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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钟扬生前常说的这句话，也成为他戛然而止的53岁生命的一个注脚。植物学家、科普达人、援藏干部、教育专家……在生命的高度和广度上，钟扬用有限的生命探索出了无限的可能。
注定成为老师
1979年，15岁的钟扬从湖北黄冈中学考入中科大少年班。1984年从无线电专业毕业后，钟扬进入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天资聪颖的他很快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界的青年领军人物，而成绩背后，有他超乎常人的勤奋。
作为一个植物学门外汉，钟扬拿着植物志和检索表，一种一种植物认，还用业余时间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课程。短短几年时间，他说的植物名全是拉丁语，比受过很多正规分类学教育的人还正规。在植物所工作的15年间，钟扬不断把数量分类学、生物信息学等国际最新的科研方法引入中国，对中国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武汉植物所，钟扬的实验室曾是年轻人聚集地，无线电专业出身的他当时负责所里唯一的计算机，常把国外最前沿的科研文章找来和大家分享。20世纪90年代初，钟扬夫妇先后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时连海关都难以相信，别人带彩电冰箱，他们却把攒下的生活费买了计算机设备捐给单位。
“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不怕失败；像牛一样的勤劳，坚持不懈。”这是钟扬自己定义的“新四不像”精神。
2000年5月，钟扬从武汉植物所副所长的职位离开，选择到复旦大学任教。那年5月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钟扬毫无怨言接受煤气、热水器都没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
对钟扬的选择，妻子张晓艳全力支持。“他一直有教师梦，常开玩笑说，自己在妈妈肚子里就注定要成为老师，因为出生前一小时，他妈妈还在给学生上课。那晚回家他很激动，觉得自己这个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钟扬曾说：“培养学生就像我们采集种子，每一颗种子都很宝贵，你不能因为他外表看上去不好看就不要，说不定这种子以后能长得很好。”在复旦任教17年，钟扬培养了80多位研究生，他把每个学生都当作一颗充满希望的种子。“这么多人，像他这样认真的人，对每个学生都付出非常多精力。他任何一件事都非常负责任。”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在追思会上回忆感慨。
和西藏的缘分
“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画栋雕梁；唯有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这是钟扬很喜欢的一首藏族民谚。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第六批援藏干部。随后，又成为第七批、第八批援藏干部。
最初来到西藏，科学家钟扬只是单纯对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产生兴趣，“但在科研过程中，他发现西藏人才太缺少，这么丰富的研究资源，没有人研究。”钟扬的生前好友、西藏大学研究生处原处长欧珠罗布说。
2009年，在被聘为西藏大学长江学者的聘任仪式上，钟扬当着全场400多位师生，说了一句拍胸脯的话：“西藏大学的博士生学位点，如果拿不下来，我绝不离开西藏大学。”
事实证明，钟扬言出必行。他想了很多办法，切实提高了西藏大学的科研能力和多学科之间的联动，在西藏大学生态学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报批下来后，为优化招生，他还鼓励自己在复旦大学的生源到藏大报考他的研究生。援藏16年，钟扬培养了六名博士、八名硕士，并帮助藏大申请到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建立了植物学研究“地方队”。
在钟揚眼里，藏族学生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人达不到的。因为藏族学生，无论在哪里学习、深造，大多数都将回到西藏。他们必将成为科学研究中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
德吉是在钟扬的感召下决心报考博士的，见到钟老师时，她初为人母，在藏区女孩子里已算是高学历。钟扬问她想不想继续考博士，她当场就愣住了，在此之前，她从未动过这个念头。钟老师几句点拨激发起德吉继续学术深造的渴望，现在她已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成为西藏大学理学院的副教授。因钟老师对采样工作的重视，她在科研之余也自己去采样，拉萨、林芝、昌都、山南、日喀则……
