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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层面的重要作用，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些论述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
从宏观层面看，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件大事，因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从本质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是其精神追求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与自然相对，凡是一切人为的东西，即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的一切成果，都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提出著名的“文化三因子”说，把文化划分为物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三个层次。我国学者借鉴这一理论，提出了“三层次”“四层次”，甚至“五层次”等不同的文化结构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三分法。而不管将文化划分多少层次，精神文化（特别是价值观）都是最重要的，是一切文化的核心，因为在整个文化中，物质文化则是精神文化的转化和物化，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特别是价值观）的外化和固化。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广博、形式丰富，但留存今世的不外乎三种：一是物质文化遗产，如古代建筑、青铜器等;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书法绘画、戏剧表演、礼仪节庆、传统技艺等;三是精神文化遗产，如古代哲学思想、道德理念、精神追求等。这三种类型的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其中传统精神文化对人的影响最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强调得最多、最重的绝不是一般的文化遗产，而是“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精神力量”“精神命脉”“精神风貌”“精神标识”等。
2.从时间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而且我们是没有断流的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其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性造成的。
第一，中华文化具有独特个性。“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抽象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中华文化同其他任何文化一样，都是一种具体的文化，是具有中华民族个性的一种文化。“这种个性是有生命的东西，表现在该文化涵育下的绝大多数个人的思想行为之中，也表现在他们的集体生活之中”。因为独特，所以根基更牢，才不容易为其他文化所取代;因为独特，所以适用性更强，人们才愿意去坚守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第二，中华文化具有一定的超越性。首先是时间上的超越。如《礼记·礼运》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这在当时是面向未来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是超越现实的。其次是空间上的超越。这既包括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最典型的就是对佛教文化的吸收。也包括中华文化的对外辐射，如儒家文化历史上曾影响了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华文化正是在博采众长、彼此交流中不断走向了成熟和繁荣。
第三，中华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古代儒学之所以能够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与它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分不开的。孔子等开创的先秦原始儒学，西汉以后发展成为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到宋、明、清时期又发展为性理之学的儒学。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儒学虽然退居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位置，且受到过几次大的冲击，但经过不断改造创新，努力与现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在核心价值观建设等许多方面仍发挥积极作用。
3.从功能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文化基础。西方的制度是根植于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则“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西方制度文明成果可以借鉴吸收，但绝不能照搬照抄，“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其次，中華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传统文化确有保守的特点，但也有促进解放思想和创新发展的因子。如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举世瞩目，与我国古代丰富的变法思想和实践是分不开的。古代文化典籍《易经》阐述的变易思想，《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唯新”，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为今天的改革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历史上的管仲改革、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万历新政、戊戌变法等等，既有应当吸取的教训，也有可供汲取的智慧，还有值得借鉴和提倡的变革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营造良好的内外环境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核心价值理念。“和”首先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中华文化提倡“君子和而不同”，人与人之间要“讲信修睦”，“以和为贵”。“和”还适用于国与国之间，中华文化谨记“国虽大，好战必亡”，努力“化干戈为玉帛”，以实现“天下太平”;中华文化主张“协和万邦”，“睦邻友邦”，以实现“天下大同”。“和”还适用于人与自然之间，即要讲究“天人合一”，保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当代中国一些重要的内政外交战略，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二、涵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定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从表层来看，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每一个价值观都可以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到它的思想源头。如“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文明以止，人文也。”“法治”中的“法”古代写作“灋”，由“氵”“廌”“去”三部分组成，意思是执法公平、违法必究，与现代法治的理念非常接近。“诚信”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枢言》：“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其他价值观亦是如此。
从中层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即国家、社会和个人，与古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价值的展示方向不一致，但其逻辑结构却是相通的。“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从深层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集体主义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在中国古代，奉行的是整体主义价值观，即个人从属于家庭及家族，家庭和家族又从属于国家。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但传统的整体主义已无法适应当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我们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建构了一种新的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相统一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这对于动员每一个人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深深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一种文化环境，“对生活其中的人们产生着同化作用”。一个中国人即使不读古代经典，不看古代戏剧，不去博物馆，都不可能一点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的“孝”文化，起源很早，在周代就已成体系，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代代相传的一个优良传统。孝对于今人而言，似乎生而有之，根本无须专门学习，耳濡目染即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丰富而深刻，有的稍加转换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精神指引和行为规范。比如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如果放到今天，除了时代背景、服务对象不同外，并没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地方，相反它们“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一定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种类很多，除了古代的思想理论、道德规范外，还包括古代建筑、饮食文化、风俗习惯、传统节日，以及其他一切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虽然不像“自强不息”之类的语句有明确的价值表达，也不像岳飞的故事能够产生强烈的价值示范。但是建筑、饮食、文物、习俗等，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背后都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通过人的观看、阅读和体验等活动，其中的价值观就会显现出来，对人们产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
