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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菀猐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家风建设中，要使优良家风成为人们自觉的内在追求，可以借鉴阳明心学中的合理成果，从积极发现和发扬每个人的“良知”方面着力，通过“致良知”道德修养的实践功夫，彰显以良知为核心价值的道德主体精神。优良家风建设需要家庭成员以良知为引领，唤醒良知、挺立良知、力行良知，把家风建设的“外在要求”内化为“内在需求”，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使和谐家风成为助推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致良知；家风；道德主体性；内化
[中图分类号] B8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8）06-0075-06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家风文化延绵不绝，“家国天下”的情怀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家风建设的重要性，他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强调“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这关系到家庭和睦，关系到社会和谐，关系到下一代健康成长”，“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2]，指出了家风与民风、社风的密切关系。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为新时代培育优良家风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努力方向。
作为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家风可以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如何让优良家风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追求，如何“融入人心”，达到家和万事兴及社会长治久安，这正是本文的中心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3]，表明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启发思考和可资可鉴的思想原料。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家风建设中，可以借鉴阳明心学中的合理成果，从积极发现和发扬每个人的“良知”方面着力，通过“致良知”道德修养的实践功夫，探求良好家风成为主体精神和追求的路径，使良好家风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忘初心，从而在承续传统、启迪当下的同时，涤风励德、淳化民风，让和谐家风成为助推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王阳明“致良知”的道德修养方法论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明代大儒，创立了著名的心学体系，包括良知说、心即理、知行合一等。毋庸置疑，致良知学说是阳明心学思想的核心。王阳明说：“天理在人心，亘古至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4]可以说，“致良知”思想是阳明哲学发展的最后形态，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最终旨归，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所在。“致良知”就是发现本心，唤醒内心良知，高扬道德心性，在当时价值观坍塌、道德滑坡的明代社会，“致良知”被王阳明视作解决社会危机的一剂良药。
（一）良知学说高扬道德主体性
阳明心学开创了“尊德性”的内圣外王的践履之路，总结出王门“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4]，这是王阳明高扬主体道德精神的心学教言。阳明先生认为，至善根于本心，道德法则源于道德主体，强调人的主体“良知”自我道德自觉意识，即道德主体性。吴光教授认为，阳明学的真精神之一就是以良知为核心价值的道德自觉精神。[5]
那么，何谓道德主体性？
马克思说：“人始终是主体”[6]。所谓主体性是指“主体根据自己的意志、信念独立自主地进行选择、自主地参与社会活动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主动性、主导性、创造性以及目的性、能动性等。”[7]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其主体性首先表现为道德主体性。所谓致良知的主体性，可以理解为“具有良知的道德主体在信仰服膺道德良知的前提下，高度自觉地按照道德良知的要求去行动，高度自觉地接受道德良知的约束”[7]，发挥道德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主体意识，成为受人尊敬的有德之人，既获得理想的社会价值，又获得理想的个人价值。坚持人性之善、追求美好生活、肩负使命担当、崇尚理性自由，正是王阳明的道德主体性学说的核心内容。在当下社会，重提良知之学，重塑心境，重建人的道德主体性，对于社会道德建设具有时代意义。
（二）“良知”之伦理意蕴
