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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在盛唐传入日本和朝鲜,这正是日本和朝鲜全面学习中国大陆文明的时期。作为舶来品的中国茶自然高贵且珍奇,洋溢着唐风的品茶是时尚,举办茶会无异于摆阔,家里有几斤茶叶那就是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可以说,文化赋予了茶特殊的意义,只要理解了茶道,就理解了整个远东文明。
茶学界专家、学者认为,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一是早期朝鲜半岛、日本僧侣到中国学佛的同时,带回了茶叶和茶文化;二是朝廷、官府作为高级礼品,赏赐或馈赠给来访的外国使节和嘉宾;三是通过贸易,输往世界各地。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等东亚国家,是国际上饮茶人口最多、最密集,茶文化最丰富、茶事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尤其是中、日、韩三国,以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为世界所瞩目。
作为一种经济作物,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多为商业行为,如始于西汉,从甘肃、新疆经中亚、西亚,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始于唐代、盛于明清,经中国西南入藏转道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地区的“茶马古道”;明清时代开始的中国与欧美各国的海上茶叶贸易之路;清初开创的武夷山等中国东南茶区至俄罗斯恰克图的“中俄茶路”;直至19世纪宁波茶厂技术员刘峻周应邀到格鲁吉亚种茶、办茶厂,被格鲁吉亚及独联体国家誉为“茶叶之父”、“红茶大王”。
与这些商业茶路不同的是,最早通过陆路和海路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中国茶叶和茶文化,则是通过僧侣传播、茶禅一味的文化交流,而这条海上茶路也被称为友谊之路。
由于与中国接壤兼有陆路和海路的缘故,茶入朝鲜半岛要早于日本,约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新罗时代(668-935)就有大批僧人到中国学佛求法,载入中国宋代《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后回国传教。他们在中国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韩国古籍《三国史记》载:“前于新罗第27代善德女王(632-647在位)时,已有茶。”故韩国饮茶不会晚于七世纪中叶。
日本关于饮茶的最早记载,见《古事记》及《奥仪抄》两书:日本圣武天皇曾于天平元年(729)四月,召集僧侣进禁廷讲经,事毕,各赐以粉茶,人人皆感到荣幸。又记载,当时有高僧行基(658-749),一生曾兴建不少寺院,并开始在寺院中种茶。但这两种记载都无法证实这些茶来源于朝鲜半岛还是中国。日本种茶有明确记载的是805年,到中国学佛求法的高僧最澄,回国时带去浙东茶籽在日本播种。
唐代以后,日本来中国学佛的僧人多于朝鲜,据日本《云游的足迹》记载,仅南宋至明代,日本来华求法的僧人就有443人。宋元时期,中国从明州赴日传经布道的高僧则有27人。韩、日佛教源于中国,“茶禅一味”既是参禅学佛的需要,更是一种境界。与传播到世界各地商业贸易截然不同的是,中国茶叶、茶文化东传朝鲜半岛、日本之初,不论是茶及茶籽,包括茶具、茶器、茶书等,都是寺院、官府或民间赠与的,浸润着浓浓的友谊,留下了很多动人佳话,如最澄曾向台州刺史献上黄金和珍宝,被婉言谢绝;两次到中国受到礼遇的荣西,回日本后以感恩之心送来100多棵珍贵木材,助建明州(宁波)天童寺千佛阁。荣西好友重源和尚也曾捐木材建阿育王寺舍利殿,今仍存。到中国学佛的最澄、空海、荣西、希玄道元、圆尔辨圆、南浦绍明等日本高僧,回国时大多带着数百卷经典和各种中国特产,精神和物质都是满载而归,如今很多日本国宝级文物,都是这些高僧带去的。因此,茶的东传纯粹是文化交流而非商业行为,尽管以后有民间茶叶贸易,但主流仍由高僧传播,尤其是在茶文化方面。
