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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同意由华东政法学院创办的《法学》月刊自7月起复刊，并改名为《民主与法制》，由华东政法学院与上海市法学会合办。8月10日，《民主与法制》第一期正式发行。
一直以来，夏征农以高寿、八十余年党龄、编纂《辞海》等在革命和文学上所作的贡献而为人所熟知，但夏征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中国民主化宣传所作出的贡献却鲜为人知，夏征农与《民主与法制》的渊源更难以为人所知。
夏征农，原名夏正和，1904年出生于江西新建，1918年从乡下考入县城的高小，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15岁的夏征农便挺身而出参加游行和宣传活动。1922年，夏征农考入南昌的心远中学。在中学期间，夏征农开始接触进步书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夏征农考入南京的金陵大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参加革命工作，并在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夏征农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学习文科， 1928年担任复旦大学共青团委书记一职。在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同时，夏征农还从事革命文学的创作，参加上海的“左联”。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夏征农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蒋经国身边担任他的老师，后在新四军办事处，在政治部、统战部、民运部等处任职，还担任粟裕的秘书。“文革”结束后，夏征农于1978年7月1日正式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并担任《辞海》一书的主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1979年，夏征农任上海市常委、书记，退居二线后为中顾委委员，任上海社科联和文联主席，仍为《辞海》主编，主持了此后数十年的《辞海》编写工作，2008年10月，夏征农去世，享年105岁。
1956年，夏征农在任山东省委书记时，即作过《建立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的报告。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后，夏征农很快写出《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小册子，批评干部缺乏民主作风，强调民主集中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众人称好。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思想界渐渐松动，但仍有一个无形的紧箍咒套在国人的头上，“两个凡是”成为维持过去那条理论和道路的最高指示。
1977年早春，人们本来满怀期待的迎接中国新时期的春天，但“两个凡是”的出台却让人感觉春寒料峭。本已解冻的思想和意识的种子却难破土而出，一片沉闷的气息扑面而来。然而，正如历史的潮流不可逆一样，思想的涌动再也难以阻挡。早在1977年上半年，还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就明确表示不认同“两个凡是”的提法。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之后几天，各地也有若干家报纸对此文转载，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一时期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门却颇为寂静。上海是“文革”时期“四人帮”的基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从上海到北京的，他们在上海培植了大量的势力。老干部渐渐恢复工作后，上海的形势有所好转，这篇文章在上海非官方机构引起强烈反响。已经复出工作，且有着丰富宣传工作经验的夏征农首先撰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引发了上海地区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夏征农坚决要求纠正那套“左”的理论。1978年7月，夏征农担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他在学校举办的党员干部读书班上组织学员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亲自发言，讲述讨论的重要意义时，着重强调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夏征农坚定地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次讲话在夏征农的支持下发表在1978年9月16日的《文汇报》上，打破了上海沉闷的空气，实现了上海地区思想界和理论界的解冻。1978年10月，夏征农在复旦学报上发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文章，批评了迷信盲从和官僚主义的弊病，认为民主问题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相始终，呼吁党的思想工作应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意义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宣传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上海地区引起巨大的轰动。这篇文章为胡耀邦所肯定，新华社将此文发往全国，《人民日报》和其他主要报纸纷纷转载此文。
197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赴上海调研，并征询上海对中国法学研究规划的意见。在召开的有党政干部和学者参加的座谈会上，商议筹办一个法学刊物，成为中国法学研究和宣传的基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把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中共中央[1978]32号文件“关于恢复政法院系、培养司法人才”的精神指示下，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恢复华东政法学院，实行最高人民法院和上海市委的双重领导。夏征农已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职务，华东政法学院直接在夏征农的领导下筹建，徐盼秋、曹漫之等同志具体负责。在对民主与法制的渴望中，一本宣扬民主与法制的刊物呼之欲出。
1979年5月底，上海市法学会召开了以“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繁荣法学，为四化服务”为主题的年会。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在会议讲话中呼吁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参会的郑心永作了《民主与法制》筹备情况的报告。
