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本世纪同龄的现代批评中，从一开始就有一股着重形式批评的潮流。这股潮流最初在欧美两大陆的两端，几乎完全相隔绝地发生和演进着。一端是英美的前期新批评派，还没有被世人称作“新批评派”的新批评派。另一端是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它们是后来滥觞为世界性形式主义批评洪流的两个主要的源头，在地域上相去甚远，在风貌上也相距甚大。
　　新批评是伴随英美现代主义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一同诞生的，是在为证明它们的价值和存在理由的努力中逐渐形成的。后来被认为属于新批评派的批评家们，最初并没有既定的理论设想，更不曾设想创建新的理论体系。是新文学和新诗的特定性质，使他们走到一起，使他们的批评实践实际形成了一个流派。因为新文学和新诗所表达的艰深的现代意识，以及它们在形式上的晦涩、怪异，最初不仅使广大读者而且使多数文学家不知所措。为了解说这些作品的意义，不得不象敲开一个个的硬核桃一样，敲开这些坚硬的形式外壳以探究它们的内蕴。由是逐渐形成一种深入作品“本文”，以“细读”为特征的实用批评方法。这种批评不得不偏重对形式的分析和研究，但却不是形式主义的批评。新文学和新诗实际上创造了一整套全新的、不通过“翻译”就无法读懂的符号系统。新批评的“细读法”不过是新形式的“翻译法”。在前期新批评派那里，这种“翻译法”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对形式的“翻译”最终是为了译解出这些形式所承载的感受和哲理对于现代人的意义。他们也确实做了出色的译解，使最初被认为不可理喻的现代派代表作品逐渐被公认为现代文学的经典。同时，他们的批评实践又逐渐积累了一系列全新的形式分析方法。其中一些人对其中某些方法做了较系统的归纳和较深入的探索，另一些人还在三十——四十年代试图为他们的批评构建理论基础，但都未能构成体系。新批评派，应当说，主要是具体“批评”^①。
　　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则不同。它们与欧洲大陆的现代主义文学当然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更多受到现代哲学的影响或直接从现代哲学派生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现代批评的史前萌芽(这“萌芽”只萌生在欧洲)在现代意识影响下的蜕变和进化。他们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和构建体系的自觉意识。俄国人为自己选定的道路和目标十分明确：到文学作品的形式、技巧、手法中寻找构成文学“本体”的东西，从而使“文学学”成为一门可靠的科学。他们从一般地提炼形式“要素”开始，逐步引出“功能”、“系统”，并最终在实际上引出了“结构”这个概念，虽然他们不常使用这个字眼。由于非系统思维方法的限制，他们十分艰难地走过了对于系统论来讲是常识性的这几个阶段。同时由于他们为自己选定的实质是一条从“研究”入手构建“诗学”的“上行”道路，与批评实践愈益密不可分而与语言学逐渐疏远，这几个阶段在他们那里都有相当丰富的实际内涵。三十年代，由于纯粹外部的原因，俄国形式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在“上行”途中猝然天折。捷克结构主义成为它的直系后裔，但却是从其早期语言学立场对其全部成就加以改造和承袭的后裔。这种把“诗学”看作语言学一个分支的基本思想，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结构主义后来那种雄视一代人之久的辉煌发展最终只能走上日益狭窄的英雄末路。而俄国形式主义各种潜在的发展可能性，却为后世众多的批评流派享用着，至今仍未开采殆尽。
　　从更大范围来看，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以及德法等国其它流派的现代批评，都属于年轻的“文学学”家族的子弟。而那个更有尊严的古老家族的后裔们，各现代哲学流派，也都提出了各自对艺术及文学的现代看法，这两大家族的力量共同汇成力图使“文学学”成为科学的现代努力。这股“历史流”，现代批评的主流，在四十年代，在美国，“流”到了雷纳·韦勒克和奥斯丁·沃伦的面前。