天下名山僧多占,自古高僧爱品茶。佛教与茶因缘深长,在我国茶业发展史上,佛教的作用功不可没。西汉甘露寺法师吴理真在蒙顶山植茶;南朝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79岁时还被孝武帝宣召进京赐茶,是茶史上记载较早的高僧茶事。唐代则有三位高僧为茶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分别是诗僧兼茶僧、茶圣陆羽的“缁素忘年交”皎然,他首次将茶文化定名为茶道;其次是制订《百丈清规》、集佛门茶事大成的高僧怀海;还有稍后创立著名“吃茶去”三字禅的“赵州古佛”从谂法师。
朝鲜半岛和日本古代就同中国友好往来,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朝鲜半岛一度曾是中国的保护国,在中国元代之前,汉语在朝鲜半岛是通用语言。明代以后,很多人仍能使用汉语。如朝鲜时代弘文馆副校理崔溥,1488年(朝鲜成宗十九年,明弘治元年)因父丧自济州岛回家奔丧,不幸遇风暴漂流到中国台州沿海,受到礼遇送还朝鲜。他的近6万字中国见闻《漂海录》,全部用汉语写成,尽管他不会说汉语。至今韩国和朝鲜很多寺院、古迹用的仍然是汉语牌匾。分布在黑、吉、辽三省的中国朝鲜族,大多是明、清时代迁入中国的朝鲜族后裔,2000年人口普查时达190多万,朝鲜半岛也有很多华人后裔,仅孔子后裔就有8万多人。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自秦代徐福开始,中国历代有大批移民去日本,日本前首相羽田孜自称是徐福的后裔。最澄先祖为东汉末帝汉献帝的后裔,应神天皇时代到日本,定居近江滋贺郡,赐姓三津首。近江一带称献帝后裔的人很多,据考证,滋贺郡确为华裔聚居氏族,皆为汉献帝苗裔,因氏族传承关系结成同族。前几年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曾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这并不是玩笑,据山口百惠家族家谱记载,先祖是中国宋代台州宁海或三门到日本经商的杨姓商人后裔。由汉语演变而成的日语,人名、地名等很多关键词,至今仍然沿用汉语。被奉为日本茶祖的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分别是用汉语和日语写成的。
中国茶文化东传日本和朝鲜半岛,结出了日本茶道、韩国茶礼两大丰硕之果。日本茶道、韩国茶礼都明确源于中国,尤其是日本茶道,明确源于宋代杭州径山寺的佛门茶宴、茶礼。从国际上来看,除了中、日、韩茶文化,饮茶最普及的是英国,英国下午茶作为生活休闲节目而享誉世界,并为人们所模仿。比较之下,英国下午茶作为高雅的休闲饮茶,主要是感官享受,中、日、韩茶文化则更多是精神内涵。中日韩茶道同根同源,都将和、敬、清、廉、美作为茶道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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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品水
湖州刺史李季卿到维扬(今扬州)与陆羽相逢。李季卿一向倾慕陆羽,对陆羽说:“你善于品茶,天下闻名,这里的扬子江南零水特别好,两好相遇,真是非常难得。”于是,令军士拿着水瓶乘船,到江中去取南零水。陆羽趁军士取水的时间,把各种品茶器具一一放置妥当。不一会水送到了,陆羽用木杓在水面一扬说:“这水倒是扬子江水,但不是南零的水,好像是临岸之水。”军士说:“我乘船深入南零,有许多人看见,不敢虚报。”陆羽一言不发,端起水瓶,倒去一半水,又用水杓舀起水来说道:“这才是南零水。”军士大惊,急忙认罪说:“我自南零取水回来,到岸边时由于船身晃荡,把水晃出了半瓶,害怕不够用,便用岸边之水加满,不想处士之鉴如此。” 水为茶之母,我国自古以来泡茶用水十分讲究,选择“活”“甘”“清”“轻”。茶圣陆羽的《茶经》曰:“其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泡茶用水,当属泉水为佳。在天然水中,泉水比较清爽,杂质少,透明度高,污染少,水质最好。溪水、江水与河水等常年流动之水,用来沏茶也并不逊色。井水属地下水,是否适宜泡茶,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井水,水质甘美,是泡茶好水。深层地下水有耐水层的保护,污染少,水质洁净,而浅层地下水易被地面污染,水质较差,所以深井比浅井好。城市里的井水,受污染多,多咸味,不宜泡茶;而农村井水,受污染少,水质好,适宜饮用。而今非昔比,不能一概而论之,现在“清泉之水何处寻,只叹古人一茶饮”。