钟扬也喜欢穿藏袍，戴上藏帽，脸在高原上晒得发黑发红，身材高大的他很像一个真正的藏民。钟扬很喜欢听藏族学生讲藏区的习俗典故，他甚至让小儿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
对于自己的家庭，钟扬常说他是愧疚的。早在孩子出生前，钟扬就想好名字：一个叫“云杉”，一个叫“云实”，一个裸子植物，一个被子植物。他曾说过，如果用植物给孩子命名能够蔚然成风，这将给分类学在社会上带来大影响。为此，复旦学生当年还在学校论坛贴出告示：“钟扬教授和张晓艳博士的遗传学实验取得巨大成功。结果为两新种：钟云杉、钟云实。”
送给未来的礼物
在上海浦东临港南汇东滩一片十多亩的湿地上，精心培植的红树苗长势良好。潮起潮落间，它们的呼吸涵养着这片海域。这片红树，最早一批是十多年前种下的，最高的树苗已有两米多。
“这些小苗至少要50年后才能长大，长成红树林则需要上百年甚至更久。这是为50年后的上海准备的礼物，也是为我们的子孙准备的礼物。”两年前的冬天，钟扬曾在此欣然受访，介绍他的“红树林之梦”。
红树林是陆地过渡到海洋的特殊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向海洋生态系统过渡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素有“海岸卫士”之称。屹立东海之滨，上海却很少被描述为“美丽的海滨城市”。钟扬认为，没有美丽的沙滩和茂密的树林，缺少植被覆盖，上海的海滩显得“光秃秃”。由于上海纬度高，栽种红树实为科学难题。 20世纪90年代，钟扬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时，他就发现上海历史上有过红树。“20万年前的红树化石说明，红树也许能在上海扎根。既然没人尝试过，怎么知道在上海种不活呢？创新就是捅破窗户纸的勇气，我愿做第一个捅窗户纸的人。”
自2005年起，钟扬开始向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申报在上海种植红树林的课题，共申报三次，直到2007年终于获批。随后，钟扬带领课题组从珠海等地购买植物实生苗1.2万株，植于上海临港新城，但第一批红树种下不久就遭遇“天灾”——2008年年初，罕见的强降雪及冰冻灾害席卷南方。钟扬没有放弃，他带领课题组通过引种试验、低温驯化、抗寒性研究，及对比不同红树植物的抗寒力，对各种树种进行耐寒筛选。
第二、第三年，奇迹发生了，不仅新种的红树全部存活，令人欣喜的是，有些叶子都掉光的貌似已死的红树竟“复活”了，虽只剩下光秃秃的杆子，但根却在吸收养分，继续生长。
在上海种植红树林的另一大困难在于盐度。钟扬带着团队从海里引水，使红树林的幼苗能吸收到适量盐分。久而久之，小红树为了生长开始不断适应周围环境，最后终于“入乡随俗”。“在种植红树之前，这块地是干的，盐碱都往外泛。”钟扬说，“有了红树，蝌蚪、田螺都出现了，生物明显多了起来。”
钟扬带领团队引种红树，希望美丽的红树林能成为上海未来新的生态名片。他更希望，以红树种植为契机，宣传和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
科普达人
“生命诞生以来，从原核到真核，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海洋到陆地，简单与复杂并存，繁盛与灭绝交替，走向了一篇篇跌宕起伏的演化乐章，其间洋溢着生命诞生与繁盛的欢颂，伴随着物种灭绝与衰落的悲怆。”
这是钟扬为2016年刚刚竣工的上海市自然博物馆参与写作的500多块图文展板之一。忙碌的科研教学之余，钟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大众科普教育事业，先后参与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建，并承担了科技馆英文图文翻译和自博馆近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他还先后出版了《基因计算》等科普著作三部、《大流感》等科普译著六部，录制了“植物家族历险记”“种子方舟”等科普教育节目。
从2001年起开始和上海科技馆合作，钟扬使用过很多身份，有时是评审专家、科学顾问，有时是科普活动主讲人、标本捐赠人，有时甚至是供应商。他会时不时出现在科技馆或者自然博物馆的各个角落，每一次，都带着特定的任务过来。
对中小学生来说，钟扬可以称作“科学队长”了。他连续7年多次为全国中小学生义务进行形式多样的科普，任学校科学顾问。他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自己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他给孩子们录制科普音频节目，就因自己的普通话不够完美，一条十分钟的音频，他较真地前后录了四五个小时。钟扬说：“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关于科普教育，钟扬曾分享过自己的解读。“第一，科普一定要姓‘科’，科学素养要高。第二，科普的载体属于文学范畴，文学素养也要高。做人要直，但写诗要‘曲’。天上管写作的叫‘文曲星’，不叫‘文直星’。”