　　四十年代，或说大战结束后的十年，是二十世纪历史最重要的转折时期、过渡时期。在文学和批评方面也如是。一个充满大人物和富于创造性的时代结束了。前期现代主义文学及批评已经不复具有无可争辩的文坛霸主地位。其时的美国，正在形成现代文学新的“法－美轴心”，俟后又变为“美－法轴心”。其时其地的沃伦和韦勒克，两位专攻过“思想史”的学者，一位是成熟、敏锐的新批评派的批评家，另一位，在俄国形式主义影响南下、捷克结构主义风华正茂时求学于布拉格，在现代批评日趋繁荣时活跃于欧美两大陆之间，而当新批评派正式在美国文坛登基加冕时来到美国定居，就其经历、所受教育和所拥有的学识而言，可以不夸张地称作跨越欧美两大陆的学人。
　　《文学理论》一书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地点、人选，以及这两位杰出人选的全部经验、学识和思辨能力结合的产物。三十余年来，它的影响遍及各主要文学国度。它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入门指南”的声誉至今没受到动摇。但究其根本，它不过把文学研究区分为外部(或译外在，外围)研究和内部(或译内在)研究；宣称“文学研究应该是绝对‘文学的’”(literarystudyshouldbespecificallylitera－ry)，宣称只有这种内部研究才是“文学的研究”；并试图把诗学、批评、研究和文学史统一为一个内部研究体系。构建这一体系的基本理论依据是俄国形式主义关于“结构”的假说。构成这一体系的理论框架是扩充了的波兰哲学家英格丹现象学美学的“层面说”。填充在各个层面中的内容则主要来自新批评派，部分来自俄国人及其它形式主义批评流派。刻薄的人或许会说，这一体系不过是一种“拼凑”。以他人思想为思想的“宽容”的世人们已经崇奉了它三十多年，虽然不无非议的也大有人在。我们则认为其中有功，有过，有是，是非，而且功过是非都不在其小。
　　严格地讲，它不是一部新批评派的著作。它的主要思想并非来自新批评派。它的多数章节而且是主要章节的著者韦勒克并非新批评派中人。韦勒克主要师承俄国形式主义者和英格丹，而非艾略特和瑞恰兹。它是以俄国人和英格丹的遗产为纲领，兼带地把前期新批评派成就的一半，形式研究方法的这一半，从它的实用主义精神和尊重“价值”的传统中割裂出来，收容到自己的书里去。这种割裂其实是阉割。它使新批评派对形式的实用批评蜕变为形式主义的批评。但它仍然被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公认为新批评派最权威的理论著作。因为尽管是“兼带地收容”，是“阉割”，它仍然完成了任何一个新批评派成员不曾完成的历史使命：把新批评的思想上升到“诗学”高度予以总结。它与布鲁克斯和另一位沃伦合著的《怎样读诗》等四十年代的著作一起，使新批评在美国“制度化”并“固化”了。《怎样读诗》是更纯粹的新批评论著，是前期新批评派的自我总结。但正因为是自我总结，它没有也不可能上升到“诗学”高度。使后世几代美国文学研究者和后期新批评派上升到真正“诗学”高度的历史功绩，无疑应当归于《文学理论》一书，尽管这种“诗学”是形式主义的并且是固化的。
　　它绕开捷克结构主义，把俄国形式主义的遗产，更确切地说，是把其中的列宁格勒路线引到英格丹那里，绝非偶然。和莫斯科小组不同，列宁格勒小组^②从一开始就不曾持有严格的语言学观点，而且很快就远离语言学，转到形式主义或者审美批评的路线上。有关“功能”、“系统”、“结构”，以及更细致的有关诗歌和叙述学各个结构要素，诸如“韵律系列”、“意义系列”、“故事”、“情节”、“母题”等等的研究，主要都出自列宁格勒小组的什克洛夫斯基、艾辛鲍姆、蒂尼亚诺夫等人。不仅就本质而且就实际成就而言，列宁格勒路线都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主流。而英格丹那种把“价值”与“结构”相割裂，只就“纯结构”研究“结构”的现象学观点，在批评实践中必定显得远离文学实际，在抽象的“诗学”高度却实际是一种“纯文学”观点。已经被英格丹自己的批评实践证明无法再向前推进的“层面说”，恰正可以与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文学作品结构的具体研究相互补充。当然，更丰富的补充材料还可以来自新批评派。韦勒克不知是出于敏锐的直觉还是慎密的思辨，把它们结合到一起，构成所谓“内部研究”体系或说模式。如果说这是“拼凑”，那这是在对前人成就正确筛选之后的“拼凑”，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发展，何况它在“拼凑”之上还有所创造。