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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章培恒
早想为章培恒写篇“剪影”，一直不得其闲。最近偶尔翻书，读到他的专著《洪年谱》，为丰富的材料、翔实的考订，以及著者在前言中透露的独到见解所吸引。我觉得无论如何要去探索一下这位中年学者在学术领域中跋涉攀登的甘苦。终于在去年找得机会，与他作了几次长谈，从中得到不少启迪。
话题从《洪年谱》开始。在一间书籍盈室的简朴住房里，我们促膝而谈。章培恒语调平稳舒缓，使人感到亲切。他说，写《洪年谱》开始于一九五七年，当时目的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写作和分析能力，选择这个题目却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一九五四年，章培恒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系当了教师。第二年，一场波及全国的反胡风运动开始了。章培恒被作为“受胡风影响”而错误地开除了党籍。大凡一个人受到挫折以后，总会有那么一点灰心丧气。何况，这不是一般的挫折，而是政治生命的溘然窒息。有那么一段时候，他吃不下，睡不着，在校园里踽踽独步，感到前途茫茫。然而，一些熟知他的老师和同志并没有歧视他，及时向他伸出友谊、支持的手。他没有沉沦。他被调到校图书馆当了一名职员。这期间，他埋头苦干、发愤读书。一年多后，他又调回中文系执教。开始，章培恒对自己能否胜任教职还有些犹豫。一位德高望重、对文学史研究有素的老教授对他说：“挫折和逆境是砥砺人成器的母亲，我们信任你。”章培恒受到鼓舞。决心以事业上的加倍进击来回答组织和师友的关怀。
不久，章培恒当上了蒋天枢老教授的助教，研究古典文学。蒋先生素以治学谨严、学问扎实而闻名。他要求于章培恒的，不是首先钻研古典文学作品，而是扎实地打下经学、史学及语言文字的基础，学会熟练而准确地掌握并运用资料。在钻研文学史的过程中，章培恒接触到较多清代的史料、文集，其中有不少关于戏曲家洪的资料。一个问题引起他的注意，那就是“南洪北孔”，是清代康熙年间剧坛上的两位大家。洪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在当时为“勾栏争唱”，轰动一时，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名著。可是，长期以来，似乎有点“厚孔薄洪”，孔尚任的专集、年谱早就编撰成书，而对洪生平作全面研究的专著则不多见。如果将散见于各书的有关洪的史料搜集起来，研究他的生平和思想，不仅可以填补“南洪”的空白，有助于正确评价洪的代表作《长生殿》，而且也可弄清与洪有关的其他文史问题。章培恒认为，这是符合蒋先生素日强调的重视资料工作的指导要求的。他决意写一本《洪年谱》。
然而，有关洪的生平资料如此之少，这方面的单篇论文也是寥若晨星，他必须化大力气去发现、去收集。听说洪在杭州生活过，章培恒利用暑假专程前去翻阅有关史料，发现了洪的佚著、佚文，掌握了不少新的资料。洪有三本诗集，其中《稗畦集》和《稗畦续集》在南京图书馆藏有抄本和刻本，章培恒知道后就赶去阅读、摘抄。洪二十九岁时编的一本诗集《啸月楼集》，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为天下孤本，其中许多诗是国内出版的洪集子中所没有的。章培恒听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有此书的全部照片，就不远千里，自费赶到北京借阅。化了两周的时间逐字逐句的摘抄，获得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这一时期，章培恒翻阅了四百多种书籍，在大量卷帙浩繁的书籍中沙里淘金，寻取与洪有关的各种史料，多方收集洪自己的创作(包括诗、词、文，曲和剧作)，以及与洪有交游的师友亲朋的诗、文、词赋、杂记，了解和剖析了前人、近人对洪的评价，反复分析研究，经过五年缜密的考订和论证，基本弄清了洪的“里居氏族”、“生平遭际之盛衰”，以及他的“性情之所见”。一九六二年，《洪年谱》的初稿写出来了。经过修订补充，本来可以在一九六五年前后出版。不料一场动乱的到来，使这本专著整整推迟了十四年，直到一九七九年方得出版。
十年动乱初期，章培恒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业务“尖子”，在复旦园首当其冲，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是，这没有动摇他献身事业的决心和信心。七十年代初，他刚恢复教学工作，就一头埋进书堆，日夜攻读。四害覆灭，大地重光。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从来没有这样舒畅过。他积极参加《辞海》修订本的编撰定稿工作，是其中古典文学部分的分科主编之一。他热情地指导学生，对于课后来向他请教的青年，一概热情接待，从无半点不悦。一九七九年春天，就在他的专著《洪年谱》问世的同时，组织上为他进行平反，并恢复了他的党籍。当他捧着二十多年的党费一并交给党组织的时候，心头涌起了万般滋味。逆境，固然是一种考验；走出逆境，何尝不是更大的考验。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人生的长途上，怎能希求一帆风顺，不受一点挫折呢？
二十几年来，作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探索者、研究者，他的观点始终没有变。究竟怎样看待中国古典文学遗产？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对此，他有自己的见解。这些年来，风云变幻，他由青年而步入中年，观点也更臻于成熟。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学，现在往往强调它的光辉灿烂和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的巨大的积极意义，很少谈及其不足；有些论文在论述鲁迅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也将他的观点说得和现在某些流行的意见差不多。章培恒感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去年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时，他写了一篇论文《试论鲁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观点》，申述了他的看法：鲁迅后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评价并不比前期为高。而是后期的批判较之前期更为尖锐。鲁迅对于自己在一九二五年提出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他在后期不但未修正，而且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章培恒认为，这一见解是值得重视的。他说：“资产阶级文化较之封建阶级文化是一种进步；无产阶级从前者所‘择取’的，当然比从后者‘择取’的为多。鲁迅要青少年少看或不看中国书，而多看外国书，正是出于这样的观点。”
