益损耗，所以很少会有女人去八卦一个要饭的来龙去脉。尽管当街闲扯的女人们，会将村里某个姑爷八辈子前的事都弄得水落石出，或者把谁家新媳妇陪送的嫁妆究竟值多少钱，也能打探个分毫不差。但是对于要饭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壮年还是老人，瘸子还是独眼，她们一概没有兴趣。而我们小孩子跟女人们恰好相反，我们一点也不关心谁家娶新媳妇欠了一屁股债，谁家女儿赖在娘家不走，快要将哥嫂吃穷了，我们只对那个来去无踪的神秘的要饭人，充满了无穷的探知的欲望。
我们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譬如要饭的年轻的时候，也是要饭的吗？如果他一辈子都要饭，那得走过多少的村庄了啊？他走过的那些村庄，跟我们的村庄有什么区别？也有大片大片的桃树杏树梨树枣树吗？春天的时候，他去要饭，一定会被太阳晒得暖融融的，走着走着，额头还冒出了汗珠，他的经历了一个冬天风寒的棉袄，亮堂堂地敞开着。后来他就干脆脱掉了，系在腰里，或者搭在肩头，于是这让他看上去更加的洒脱，或许，他还会因此快乐地哼起歌来呢。冬天的时候，他也不怕吧，谁会在风雪之夜，难为一个要饭的？况且要饭的总是能让村里人觉出自己是幸福的，于是随意扯下一小片幸福，给要饭的，那幸福不是少了，反而更加的浓郁起来。要饭的有没有想过成一个家，像每一个正常人一样，娶个女人做老婆，再生一堆的孩子？啊，还有，他究竟是从哪个村庄里来的？与他同属一个村庄的人，知道他每日游荡在不同的村子里吗？过年的时候，从未见过一个要饭的，那么他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当要饭的老了，走不动了，会不会有人接替他，走街串巷地继续讨饭？如果某一天，要饭的快死了，他们是不是像一只猫，避开熟悉的村庄，躲到无人的荒野上，安静地咽下最后一口气，并任由无人收拾的尸体，腐烂进泥土里去？
我們小孩子有太多的问题想要问大人，可是大人并不搭理我们。于是我们只能跟在每一个要饭的屁股后面， 好像他们的跟班或者喽啰，并尽职尽责地将这一卑微的身份，坚持到最后一家。有时候要饭的走着走着，身后跟着的小孩子会越来越少，但总有那么一两个，是始终保持了热情的。那热情到底是源于对村外世界的好奇呢，还是那些要饭的身上因走过了上百个村庄，而流露出的万事不惧的气质，引诱了他们呢，也说不清楚。总之我也曾经是那孤独的一两个孩子，怀着被要饭的带走他乡的浪漫想象，跟在他的身后，走啊走，一直走到他要离开我们村庄，去往别的什么地方了，那人忽然回头，真诚地看我一眼。而我，却被这样的注视给吓住了，一扭头，朝家的方向狂奔。
我从未跟踪一个要饭的走出过自己的村庄。所以我也和村里的女人们一样，永远不知道一个要饭的究竟有怎样神秘的过去和虚无缥缈的未来。
可是有一年的冬天，大雪纷飞的夜晚，一个要饭的老头，忽然间出现在了我们家的火炉旁边，而且还烤着旺旺的炉火取暖，好像他生来就是我们家的一员，或者是跟我们有密切来往的亲戚。 他一点也不觉得跟我们有什么隔膜，以至于他那样熟络地跟父母说着闲话，我竟然生了气，搬了马扎，坐在灯光照不到的角落里，远远地瞪视着这个陌生的来客。
是母亲最先发现了大门口站着一个要饭的。那时，天已经蒙蒙黑了，雪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天，而且在夜幕笼罩了整个村庄的时候，没有任何停歇下来的意思，好像那雪根本不关心有多少人挨饿受冻，或者艰难行走在回家的路上，它们只顾着下，而且一阵紧似一阵地下。所以那老头出现在迎门墙边上的时候，几乎成了一个雪人。母亲出去倒没了酽的剩茶水，一推门，见那老头窸窸窣窣地倚墙站着，吓了一跳，马上缩回身来，紧张地问父亲：迎门墙那里站的是谁？我和姐姐慌得马上要躲到里屋去，可是一想，里屋也黑黢黢的，无处可藏，所以到底还是胆战心惊地站在母亲身后，像看鬼片一样，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则努力瞪大了，去看那大雪地里，到底是谁。父亲胆大一些，或者他也只是装胆大吧，所以便隔着房门，用袖子擦擦玻璃上的霜花，透过那清晰的一小片地方，看向黑咕隆咚的天井。
在父亲还没有来得及找到手电筒，去照一照那是否是个活物时，那雪人竟然又向前移动了几步，站在了我们家的大水瓮旁。水瓮里的水，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并落满了雪，那雪看上去便不像是落在了瓮里，而是长在了里面。那雪人究竟想做什么呢？难道他要砸开冰，取水喝吗？就在他似乎还想继续移动的时候，手电筒射出的一束强光，让那雪人忍不住抬起胳膊，挡住了眼睛。而他胸前挂着的搪瓷缸子，也随即发出一声轻微的响声。那响声在静寂的雪夜里，格外地清晰，好像一块冰裂开的脆响，或一片树叶飘落在河面上溅起的水声。就是这样的一点响动，让父亲确凿地下了结论：这是一个要饭的！