从道德主体论出发，何谓“良知”？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从根本上讲，良知即为道德自觉，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首先，良知即是非之心，它属于伦理学的良心范畴。王阳明承接孟子的良知说，《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王阳明把本体论、道德论、认识论、人性论融为一体以扩充良知之含义，把良知看做是主体本有的内在特征：“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4]，指出“良知”是不赖于环境而自然具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是心所具有的道德直觉本能。在阳明看来，良知這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懂得良知之学，好恶就有了所当依从的标准，因良知就是每个人内在具有的是非之则。可以说，良知作为人的内在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的体系，具有指导、监督、评价、判断的作用。良知又是“自家底准则”，表现为“好善恶恶”，既是道德理性原则，又是道德情感原则，还“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是判断是非、识别善恶、检验真假的绝对标准和尺度。“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王阳明要求人们把“良知”作为自己的“定盘针”，循着“良知”去实实在在地做，绝对服从“良知”的命令，达到一切自然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王阳明不仅强调良知的内在性，也强调良知的普遍性，认识良知对于每个人都是相同的，“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自圣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达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是谓天下之大本也。”王阳明多次称良知之学为“圣门之正法眼藏”[4]。 其次，良知是个人成圣的内在依据。阳明说：“个个人心有仲尼”，“人胸中各有個圣人”，“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以突显人的道德的主体性以及道德主体的内在完满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贤被当作理想人格的典范，人从不敢确信自己内在的完满性，到确信胸中有个圣人，必然是主体意识大大提高的过程。
再次，良知即心安。心之安与不安是良知作用的表现方式。良知在意识结构中的作用，首先对意念的是非善恶进行判断和评价，其次体现为一定的心理和情感的感受和体验，以强化对人的监督和指导。对于合乎道德法则的思想和行为，体现为欣慰和心安；对于违反道德法则的思想和行为，则体现为羞愧和不安[8]。王阳明说：“当弃富贵即弃富贵，只是致良知，当从父兄之命即从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间权量轻重，稍有私意，于良知便不自安。”心之安与不安作为良知作用的表现方式，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检验良知并判断是非的一个方法。
（三）“致良知”之方法论意蕴
王阳明认为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致良知”作为方法论，就是依良知而行，知行合一，用良知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尺和依据，从而认识事物的本性和实质。
王阳明不但以良知为心之本体，还提出，所谓“致良知”就是指“充其恻隐之心”，使“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若致其极，虽圣人天地不能无憾”，说明良知人人自有，但能扩充至极，便是圣人，致良知就是把心之良知“扩充到底”，同时，去除私欲障蔽，呈现良知本体。
“致良知”的人生目的，就在于克去私欲对良知的障蔽，拔本塞源，使人“心之本体”良知得到“复明”，“止于至善”，永葆“至善”的美德。用“良知”之心来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强调向内用功，捉心中贼，从而使人的一切言行都自然地合乎传统伦理道德标准，实现“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
“致良知”思想的另一基本含义是依良知而行，这是王阳明更为强调的一面，只有从这一方面才能与之前的知行合一说衔接起来。他把“实实落落依良知去做”作为致知的应有之义。他说：“如知其为善也，致其为善之而必为之，则知至矣。”知善知不善是良知，致其知善之而必为之，才是致知。可见致知包含“为之”，即按照良知去力行实践，就是把良知所知贯穿落实于行动之中。正因为“良知”为知，“致”为力行之意，所以王阳明认为“致良知”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精神，良知“即吾所谓知行合一”。王阳明从“知行合一”来阐明和凸显“致良知”说的内涵和特色。他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4]说明致良知是知，致是行。良知作为内在道德准则，致良知则是依此知而践行之，知之必行之。王阳明强调要在日用常行中修炼德性，升华人格，道德修养必须真真切切落实到现实生活的磨练中才能有所扩充有所增盈，意向的道德性必须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的道德性，这也是知行合一说在伦理学领域的价值所在。王阳明“致良知”说，其核心内涵是要解答在道德论上的修养和践履工夫问题。致良知学说本着从“良知”本体出发，“从本体超越与当下践履的双向维度，揭示心体成德的内在自由与外在现实的伦理约束的张力”，通过学圣的道德修养践履工夫，“达到心与物、知与行合一的‘圣人’良知境界，完成个体修养与践履行为工夫上的道德自律，获得个体生命精神的人文安顿”。[9]
总之，阳明作为道德哲学家，传承并拓展了孟子的良知学说，提出道德源于良知，“善即良知”，至善根于本心，“向善”是人先天本具的潜能。他主张通过致良知来正物，挺立和高扬良知，张扬人的道德主体性，主张“亲亲仁民”的人文精神和“知行合一”为核心命题的力行实践精神。这种“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当今社会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重建道德信仰，乃至建设优良家风，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王阳明家训》三字诗是“良知”学说的集中体现