茶学界专家、学者认为,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一是早期朝鲜半岛、日本僧侣到中国学佛的同时,带回了茶叶和茶文化;二是朝廷、官府作为高级礼品,赏赐或馈赠给来访的外国使节和嘉宾;三是通过贸易,输往世界各地。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等东亚国家,是国际上饮茶人口最多、最密集,茶文化最丰富、茶事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尤其是中、日、韩三国,以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为世界所瞩目。
作为一种经济作物,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多为商业行为,如始于西汉,从甘肃、新疆经中亚、西亚,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始于唐代、盛于明清,经中国西南入藏转道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地区的“茶马古道”;明清时代开始的中国与欧美各国的海上茶叶贸易之路;清初开创的武夷山等中国东南茶区至俄罗斯恰克图的“中俄茶路”;直至19世纪宁波茶厂技术员刘峻周应邀到格鲁吉亚种茶、办茶厂,被格鲁吉亚及独联体国家誉为“茶叶之父”、“红茶大王”。
与这些商业茶路不同的是,最早通过陆路和海路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中国茶叶和茶文化,则是通过僧侣传播、茶禅一味的文化交流,而这条海上茶路也被称为友谊之路。
由于与中国接壤兼有陆路和海路的缘故,茶入朝鲜半岛要早于日本,约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新罗时代(668-935)就有大批僧人到中国学佛求法,载入中国宋代《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后回国传教。他们在中国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韩国古籍《三国史记》载:“前于新罗第27代善德女王(632-647在位)时,已有茶。”故韩国饮茶不会晚于七世纪中叶。
日本关于饮茶的最早记载,见《古事记》及《奥仪抄》两书:日本圣武天皇曾于天平元年(729)四月,召集僧侣进禁廷讲经,事毕,各赐以粉茶,人人皆感到荣幸。又记载,当时有高僧行基(658-749),一生曾兴建不少寺院,并开始在寺院中种茶。但这两种记载都无法证实这些茶来源于朝鲜半岛还是中国。日本种茶有明确记载的是805年,到中国学佛求法的高僧最澄,回国时带去浙东茶籽在日本播种。
唐代以后,日本来中国学佛的僧人多于朝鲜,据日本《云游的足迹》记载,仅南宋至明代,日本来华求法的僧人就有443人。宋元时期,中国从明州赴日传经布道的高僧则有27人。韩、日佛教源于中国,“茶禅一味”既是参禅学佛的需要,更是一种境界。与传播到世界各地商业贸易截然不同的是,中国茶叶、茶文化东传朝鲜半岛、日本之初,不论是茶及茶籽,包括茶具、茶器、茶书等,都是寺院、官府或民间赠与的,浸润着浓浓的友谊,留下了很多动人佳话,如最澄曾向台州刺史献上黄金和珍宝,被婉言谢绝;两次到中国受到礼遇的荣西,回日本后以感恩之心送来100多棵珍贵木材,助建明州(宁波)天童寺千佛阁。荣西好友重源和尚也曾捐木材建阿育王寺舍利殿,今仍存。到中国学佛的最澄、空海、荣西、希玄道元、圆尔辨圆、南浦绍明等日本高僧,回国时大多带着数百卷经典和各种中国特产,精神和物质都是满载而归,如今很多日本国宝级文物,都是这些高僧带去的。因此,茶的东传纯粹是文化交流而非商业行为,尽管以后有民间茶叶贸易,但主流仍由高僧传播,尤其是在茶文化方面。