1979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原由华东政法学院创办的《法学》月刊自7月起复刊，并改名为《民主与法制》，由上海市法学会和华东政法学院合办，在上海社科联工作的老报人郑心永任首任总编辑。8月10日，《民主与法制》正式发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为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也打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篇章。《民主与法制》正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产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创刊的法制期刊。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民主与法制》复刊时充满困难。创办之初，不仅没有行政经费，而且人员极为短缺。郑心永在报界工作数十年，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在民主与法制遭到无情践踏和破坏后，郑心永满怀热血，希望创办一份宣扬民主与法制的刊物。他一身多职，同时承担组稿、发稿、校对等工作。没有办公地点，就在上海社科联大楼里办公；没有自己的印刷厂，《文汇报》代为印刷；没有纸张，《文汇报》代垫。然而，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民主与法制》的发行数量就证明了刊物的质量和口碑。《民主与法制》成为伸张正义的重要平台，也是舆论监督和揭发丑恶现象的重要渠道。杂志对法律知识的介绍和普及宣传，为提升公民的法律素养、提高司法部门的司法水平、推动中国民主法治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主与法制》在创刊之初，即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关心和支持。1979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亲笔为《民主与法制》题词：“认真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1984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也为《民主与法制》题词：“我国宪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总章程，希望你们继续做好宪法的普及宣传工作，帮助读者熟悉遵守和掌握运用它。”1982年，《人民日报》对《民主与法制》杂志作了专题性的报道，充分肯定其正确的办刊方向。正如其名，《民主与法制》弘扬“民主”与“法制”，在短短几年时间，便成为全国知名的刊物。
夏征农作为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可谓是《民主与法制》的创始人。在杂志创刊前，夏征农在思想、宣传和组织上都为刊物的创建起了重要的作用。1980年，《民主与法制》改由上海社科联领导。1982年，夏征农从领导岗位退下后担任中顾委委员，任上海社科联主席。1987年，原由上海社科联主管的《民主与法制》改由中国法学会主管。此后，杂志社各部门陆续迁往北京办公。
1979年，夏征农的六篇文章《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起》《实现四个现代化与学术民主》《历史性的革命转变》《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合编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小册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这前五篇论文是夏征农在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后陆续完成的，主旨是阐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党内民主就更不可能有人民民主，因此他把1962年写就的《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一文收录进这个小册子。
夏征农是上海和华东局的重要领导人物，又有着很长的党龄，在党内属于有影响力的老同志，他勇于冲破禁区、突破限制的勇气和敢于承担的精神，既推进了上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思想的解放，也为民主政治建设贡献了思想和理论力量，更为民主与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简介：孙贝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源波，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医生。）
一直以来，夏征农以高寿、八十余年党龄、编纂《辞海》等在革命和文学上所作的贡献而为人所熟知，但夏征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中国民主化宣传所作出的贡献却鲜为人知，夏征农与《民主与法制》的渊源更难以为人所知。
夏征农，原名夏正和，1904年出生于江西新建，1918年从乡下考入县城的高小，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15岁的夏征农便挺身而出参加游行和宣传活动。1922年，夏征农考入南昌的心远中学。在中学期间，夏征农开始接触进步书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夏征农考入南京的金陵大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参加革命工作，并在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夏征农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学习文科， 1928年担任复旦大学共青团委书记一职。在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同时，夏征农还从事革命文学的创作，参加上海的“左联”。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夏征农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蒋经国身边担任他的老师，后在新四军办事处，在政治部、统战部、民运部等处任职，还担任粟裕的秘书。“文革”结束后，夏征农于1978年7月1日正式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并担任《辞海》一书的主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1979年，夏征农任上海市常委、书记，退居二线后为中顾委委员，任上海社科联和文联主席，仍为《辞海》主编，主持了此后数十年的《辞海》编写工作，2008年10月，夏征农去世，享年105岁。
1956年，夏征农在任山东省委书记时，即作过《建立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的报告。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后，夏征农很快写出《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小册子，批评干部缺乏民主作风，强调民主集中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众人称好。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思想界渐渐松动，但仍有一个无形的紧箍咒套在国人的头上，“两个凡是”成为维持过去那条理论和道路的最高指示。