致良知思想体现了道德的自觉性和主体性，还体现了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精神，这在家风家训的践行上也是如此。《王阳明家训》又称《示宪儿》，全文虽然只有96字，却浓缩了为人处世的大智慧，体现了阳明良知学说的精髓。“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轻弃。”其家训的核心是良知教育，主张“蒙以养正”，其重点是勤读书、早立志、学做人、做好人。可以说，《示宪儿》三字诗家训既是亘古不灭的教育法门，千年不灭的教育心灯，也是另一个角度的阳明心学。
良知学说对于治疗当今社会某些道德滑坡现象是一剂良药。通过对阳明心学的弘扬与传承，唤起人们心中的良知，建设社会良好道德风尚，从而达到“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太平的和谐社会状态，这对于实现当今社会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国家顺治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二、当代家风建设需要“良知”作引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处于具体历史时期中的每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念，由于受特定的社会条件制约，需要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中去寻找答案。马克思也指出，要从人的实践、人的感性活动和“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因此，在市场经济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社会道德的“主导要求”转化为个体的“主体需求”，同样既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又要注重激发个体自觉的主观需求。探求新时代社会客观要求与个体主观需求统一的路径，是当前推进优良家风建设的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可以为我们提供启发思考的思想资料。
建设优良家风的核心是弘扬真善美。而致良知的过程即为发现善的过程，是仁之善端扩充的过程。因此，良知学说为当代家风建设打开了一条心灵与道德建设的路径。在建设优良家风过程中，需要家庭成员发现良知、实践良知，以良知为引领，把家风建设的“外在要求”转为“内在需求”，自觉挺立和高扬良知、践行良知。 （一）在家风建设中挺立良知
王阳明在晚年提出“良知”學说，针对的是当时道德沦丧、风气败坏的社会，期冀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来改良社会风气。王阳明“致良知”理论，在明代中叶以后之所以比程朱理学更能被人们所接受，从而风靡百年，并不是因为它改变了当时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而是因为它从人的本性需求上说明了坚持这种价值观的合理性。王阳明认为道德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本心的自觉，“向善”是人先天本具的潜能，并保持人类至善本性，在心中确立一个能“分善别恶”的总章程。主张挺立良知，彰显良知，并确立以良知为核心的道德主体精神，秉承以德立人的宗旨，提倡“内圣外王”“修己治人”之道，“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力图通过社会教化，培养人类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实现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与儒家所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相结合的济世担当。
德性从来不是外在的强加。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华民族非宗教信仰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对于主流价值观的价值认同并不是产生于纯理论的灌输之中，而产生于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主体需求”。如果将某种道德要求作为“天理”来灌输，最终都是无法取得人民的认同而发挥主导力的。在当代社会，之所以要建设优良家风，提倡“修身齐家”，从根本上说，也正是为了使每个人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既获得理想的社会价值，又获得完美的道德修养和自我价值，最终实现全社会道德风尚的提升和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践履优良家风家训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致良知”的过程。道德教育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过程，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往往不会机械和被动地接受社会道德原则，而是需要通过成为内心追求才能真正接受和履行。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挺立和高扬良知，或者恢复被蒙蔽的良知，“拔本塞源”，从自身做起，按照道德和法律的要求行事，这将会比外在要求更为有效。因此，当今社会培育和建设优良家风，在传承传统优秀家风家训的同时，要从彰显良知出发，启发唤醒内心的道德自觉，挺立和高扬良知，让优良家风入脑入心，真正成为家庭成员的自觉行为。通过上行下效与潜移默化的风化教育法，以家长的以身示范以及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将良好的家风家教转化为家庭成员个体的内在品德，通过内在德性提升达至外在道德行为彰显，使优良家风成为优化社会风气、提升国民道德素养的精神助推力。
（二）在家风建设中力行良知