这种对文学遗产的态度与今天某些流行的看法显然有所不同。为什么产生这一想法的呢？我要求章培恒进一步阐述。他说，一九五五年有过类似的看法，当时被扣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自己虽然年轻，也意识到这顶帽子的份量。以后看书中，就力求肯定中国古典文学的伟大，可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这一观点如何与具体作品挂钩，并一致起来。写作《洪年谱》的动机中，其实也包含了通过具体作家、作品来印证这一看法的想法。只是接触了大量材料后，更感到这一说法的不可靠。就以洪的《长生殿》来说吧，如果联系洪的生平和思想来探讨，《长生殿》的主要内容是写李、杨的爱情，这并没有什么反封建意识或民主思想，不应该肯定；其较有成就的部分是对封建政治的暴露和对人民痛苦的反映。但这类内容在作品中只占很小的比重。作者在剧本里的兴亡之感，则仅仅体现了跟清廷合作的汉族地主阶级分子与满族地主阶级的矛盾。章培恒又说，当然，这一看法还是可以讨论的。举此例无非说明，评价古典文学作品还是要通过具体材料分析，才有可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早想为章培恒写篇“剪影”，一直不得其闲。最近偶尔翻书，读到他的专著《洪
话题从《洪
一九五四年，章培恒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系当了教师。第二年，一场波及全国的反胡风运动开始了。章培恒被作为“受胡风影响”而错误地开除了党籍。大凡一个人受到挫折以后，总会有那么一点灰心丧气。何况，这不是一般的挫折，而是政治生命的溘然窒息。有那么一段时候，他吃不下，睡不着，在校园里踽踽独步，感到前途茫茫。然而，一些熟知他的老师和同志并没有歧视他，及时向他伸出友谊、支持的手。他没有沉沦。他被调到校图书馆当了一名职员。这期间，他埋头苦干、发愤读书。一年多后，他又调回中文系执教。开始，章培恒对自己能否胜任教职还有些犹豫。一位德高望重、对文学史研究有素的老教授对他说：“挫折和逆境是砥砺人成器的母亲，我们信任你。”章培恒受到鼓舞。决心以事业上的加倍进击来回答组织和师友的关怀。
不久，章培恒当上了蒋天枢老教授的助教，研究古典文学。蒋先生素以治学谨严、学问扎实而闻名。他要求于章培恒的，不是首先钻研古典文学作品，而是扎实地打下经学、史学及语言文字的基础，学会熟练而准确地掌握并运用资料。在钻研文学史的过程中，章培恒接触到较多清代的史料、文集，其中有不少关于戏曲家洪
然而，有关洪
这一时期，章培恒翻阅了四百多种书籍，在大量卷帙浩繁的书籍中沙里淘金，寻取与洪
十年动乱初期，章培恒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业务“尖子”，在复旦园首当其冲，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是，这没有动摇他献身事业的决心和信心。七十年代初，他刚恢复教学工作，就一头埋进书堆，日夜攻读。四害覆灭，大地重光。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从来没有这样舒畅过。他积极参加《辞海》修订本的编撰定稿工作，是其中古典文学部分的分科主编之一。他热情地指导学生，对于课后来向他请教的青年，一概热情接待，从无半点不悦。一九七九年春天，就在他的专著《洪
二十几年来，作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探索者、研究者，他的观点始终没有变。究竟怎样看待中国古典文学遗产？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对此，他有自己的见解。这些年来，风云变幻，他由青年而步入中年，观点也更臻于成熟。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学，现在往往强调它的光辉灿烂和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的巨大的积极意义，很少谈及其不足；有些论文在论述鲁迅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也将他的观点说得和现在某些流行的意见差不多。章培恒感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去年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时，他写了一篇论文《试论鲁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观点》，申述了他的看法：鲁迅后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评价并不比前期为高。而是后期的批判较之前期更为尖锐。鲁迅对于自己在一九二五年提出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他在后期不但未修正，而且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章培恒认为，这一见解是值得重视的。他说：“资产阶级文化较之封建阶级文化是一种进步；无产阶级从前者所‘择取’的，当然比从后者‘择取’的为多。鲁迅要青少年少看或不看中国书，而多看外国书，正是出于这样的观点。”
这种对文学遗产的态度与今天某些流行的看法显然有所不同。为什么产生这一想法的呢？我要求章培恒进一步阐述。他说，一九五五年有过类似的看法，当时被扣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自己虽然年轻，也意识到这顶帽子的份量。以后看书中，就力求肯定中国古典文学的伟大，可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这一观点如何与具体作品挂钩，并一致起来。写作《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