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口述西安事变:两只白兔带我刭藏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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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西安事变,蒋介石留下的资料较多,如1937年6月公开出版的《西安半月记》,还有《西安事变日记》,台湾蒋介石《事略稿本》中的西安事变部分、《困勉记》中有关西安事变的记载等,这些都是蒋介石亲自书写,或者别人整理、蒋介石亲自审定过的文本资料。但蒋介石对别人口述西安事变,由别人记录下来的,还不多见。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翻墙逃跑时跌伤腰部,所以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就请假回老家奉化溪口镇休养。从1937年1月3日起,他开始补写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
  2月2日,蒋介石移居杭州西湖澄庐养疴,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和医师郑祖穆等随行。蒋介石将补写的日记交给陈布雷,命他编撰《西安半月记》。因为国民党决定于1937年2月中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要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要附上《西安半月记》,向外界说明西安事变的经过。2月9日,蒋介石为治疗腰伤移居上海,陈布雷仍然在杭州的旅館里写作。
  蒋介石在西湖澄庐期间,有一位名叫哈雷特·阿班的美国记者前去做客。在他的引导下,蒋介石向他口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一个外国人讲述西安事变。
  哈雷特·阿班当时是西方舆论界主流媒体、美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也是美国政府的编外情报员。他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在美国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小说、剧本,还为好莱坞电影做过字幕。1926年来到中国,一待就是15年。他居住在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的顶层16层,手下记者、助理与仆役成群,出行则由司机驾驶最新款轿车,还有保镖伴随。中国政府及日、美、英、苏等在华最高层,无不奉他为上宾。这个争强好胜的美国人,巧妙周旋于各国政要之间,挖掘独家新闻与内幕,成为第一个向西方报道西安事变消息的人。他与后来蜚声中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被视为美国海外记者的两个杰出代表。
  1936年12月12日晚上,哈雷特·阿班因中国预算案中的海关税收问题,打电话给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宋子文,但宋子文的秘书说到孔祥熙家去了。孔祥熙当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阿班打电话给住在派克饭店(今上海国际饭店)的好友、蒋介石的顾问端纳,端纳的秘书也说到孔祥熙家里去了。他又给宋美龄打电话,宋美龄的英文秘书同样说去了孔祥熙家。阿班预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便不停地拨打孔祥熙家的电话,但一直是忙音。最后,电话终于通了,接听的是个中国人。阿班报上名字,说要找端纳。很快,电话里传来端纳的声音,阿班问发生了什么事?端纳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去问问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
  不久,宋子文接过电话说,蒋介石被劫持了。在陕西的东北军将蒋介石带进城里囚禁了起来,政府还没有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上海还没有其他记者知道此事。
  阿班听到后十分兴奋,这是世界头等重要的独家新闻。他看看时间,已是晚上9点,是纽约的上午9点,美国《纽约时报》已经上街销售了,当天的报纸已不可能报道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他感到很可惜。但又一想,《纽约时报》在时代广场旧建筑上设置有霓虹灯字幕,每天都发布重要新闻,于是他紧急写稿,每10行组成一段快讯,并配发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照片,让司机送往电报局发往纽约。司机就这么来回奔波于办公室与电报局之间,在1小时内共向纽约发出500多字的快讯,这是西安事变消息在国外的首次报道,引起美国和各国新闻界的轰动。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版位置刊发了阿班的首篇报道,标题为《蒋介石遭到陕西叛军的囚禁,要求他对日作战》。在随后的15天时间里,阿班每天都向《纽约时报》发出西安事变最新进展的电讯,《纽约时报》每天也都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端纳到西安调停期间,也向阿班提供了最新消息。这15篇报道中的绝大部分并不像苏联、日本的报道那样具有政治偏向,而是较为客观地报道事件发展,当然也包括阿班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和判断。
  也许因为这些原因,蒋介石到西湖澄庐养病期间,邀请阿班前去做客,话题自然离不开西安事变。在阿班的请求下,蒋介石向阿班口述了西安事变这一不寻常的故事,由宋美龄现场译成英文。
  蒋介石说:
  华清池北面有一栋房子,紧靠着后墙,我就睡在那里。忽然间我被一阵响声吵醒,是南面院子中的枪声和叫喊声,当时正是早上4点。我的卫队一共不到一百人,他们都对我很忠心,我想可能是有刺客。
  这里所说的“华清池北面有一栋房子”,就是蒋介石所居住的五间厅,今天人们到西安临潼的华清池都能看见。但说这栋房子在“华清池北面”,不知是蒋介石口误还是阿班的笔误,应该在华清池的南面。后文“我朝着北面的那堵墙用尽全力拼命地跑”也有方位上的错误,应是“朝着南面的那堵墙”拼命地跑。文中所说的事变发生时“正是早上4点”,也与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日记》不同。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日记》都说是早上5点半,但一般人认为西安事变发生的具体时间应该是早上6点。蒋介石对阿班口述西安事变时.正是陈布雷编撰《西安半月记》的时候,蒋介石在事变发生时,仓惶之间无法获知准确时间,也是可以理解的。
  蒋介石继续说:
  我睡觉的时候有个习惯,喜欢穿美国人那种长睡袍,老式的那种,而不喜欢穿一整套睡衣裤。被声音吵醒之后,我马上跳下了床,没顾得上穿衣服,看见一双布拖鞋,就赶紧穿上,又拿了一件深灰色的绸面薄棉袍套在身上就跑了出去。天色还非常黑,因为当时正是冬天。我朝着北面的那堵墙用尽全力拼命地跑。然后使劲往上爬。那面墙足有八九英尺高。
  我费力地爬到墙顶,然后用两手抓住墙边,让身子慢慢往下挪,之后把手放开,掉了下去。我本以为八九英尺高应该也没问题,可没想到,墙外面是条护城河,我掉下去了,觉得有三十英尺那么高,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我一下子掉进了河底,冰块把我身上划得到处是伤,下坠的冲击力撞得我浑身疼痛,更重要的是尾椎骨摔得站不起来了,拖鞋也没了。没办法,我只得用手和脚支撑着往上爬,终于爬了出来。钻心的痛侵蚀着我的身体。北风呼呼地刮着,就像刀子。地面冻了很厚的一层,到处都硬得要命。一堆堆的积雪遍地都是。
  现在看来,所谓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腰部受伤,并不是被枪击伤,而是他向南翻越华清池围墙时摔伤的。这堵墙从内看起来并不高,但外面看来却很高,所以蒋介石在族孙、侍卫蔣孝镇的帮助下爬上墙顶,又从墙上溜下来,跌入墙外深沟,尾椎骨被摔得站不起来。蒋介石在其他资料中对此也有记载。
  蒋介石继续说:
  我一点一点地慢慢爬到了位于华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越来越亮了,我到处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没有用,附近没有这样的地方,想找一棵树躲起来都是不可能的。华清池那边的战斗还在继续,我的卫队人数没有对方多,好像已经占了下风。我们一边打一边设法逃脱,而对方则一路乘胜追击,听到枪声离这边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自己是没办法逃脱了,想着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真的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
  可一下子我又有了信心,开始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我祈祷了很长时间。我跟上帝承认我的错误和我的罪过并真心地祈求,希望上帝如果真的安排我拯救中国,就救救我,让我安全地渡过这个难关。

  我再次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我忽然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两只白色的兔子。我想这肯定是上帝在指引我,想让兔子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于是,我就一直跟着兔子,一瘸一拐地往山坡上走着。它们停下来的时候,我就在地上稍柞休息。最终,它们躲进了一块大石头后面。我跟着它们爬到石头前面,感觉这正是上帝为我准备的藏身之地,那里正好可以容下我。
  蒋介石本来随其母亲信奉佛教,但到了1927年他向宋美龄求婚时,因宋家信奉基督教,要求蒋介石也信奉基督教,所以蒋介石就放弃佛教,皈依了基督教。蒋介石说他在危急时刻,虔诚地向上帝祈祷,正如我们普通人在无助的情况下求神庇佑一样。但他说关键时刻,出现了两只白色的兔子,并带他到藏身之处,这却是蒋介石其他关于西安事变资料中从未见过的说辞。即使真的出现过两只白兔,但说成是“上帝的指引”,除了精神上的寄托以外,大概还有“受命于天”的吹嘘成分。
  蒋介石最后说:
  没过多长时间,叛军的秩序和纪律都恢复正常。我被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我杀害,也没有让我受刑,只是又让我回到了华清池。之后,我又被他们带到了西安城中,关了起来。
  在西安,蒋介石先被关押在新城大楼,后来移居到张学良公馆附近有暖气设备的高桂滋公馆。在周恩来等人的调停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
  不久,宋美龄撰写了《西安事变回忆录》,阿班以1.2万美元(合当时法币4万元)的价格竟买它的版权,并在美国出版。宋美龄对此十分感激。
  阿班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撰写了《我的中国岁月》,其中记载了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口述文字,为后人留下了罕见而珍贵的资料。这个口述资料可以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增加人们对西安事变的认识,至少可以从中了解蒋介石当时的内心活动。当然,阿班十分了解蒋介石,他在书中说:“自1936年12月被劫持后,总司令便深信,他是上帝选定之人。”
  但相信上帝选定,终不如相信人民选定的好。
  (责任编辑: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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