家风家训是最基础、最直接、最有效的道德教化方式。当今社会，家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良家风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观载体，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观体现。[10]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从培育优良家风做起。习近平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集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及人们日常的道德要求于一体的开放的高位的价值体系，具有广泛包容性和可信赖性，这种属性使它成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良知”，能最大限度满足广大群众的“为善去恶”的自我精神需求而被认同，这是它能引领社会思潮的根据所在。通过“致良知”的力行功夫，把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家庭教育的各个方面，且知且行，即知即行，知行合一，正是当代家风建设的重要方法论资源。
当前，家风家教还存在某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成才教育重于成人教育、智力教育重于道德教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仍然是当下孩子教育的主要目标。这种过分重视智育而忽视德育的家风家教，导致校园凌辱案等各种教育问题屡有曝光。霍耳斯特恩的研究表明，“道德判断发展较好的儿童的家长也有较高的道德判断水平”[12]，反之亦然。因此，在现实语境下，需要“致良知”为人们提供源自内心的道德感和判断力。对于当下社会的浮躁与物质化，每个家庭成员从良知出发，把良知当做家庭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内生的文化原动力，形成人们自觉遵守的社会价值观。“身之主宰便是心”，以王阳明的心学观照内省，以期拥有一颗善良、无私、清明、强大的心灵。同时，完成“良知”的自我澄明，最大限度地激发“性本善”，以肩负起维护人伦和公序良俗的道德责任，确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宗旨，进而肩负起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期许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济世担当。
三、“致良知”融入优良家风个体“内在需求”的基本途径
良知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意识现象，是一定的客观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在主体内心的反映。但是，这种客观的社会道德文化不会自动进入我们头脑中来成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相反，它是道德主体自觉体认和认识的结果，通过“致良知”把道德主体的自我意识外显，成为个体的“内在需求”，使道德自律成为人的丰富的内在规定。
（一）将优良家风内化为“知善知恶”的立身之道
阳明认为，良知即天理，即是非之心，是一切善恶最后的标准。既然良知是人们心中的“好爱恶仇”，是人性“至善”的根本所在，那么践行优良家风，就需要挖掘人性的这一“内在需求”，以求至善。“修身齐家”的根本就在于“善”和“爱”，即儒家提倡的“仁者爱人”，故只要抓住“善”和“爱”字，就能如王阳明所说：“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矣”，“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4]。践行良好家风，确实也在于这“一诚”而已。
良知蕴含着知善知恶的道德意识。良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相应的德行发生。因此，王阳明提出“实有诸己”，即：化良知为德性，由自在而自为，[13]也就是说，发扬主体的内在的真实德性，通过立志勤学，成就德性，成就贤者圣人，所谓“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以德性引导自我，行为出于良知的自然导向，与自我的意愿一致，使道德直觉提升为道德理性。 在当代家风建设中，需加强对家庭成員的道德建设，建立“知善知恶”的立身之道，通过内在德性的牵引，分析和辨认善恶，从而自然地行善止恶，通过“立志”以实际行动践履良知；同时，需要以“个体自觉”为本位，以唤醒激活每个人心中具有的内在“良知”为目标，推动“良知”有效融入个体心灵并成为人的自觉追求，建立为国、为家、为人、为己相一致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
（二）将“致良知”的至善本性拓展为“己欲达而达人”
王阳明说：“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悌；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4]“真诚恻怛”之心就是属于当代家风建设的范畴：将对家人亲人的情感升华为对他人的情感，旨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为己为家与为国为民并重，并将这种事亲从兄的真情，自觉地贯彻于为人处世之中，贯彻于为他人服务之中，弘扬新时代的使命担当精神。在家风建设中，需要每个人秉承良知，呈现并挺立良知，净化心灵，突破小我，将内在德性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由道德及事功，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至“己欲达而达人”，由“修己以安人”及至“修己以安百姓”，进而成人成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阳明先生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借外求”，可学而至。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家风建设中，每个人应不忘初心，唤醒良知，挺立良知，立志向上攀登，提升自身及家人的心灵品质，传承纯粹清朗的优良家风，成就和谐家庭，成就“大我”，乃至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脊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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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10-31.