自博馆建设期间，需要寻找一个能够承担全馆图文写作的团队，这个项目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周期长，受邀者基本都婉拒了。找到钟扬时，他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自博馆图文内容涵盖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创作过程漫长而痛苦，一天通常只能讨论十几块内容，整个博物馆近500块知识图文，几乎处处都有钟扬的辛勤付出。
采集也播撒种子
“世界屋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对全世界的生物学家都充满吸引力，但艰苦的条件和难以到达的地域特征也让这块宝地的科研长期处在一个相对滞后的状态。
在西藏前后耕耘探索的16年中，钟扬意识到，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一直未获足够重视，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为国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这不仅是应对当下科研工作的需要，也是这一代生物学家留给未来的一份礼物。16年里，他带着学生走遍藏北高原和藏南谷地，多次深入阿里无人区和雅鲁藏布江流域，收集了一千余个物种，四千多个标本，四千多万颗种子，占到西藏物种总数的五分之一。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在高原多年，17种高原反应，钟扬一个不落地全部出现过，但他从来不说，永远是“我没事”，然后把氧气袋让给比他更年轻的学生。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
“作为植物学家，我们經常在讲，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这是钟扬一次演讲的开篇，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是这一理想的践行者，收集植物种子，也播撒人才的种子。
今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开设的现代生物科学导论课的期末考试试卷上出现了这样一道题：“请结合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和你本人对钟扬教授先进事迹的学习，谈谈钟扬教授在青藏高原执着于此项事业的生物学意义。”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亚军和院里所有的老师一致决定在今年这门课的最后一节上播放钟扬的微电影《播种未来》，并在学期末的考试中加上这道题。他知道，这些学生本身，也是钟扬执着的事业之一。
钟扬去世后，他的学生们才深刻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是老师采集并留存下来的种子。扎西次仁说，他把完成老师遗愿作为自己退休前必须完成的计划：“我们和钟老师有一个关于全球气候变化与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研计划，为了这个目标，我要一直干到退休，把西藏的种子库完善。青藏高原整个高原面上的植物，我想把它弄全了。”已是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的拉琼承担起了兴建生物学实验室、继续教学与科研的重担，他的师妹、钟扬老师的另一位博士生德吉老师也加入了这个队伍。钟扬曾说：“100年以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我们的种子还在，它会告诉我们后代今天有关生命的故事。”
注定成为老师
1979年，15岁的钟扬从湖北黄冈中学考入中科大少年班。1984年从无线电专业毕业后，钟扬进入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天资聪颖的他很快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界的青年领军人物，而成绩背后，有他超乎常人的勤奋。
作为一个植物学门外汉，钟扬拿着植物志和检索表，一种一种植物认，还用业余时间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课程。短短几年时间，他说的植物名全是拉丁语，比受过很多正规分类学教育的人还正规。在植物所工作的15年间，钟扬不断把数量分类学、生物信息学等国际最新的科研方法引入中国，对中国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武汉植物所，钟扬的实验室曾是年轻人聚集地，无线电专业出身的他当时负责所里唯一的计算机，常把国外最前沿的科研文章找来和大家分享。20世纪90年代初，钟扬夫妇先后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时连海关都难以相信，别人带彩电冰箱，他们却把攒下的生活费买了计算机设备捐给单位。
“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不怕失败；像牛一样的勤劳，坚持不懈。”这是钟扬自己定义的“新四不像”精神。
2000年5月，钟扬从武汉植物所副所长的职位离开，选择到复旦大学任教。那年5月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钟扬毫无怨言接受煤气、热水器都没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