其实不用那要饭的开口，全家人都知道，他在这大雪天里，无处可去，恰好看见我们家被炉火映得暖意融融的窗户，那窗户上还有梧桐树疏朗的影子，随了跳跃的火光，欢快地起舞。要饭的大约被这雀跃的影子给吸引住了，于是从门口走到了迎门墙边，又从迎门墙边挪到了水瓮一侧。如果不是母亲及时地发现，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的他，他一定会继续向前挪移，一直走到堂屋门口的吧？不过也或许，作为一个要饭的，他会以随随便便闯入人家天井为耻，他们的界限，一向只是倚在大门口，并毫不逾越这样的界限的。
不管怎样，要饭的老头坐到了我们家温暖的房间里，而且用他的搪瓷缸子，喝着滚烫的热茶。那茶还是母亲新沏的，就像要饭的是我们远方的一个亲戚，许久没有音信，却突然间想念我们，于是便千里迢迢地在这雪夜里奔来，就为了跟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叙一叙家常，或者什么也不说，只是安静地烤一烤奔波中冻僵的双手，听一听火炉里煤炭燃烧时发出的轻微的响声。
我知道母亲的热情里，带着几分村里女人们都会有的好奇。她很巧妙地打探着要饭的个人生活，譬如他从哪个村子里来？他离家已经多久？他有没有老婆孩子？他走街串巷地要饭，会不会想起他们？每天晚上他睡在哪儿？最多的时候他能讨到多少的粮食？尽管母亲这样八卦，但她的语气里，却带着深切的同情，以至于这样的时刻，连父亲也不再当众训斥母亲多嘴， 任由她细细碎碎地将要饭的内心隐秘，像一团毛线一样，一点一点地从他的心里向外牵引。而我则惊奇地从那蓬松的越扯越多的毛线团里，发现要饭的原来跟我们村子里任何一个庸常的男人一样有家有口，只不过，他的父母早已去世，而他的老婆，则因为他穷，早早地带着孩子离开了他，改嫁他人。因为没有什么人可以牵挂，他就这样要了很多年的饭，走过不计其数的村庄。他将那些讨来的粮食，卖掉换成钞票，而不能卖掉的那些饼啊馍啊粥啊，就自己吃掉，或者带回去给村子里的人吃。可是谁会吃一个要饭的讨来的东西呢？我努力地想，除非……除非他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要饭的！啊，想到这一点，我又重新觉得要饭的身上有了遥远的神秘的光芒。那光芒是我不能够抵达的远方。远方在哪里呢？就在要饭的离开的那个村庄，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过着与我们不一样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会种地，或者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 除了山，还是山。那山上是荒芜的，连一株草都不长，于是整个村庄的男人们，便纷纷地背了褡裢，离开家人，外出要饭。
我因为这样的想象，忽然间对低头呼噜呼噜吃着面条的要饭的老头，产生了好感。就连他荒草一样芜杂的胡子，都被红通通的炉火给涂抹上了一层暖暖的橘红色，就像神话故事里的白胡子老人。啊，我真希望他再说一些什么，关于他们村子里其他要饭的男人们，或者过年的时候，他们怎样从四面八方赶回贫穷的山村，彼此热烈地交换着十里八乡要饭的经历。只是那些历经的风霜雪雨，见识过的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经过的无数个不同模样的庭院，也足以将他们跟每一个从未离开过村庄的男人们区分开来。
于是那一个夜晚，我将马扎搬到要饭的对面，以比母亲还要好奇的视线，注视着这个一脸刀刻般沧桑的老人，我甚至因为他进了我们的家门，与我们同吃过一个碗里的菜，喝过一个锅里的面条，而觉得有在小伙伴面前骄傲的资本。我想等到天明，这个故事一定会发了酵的，我怀揣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秘密，走到学校里去，一定会连老师也给吓住的吧？
可是，要饭的终究没有等到天明，就从我们家的偏房里爬起来， 消失掉了。我早起上学，蹑手蹑脚地经过偏房门口，而后推开半掩的房门，看到母亲专门放置的一盆炭火，早已经熄灭。铺开的草苫子上，有要饭的躺过的痕迹。可是，也只有这么一点的痕迹了，就连他离去的脚印，都被天地间飘飞的更大的一场雪给完全地覆盖了。
要饭的究竟去了哪里呢？没有人告诉我。
所有行经过村庄的要饭的，他们都没有来处，也了无去向。
作者简介：安宁，本名王苹，80后，山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二十五部。代表作品有《聊斋五十狐》《笑浮生》《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遗忘在乡下的植物》。曾获2009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2009年度北京市政府优秀青年原创作品奖、第十一届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多种奖项，作品《走亲戚》入选2015年度全国散文排行榜， 同时有繁体版图书《试婚》在台湾等地发行。现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韦 露