[3] 习近平.在参加2015年全国“两会”讨论时的讲话.201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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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方国根.王阳明“致良知”道德哲学及其精神维度[J].学术界，2014（9）.
[10]施亚波.习近平家风建设思想及其实践路径研究[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12）.
[1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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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章启辉，莫秀珍.王阳明道德哲学解构[J].湖湘论坛，2001（2）.
责任编辑：陈建娜
[关键词]致良知；家风；道德主体性；内化
[中图分类号] B8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8）06-0075-06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家风文化延绵不绝，“家国天下”的情怀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家风建设的重要性，他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强调“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这关系到家庭和睦，关系到社会和谐，关系到下一代健康成长”，“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2]，指出了家风与民风、社风的密切关系。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为新时代培育优良家风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努力方向。
作为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家风可以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如何让优良家风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追求，如何“融入人心”，达到家和万事兴及社会长治久安，这正是本文的中心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3]，表明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启发思考和可资可鉴的思想原料。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家风建设中，可以借鉴阳明心学中的合理成果，从积极发现和发扬每个人的“良知”方面着力，通过“致良知”道德修养的实践功夫，探求良好家风成为主体精神和追求的路径，使良好家风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忘初心，从而在承续传统、启迪当下的同时，涤风励德、淳化民风，让和谐家风成为助推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一、王阳明“致良知”的道德修养方法论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明代大儒，创立了著名的心学体系，包括良知说、心即理、知行合一等。毋庸置疑，致良知学说是阳明心学思想的核心。王阳明说：“天理在人心，亘古至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4]可以说，“致良知”思想是阳明哲学发展的最后形态，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最终旨归，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所在。“致良知”就是发现本心，唤醒内心良知，高扬道德心性，在当时价值观坍塌、道德滑坡的明代社会，“致良知”被王阳明视作解决社会危机的一剂良药。
（一）良知学说高扬道德主体性
阳明心学开创了“尊德性”的内圣外王的践履之路，总结出王门“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4]，这是王阳明高扬主体道德精神的心学教言。阳明先生认为，至善根于本心，道德法则源于道德主体，强调人的主体“良知”自我道德自觉意识，即道德主体性。吴光教授认为，阳明学的真精神之一就是以良知为核心价值的道德自觉精神。[5]
那么，何谓道德主体性？
马克思说：“人始终是主体”[6]。所谓主体性是指“主体根据自己的意志、信念独立自主地进行选择、自主地参与社会活动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主动性、主导性、创造性以及目的性、能动性等。”[7]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其主体性首先表现为道德主体性。所谓致良知的主体性，可以理解为“具有良知的道德主体在信仰服膺道德良知的前提下，高度自觉地按照道德良知的要求去行动，高度自觉地接受道德良知的约束”[7]，发挥道德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主体意识，成为受人尊敬的有德之人，既获得理想的社会价值，又获得理想的个人价值。坚持人性之善、追求美好生活、肩负使命担当、崇尚理性自由，正是王阳明的道德主体性学说的核心内容。在当下社会，重提良知之学，重塑心境，重建人的道德主体性，对于社会道德建设具有时代意义。
（二）“良知”之伦理意蕴