3.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
价值观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来源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认为，几乎在古代差不多同一时期，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还有中国等文明古国都出现了一些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至今仍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在几个世界文明古國中，中华文化的历史并不是最悠久，但最有生命力。“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五千多年来，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或者交锋中，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将中华文化取而代之，相反一切外来文化都为中华文化所同化。无论是古代国力强盛时佛教的传入，还是鸦片战争后国力衰败时西方文化的侵略，或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主动引进，都是如此。对于这种生命力，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曾做了生动的阐述，他说：“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这些人也是原来的人。黑头发、黄皮肤，传承下来，我们叫龙的传人。”充足的底气和自信溢于言表，令所有中国人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中华文化不仅善于吸收同化外来，而且能够辐射影响世界。在近代，以“仁爱”“诚信”“人本”“和平”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通过传教士传到西方后，曾为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魁奈、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派所重视。在今天，世界上面临着诸如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生态危机等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西方文化的弊端暴露无遗，人们不得不把眼光转向东方的中国。“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二战前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后为法国和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所引用。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协和万邦”而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被写进了联合国决议。中国的一些价值观正在影响和改变世界。 三、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何谓新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必须是全面发展的人。而什么是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应当从不同维度去理解：一是从自身素养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个人能力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二是从社会实践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主观认知和自觉行动的有机统一;三是从价值追求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协调平衡。如何培养这种新人？路径之一就是“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1.从人的自身素养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个人能力的丰富发展
个人能力的多样性和全面性无疑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但是并不是说一个人拥有的能力越多，其发展就越全面。一个人的能力结构必须是立体的，必须同时具备求真、求善和求美的能力，才能算是全面发展。
我们首先必须具备求真的能力，这是因为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需要不断提高求真的能力。但是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拥有求真文化和求真能力。中国古代“五常”之一的“智”，《礼记·大学》八目之“格物”和“致知”，《汉书》中的“实事求是”，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所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等，对于我们今天培育科学精神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整个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提高求善的能力，以协调各种各样的关系。说到求善，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资源更为丰富，《大学》开篇之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历代儒家不仅研究了一般意义上的善，而且深入研究了各种具体的善;不仅研究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善，而是研究了处理天人关系的善。这些都为我们今天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求真与求善不可割裂、不可偏废，因此我们还必须具备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的能力，即求美的能力。中国传统文化对美的理解十分宽泛。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常常将“善”与“美”相贯通，如《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中国古代还把“真”与“美”相联结，如清王夫子强调：“质以忠信为美”。今天的“真”，除了做人的“真”外，更主要的是指把握自然规律的“真”，但这并不影响真、善、美之间的基本关系。因此中國古代关于真善美及相互关系的认识，对于我们不断提高审美和求美能力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
2.从人的社会实践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主观认知和自觉行动的转化升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使用“知行合一”这把尺子去衡量人的品质和人的发展，比如我们会把那种决心很大，却不能付诸实施的人称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但遗憾的是，在过去的理论研究中，一般却很少把“知行合一”作为衡量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基本尺度。
关于“知”和“行”的关系，中国古代有很多有益的探讨，如《尚书》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说，《左传》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之说。朱子主张“先知后行”，而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国古代的“知行合一”思想，且深得其精髓，同时有所发展。如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指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知行合一”还反映着一个人能力结构和社会关系水平。从个人的能力结构来看，“知”反映的人的认识能力，“行”反映的是人的行动能力，知行合一则反映了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而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来看，一个人的认识能力和行动能力既受他人的影响，又会对他人产生影响，这也就是说，一个人认识能力和行动能力的高低同时反映了其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因此“知行合一”理应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
3.从人的价值追求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协调平衡
马克思曾以人的发展为标准，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他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进入现代社会也就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后，“人的依赖关系”为“物的依赖有关系”所取代，“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但是这些社会条件的变化并没有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反带来的是马克思据说的“异化的人”，或者是马尔库塞据说的“单向度的人”，而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没有物质生活，而是缺乏精神生活，特别是缺乏有意义的精神生活。
面对这种现代化的陷阱，我们需要回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智慧。《论语·里仁》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些思想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物质和精神，利益和道德最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在改革开放初中期，有人曾经把它们视为市场经济的障碍，然而社会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只有物质追求而无精神追求，就会患“软骨病”“厚黑病”等“疑难杂症”，并且会“交叉感染”，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的溃烂和衰败。而治疗这种病患的良方之一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扬精神的旗帜。因为“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可以提高人文素养，增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而只有自觉协调平衡好这些关系，才能成为“文化的人”“能动的人”和“全面的人”。
〔本文系2015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重点项目）“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模式研究”（15MLA001）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形势下执政党意识形态领导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张 杰
