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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可国同志走了，走得那样从容，从容得就像他的性格一样，从不张扬。在他走后的第二天，他女儿在电话上告诉我，可国同志清早起来时，喝了一杯牛奶，而后静静地躺下，眼睛从此闭住，再也没有睁开，似乎他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构思着他的诗句。
我认识可国同志，是在1943年，那时我们同在湖北省郧西县中学上学，班上的同学，绝大多数是十二三岁的娃娃，唯有可国同志高人一头，坐在教室的最后面座位上，事后才知道，他本来已经上过一年初中了，因家境贫困被迫退学，在农村教了一年私塾，凑足学费后，才又回校，随我们班重上初一。初中毕业后，各奔东西，直到1950年，我参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55师163团当文化教员，竟在163团所在驻地陕西省镇巴县再次与在这个团当宣传干事的可国同志重逢。听丁守信同志讲，1947年，部队从豫西到郧西，守信同志每天提着石灰桶，在墙上刷“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全中国”等大幅标语，每日总有一个农村小伙子尾随在身后，时间久了，他觉得奇怪，便问这个小伙子：“你认识字吗?”小伙儿点点头，他又问：“你会写字吗?”小伙儿又点点头，丁守信同志就把刷子递给他，让他在墙上写，小伙儿接过刷子，在墙上一笔一划地写起来，写得还有模有样，真还不赖。丁守信同志说：“那你就参军当解放军吧!”小伙子高兴地点点头，左可国同志就这样参军了。因为他不仅会写一手好字，而且还会画画，会拉二胡，还会写诗，就被分配在163团宣传股工作。当时，163团办了一份《战士生活》报，可国同志负责撰稿、刻印，为了使小报版面美观，他在文章前后，加一些眉花尾花，受到战士们的好评。他读过私塾，教过私塾，语文功底比较厚实，写的文章和诗，遣词造句都很讲究，比较严格、精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写的“练兵歌”，就很精炼，诗中写道：练呀练/练呀练/火烧锤打比钢坚/早上练/晚上练/月亮下面打香线/凤里练/雨里练/冰天雪地汗不干/月月练/年年练/登山涉水快如箭/练智慧/练勇敢/练就一身破天胆/练呀练/练呀练/练成钢铁英雄汉/紧握枪/装好弹/保卫祖国万万年。(摘自《战士诗选》)读起来朗朗上口，很适合战士阅读。可国同志来自农村，对农民比较熟悉，对农业生活比较了解，他把农民感情、农业知识恰到好处地用在诗中，如他写的《战士情意比瓜甜》的诗中唱道：“六月太阳红又亮/树上的蝉儿把歌唱/爷爷摸摸大西瓜/望见哨兵在山岗/爷爷瞧着绿瓜秧/捋着胡子喜洋洋/叶儿大呀蔓儿长/瓜儿长得肥胖胖/选个大瓜肥又胖/指头一敲嘭嘭响/这个大瓜是沙瓤/送给同志先尝尝/爷爷抱瓜上山岗/边走路来边思量/过去种瓜瓜不长/如今西瓜甜又香/自从大军进了村/昼夜为咱守村庄/又浇水来又抬筐/战士情意深又长”。诗中把种西瓜的农民对解放军的一片深情，十分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读者面前，立刻浮现出一个老农民拥军的形象，十分可敬可爱。