从道德主体论出发，何谓“良知”？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从根本上讲，良知即为道德自觉，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首先，良知即是非之心，它属于伦理学的良心范畴。王阳明承接孟子的良知说，《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王阳明把本体论、道德论、认识论、人性论融为一体以扩充良知之含义，把良知看做是主体本有的内在特征：“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4]，指出“良知”是不赖于环境而自然具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是心所具有的道德直觉本能。在阳明看来，良知這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懂得良知之学，好恶就有了所当依从的标准，因良知就是每个人内在具有的是非之则。可以说，良知作为人的内在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的体系，具有指导、监督、评价、判断的作用。良知又是“自家底准则”，表现为“好善恶恶”，既是道德理性原则，又是道德情感原则，还“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是判断是非、识别善恶、检验真假的绝对标准和尺度。“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王阳明要求人们把“良知”作为自己的“定盘针”，循着“良知”去实实在在地做，绝对服从“良知”的命令，达到一切自然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王阳明不仅强调良知的内在性，也强调良知的普遍性，认识良知对于每个人都是相同的，“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自圣人以至凡人，自一人之心以达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是谓天下之大本也。”王阳明多次称良知之学为“圣门之正法眼藏”[4]。 其次，良知是个人成圣的内在依据。阳明说：“个个人心有仲尼”，“人胸中各有個圣人”，“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以突显人的道德的主体性以及道德主体的内在完满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贤被当作理想人格的典范，人从不敢确信自己内在的完满性，到确信胸中有个圣人，必然是主体意识大大提高的过程。
再次，良知即心安。心之安与不安是良知作用的表现方式。良知在意识结构中的作用，首先对意念的是非善恶进行判断和评价，其次体现为一定的心理和情感的感受和体验，以强化对人的监督和指导。对于合乎道德法则的思想和行为，体现为欣慰和心安；对于违反道德法则的思想和行为，则体现为羞愧和不安[8]。王阳明说：“当弃富贵即弃富贵，只是致良知，当从父兄之命即从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间权量轻重，稍有私意，于良知便不自安。”心之安与不安作为良知作用的表现方式，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检验良知并判断是非的一个方法。
（三）“致良知”之方法论意蕴
王阳明认为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致良知”作为方法论，就是依良知而行，知行合一，用良知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尺和依据，从而认识事物的本性和实质。
王阳明不但以良知为心之本体，还提出，所谓“致良知”就是指“充其恻隐之心”，使“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若致其极，虽圣人天地不能无憾”，说明良知人人自有，但能扩充至极，便是圣人，致良知就是把心之良知“扩充到底”，同时，去除私欲障蔽，呈现良知本体。
“致良知”的人生目的，就在于克去私欲对良知的障蔽，拔本塞源，使人“心之本体”良知得到“复明”，“止于至善”，永葆“至善”的美德。用“良知”之心来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强调向内用功，捉心中贼，从而使人的一切言行都自然地合乎传统伦理道德标准，实现“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
“致良知”思想的另一基本含义是依良知而行，这是王阳明更为强调的一面，只有从这一方面才能与之前的知行合一说衔接起来。他把“实实落落依良知去做”作为致知的应有之义。他说：“如知其为善也，致其为善之而必为之，则知至矣。”知善知不善是良知，致其知善之而必为之，才是致知。可见致知包含“为之”，即按照良知去力行实践，就是把良知所知贯穿落实于行动之中。正因为“良知”为知，“致”为力行之意，所以王阳明认为“致良知”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精神，良知“即吾所谓知行合一”。王阳明从“知行合一”来阐明和凸显“致良知”说的内涵和特色。他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4]说明致良知是知，致是行。良知作为内在道德准则，致良知则是依此知而践行之，知之必行之。王阳明强调要在日用常行中修炼德性，升华人格，道德修养必须真真切切落实到现实生活的磨练中才能有所扩充有所增盈，意向的道德性必须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的道德性，这也是知行合一说在伦理学领域的价值所在。王阳明“致良知”说，其核心内涵是要解答在道德论上的修养和践履工夫问题。致良知学说本着从“良知”本体出发，“从本体超越与当下践履的双向维度，揭示心体成德的内在自由与外在现实的伦理约束的张力”，通过学圣的道德修养践履工夫，“达到心与物、知与行合一的‘圣人’良知境界，完成个体修养与践履行为工夫上的道德自律，获得个体生命精神的人文安顿”。[9]
总之，阳明作为道德哲学家，传承并拓展了孟子的良知学说，提出道德源于良知，“善即良知”，至善根于本心，“向善”是人先天本具的潜能。他主张通过致良知来正物，挺立和高扬良知，张扬人的道德主体性，主张“亲亲仁民”的人文精神和“知行合一”为核心命题的力行实践精神。这种“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当今社会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重建道德信仰，乃至建设优良家风，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王阳明家训》三字诗是“良知”学说的集中体现