一、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
从宏观层面看，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件大事，因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从本质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是其精神追求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与自然相对，凡是一切人为的东西，即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的一切成果，都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提出著名的“文化三因子”说，把文化划分为物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三个层次。我国学者借鉴这一理论，提出了“三层次”“四层次”，甚至“五层次”等不同的文化结构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三分法。而不管将文化划分多少层次，精神文化（特别是价值观）都是最重要的，是一切文化的核心，因为在整个文化中，物质文化则是精神文化的转化和物化，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特别是价值观）的外化和固化。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广博、形式丰富，但留存今世的不外乎三种：一是物质文化遗产，如古代建筑、青铜器等;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书法绘画、戏剧表演、礼仪节庆、传统技艺等;三是精神文化遗产，如古代哲学思想、道德理念、精神追求等。这三种类型的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其中传统精神文化对人的影响最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强调得最多、最重的绝不是一般的文化遗产，而是“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精神力量”“精神命脉”“精神风貌”“精神标识”等。
2.从时间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而且我们是没有断流的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其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性造成的。
第一，中华文化具有独特个性。“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抽象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中华文化同其他任何文化一样，都是一种具体的文化，是具有中华民族个性的一种文化。“这种个性是有生命的东西，表现在该文化涵育下的绝大多数个人的思想行为之中，也表现在他们的集体生活之中”。因为独特，所以根基更牢，才不容易为其他文化所取代;因为独特，所以适用性更强，人们才愿意去坚守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第二，中华文化具有一定的超越性。首先是时间上的超越。如《礼记·礼运》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这在当时是面向未来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是超越现实的。其次是空间上的超越。这既包括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最典型的就是对佛教文化的吸收。也包括中华文化的对外辐射，如儒家文化历史上曾影响了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华文化正是在博采众长、彼此交流中不断走向了成熟和繁荣。
第三，中华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古代儒学之所以能够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与它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分不开的。孔子等开创的先秦原始儒学，西汉以后发展成为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到宋、明、清时期又发展为性理之学的儒学。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儒学虽然退居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位置，且受到过几次大的冲击，但经过不断改造创新，努力与现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在核心价值观建设等许多方面仍发挥积极作用。
3.从功能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文化基础。西方的制度是根植于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则“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西方制度文明成果可以借鉴吸收，但绝不能照搬照抄，“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其次，中華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传统文化确有保守的特点，但也有促进解放思想和创新发展的因子。如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举世瞩目，与我国古代丰富的变法思想和实践是分不开的。古代文化典籍《易经》阐述的变易思想，《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唯新”，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为今天的改革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历史上的管仲改革、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万历新政、戊戌变法等等，既有应当吸取的教训，也有可供汲取的智慧，还有值得借鉴和提倡的变革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营造良好的内外环境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核心价值理念。“和”首先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中华文化提倡“君子和而不同”，人与人之间要“讲信修睦”，“以和为贵”。“和”还适用于国与国之间，中华文化谨记“国虽大，好战必亡”，努力“化干戈为玉帛”，以实现“天下太平”;中华文化主张“协和万邦”，“睦邻友邦”，以实现“天下大同”。“和”还适用于人与自然之间，即要讲究“天人合一”，保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当代中国一些重要的内政外交战略，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二、涵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定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从表层来看，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每一个价值观都可以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到它的思想源头。如“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文明以止，人文也。”“法治”中的“法”古代写作“灋”，由“氵”“廌”“去”三部分组成，意思是执法公平、违法必究，与现代法治的理念非常接近。“诚信”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枢言》：“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其他价值观亦是如此。
从中层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即国家、社会和个人，与古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价值的展示方向不一致，但其逻辑结构却是相通的。“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从深层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集体主义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在中国古代，奉行的是整体主义价值观，即个人从属于家庭及家族，家庭和家族又从属于国家。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但传统的整体主义已无法适应当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我们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建构了一种新的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相统一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这对于动员每一个人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深深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一种文化环境，“对生活其中的人们产生着同化作用”。一个中国人即使不读古代经典，不看古代戏剧，不去博物馆，都不可能一点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的“孝”文化，起源很早，在周代就已成体系，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代代相传的一个优良传统。孝对于今人而言，似乎生而有之，根本无须专门学习，耳濡目染即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丰富而深刻，有的稍加转换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精神指引和行为规范。比如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如果放到今天，除了时代背景、服务对象不同外，并没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地方，相反它们“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一定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种类很多，除了古代的思想理论、道德规范外，还包括古代建筑、饮食文化、风俗习惯、传统节日，以及其他一切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虽然不像“自强不息”之类的语句有明确的价值表达，也不像岳飞的故事能够产生强烈的价值示范。但是建筑、饮食、文物、习俗等，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背后都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通过人的观看、阅读和体验等活动，其中的价值观就会显现出来，对人们产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