玩戏法的锣鼓一沿街敲起来，比铁成他爸要放电影的消息，更让全村人觉得兴奋。
其实玩戏法的每年都来，表演的节目，也大致是胸口碎大石、银枪刺喉、头断石碑、油锤贯顶、卸胳膊那一老套，但是锣鼓一敲，全村男女老少，就全变成了好奇的小孩子，无论如何都要放下碗筷，连嘴边的饭渣子也来不及抹一下，便纷纷胳肢窝下夹个马扎，三步并作两步地，朝村子东西两头交界处的空地上赶。好像即将上演的，是一场从未观看过的精彩绝伦的好戏。
玩戏法的人走南闯北，是流动的杂技团，所以他们最能拿捏得准村里人的热情在什么时候会被点燃和膨胀。他们总是早早地就到了村子里，选一块四通八达风水又好的地盘，便支起帐篷，安下营寨。事实上，总有些消息灵通的人，在玩戏法的还在邻村表演的时候，就打探好了他们下一个目的地。如果恰好是我们村，那这个报信的人，简直像载誉归来的英雄，逢人便拍着胸脯自信满满地道：明天玩戏法的肯定要来，大家都等着出来看好戏吧！于是这消息一阵风一样，便从村东头吹到了村西头。村里人都走了出来， 站在大道上翘首期盼，好像话一落地，那些玩戏法的人，便会将他们自己给神奇地变到了村子里。而那通风报信的人，这时候也有些着急起来，尽管亲耳听说了玩戏法的人要来我们村，但还是怕万一他们食言了呢？或者那个被卸了胳膊的小孩子，如果真的残废了，再没有胳膊可卸了呢？再或他们的马车忽然爆了胎，不得不在其他村子里暂住一宿呢？总之这个报信的人着急死了，可又不能说，怕村里人笑话他谎报军情，于是他只能硬撑着脸皮，一脸兴奋地讲起去年玩戏法的来，谁家的小孩子，因为羡慕这些人的神奇本事，差一点就跳上人家的马车，一起去闯荡江湖了。这些闲言碎语说上一阵，大家的热情也就不至于松懈下去，始终是旺旺的一团火，在那里热烈地烧着。
终于，那些穿着大红或者金黄绸缎裤子、腰里又扎了鲜艳红腰带的男人们，在村口出现的时候，整个村子都沸腾起来。那个最先报信的人，也松了口气，并用骄傲的语气慢悠悠说道：怎么样，我说来，就一定会来吧！说实在话，如果不是我先请他们，说不定啊，早就被人家小孔村的给抢去了。
但村里人这时候早就将这报信人的功劳，像一颗废弃的牙齿，给抛到了高高的房顶上。大人们这一天在田间地头碰见了，聊的全是玩戏法的人。当然先从马车上的五个人，是什么关系说起。有说他们是一家人的，兄弟五个，或者，是叔伯家的五个孩子，恰好凑成一个杂技团。有说他们是一个村里的，因为太穷了，不得不从小就学这些江湖技艺，走村串巷，混口饭吃。也有说他们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是演杂技的，而且家家户户都靠这个发了大财，可比我们这些泥土里刨腾粮食的農民强得多。不管怎么说，总之这些外乡人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来自遥远的某个村庄，遥远到村里人都没有去过，也完全没有概念，他们究竟在哪一个神秘又充满了蛮荒气息的角落。而他们自己，自然是不肯说的，他们是一群守口如瓶的人，既不会给任何人透露他们戏法的秘密，也不会谈及自己的私事。他们只负责卖力地表演，至于其他，一概不提。
而我们小孩子，着迷的恰恰是整个戏法班子散发出的神秘野性的气息，好像他们来自某个原始的部落，或者广袤无边的森林，再或地球的另一端。对，村里大人们总说，如果用铁锨不停地挖的话，是会从地球的另一端，挖出人来的。他们还煞有介事地提及某个村庄，村庄里的人，有一天挖井， 挖着挖着，没有挖出水，却挖出一个活人来，那人的皮肤还是黑色的，煤炭一样。于是我们小孩子认定，这些跟我们说话口音都不一样的玩戏法的人，也是来自地球的另一端。在他们那里，所有的人都具有超能力，都会变幻模样，会卸掉人的胳膊，重新安好，还有刀枪不入的本领，甚至拿大刀去砍脖子，那脖子不只不流血，还会将大刀给磕掉一块。而他们千里迢迢赶着马车，经过我们村子，不过是为了炫耀一下他们超人的功夫罢了。
玩戏法的扎下营盘之后，便开始绕着村子，敲锣打鼓地招揽观众。事实上，他们根本不用那么卖力地吆喝，因为整个村子里的人，早就知道了他们要来的消息，就差将小马扎排好，列队迎接他们了。于是他们闲庭信步地扯嗓子喊了一圈后，便歇了锣鼓，等着男女老少从院子里快步走出，聚拢到临时搭起的表演区来。
好像所有玩戏法的男人，都有一模一样的嗓音，沙哑的、粗野的、让人心生畏惧的外乡人嗓音。这种嗓音将他们与我们村里所有人，都鲜明地区别开来。甚至他们亮开了嗓门一声大喊，即刻会将全村人带入到蛮荒生猛的远古时代。我们一边紧张着那银枪会不会刺破玩戏法男人的喉咙，一边却又相信，他们一定有电影里少林寺和尚们一样的真功夫。他们还会飞檐走壁，会将所有人的钱，瞬间变入自己的口袋。这让我们小孩子又惊骇又向往，而铁成钢蛋之类的，早就受不了煎熬，主动跟他们套近乎，试图学到一点功夫，供以后向人吹嘘之用。钢蛋甚至还央求他们收他为徒，当然，他们像挥一只苍蝇一样将手一挥，又漫不经心地吐出一句：祖传功夫，概不外传。
不外传就不外传吧，钢蛋一边撇嘴，一边却早就找好了最佳地理位置，发誓一定要偷学到真功夫。我当然没有钢蛋大胆，知道胸口碎大石，或者银枪刺喉，都是颇危险的，于是便找个避开碎石飞溅的角落，兴奋又不安地站着，或者直接坐在地上，看头顶刺眼的灯泡下，玩戏法的人晃来晃去的影子。那影子也是高大威猛的，一锤砸下去，碰飞或者震折了的，一定是铁锤自己吧。