如果说存在一条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的结构主义路线，就应当说还存在一条从列宁格勒小组和英格丹到韦勒克的形式主义批评路线。把俄国人和英格丹介绍给英语世界从而介绍给全世界，从国际范围对前期现代批评加以总结，在捷克结构主义的发展趋势之外，在法国结构主义诞生之前，建立一个对文学“结构”进行文学研究的体系，是《文学理论》一书不可磨灭的另一历史功绩，而且至今仍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当现象学和符号学刚刚兴起，现代批评刚刚起步的时候，确认文学“本体”是一种“结构”，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而在结构主义已于七十年代“自行消亡”，系统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方法论的今天，认为哪一种事物不可以从“本体”上看作一种“结构”，将是一个缺乏常识的表现。在今天，对于任何学科，一般地谈论“结构”，对于文学艺术，一般地谈论“审美结构”及“符号结构”，已经没有意义。需要讨论的是“结构”的特性及具体形态。它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有关文学“结构”的讨论必须解决，它怎样决定诗成为诗，小说成为小说，文学成为文学的。结构主义的致命弱点在于认为万事万物都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结构形态，自认为发现了这个形态，把这唯一的结构形态套用到一切事物和一切作品头上。结构主义批评于是不可能不以演绎结构主义理论为目的，而不是以探索文学“结构”的具体形态即文学“本体”的具体规定为目的。(所以在它们“自行消亡”之前，早就使人腻烦了。)形式主义批评的价值在于它是具体的审美批评。从俄国人寻找文学的“文学性”到《文学理论》一书对文学作品“存在方式”或“本体论地位”问题的探索，他们一直努力于从文学“形式”中确定文学“结构”的具体形态。《文学理论》的价值还在于它明确确认了“形式”对审美批评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沃伦表述得十分出色：“形式”即“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正是这种结构使该作品成为文学。”并且，与俄国人不同，韦勒克和沃伦只是把“内容对形式”的传统二分法排除在审美批评之外，并不把“内容和形式”这对概念完全排除在外。他们同时又提出“材料”和“结构”这对概念，把一切与审美无关的因素综合称作“材料”，把一切与审美有关的因素综合称作“结构”。但他们没能很好地解决两对概念之间的关系。沃伦说，“在审美批评范围内……不应该把文学作品划分为‘形式—内容’两部分，而应该首先想到素材，然后是‘形式’，是‘形式’把它的‘素材’审美地组织在一起的。”韦勒克说结构“包括了原先的内容和形式中依审美目的组织起来的部分”。“原先的内容”应当即指“材料”(素材)，否则就与韦勒克自己所做关于“材料”和“结构”的界说相矛盾。那么，这种(按沃伦说法)被“形式”即“结构”审美地组织在一起的“素材”是否还是“素材”？显然不再是。那是什么？总不能什么都不是。他们都谈“价值”。韦勒克说价值即艺术价值；说价值“固存于结构之上或之中”；又说价值、符号、结构是同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沃伦谈审美价值。他说，“对诗③的评价，就是任何有能力的鉴赏者对结构性地呈现于诗中的审美价值的性质及其关系的经验和认识。”“审美价值”比较好说，姑且可以认为只是形式—结构的价值。韦勒克所说价值、艺术价值^④呢？既然说它“固存于结构之上或之中”，与符号、结构不可分，显然不是结构本身的价值，否则就没有说的必要。那是谁的价值呢？很显然，由于两位著者的全部研究都基于这样一点认识：“文学研究应该是绝对(specifically)文学的”，立足极端审美、极端形式主义立场，他们害怕谈“内容”，害怕“内容”。或者说，是由于害怕“内容”使他们的审美批评走到了极端形式主义。而且韦勒克关于“材料”与“结构”的定义也根本站不住脚。不可能有任何作品哪怕是极差的作品与审美无关。按照他的定义，“材料”就不可能是“作品”中的东西。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材料”即通常所说创作准备阶段的“素材”，他一定会认为我们是在侮辱他。在这里，他是把事物的客观存在和我们对事物的主观分析相混淆了，把语态的主、被动相混淆了。