1977年早春，人们本来满怀期待的迎接中国新时期的春天，但“两个凡是”的出台却让人感觉春寒料峭。本已解冻的思想和意识的种子却难破土而出，一片沉闷的气息扑面而来。然而，正如历史的潮流不可逆一样，思想的涌动再也难以阻挡。早在1977年上半年，还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就明确表示不认同“两个凡是”的提法。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之后几天，各地也有若干家报纸对此文转载，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一时期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门却颇为寂静。上海是“文革”时期“四人帮”的基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是从上海到北京的，他们在上海培植了大量的势力。老干部渐渐恢复工作后，上海的形势有所好转，这篇文章在上海非官方机构引起强烈反响。已经复出工作，且有着丰富宣传工作经验的夏征农首先撰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引发了上海地区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夏征农坚决要求纠正那套“左”的理论。1978年7月，夏征农担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他在学校举办的党员干部读书班上组织学员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亲自发言，讲述讨论的重要意义时，着重强调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夏征农坚定地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次讲话在夏征农的支持下发表在1978年9月16日的《文汇报》上，打破了上海沉闷的空气，实现了上海地区思想界和理论界的解冻。1978年10月，夏征农在复旦学报上发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文章，批评了迷信盲从和官僚主义的弊病，认为民主问题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相始终，呼吁党的思想工作应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意义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宣传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上海地区引起巨大的轰动。这篇文章为胡耀邦所肯定，新华社将此文发往全国，《人民日报》和其他主要报纸纷纷转载此文。
1978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赴上海调研，并征询上海对中国法学研究规划的意见。在召开的有党政干部和学者参加的座谈会上，商议筹办一个法学刊物，成为中国法学研究和宣传的基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把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中共中央[1978]32号文件“关于恢复政法院系、培养司法人才”的精神指示下，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恢复华东政法学院，实行最高人民法院和上海市委的双重领导。夏征农已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职务，华东政法学院直接在夏征农的领导下筹建，徐盼秋、曹漫之等同志具体负责。在对民主与法制的渴望中，一本宣扬民主与法制的刊物呼之欲出。
1979年5月底，上海市法学会召开了以“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繁荣法学，为四化服务”为主题的年会。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在会议讲话中呼吁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参会的郑心永作了《民主与法制》筹备情况的报告。
1979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原由华东政法学院创办的《法学》月刊自7月起复刊，并改名为《民主与法制》，由上海市法学会和华东政法学院合办，在上海社科联工作的老报人郑心永任首任总编辑。8月10日，《民主与法制》正式发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为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也打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篇章。《民主与法制》正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产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创刊的法制期刊。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民主与法制》复刊时充满困难。创办之初，不仅没有行政经费，而且人员极为短缺。郑心永在报界工作数十年，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在民主与法制遭到无情践踏和破坏后，郑心永满怀热血，希望创办一份宣扬民主与法制的刊物。他一身多职，同时承担组稿、发稿、校对等工作。没有办公地点，就在上海社科联大楼里办公；没有自己的印刷厂，《文汇报》代为印刷；没有纸张，《文汇报》代垫。然而，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民主与法制》的发行数量就证明了刊物的质量和口碑。《民主与法制》成为伸张正义的重要平台，也是舆论监督和揭发丑恶现象的重要渠道。杂志对法律知识的介绍和普及宣传，为提升公民的法律素养、提高司法部门的司法水平、推动中国民主法治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主与法制》在创刊之初，即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关心和支持。1979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亲笔为《民主与法制》题词：“认真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1984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也为《民主与法制》题词：“我国宪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总章程，希望你们继续做好宪法的普及宣传工作，帮助读者熟悉遵守和掌握运用它。”1982年，《人民日报》对《民主与法制》杂志作了专题性的报道，充分肯定其正确的办刊方向。正如其名，《民主与法制》弘扬“民主”与“法制”，在短短几年时间，便成为全国知名的刊物。
夏征农作为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可谓是《民主与法制》的创始人。在杂志创刊前，夏征农在思想、宣传和组织上都为刊物的创建起了重要的作用。1980年，《民主与法制》改由上海社科联领导。1982年，夏征农从领导岗位退下后担任中顾委委员，任上海社科联主席。1987年，原由上海社科联主管的《民主与法制》改由中国法学会主管。此后，杂志社各部门陆续迁往北京办公。
1979年，夏征农的六篇文章《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起》《实现四个现代化与学术民主》《历史性的革命转变》《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合编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小册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这前五篇论文是夏征农在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后陆续完成的，主旨是阐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党内民主就更不可能有人民民主，因此他把1962年写就的《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一文收录进这个小册子。
夏征农是上海和华东局的重要领导人物，又有着很长的党龄，在党内属于有影响力的老同志，他勇于冲破禁区、突破限制的勇气和敢于承担的精神，既推进了上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思想的解放，也为民主政治建设贡献了思想和理论力量，更为民主与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简介：孙贝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源波，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