3.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
价值观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来源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认为，几乎在古代差不多同一时期，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还有中国等文明古国都出现了一些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至今仍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在几个世界文明古國中，中华文化的历史并不是最悠久，但最有生命力。“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五千多年来，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或者交锋中，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将中华文化取而代之，相反一切外来文化都为中华文化所同化。无论是古代国力强盛时佛教的传入，还是鸦片战争后国力衰败时西方文化的侵略，或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主动引进，都是如此。对于这种生命力，2017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曾做了生动的阐述，他说：“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这些人也是原来的人。黑头发、黄皮肤，传承下来，我们叫龙的传人。”充足的底气和自信溢于言表，令所有中国人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中华文化不仅善于吸收同化外来，而且能够辐射影响世界。在近代，以“仁爱”“诚信”“人本”“和平”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通过传教士传到西方后，曾为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魁奈、狄德罗与百科全书派所重视。在今天，世界上面临着诸如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生态危机等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西方文化的弊端暴露无遗，人们不得不把眼光转向东方的中国。“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二战前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后为法国和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所引用。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协和万邦”而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被写进了联合国决议。中国的一些价值观正在影响和改变世界。 三、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何谓新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必须是全面发展的人。而什么是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应当从不同维度去理解：一是从自身素养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个人能力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二是从社会实践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主观认知和自觉行动的有机统一;三是从价值追求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协调平衡。如何培养这种新人？路径之一就是“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1.从人的自身素养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个人能力的丰富发展
个人能力的多样性和全面性无疑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但是并不是说一个人拥有的能力越多，其发展就越全面。一个人的能力结构必须是立体的，必须同时具备求真、求善和求美的能力，才能算是全面发展。
我们首先必须具备求真的能力，这是因为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需要不断提高求真的能力。但是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拥有求真文化和求真能力。中国古代“五常”之一的“智”，《礼记·大学》八目之“格物”和“致知”，《汉书》中的“实事求是”，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所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等，对于我们今天培育科学精神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整个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提高求善的能力，以协调各种各样的关系。说到求善，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资源更为丰富，《大学》开篇之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历代儒家不仅研究了一般意义上的善，而且深入研究了各种具体的善;不仅研究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善，而是研究了处理天人关系的善。这些都为我们今天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求真与求善不可割裂、不可偏废，因此我们还必须具备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的能力，即求美的能力。中国传统文化对美的理解十分宽泛。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常常将“善”与“美”相贯通，如《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中国古代还把“真”与“美”相联结，如清王夫子强调：“质以忠信为美”。今天的“真”，除了做人的“真”外，更主要的是指把握自然规律的“真”，但这并不影响真、善、美之间的基本关系。因此中國古代关于真善美及相互关系的认识，对于我们不断提高审美和求美能力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
2.从人的社会实践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主观认知和自觉行动的转化升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使用“知行合一”这把尺子去衡量人的品质和人的发展，比如我们会把那种决心很大，却不能付诸实施的人称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但遗憾的是，在过去的理论研究中，一般却很少把“知行合一”作为衡量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基本尺度。
关于“知”和“行”的关系，中国古代有很多有益的探讨，如《尚书》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说，《左传》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之说。朱子主张“先知后行”，而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国古代的“知行合一”思想，且深得其精髓，同时有所发展。如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指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知行合一”还反映着一个人能力结构和社会关系水平。从个人的能力结构来看，“知”反映的人的认识能力，“行”反映的是人的行动能力，知行合一则反映了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而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来看，一个人的认识能力和行动能力既受他人的影响，又会对他人产生影响，这也就是说，一个人认识能力和行动能力的高低同时反映了其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因此“知行合一”理应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
3.从人的价值追求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协调平衡
马克思曾以人的发展为标准，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他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进入现代社会也就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后，“人的依赖关系”为“物的依赖有关系”所取代，“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但是这些社会条件的变化并没有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反带来的是马克思据说的“异化的人”，或者是马尔库塞据说的“单向度的人”，而最根本的原因不是没有物质生活，而是缺乏精神生活，特别是缺乏有意义的精神生活。
面对这种现代化的陷阱，我们需要回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智慧。《论语·里仁》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些思想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物质和精神，利益和道德最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在改革开放初中期，有人曾经把它们视为市场经济的障碍，然而社会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只有物质追求而无精神追求，就会患“软骨病”“厚黑病”等“疑难杂症”，并且会“交叉感染”，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的溃烂和衰败。而治疗这种病患的良方之一就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扬精神的旗帜。因为“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可以提高人文素养，增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而只有自觉协调平衡好这些关系，才能成为“文化的人”“能动的人”和“全面的人”。
〔本文系2015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重点项目）“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模式研究”（15MLA001）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形势下执政党意识形态领导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张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