　　是否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表述：从审美批评角度来看，应当把原先从非审美批评角度所说的“内容”称作“材料”；被“形式”即“结构”审美地组织在一起的“材料”即“内容”。“作品”仍旧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只是这种“内容”是被审美地组织起来的，具有审美性质和审美目的的“内容”。
　　其中的道理其实十分简单。文学作品中的“内容”，作为“自在”的客体或“被接受”的客体，都不可能是“非审美”的。人们只是可能从非审美的角度将它从作品中抽象出来研究它。人们也可以从同样的角度研究作品的“形式”。在现代批评存在之前，人类已经这样研究了两千多年。而且在现代批评之外，人们还在这样研究它们。
　　“形式”即“结构”把“材料”审美地组织起来，使没有审美品性的“材料”成为具有审美品性的“内容”。“形式”是组织者，同时还是承载物。“材料”—“内容”及其中蕴含的“价值”则是被组织者，是载体。承载物是手段，载体是目的。目的不可能离手段而成为实在的存在(即非抽象思维中的存在)，内容不可能离形式而实在地存在。而且，使内容具有审美品性，成为文学作品中“内容”的，是“形式”。正如韦勒克所引博厄斯的观点，“没有一个十六岁以上的人会仅仅为了诗歌所讲的意思去读诗”。使诗歌所讲的意思成为诗歌的，是诗的形式。使文学作品成为文学的，是文学的形式。所以“形式”是文学的“本体”。但必须强调，只是文学的“文学本体”。反过来，手段，承载物，却可以离目的和载体而实在地存在。这就象空车运转，可以以试验自己的性能为目的。从上世纪末的“为艺术而艺术”到本世纪各种极端实验派文学，诸如“元小说”(mata－fiction)以及后现代主义某些作品的全部价值和局限性即尽在于此。
　　《文学理论》的价值当然还在于它十分具体地确立了文学的“形式—结构”形态，同时为这种“形式—结构”研究建立了一个体系或说模式。把英格丹的“四层面”扩充为八层，在第一版中还是九层，包含着一个深刻的思想。它实质规划了一条从费希纳以来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的“由下而上”地建立艺术哲学—美学的具体道路。这个思想包含在“内部研究”体系之中，却可能是两位著者始料不及的。因为他们认为文学研究应当是“纯(绝对)文学的”，把文学理论与艺术哲学一美学截然分开。否则他们不会在第二版中把“第九层”即原来的最后一章“研究院的研究”删掉。那应当是文学研究“上行”的最后一级，与艺术哲学一美学直接衔接的那一级。(顺便说一下，文学理论，“文学学”，必须与艺术哲学—美学相对分开，但必须是在解决哲学—美学基础的前提下。由于持有“绝对”文学的观点，又缺乏坚实的哲学—美学基础，该书从整体来看，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或说思辨深度。所以只能是“入门指南”。)同时，把诗学、批评、研究(scholarship或research)和文学史统一为一个“内部研究(study)”体系的这种尝试固然应当肯定，但目前的统一方式却存在一个严重欠缺。狭义的诗，小说，及其它文学体系的关系首先是平行的。对它们的研究都应从“声音层面”开始(当然“声音”在诗中的意义远远大于在小说中的意义)，最终达到“学院式研究”。韦勒克与沃伦的思维结构还是“线性”的，与黑格尔没有什么区别，而事物之间的关系却是“网络”式的。
　　文学除去“文学本体”，还有别的“本体”吗？有。量子论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物依赖于观察者选用什么事物即什么“参照系”去测量。球本来是圆的，可以从无数角度切成结构主义所说的“两项对立”。批评家的“本体”可以看作艺术直觉和哲理思辨两项对立。教授的“本体”可以看作满腹经纶和表达能力两项对立。一个既是批评家又是教授的人，恐怕至少还应是儿子、丈夫、父亲，还可能是运动员、牌手、社会活动家、司机，在美国还应是纳税人，而且很可能是情人。一个“讷讷如不能言”的批评家假如对自己这一方面的“本体”有所认识，就不会接受任何大学的聘书。一个知道自己不可能在爱情游戏和家庭职责之间保持平衡的人就不会贸贸然去当情人。一个社会的人是他所扮演的无数社会“角色”的总和。一个球体是无数个“两项对立”的总和。量子论不是对实在论的否定而是对实在论的发展。