致良知思想体现了道德的自觉性和主体性，还体现了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精神，这在家风家训的践行上也是如此。《王阳明家训》又称《示宪儿》，全文虽然只有96字，却浓缩了为人处世的大智慧，体现了阳明良知学说的精髓。“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轻弃。”其家训的核心是良知教育，主张“蒙以养正”，其重点是勤读书、早立志、学做人、做好人。可以说，《示宪儿》三字诗家训既是亘古不灭的教育法门，千年不灭的教育心灯，也是另一个角度的阳明心学。
良知学说对于治疗当今社会某些道德滑坡现象是一剂良药。通过对阳明心学的弘扬与传承，唤起人们心中的良知，建设社会良好道德风尚，从而达到“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太平的和谐社会状态，这对于实现当今社会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国家顺治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二、当代家风建设需要“良知”作引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处于具体历史时期中的每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念，由于受特定的社会条件制约，需要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中去寻找答案。马克思也指出，要从人的实践、人的感性活动和“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因此，在市场经济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社会道德的“主导要求”转化为个体的“主体需求”，同样既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又要注重激发个体自觉的主观需求。探求新时代社会客观要求与个体主观需求统一的路径，是当前推进优良家风建设的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可以为我们提供启发思考的思想资料。
建设优良家风的核心是弘扬真善美。而致良知的过程即为发现善的过程，是仁之善端扩充的过程。因此，良知学说为当代家风建设打开了一条心灵与道德建设的路径。在建设优良家风过程中，需要家庭成员发现良知、实践良知，以良知为引领，把家风建设的“外在要求”转为“内在需求”，自觉挺立和高扬良知、践行良知。 （一）在家风建设中挺立良知
王阳明在晚年提出“良知”學说，针对的是当时道德沦丧、风气败坏的社会，期冀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来改良社会风气。王阳明“致良知”理论，在明代中叶以后之所以比程朱理学更能被人们所接受，从而风靡百年，并不是因为它改变了当时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而是因为它从人的本性需求上说明了坚持这种价值观的合理性。王阳明认为道德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本心的自觉，“向善”是人先天本具的潜能，并保持人类至善本性，在心中确立一个能“分善别恶”的总章程。主张挺立良知，彰显良知，并确立以良知为核心的道德主体精神，秉承以德立人的宗旨，提倡“内圣外王”“修己治人”之道，“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力图通过社会教化，培养人类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实现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与儒家所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相结合的济世担当。
德性从来不是外在的强加。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华民族非宗教信仰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对于主流价值观的价值认同并不是产生于纯理论的灌输之中，而产生于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主体需求”。如果将某种道德要求作为“天理”来灌输，最终都是无法取得人民的认同而发挥主导力的。在当代社会，之所以要建设优良家风，提倡“修身齐家”，从根本上说，也正是为了使每个人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既获得理想的社会价值，又获得完美的道德修养和自我价值，最终实现全社会道德风尚的提升和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践履优良家风家训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致良知”的过程。道德教育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过程，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往往不会机械和被动地接受社会道德原则，而是需要通过成为内心追求才能真正接受和履行。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挺立和高扬良知，或者恢复被蒙蔽的良知，“拔本塞源”，从自身做起，按照道德和法律的要求行事，这将会比外在要求更为有效。因此，当今社会培育和建设优良家风，在传承传统优秀家风家训的同时，要从彰显良知出发，启发唤醒内心的道德自觉，挺立和高扬良知，让优良家风入脑入心，真正成为家庭成员的自觉行为。通过上行下效与潜移默化的风化教育法，以家长的以身示范以及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将良好的家风家教转化为家庭成员个体的内在品德，通过内在德性提升达至外在道德行为彰显，使优良家风成为优化社会风气、提升国民道德素养的精神助推力。
（二）在家风建设中力行良知