在观众的数量还没有达到玩戏法的预期之前，会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不停地敲打着大鼓。那鼓明显年岁长久，油漆剥落，连皮子都卷了起来。但这丝毫不影响沉郁的鼓声传遍村子的每一个角落。间或，男孩也会重重地敲几下锣，并在最后的一敲过后，迅疾地捂住那锣声，似乎锣声多一点，都是浪费。而其他玩戏法的男人们，则不停地走来走去，活动着手臂和腿脚，为马上就要到来的惊险杂技热身。
观众越来越多，直到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来到了这片空地上，等着好戏的开场。搬马扎来的，很快发现坐着是最吃亏的，因为完全被挡住了视线，于是大人自觉地让我们小孩子站在前面，他们则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成一圈，将玩戏法的结结实实地包起来，这才长舒口气，好像这些玩戏法的人，即便是变出翅膀来，也飞不出我们的包围圈。摆好了阵势，大家便开始张家长李家短地热热闹闹拉起了家常，村东头和村西头的媳妇们，有一段时间没见，好一通掏心掏肺地倾诉。老人们都淡定，他们几乎对玩戏法表演的每一个节目都熟稔于心，所以他们过来，大半是为了听听热闹的声响，好像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被囚居在暗室里一样。我们小孩子呢，完全不理会大人们的亲密交谈，事实上，我们才是玩戏法的人真正的观众，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相信玩戏法的人全都是会飞檐走壁的英雄好汉了。 在全村人将玩戏法的围了个水泄不通之后，他们终于不再无休无止地拖延下去，而是用一声震耳欲聋的鼓声，让吵嚷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最先开始讲话的，是个类似领袖的中年男人，他会先来一番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的功夫，以此换来人群的叫好声，算是博个头彩，活跃一下气氛。男人举止有常年在外奔波游走的粗粝，双手抱拳，嗓子一亮，道一声“老少爷们，多谢捧场”，便开启了今晚的精彩演出。
开始照例是相对轻松的小魔术，比如将一沓白纸变成实打实的钞票。这魔术尽管我们年年都看，但每次看都信以为真。我和二芹还热烈地讨论着，如果跟他们学会了这个戏法，以后岂不是像神笔马良或者聚宝盆的故事里讲的那样，想要多少钱，就能有多少钱了吗？可是，二芹毕竟比我精明一点，她转念一想，质疑道：既然他们能变钱，干吗还吃胸口碎大石的苦头？这个问题的确把我难倒了，我只能犹豫着解释说，或许，他们变钱的魔法，仅仅在玩戏法的时候，才能施展吧？
但我和二芹还来不及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就到了惊险刺激的胸口碎大石的节目。那个躺在红色的垫子上，胸前被压了一块厚重石板的男人，立刻引来全村人的关注和同情，而扛着大铁锤的“凶手”，则不停地走来走去，尽力渲染着这一锤砸下去，将可能出现的毙命结果。他不愧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很快便让每一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大家一边希望那大锤不要落下去，或者最好是砸偏了，在地上震出一个大坑来，一边却又希望那男人别再啰唆，尽快一铁锤砸下去，来个要么命丧要么石断的痛快结局。但那男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说啊说，一直说到有人憋不住了，骂一声“操！”随即兔子一样冲出人群，跑到某棵大树后面，将一泡尿嗖一声发射出去，又迅疾地提着裤子跑回原位。终于，那“刽子手”抡起了大锤，就在砸中的那一瞬间，有大人将小孩子的眼睛给蒙上了，也有小孩子自己惊骇地闭上了眼睛，当然只闭上了一半，另外一只眼，留出一条缝，紧张地窥视着明晃晃的电灯下， “杀人者”和“被杀者”有怎样惊心动魄的表情。但事实上，“杀人者”并不邪恶，好像这是一桩司空见惯的表演，而“被杀者”，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恐惧。甚至在石板断裂的那一瞬间，他一下子轻松地跳起来，并骄傲地绕着全场，英雄一样抱拳走了一圈，好像应该慰问的是我们这些观众，而不是躺在石板下，等待不长眼睛的铁锤决定生死的他。
接下来的表演，自然一个比一个惊险刺激。比如那银枪刺喉，两个男人的喉咙，顶在尖锐的银枪上，并用气功让银枪两端尽力地朝一起靠拢的时候，所有人真怕两个男人忽然间一起倒地毙命。那枪头当然是真的，在表演之前，每个观众都会被允许去触摸一下。夏日夜晚的星星，如果看到两个涨红了脸、鼓着腮帮、憋着一股子气努力折弯银枪的男人，一定也会吓得躲进云层里去吧？但每一次，这些表演者，竟然都能化险为夷，于是我们的心，就这样一整个晚上，提上去，落下来，又提上去……