部队从陕西移防到青海后，可国同志接触到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的山歌一“花儿”，他像蜂采蜜一样，从中汲取营养，把它注入到自己的诗中，使他的诗从“枪杆诗”跃入到另一种风格，诗中有了“花儿”的韵味。如1954年写的《青年人满心眼的笑啦》，诗中写道：“香喷喷的花儿开了/甜蜜蜜的果儿结了/不让野心子强盗摘了/亲爱的哥哥参军了/太阳出来满天红/家家感恩毛泽东/保国家人人有份/哥参军全家子光荣/葵花儿长在当院里/紧跟着太阳走哩/哥哥你新到部队里/虚心向老同志学哩/河里的水流不尽哩/山上的青松万年青哩/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哩/根连根骨肉儿的亲哩”。他虽然写的不是“花儿”，但诗里却有“花儿”的意境和韵味，具有地方特色，值得回味。
可国同志是位勤勉的诗人，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战士与祖国》等多个诗集，在青海诗坛小有名气。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一起工作，到以后他转业到青海省文联工作，无论在办公室见到他，或是在他家中见到他，他总是坐在或蹲在凳子上，左手拿烟，右手拿笔，面前摊开一叠稿纸，烟灰缸中总是堆起满满的烟蒂，紧锁双眉，全力投入诗的构思中去，这时，即使有客人走到他身前，他也没有察觉到来人了，他抬眼望望客人，又埋头诗的意境中去了。如果你是一个不熟悉他性格的人，一定以为他很孤傲、怪僻，甚至是目中无人的人，但是当他从诗的意境中走出来时，他会很惊讶地从凳子上跳起来，眯着笑眼望着你，高兴地连连说：“你怎么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或者挠着头，搓着手，在房子中来回地踱步，像一个天真孩子一样高兴。他是一个实在、谦和的人。他一生不图虚名，不逐利禄，在部队时，他担任过宣传股长，转业到地方，他担任过文艺刊物的编辑，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青海分会会员，还担任过中国民研会青海分会副主席，应该说，他还可以有更高的一官半职，许多比他参加工作晚、成就没有他大的人，官位都比他高，而可国同志从不计较，他一心埋头于工作和写诗，在他做《青海湖》诗歌编辑时，曾精心加工、修改一些业余作者的诗稿，发表在《青海湖》刊物上。对我来讲，可国同志是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1953年，我同他同在163团宣传股工作，他写诗，但我不写诗，他就鼓励我写诗，我写好后，他就斟字酌句地改，这首诗以我们两个人的署名，在西北军区《人民战士》刊物上发表。1972年，我在大庆油田支工，随指挥部领导到陇东、陕北巡视工作，途中写了一组“陇东情”的诗，寄给《青海湖》，时隔数月，我收到时任《青海湖》诗歌编辑的可国同志的信和退稿，可国同志在信中不无遗憾地说：“诗稿本已编好待发，后因稿挤，一拖再拖，唯恐误你给其他诗刊送稿，所以现退还给你”。我打开诗稿一看，可国同志用红笔对一些字、词、句作了精心加工、删改，比我的原稿精炼了、准确了，使我受到启发。1999年，可国同志离休在家，但仍不忘写诗，继续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诗作。一日，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和几本我从未见过的《驼影》刊物，他在信中除介绍了分别四十多年的战友郭忠国同志的近况，还特地要我为《驼影》写稿，信中写道：“《驼影》是油田的一个老年刊物，我们是离退休的老人，应当为它做一点贡献，你在中印边界作过战，在中蒙边境施过工，走沙漠，穿戈壁，踏雪山，过草地，几十年风雨历程的戎马生涯和你在大庆油田的生活，可写点散文、诗歌，寄给《驼影》!”之后，我就给《驼影》送过几篇稿，承编辑的厚爱，登过几篇，应该说，可国、忠国同志是我与《驼影》的牵线人，我向他们二位和编辑们表示谢意!