天下名山僧多占,自古高僧爱品茶。佛教与茶因缘深长,在我国茶业发展史上,佛教的作用功不可没。西汉甘露寺法师吴理真在蒙顶山植茶;南朝武康小山寺释法瑶“饭所饮茶”,79岁时还被孝武帝宣召进京赐茶,是茶史上记载较早的高僧茶事。唐代则有三位高僧为茶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分别是诗僧兼茶僧、茶圣陆羽的“缁素忘年交”皎然,他首次将茶文化定名为茶道;其次是制订《百丈清规》、集佛门茶事大成的高僧怀海;还有稍后创立著名“吃茶去”三字禅的“赵州古佛”从谂法师。
朝鲜半岛和日本古代就同中国友好往来,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朝鲜半岛一度曾是中国的保护国,在中国元代之前,汉语在朝鲜半岛是通用语言。明代以后,很多人仍能使用汉语。如朝鲜时代弘文馆副校理崔溥,1488年(朝鲜成宗十九年,明弘治元年)因父丧自济州岛回家奔丧,不幸遇风暴漂流到中国台州沿海,受到礼遇送还朝鲜。他的近6万字中国见闻《漂海录》,全部用汉语写成,尽管他不会说汉语。至今韩国和朝鲜很多寺院、古迹用的仍然是汉语牌匾。分布在黑、吉、辽三省的中国朝鲜族,大多是明、清时代迁入中国的朝鲜族后裔,2000年人口普查时达190多万,朝鲜半岛也有很多华人后裔,仅孔子后裔就有8万多人。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自秦代徐福开始,中国历代有大批移民去日本,日本前首相羽田孜自称是徐福的后裔。最澄先祖为东汉末帝汉献帝的后裔,应神天皇时代到日本,定居近江滋贺郡,赐姓三津首。近江一带称献帝后裔的人很多,据考证,滋贺郡确为华裔聚居氏族,皆为汉献帝苗裔,因氏族传承关系结成同族。前几年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曾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这并不是玩笑,据山口百惠家族家谱记载,先祖是中国宋代台州宁海或三门到日本经商的杨姓商人后裔。由汉语演变而成的日语,人名、地名等很多关键词,至今仍然沿用汉语。被奉为日本茶祖的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分别是用汉语和日语写成的。
中国茶文化东传日本和朝鲜半岛,结出了日本茶道、韩国茶礼两大丰硕之果。日本茶道、韩国茶礼都明确源于中国,尤其是日本茶道,明确源于宋代杭州径山寺的佛门茶宴、茶礼。从国际上来看,除了中、日、韩茶文化,饮茶最普及的是英国,英国下午茶作为生活休闲节目而享誉世界,并为人们所模仿。比较之下,英国下午茶作为高雅的休闲饮茶,主要是感官享受,中、日、韩茶文化则更多是精神内涵。中日韩茶道同根同源,都将和、敬、清、廉、美作为茶道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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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品水
湖州刺史李季卿到维扬(今扬州)与陆羽相逢。李季卿一向倾慕陆羽,对陆羽说:“你善于品茶,天下闻名,这里的扬子江南零水特别好,两好相遇,真是非常难得。”于是,令军士拿着水瓶乘船,到江中去取南零水。陆羽趁军士取水的时间,把各种品茶器具一一放置妥当。不一会水送到了,陆羽用木杓在水面一扬说:“这水倒是扬子江水,但不是南零的水,好像是临岸之水。”军士说:“我乘船深入南零,有许多人看见,不敢虚报。”陆羽一言不发,端起水瓶,倒去一半水,又用水杓舀起水来说道:“这才是南零水。”军士大惊,急忙认罪说:“我自南零取水回来,到岸边时由于船身晃荡,把水晃出了半瓶,害怕不够用,便用岸边之水加满,不想处士之鉴如此。” 水为茶之母,我国自古以来泡茶用水十分讲究,选择“活”“甘”“清”“轻”。茶圣陆羽的《茶经》曰:“其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泡茶用水,当属泉水为佳。在天然水中,泉水比较清爽,杂质少,透明度高,污染少,水质最好。溪水、江水与河水等常年流动之水,用来沏茶也并不逊色。井水属地下水,是否适宜泡茶,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井水,水质甘美,是泡茶好水。深层地下水有耐水层的保护,污染少,水质洁净,而浅层地下水易被地面污染,水质较差,所以深井比浅井好。城市里的井水,受污染多,多咸味,不宜泡茶;而农村井水,受污染少,水质好,适宜饮用。而今非昔比,不能一概而论之,现在“清泉之水何处寻,只叹古人一茶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