但最为惊恐的，怕是卸胳膊了。每年来表演卸胳膊的，都是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有一张和铁成或者钢蛋一样稚嫩好看的脸。我和二芹都怀疑他生下来就没有爹妈，否则，谁家会舍得自己孩子的胳膊天天被卸来卸去？或者收养他的一定是后爹后妈，只拿他当挣钱的机器，哪管他的胳膊被卸下来，再安上去，会有怎样撕心裂肺的疼痛。每次到卸胳膊这个残忍的压轴“好戏”， 那玩戏法的头目， 都要先领着男孩，炫耀似的绕场两圈，让每一个人都看清这个面容有些清秀的大男孩，这一刻，是多么的健康活泼可爱，而即将面临的，又将是怎样的一场酷刑。果然，在这样反差巨大的情境下，有女人開始恳求头目，不要卸孩子的胳膊了，我们不看这个节目，实在是太可怜了啊！还有孩子被这敲锣打鼓的气氛渲染着，吓哭了。而更多的人，是怀着期待被惊吓的热情和好奇，去观看即将到来的演出的。玩戏法的当然拿定了看客的心理，所以根本不顾及小孩子的哭声，像对待一个动物或者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将男孩的脑袋按下去，让其弯下腰去。在告知村人们，他即将给男孩的两条胳膊，做三百六十度旋转时，有胆小的女人，早已捂上了眼睛。但是，一切都是阻挡不住的，随着咔吧一声脆响，男孩的胳膊瞬间就被转了一圈，并随即像柔软的面条一样，耷拉下来。那男孩，竟然一声都没有哭，但眼尖的人，还是看到了他的眼泪。在头目将男孩弃之一旁，又喋喋不休地诉说了一通男孩的痛苦之后，终于在人群的叫喊抗议声中，又轻而易举地给男孩的两条胳膊复了位。村里人都不懂这是脱臼，我们小孩子更是不明白，只觉得这是世间最残忍的酷刑，每每都是这样的恐惧和震撼，让我们那一颗跟着玩戏法的人走遍天涯海角卖艺的心，瞬间变得小小的，隐匿在村子的某个角落，遍寻不着。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噩梦中，跟要卸掉我胳膊的人拼死搏斗的时候，玩戏法的头头，已经带着惨遭他卸胳膊的男孩，挨家挨户地讨要打赏了。那男孩一脸的漠然， 好像昨晚的疼痛，从未在他的身体里留下过任何的印记，一觉醒来，他又成为一个走南闯北、心肠冷硬的人。他提着大大的麻袋，站在人家门口，不发一言，任由那个长相凶蛮的头头，在女人们不舍得施舍更多粮食的时候，将他一下子推到人面前，以不容违逆的语气，逼迫道：大姐，行行好嘛，看在这孩子昨晚胳膊都被卸断了的分上，怎么也得多给我们几斤粮食吧。大多数时候，女人们是会发慈悲的，看那一脸漫不经心的男孩一眼，叹口气，拿着葫芦瓢，扭头去大瓮里再舀上一些，而后边将灰尘仆仆的麦子倒入大张着嘴巴的麻袋，边歉疚地笑道：只能这些了，多了真没有了。那头头知道哪怕他再卸一次男孩的胳膊，也换不来更多的粮食，于是便换了脸色，将还弥漫着尘灰的麻袋拽住口，哗啦一提一蹾，便甩上肩，扭头走人。那麻袋在他的身后，发出轻微的哗啦哗啦的声响，似乎有万千的沙子和麦子，在彼此排斥，又不得不委屈地拥挤在一起。
玩戏法的人，要花上一天的时间，才能挨家挨户地将全村的粮食收敛完。有时候，会遇到像胖婶一样精明的女人， 知道他们上门讨要，早早地就扛起锄头下了地，借此躲开这烦人的债主。玩戏法的也没有办法，看一眼无情闭锁的大门，知道这家人是铁定不会打赏哪怕一粒麦子的，于是恨恨地探头朝墙内看一眼，恰好跟一只狗视线相遇，于是狗一声怒吼，显示出对主人的耿耿忠心，而人也气愤地骂一句：操他娘的！只有那个男孩，在烈日下疲惫地倚墙站着，一声不吭。 他们其实也没有收敛到多少的粮食，村人习惯了看免费的演出， 比如铁成他爹放的电影，就从来不会挨家挨户地搜刮什么。所以像盼着他们快点来演出一样，全村人都盼着他们快点离开，好像，那个被卸了胳膊的男孩，在村里多待上一秒，便在人们心里，多压了一麻袋的粮食。那麻袋那么沉，银枪一样一直压到喉咙，快要让人喘不过气来了。
我特意跑到巷子口，注视玩戏法的赶着马车，从大道上离去。那个男孩坐在一麻袋的麦子上，仰头冲着蓝得耀眼的天空，轻松地吹着口哨，好像他们即将要去的，是一个开满了花朵的梦幻之地。在那里，众目睽睽之下，他不会再被人残忍地卸掉胳膊，也不会被银枪无情地刺向喉咙。
正午的阳光重重地砸下来，落在脊背上，有微微的疼。我在越来越远的口哨声里，像男孩一样，仰头看向正午的天空，那里除了无穷无尽的深邃的蓝，什么也没有。
要饭的
村子里隔三岔五就有要饭的来，也不知道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家里有没有儿女老人，冷了热了住在哪儿，病了有没有人照顾，死了呢，会不会有人知道。总之他们和乡下的流浪狗一样，只要还愿意每日在周围的村子里游荡，就不至于饿死冻死。随便谁家还不给一碗汤喝，不给一个白面馍吃？即便是大雪覆盖的冬夜，在麦秸垛里掏挖出一个洞来，也能避一晚风寒吧？