追念可国同志，就想起他的老伴蒋惠芳。那是1954年，可国同志是营级干部，按规定，可以带随军家属。一天，听说可国同志从老家湖北省郧西县回来了，并把爱人也带来了。我到他住地看望他，一进门，把我惊得目瞪口呆，他带来的爱人，竟然是我初中时的同学蒋惠芳。我在郧西中学上初一时，因我年龄小，个头矮些，按个头大小，最小的学生与同班的女同学坐在前排，恰好我与蒋惠芳同桌。当时，可国同志是甲班，我与蒋惠芳是乙班，因为同是一个年级，彼此都认识，谁知日后他们二人竞结为夫妻，而又在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青海相遇，真是巧极了。可国同志去世后，我和几个战友到他家中去吊唁，惠芳同志身体也已十分虚弱，我在她的床前安慰她，望她节哀保重，她还同我说了许多可国同志生前的事。谁知在可国同志去世不到百天，蒋惠芳的女儿电话告诉我，她妈妈又突然病逝，我惊诧不已，难道她真的相随而去，为可国同志作伴去了!可国同志不会寂寞，他还有诗作在世，应该说是一个幸运的诗人了。
我认识可国同志，是在1943年，那时我们同在湖北省郧西县中学上学，班上的同学，绝大多数是十二三岁的娃娃，唯有可国同志高人一头，坐在教室的最后面座位上，事后才知道，他本来已经上过一年初中了，因家境贫困被迫退学，在农村教了一年私塾，凑足学费后，才又回校，随我们班重上初一。初中毕业后，各奔东西，直到1950年，我参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55师163团当文化教员，竟在163团所在驻地陕西省镇巴县再次与在这个团当宣传干事的可国同志重逢。听丁守信同志讲，1947年，部队从豫西到郧西，守信同志每天提着石灰桶，在墙上刷“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全中国”等大幅标语，每日总有一个农村小伙子尾随在身后，时间久了，他觉得奇怪，便问这个小伙子：“你认识字吗?”小伙儿点点头，他又问：“你会写字吗?”小伙儿又点点头，丁守信同志就把刷子递给他，让他在墙上写，小伙儿接过刷子，在墙上一笔一划地写起来，写得还有模有样，真还不赖。丁守信同志说：“那你就参军当解放军吧!”小伙子高兴地点点头，左可国同志就这样参军了。因为他不仅会写一手好字，而且还会画画，会拉二胡，还会写诗，就被分配在163团宣传股工作。当时，163团办了一份《战士生活》报，可国同志负责撰稿、刻印，为了使小报版面美观，他在文章前后，加一些眉花尾花，受到战士们的好评。他读过私塾，教过私塾，语文功底比较厚实，写的文章和诗，遣词造句都很讲究，比较严格、精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写的“练兵歌”，就很精炼，诗中写道：练呀练/练呀练/火烧锤打比钢坚/早上练/晚上练/月亮下面打香线/凤里练/雨里练/冰天雪地汗不干/月月练/年年练/登山涉水快如箭/练智慧/练勇敢/练就一身破天胆/练呀练/练呀练/练成钢铁英雄汉/紧握枪/装好弹/保卫祖国万万年。(摘自《战士诗选》)读起来朗朗上口，很适合战士阅读。可国同志来自农村，对农民比较熟悉，对农业生活比较了解，他把农民感情、农业知识恰到好处地用在诗中，如他写的《战士情意比瓜甜》的诗中唱道：“六月太阳红又亮/树上的蝉儿把歌唱/爷爷摸摸大西瓜/望见哨兵在山岗/爷爷瞧着绿瓜秧/捋着胡子喜洋洋/叶儿大呀蔓儿长/瓜儿长得肥胖胖/选个大瓜肥又胖/指头一敲嘭嘭响/这个大瓜是沙瓤/送给同志先尝尝/爷爷抱瓜上山岗/边走路来边思量/过去种瓜瓜不长/如今西瓜甜又香/自从大军进了村/昼夜为咱守村庄/又浇水来又抬筐/战士情意深又长”。诗中把种西瓜的农民对解放军的一片深情，十分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读者面前，立刻浮现出一个老农民拥军的形象，十分可敬可爱。
部队从陕西移防到青海后，可国同志接触到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的山歌一“花儿”，他像蜂采蜜一样，从中汲取营养，把它注入到自己的诗中，使他的诗从“枪杆诗”跃入到另一种风格，诗中有了“花儿”的韵味。如1954年写的《青年人满心眼的笑啦》，诗中写道：“香喷喷的花儿开了/甜蜜蜜的果儿结了/不让野心子强盗摘了/亲爱的哥哥参军了/太阳出来满天红/家家感恩毛泽东/保国家人人有份/哥参军全家子光荣/葵花儿长在当院里/紧跟着太阳走哩/哥哥你新到部队里/虚心向老同志学哩/河里的水流不尽哩/山上的青松万年青哩/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哩/根连根骨肉儿的亲哩”。他虽然写的不是“花儿”，但诗里却有“花儿”的意境和韵味，具有地方特色，值得回味。