　　文学是文学，同时还是“人学”，还是一种社会学现象，一种文化学现象，一种人类学现象，一种美学现象，一种心理现象，一种工具……，无数种工具。既可以是娱乐工具，又可以是宣传工具。既可以是传播真理的有力工具，又何尝不能是诲淫诲盗的有力工具？除去“文学本体”，文学还有“社会学本体”、“文化学本体”、“人类学本体”、“美学本体”、“心理学本体”等等。对所有的“本体”都应当研究，而且只有在所有“本体”的总和及网络关系中研究每一“本体”，那种研究才可能是比较接近实际、比较接近真理的。
　　我们以为，把文学研究区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作法是有害的。“外部研究”^⑤被摆在了低好几个“段数”的位置上，是不恰当的。我们愿意用韦勒克在该书中用得很少的另一提法“文学研究”替代“内在研究”这一说法。而且，它不应当是“绝对”(纯)的。这种“形式—结构”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有可能揭示一部作品或一种“写法”如何好，为什么好，如何差，为什么差，如何能更好，就象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所期望于艺术哲学的那样。目前它还不能做到这一步，只是使我们看见了曙光。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它不敢谈、不去谈“内容”，只是从“文学传统”即“形式—结构”自身的传统研究形式。因此它充其量只能描述形式是怎样的，不能论述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这种“形式—结构”批评，这种审美批评，应该在更高的高度，即审美高度重新确立“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古老的真理，并在揭示“内容怎样决定形式”的高度上重新确立它。这样对形式的研究就不会象形式主义批评几十年来所搞的那样，陷在“无因谬说”中而不能自拔。
　　同样地，那些因《文学理论》一书的问世而被称作“外部”(外围)批评的方法，如果都能把文学看作在多个方位上存在多个本体的“球体”，懂得文学的“文学本体”是怎样一种“形式—结构”，人们就将能够“具体地而不是空泛地说明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就能够把握“思想进入文学的真正方式”从而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解说作品的思想意义，就能更好地从多种复杂的因果关系研究文学作品而不致于落入“起因谬说”。
　　会有人(绝不止于那些刻薄的人)说我们不过是在形式主义批评和其它批评(主要是社会学批评)之间搞廉价的调和、折衷的把戏。但我们自信不是。我们相信球是圆的，相信“实在”的本体是从多个参照系所测得的本体的总和。我们强调的是各参照系及各测量方法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一九八六年三月六日于北京劲松
　　
　　(《文学理论》，〔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版，1.65元)
　　
　　①“批评”和“研究”两个概念，本文依行文需要，有狭义、广义两种用法。
　　②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立于一九一五年，主要成员有雅可布逊、波加图列夫、维诺库尔等人。列宁格勒小组即“诗歌语言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一六年，主要成员除下文提到的三人外，还有贾库宾斯基和谢·伯恩斯坦等人。
　　③“诗”在他看来即“文学”，见第十二章
　　④韦勒克在其他地方也谈“审美价值”。
　　⑤“外部研究”，原文为theextrinsicapproachtothestudyofliterature，approach意“接近”——对真正“研究”的“接近”。内部研究，原文为theintrinsicstudyofliterature。我以为译作“外围研究”和“内在研究”恐怕更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