所以家门口来一个要饭的，高一声低一声地求人给点吃的，从来不会有谁觉得稀奇。而我们小孩子，放了学，看到要饭的站在自家门口，会觉得有个亲戚或者熟人登门拜访了一样，朝着院子里便大喊：娘，要饭的来了，家里有啥吃的没？如果爹娘不吱声，我便自己跑到碗柜旁边， 看看早晨有没有吃剩下的“玉米呱嗒”。如果有，我会立刻端出去给要饭的；如果没有呢，我翻箱倒柜也要找出半个煎饼或者白面饼来，好像找不出点吃的，空着手打发要饭的走，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所以在乡下做要饭的，并不怎么难堪或被人欺负。“乞丐”或者“叫花子”这样的称呼，是城里人才会叫的，乡下人只管他们叫“要饭的”，这比“讨饭的”听起来似乎更文雅一些，甚至那“要”字里，还带着点理直气壮，是非要不可，不给也要。而“讨”字听起来就惨兮兮的，是可怜巴巴地伸出手去，求人给一点吃的，而且边哀哀地恳求人家行行好，还要边看人家脸色。
乡下要饭的因此活得舒坦自在，我几乎也想做个要饭的，提了打狗棒，肩膀上挂个褡裢，或者直接背一个面口袋，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要饭吃。而且还能吃百家饭，即便是天天吃煎饼吧，每家的煎饼也一定是不重样的，张家的煎饼里会夹点咸盐芝麻，李家的吃起来更酥香掉渣，赵家的散发着清香的野菜味，孙家的一口咬下去，还有碎花生扑簌簌地落了一地呢。汤水呢，也是各式各样的，咸的香的麻的辣的，想想都美得很，更不用说喝了。
大约要饭的也觉得自己的这份职业特别有趣，所以看到顺眼的小孩子，还会将那些完好无损的煎饼啊馍馍啊饼子啊，拿出来分我们一块。于是我们便跟着这个要饭的，一起吃了一回百家饭。想到那褡裢里的好吃的，是来自另外的一个村庄，或许那村庄需要翻越很多座大山，穿越很多条江河，我们便觉得这要饭的，充满了浪漫的异域气息。啊，他简直是童话里略带忧郁沧桑的流浪王子！
要饭的是最会看人眼色的。他们在行经很多个村庄之后，比村子里的男人女人都更淡然。有时候他们站在大门口， 喊了许多声“有人吗”，房间里都没有传出任何的声响。他们当然知道人是隐匿在某个角落里，悄无声息地窥视着窗外的。要饭的在明处，人在暗处，两个人相互较着劲，谁也不肯先退缩。要饭的执意要讨到一点粮食，他知道人在躲避着他，希望他快快地走開，甭指望从这户人家讨到一口吃食。可是他也执拗地坚持着，既不恼怒，也不装可怜，他不卑不亢地站在门檐下，用手不紧不慢地叩着朱红色的铁门， 并一声声地重复着“有人吗”。他这样喊着，连邻居家的女人都探出头来，也不说话，只带着些同情，看他一眼。要饭的当然知道那视线里暗含的意思，是让他再坚持一会，主人或许忽然就心软，施舍他一张香酥的油饼。小孩子们也叽叽喳喳地围拢过来，瞅瞅这个穿着补丁衣服的胡子拉碴的老头，又好奇地将手伸到他的褡裢里去，偷偷捏出半个烧饼来。要饭的也不生气，那一刻他好像成了一个演员，因为有观众捧场，乞讨声里，便陡然多了一分自信。
终于，那躲在窗户后面窥视的女人，懒洋洋推开了房门。女人的头发蓬松着，脸上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好像之前她一直在专心午休，完全没听到要饭的在乞讨。女人倚在堂屋门口，朝着院门口嘟囔：烦不烦，一声声喊什么啊，没看到人都在睡觉吗？
要饭的并不跟女人急，照例笑着，伸出手去：行行好，给点吃的吧。
团团围住的小孩子们，则一脸的迫切，想知道要饭的叫了这么久，女人到底会拿出什么吃食来打发了他。邻居家的女人呢，也探头探脑地看过来，专瞅着隔壁婆娘的施舍标准，以便到时候不至于因自己给得太少，而输了颜面。
被这样视线围攻着的女人，终于不好意思再硬撑下去，回身去堂屋里，拿出一块早晨吃剩的煮地瓜来。那本就不大的地瓜，还被掰去了一半，新掰开的新鲜口子上，有一道不知怎么抹上去的锅灰，似笑非笑地冲着众人。
女人也不正眼看要饭的，她几乎是将地瓜丢给了那只有些污渍的手。要饭的并未因这样的怠慢而生出不悦，他们永远都是一副被磨炼出来的好脾气，谦卑地弯腰笑着，说一声谢谢，而后将地瓜放到褡裢前面的袋子里去。那地瓜在一块块带着棱角的烧饼、煎饼、馒头、白饼中间，颠来倒去，左冲右突，最终找到一个稳妥的角落，安静下来。
要饭的坚持了约莫二十分钟，得了这一块地瓜，于是心满意足地拨开我们这些围观的孩子，转向相邻的一家。有了这样“漫长”的较量，邻居家一直窥视着的女人，也便有了施舍的标准。于是但凡比那半块地瓜多出一截的随便什么吃食，都足够将这一场乞讨体面地应付过去。邻家女人因此将一搪瓷缸的地瓜干，倒进要饭的袋子里的时候，很有一股子土财主广散钱财给受灾民众的豪迈感，好像她送出去的地瓜干，是倒进了传说中的聚宝盆，会源源不断地生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瓜干一样。要饭的进过千家万家的门，遇到过形形色色的脸，被人唾弃过，也被人厚待过，所以尽管这邻家的女人，比之前的慷慨，他却并没有生出多一分的感激来，照例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句“谢谢”，而后拄了打狗棒，伴着胸前搪瓷缸子与衣服纽扣轻微碰撞发出的声响，继续他下一次的乞讨。 大约是要饭的没有来处，也不知去向，或者他们对于村子里的人，没有太大的价值，既不关系到我们的颜面，也不会对我们造成怎样的利益损耗，所以很少会有女人去八卦一个要饭的来龙去脉。尽管当街闲扯的女人们，会将村里某个姑爷八辈子前的事都弄得水落石出，或者把谁家新媳妇陪送的嫁妆究竟值多少钱，也能打探个分毫不差。但是对于要饭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壮年还是老人，瘸子还是独眼，她们一概没有兴趣。而我们小孩子跟女人们恰好相反，我们一点也不关心谁家娶新媳妇欠了一屁股债，谁家女儿赖在娘家不走，快要将哥嫂吃穷了，我们只对那个来去无踪的神秘的要饭人，充满了无穷的探知的欲望。