可国同志是位勤勉的诗人，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战士与祖国》等多个诗集，在青海诗坛小有名气。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一起工作，到以后他转业到青海省文联工作，无论在办公室见到他，或是在他家中见到他，他总是坐在或蹲在凳子上，左手拿烟，右手拿笔，面前摊开一叠稿纸，烟灰缸中总是堆起满满的烟蒂，紧锁双眉，全力投入诗的构思中去，这时，即使有客人走到他身前，他也没有察觉到来人了，他抬眼望望客人，又埋头诗的意境中去了。如果你是一个不熟悉他性格的人，一定以为他很孤傲、怪僻，甚至是目中无人的人，但是当他从诗的意境中走出来时，他会很惊讶地从凳子上跳起来，眯着笑眼望着你，高兴地连连说：“你怎么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或者挠着头，搓着手，在房子中来回地踱步，像一个天真孩子一样高兴。他是一个实在、谦和的人。他一生不图虚名，不逐利禄，在部队时，他担任过宣传股长，转业到地方，他担任过文艺刊物的编辑，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青海分会会员，还担任过中国民研会青海分会副主席，应该说，他还可以有更高的一官半职，许多比他参加工作晚、成就没有他大的人，官位都比他高，而可国同志从不计较，他一心埋头于工作和写诗，在他做《青海湖》诗歌编辑时，曾精心加工、修改一些业余作者的诗稿，发表在《青海湖》刊物上。对我来讲，可国同志是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1953年，我同他同在163团宣传股工作，他写诗，但我不写诗，他就鼓励我写诗，我写好后，他就斟字酌句地改，这首诗以我们两个人的署名，在西北军区《人民战士》刊物上发表。1972年，我在大庆油田支工，随指挥部领导到陇东、陕北巡视工作，途中写了一组“陇东情”的诗，寄给《青海湖》，时隔数月，我收到时任《青海湖》诗歌编辑的可国同志的信和退稿，可国同志在信中不无遗憾地说：“诗稿本已编好待发，后因稿挤，一拖再拖，唯恐误你给其他诗刊送稿，所以现退还给你”。我打开诗稿一看，可国同志用红笔对一些字、词、句作了精心加工、删改，比我的原稿精炼了、准确了，使我受到启发。1999年，可国同志离休在家，但仍不忘写诗，继续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诗作。一日，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和几本我从未见过的《驼影》刊物，他在信中除介绍了分别四十多年的战友郭忠国同志的近况，还特地要我为《驼影》写稿，信中写道：“《驼影》是油田的一个老年刊物，我们是离退休的老人，应当为它做一点贡献，你在中印边界作过战，在中蒙边境施过工，走沙漠，穿戈壁，踏雪山，过草地，几十年风雨历程的戎马生涯和你在大庆油田的生活，可写点散文、诗歌，寄给《驼影》!”之后，我就给《驼影》送过几篇稿，承编辑的厚爱，登过几篇，应该说，可国、忠国同志是我与《驼影》的牵线人，我向他们二位和编辑们表示谢意!
追念可国同志，就想起他的老伴蒋惠芳。那是1954年，可国同志是营级干部，按规定，可以带随军家属。一天，听说可国同志从老家湖北省郧西县回来了，并把爱人也带来了。我到他住地看望他，一进门，把我惊得目瞪口呆，他带来的爱人，竟然是我初中时的同学蒋惠芳。我在郧西中学上初一时，因我年龄小，个头矮些，按个头大小，最小的学生与同班的女同学坐在前排，恰好我与蒋惠芳同桌。当时，可国同志是甲班，我与蒋惠芳是乙班，因为同是一个年级，彼此都认识，谁知日后他们二人竞结为夫妻，而又在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青海相遇，真是巧极了。可国同志去世后，我和几个战友到他家中去吊唁，惠芳同志身体也已十分虚弱，我在她的床前安慰她，望她节哀保重，她还同我说了许多可国同志生前的事。谁知在可国同志去世不到百天，蒋惠芳的女儿电话告诉我，她妈妈又突然病逝，我惊诧不已，难道她真的相随而去，为可国同志作伴去了!可国同志不会寂寞，他还有诗作在世，应该说是一个幸运的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