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仍然铭记着这张照片——毛泽东头戴八角帽，头微微侧向左边，剑眉微皱，神态儒雅。这是毛泽东所有照片中发行量最大的一张。让世人最早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的撰写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正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也是第一个走近毛泽东的西方记者。照片中的红军帽现在仍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而《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燎原的星星之火，将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形象传遍了全世界。
　　80多年过去了，中國人民依然怀念埃德加·斯诺。正因为如斯诺和斯特朗、史沫特莱等一批外国记者来到中国陕北延安，他们不带意识形态偏见，以职业精神和道德操守，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忠实介绍给了世界，为增进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相互了解倾注心血。而今天的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

全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

　　1928年，23岁的斯诺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的他还只是一位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他的初衷是如此朴素，甚至简单到仅仅是为了旅游。可当这位热血青年真正踏上中国土地，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之后，才发现已置身于一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而又扑朔迷离的国度。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同时也看到了无数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却继续甘愿冒死加入红军，勇敢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
　　这些经历都引发了作为新闻记者斯诺的敏锐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斯诺把心里思考的整整80个问题都记录在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篇“探寻红色中国”里。要解答这些问题，斯诺觉得身边朋友提供的答案并不令人信服：“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惟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
　　早在1932年，斯诺就曾试图通过地下党去江西苏区访问，但未能成功;1934年，斯诺筹划赴苏区采访之际却遭遇第5次“围剿”，计划只好再一次搁浅;1936年5月，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又一次提出了自己进入苏区的请求，这一回，斯诺终于成行。怀着“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的心情，他在一个午夜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前往“红色中国”的火车。
　　斯诺的到来有助于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舆论封锁，因此他的访问受到了欢迎和重视，同时还获得了周恩来“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的承诺。1936年7月13日，斯诺、马海德两人秘密抵达保安，受到红军的热烈欢迎和接待。红军给他们每人配发了一匹马、一支步枪、一套崭新的军服和一顶红军红星八角帽。为便于采访，斯诺的住处被安排在离毛泽东所住窑洞不远的山脚下。
　　7月15日，斯诺接到通知，毛泽东主席将要正式接见他们。当斯诺等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毛泽东住的院子时，毛泽东已经在门口微笑着迎接他们了。毛泽东用有力的大手握住斯诺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斯诺观察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住的窑洞实在是太狭小了。但就是在这简朴的窑洞里，毛泽东和斯诺进行了数十次彻夜漫谈。
　　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可以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毛泽东的谈话，开宗明义、简洁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斯诺的心。在接下来的数天里，两人的话题深入而广泛，包括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统一战线问题、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和武装民众问题、内政问题、中共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包括自己个人的问题等。因为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谈话常常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才结束。
　　在对毛泽东等人进行了深入访问之后，斯诺又遵照毛泽东“到前线去看看”的意见到前线生活了一个月。在苏区期间，他不仅对红军战士坚定的革命信念、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乐观主义精神有了切身感受，斯诺还见证了苏区的蓬勃发展：“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1936年10月，斯诺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苏区。回到北平住所后，他便开始在一些英美报刊发表系列新闻通讯报道，客观公正地报道自己在中共革命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早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前，斯诺于1936年11月就用英文发表了第一篇他在延安采访的报道，首次向世界展示了毛泽东的戎装照片。正如海伦·斯诺所言，“在斯诺的报道发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苏联人根本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更不用说西方了。”

斯诺眼中的毛泽东

　　作为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斯诺在书中这样描述：“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
　　在斯诺的笔下，这位苏维埃掌权人毛泽东的身上竟也露出了孩子般的好奇和欢快。“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斯诺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质朴的作风、诙谐的谈吐、渊博的学识、宽大的胸怀和对中国及世界的未来洞见，令斯诺着迷、折服。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认真求实的精神，也让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深深感动。
　　在此后的30多年间，斯诺多次访问中国，数十年如一日地以其风格独特的报道、著作和讲演，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感慨地对斯诺说：“我从没有骗过你，你也从没有骗过我。”他们两人这种相互信任的友情保持终生。

更丰富的中国共产党员形象

　　美國著名学者费正清在为斯诺另一部《红色中国杂记》写序言时这样说过：“（《西行漫记》）一书出版的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部书引人入胜……此书对那些处于劣势、侠盗式地活动在穷乡僻壤之中，神秘而又可爱的人们，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富有人情味的描写。”
　　到达陕北后，斯诺见到的第一个中共高级领导人是周恩来。很短时间的接触，周恩来给了斯诺这样的印象：“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此后，斯诺又见到了毛泽东、彭德怀、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等人，与他们进行了十分深入的交谈。此外，为获得第一手资料，斯诺从保安（当时的临时“红都”）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是和国民党部队作战的前沿阵地了。最后冒着炮火，他又折返保安，获得了大量、丰富、新鲜的采访及实地考察资料。
　　这次“西行之旅”让斯诺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斗志昂扬的中国人。他看到了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他们“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有着“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精神”。他听到了义愤填膺的红军战士激动的演讲：“为什么我们中国军队不打仗救中国？是因为他们不愿打吗？不是！……每个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但是中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卖国政论而不能打仗。但是如果我们红军领导他们，人民就会打仗……”
　　斯诺还遇到了一个红军指挥员李长林，他在书中这样描写：“他还是个年轻人，大约三十一二岁，但是随着他慢慢地讲开了他的经历，你可能以为他死去活来已有十多次了。我在他身上开始发现一种后来我在这样奇怪地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1936年6月至10月，埃德加·斯诺在陕甘宁边区深入红军战士和百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4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正如斯诺在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中写道：“……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一年后，它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考虑到要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如今，这本书被翻译成了德、法、俄、日等20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发行。

　　《西行漫记》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有关资料记载，加拿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大夫，以及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等，都曾阅读过《西行漫记》，并从中受到鼓舞。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在为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写作序言时，曾描述：“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书中介绍了人们闻所未闻的、或者只是隐隐约约有点儿感觉的情况。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
　　“《红星照耀中国》有几十种语言，近百种版本。一直到今天，各国还在重印《红星照耀中国》，说明各国人民还把这本书作为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的一本经典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能在世界风行，主要在于其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斯诺用记者的目光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这样评价。
　　（资料来源：《红星照耀中国》、人民网、人民政协报、新华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