我们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譬如要饭的年轻的时候，也是要饭的吗？如果他一辈子都要饭，那得走过多少的村庄了啊？他走过的那些村庄，跟我们的村庄有什么区别？也有大片大片的桃树杏树梨树枣树吗？春天的时候，他去要饭，一定会被太阳晒得暖融融的，走着走着，额头还冒出了汗珠，他的经历了一个冬天风寒的棉袄，亮堂堂地敞开着。后来他就干脆脱掉了，系在腰里，或者搭在肩头，于是这让他看上去更加的洒脱，或许，他还会因此快乐地哼起歌来呢。冬天的时候，他也不怕吧，谁会在风雪之夜，难为一个要饭的？况且要饭的总是能让村里人觉出自己是幸福的，于是随意扯下一小片幸福，给要饭的，那幸福不是少了，反而更加的浓郁起来。要饭的有没有想过成一个家，像每一个正常人一样，娶个女人做老婆，再生一堆的孩子？啊，还有，他究竟是从哪个村庄里来的？与他同属一个村庄的人，知道他每日游荡在不同的村子里吗？过年的时候，从未见过一个要饭的，那么他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当要饭的老了，走不动了，会不会有人接替他，走街串巷地继续讨饭？如果某一天，要饭的快死了，他们是不是像一只猫，避开熟悉的村庄，躲到无人的荒野上，安静地咽下最后一口气，并任由无人收拾的尸体，腐烂进泥土里去？
我們小孩子有太多的问题想要问大人，可是大人并不搭理我们。于是我们只能跟在每一个要饭的屁股后面， 好像他们的跟班或者喽啰，并尽职尽责地将这一卑微的身份，坚持到最后一家。有时候要饭的走着走着，身后跟着的小孩子会越来越少，但总有那么一两个，是始终保持了热情的。那热情到底是源于对村外世界的好奇呢，还是那些要饭的身上因走过了上百个村庄，而流露出的万事不惧的气质，引诱了他们呢，也说不清楚。总之我也曾经是那孤独的一两个孩子，怀着被要饭的带走他乡的浪漫想象，跟在他的身后，走啊走，一直走到他要离开我们村庄，去往别的什么地方了，那人忽然回头，真诚地看我一眼。而我，却被这样的注视给吓住了，一扭头，朝家的方向狂奔。
我从未跟踪一个要饭的走出过自己的村庄。所以我也和村里的女人们一样，永远不知道一个要饭的究竟有怎样神秘的过去和虚无缥缈的未来。
可是有一年的冬天，大雪纷飞的夜晚，一个要饭的老头，忽然间出现在了我们家的火炉旁边，而且还烤着旺旺的炉火取暖，好像他生来就是我们家的一员，或者是跟我们有密切来往的亲戚。 他一点也不觉得跟我们有什么隔膜，以至于他那样熟络地跟父母说着闲话，我竟然生了气，搬了马扎，坐在灯光照不到的角落里，远远地瞪视着这个陌生的来客。
是母亲最先发现了大门口站着一个要饭的。那时，天已经蒙蒙黑了，雪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天，而且在夜幕笼罩了整个村庄的时候，没有任何停歇下来的意思，好像那雪根本不关心有多少人挨饿受冻，或者艰难行走在回家的路上，它们只顾着下，而且一阵紧似一阵地下。所以那老头出现在迎门墙边上的时候，几乎成了一个雪人。母亲出去倒没了酽的剩茶水，一推门，见那老头窸窸窣窣地倚墙站着，吓了一跳，马上缩回身来，紧张地问父亲：迎门墙那里站的是谁？我和姐姐慌得马上要躲到里屋去，可是一想，里屋也黑黢黢的，无处可藏，所以到底还是胆战心惊地站在母亲身后，像看鬼片一样，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则努力瞪大了，去看那大雪地里，到底是谁。父亲胆大一些，或者他也只是装胆大吧，所以便隔着房门，用袖子擦擦玻璃上的霜花，透过那清晰的一小片地方，看向黑咕隆咚的天井。
在父亲还没有来得及找到手电筒，去照一照那是否是个活物时，那雪人竟然又向前移动了几步，站在了我们家的大水瓮旁。水瓮里的水，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并落满了雪，那雪看上去便不像是落在了瓮里，而是长在了里面。那雪人究竟想做什么呢？难道他要砸开冰，取水喝吗？就在他似乎还想继续移动的时候，手电筒射出的一束强光，让那雪人忍不住抬起胳膊，挡住了眼睛。而他胸前挂着的搪瓷缸子，也随即发出一声轻微的响声。那响声在静寂的雪夜里，格外地清晰，好像一块冰裂开的脆响，或一片树叶飘落在河面上溅起的水声。就是这样的一点响动，让父亲确凿地下了结论：这是一个要饭的！