家风家训是最基础、最直接、最有效的道德教化方式。当今社会，家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良家风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观载体，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观体现。[10]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从培育优良家风做起。习近平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集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及人们日常的道德要求于一体的开放的高位的价值体系，具有广泛包容性和可信赖性，这种属性使它成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良知”，能最大限度满足广大群众的“为善去恶”的自我精神需求而被认同，这是它能引领社会思潮的根据所在。通过“致良知”的力行功夫，把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家庭教育的各个方面，且知且行，即知即行，知行合一，正是当代家风建设的重要方法论资源。
当前，家风家教还存在某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成才教育重于成人教育、智力教育重于道德教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仍然是当下孩子教育的主要目标。这种过分重视智育而忽视德育的家风家教，导致校园凌辱案等各种教育问题屡有曝光。霍耳斯特恩的研究表明，“道德判断发展较好的儿童的家长也有较高的道德判断水平”[12]，反之亦然。因此，在现实语境下，需要“致良知”为人们提供源自内心的道德感和判断力。对于当下社会的浮躁与物质化，每个家庭成员从良知出发，把良知当做家庭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内生的文化原动力，形成人们自觉遵守的社会价值观。“身之主宰便是心”，以王阳明的心学观照内省，以期拥有一颗善良、无私、清明、强大的心灵。同时，完成“良知”的自我澄明，最大限度地激发“性本善”，以肩负起维护人伦和公序良俗的道德责任，确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宗旨，进而肩负起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期许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济世担当。
三、“致良知”融入优良家风个体“内在需求”的基本途径
良知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意识现象，是一定的客观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在主体内心的反映。但是，这种客观的社会道德文化不会自动进入我们头脑中来成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相反，它是道德主体自觉体认和认识的结果，通过“致良知”把道德主体的自我意识外显，成为个体的“内在需求”，使道德自律成为人的丰富的内在规定。
（一）将优良家风内化为“知善知恶”的立身之道
阳明认为，良知即天理，即是非之心，是一切善恶最后的标准。既然良知是人们心中的“好爱恶仇”，是人性“至善”的根本所在，那么践行优良家风，就需要挖掘人性的这一“内在需求”，以求至善。“修身齐家”的根本就在于“善”和“爱”，即儒家提倡的“仁者爱人”，故只要抓住“善”和“爱”字，就能如王阳明所说：“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矣”，“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4]。践行良好家风，确实也在于这“一诚”而已。
良知蕴含着知善知恶的道德意识。良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相应的德行发生。因此，王阳明提出“实有诸己”，即：化良知为德性，由自在而自为，[13]也就是说，发扬主体的内在的真实德性，通过立志勤学，成就德性，成就贤者圣人，所谓“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以德性引导自我，行为出于良知的自然导向，与自我的意愿一致，使道德直觉提升为道德理性。 在当代家风建设中，需加强对家庭成員的道德建设，建立“知善知恶”的立身之道，通过内在德性的牵引，分析和辨认善恶，从而自然地行善止恶，通过“立志”以实际行动践履良知；同时，需要以“个体自觉”为本位，以唤醒激活每个人心中具有的内在“良知”为目标，推动“良知”有效融入个体心灵并成为人的自觉追求，建立为国、为家、为人、为己相一致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
（二）将“致良知”的至善本性拓展为“己欲达而达人”
王阳明说：“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悌；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4]“真诚恻怛”之心就是属于当代家风建设的范畴：将对家人亲人的情感升华为对他人的情感，旨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为己为家与为国为民并重，并将这种事亲从兄的真情，自觉地贯彻于为人处世之中，贯彻于为他人服务之中，弘扬新时代的使命担当精神。在家风建设中，需要每个人秉承良知，呈现并挺立良知，净化心灵，突破小我，将内在德性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由道德及事功，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至“己欲达而达人”，由“修己以安人”及至“修己以安百姓”，进而成人成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阳明先生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借外求”，可学而至。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家风建设中，每个人应不忘初心，唤醒良知，挺立良知，立志向上攀登，提升自身及家人的心灵品质，传承纯粹清朗的优良家风，成就和谐家庭，成就“大我”，乃至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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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