其实不用那要饭的开口，全家人都知道，他在这大雪天里，无处可去，恰好看见我们家被炉火映得暖意融融的窗户，那窗户上还有梧桐树疏朗的影子，随了跳跃的火光，欢快地起舞。要饭的大约被这雀跃的影子给吸引住了，于是从门口走到了迎门墙边，又从迎门墙边挪到了水瓮一侧。如果不是母亲及时地发现，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的他，他一定会继续向前挪移，一直走到堂屋门口的吧？不过也或许，作为一个要饭的，他会以随随便便闯入人家天井为耻，他们的界限，一向只是倚在大门口，并毫不逾越这样的界限的。
不管怎样，要饭的老头坐到了我们家温暖的房间里，而且用他的搪瓷缸子，喝着滚烫的热茶。那茶还是母亲新沏的，就像要饭的是我们远方的一个亲戚，许久没有音信，却突然间想念我们，于是便千里迢迢地在这雪夜里奔来，就为了跟我们围坐在火炉旁，叙一叙家常，或者什么也不说，只是安静地烤一烤奔波中冻僵的双手，听一听火炉里煤炭燃烧时发出的轻微的响声。
我知道母亲的热情里，带着几分村里女人们都会有的好奇。她很巧妙地打探着要饭的个人生活，譬如他从哪个村子里来？他离家已经多久？他有没有老婆孩子？他走街串巷地要饭，会不会想起他们？每天晚上他睡在哪儿？最多的时候他能讨到多少的粮食？尽管母亲这样八卦，但她的语气里，却带着深切的同情，以至于这样的时刻，连父亲也不再当众训斥母亲多嘴， 任由她细细碎碎地将要饭的内心隐秘，像一团毛线一样，一点一点地从他的心里向外牵引。而我则惊奇地从那蓬松的越扯越多的毛线团里，发现要饭的原来跟我们村子里任何一个庸常的男人一样有家有口，只不过，他的父母早已去世，而他的老婆，则因为他穷，早早地带着孩子离开了他，改嫁他人。因为没有什么人可以牵挂，他就这样要了很多年的饭，走过不计其数的村庄。他将那些讨来的粮食，卖掉换成钞票，而不能卖掉的那些饼啊馍啊粥啊，就自己吃掉，或者带回去给村子里的人吃。可是谁会吃一个要饭的讨来的东西呢？我努力地想，除非……除非他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要饭的！啊，想到这一点，我又重新觉得要饭的身上有了遥远的神秘的光芒。那光芒是我不能够抵达的远方。远方在哪里呢？就在要饭的离开的那个村庄，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过着与我们不一样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会种地，或者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 除了山，还是山。那山上是荒芜的，连一株草都不长，于是整个村庄的男人们，便纷纷地背了褡裢，离开家人，外出要饭。
我因为这样的想象，忽然间对低头呼噜呼噜吃着面条的要饭的老头，产生了好感。就连他荒草一样芜杂的胡子，都被红通通的炉火给涂抹上了一层暖暖的橘红色，就像神话故事里的白胡子老人。啊，我真希望他再说一些什么，关于他们村子里其他要饭的男人们，或者过年的时候，他们怎样从四面八方赶回贫穷的山村，彼此热烈地交换着十里八乡要饭的经历。只是那些历经的风霜雪雨，见识过的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经过的无数个不同模样的庭院，也足以将他们跟每一个从未离开过村庄的男人们区分开来。
于是那一个夜晚，我将马扎搬到要饭的对面，以比母亲还要好奇的视线，注视着这个一脸刀刻般沧桑的老人，我甚至因为他进了我们的家门，与我们同吃过一个碗里的菜，喝过一个锅里的面条，而觉得有在小伙伴面前骄傲的资本。我想等到天明，这个故事一定会发了酵的，我怀揣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秘密，走到学校里去，一定会连老师也给吓住的吧？
可是，要饭的终究没有等到天明，就从我们家的偏房里爬起来， 消失掉了。我早起上学，蹑手蹑脚地经过偏房门口，而后推开半掩的房门，看到母亲专门放置的一盆炭火，早已经熄灭。铺开的草苫子上，有要饭的躺过的痕迹。可是，也只有这么一点的痕迹了，就连他离去的脚印，都被天地间飘飞的更大的一场雪给完全地覆盖了。
要饭的究竟去了哪里呢？没有人告诉我。
所有行经过村庄的要饭的，他们都没有来处，也了无去向。
作者简介：安宁，本名王苹，80后，山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二十五部。代表作品有《聊斋五十狐》《笑浮生》《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遗忘在乡下的植物》。曾获2009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2009年度北京市政府优秀青年原创作品奖、第十一届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多种奖项，作品《走亲戚》入选2015年度全国散文排行榜， 同时有繁体版图书《试婚》在台湾等地发行。现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