对钟扬的选择，妻子张晓艳全力支持。“他一直有教师梦，常开玩笑说，自己在妈妈肚子里就注定要成为老师，因为出生前一小时，他妈妈还在给学生上课。那晚回家他很激动，觉得自己这个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钟扬曾说：“培养学生就像我们采集种子，每一颗种子都很宝贵，你不能因为他外表看上去不好看就不要，说不定这种子以后能长得很好。”在复旦任教17年，钟扬培养了80多位研究生，他把每个学生都当作一颗充满希望的种子。“这么多人，像他这样认真的人，对每个学生都付出非常多精力。他任何一件事都非常负责任。”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在追思会上回忆感慨。
和西藏的缘分
“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画栋雕梁；唯有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这是钟扬很喜欢的一首藏族民谚。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第六批援藏干部。随后，又成为第七批、第八批援藏干部。
最初来到西藏，科学家钟扬只是单纯对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产生兴趣，“但在科研过程中，他发现西藏人才太缺少，这么丰富的研究资源，没有人研究。”钟扬的生前好友、西藏大学研究生处原处长欧珠罗布说。
2009年，在被聘为西藏大学长江学者的聘任仪式上，钟扬当着全场400多位师生，说了一句拍胸脯的话：“西藏大学的博士生学位点，如果拿不下来，我绝不离开西藏大学。”
事实证明，钟扬言出必行。他想了很多办法，切实提高了西藏大学的科研能力和多学科之间的联动，在西藏大学生态学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报批下来后，为优化招生，他还鼓励自己在复旦大学的生源到藏大报考他的研究生。援藏16年，钟扬培养了六名博士、八名硕士，并帮助藏大申请到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建立了植物学研究“地方队”。
在钟揚眼里，藏族学生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人达不到的。因为藏族学生，无论在哪里学习、深造，大多数都将回到西藏。他们必将成为科学研究中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
德吉是在钟扬的感召下决心报考博士的，见到钟老师时，她初为人母，在藏区女孩子里已算是高学历。钟扬问她想不想继续考博士，她当场就愣住了，在此之前，她从未动过这个念头。钟老师几句点拨激发起德吉继续学术深造的渴望，现在她已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成为西藏大学理学院的副教授。因钟老师对采样工作的重视，她在科研之余也自己去采样，拉萨、林芝、昌都、山南、日喀则……
钟扬也喜欢穿藏袍，戴上藏帽，脸在高原上晒得发黑发红，身材高大的他很像一个真正的藏民。钟扬很喜欢听藏族学生讲藏区的习俗典故，他甚至让小儿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
对于自己的家庭，钟扬常说他是愧疚的。早在孩子出生前，钟扬就想好名字：一个叫“云杉”，一个叫“云实”，一个裸子植物，一个被子植物。他曾说过，如果用植物给孩子命名能够蔚然成风，这将给分类学在社会上带来大影响。为此，复旦学生当年还在学校论坛贴出告示：“钟扬教授和张晓艳博士的遗传学实验取得巨大成功。结果为两新种：钟云杉、钟云实。”
送给未来的礼物
在上海浦东临港南汇东滩一片十多亩的湿地上，精心培植的红树苗长势良好。潮起潮落间，它们的呼吸涵养着这片海域。这片红树，最早一批是十多年前种下的，最高的树苗已有两米多。
“这些小苗至少要50年后才能长大，长成红树林则需要上百年甚至更久。这是为50年后的上海准备的礼物，也是为我们的子孙准备的礼物。”两年前的冬天，钟扬曾在此欣然受访，介绍他的“红树林之梦”。
红树林是陆地过渡到海洋的特殊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向海洋生态系统过渡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素有“海岸卫士”之称。屹立东海之滨，上海却很少被描述为“美丽的海滨城市”。钟扬认为，没有美丽的沙滩和茂密的树林，缺少植被覆盖，上海的海滩显得“光秃秃”。由于上海纬度高，栽种红树实为科学难题。 20世纪90年代，钟扬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时，他就发现上海历史上有过红树。“20万年前的红树化石说明，红树也许能在上海扎根。既然没人尝试过，怎么知道在上海种不活呢？创新就是捅破窗户纸的勇气，我愿做第一个捅窗户纸的人。”
自2005年起，钟扬开始向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申报在上海种植红树林的课题，共申报三次，直到2007年终于获批。随后，钟扬带领课题组从珠海等地购买植物实生苗1.2万株，植于上海临港新城，但第一批红树种下不久就遭遇“天灾”——2008年年初，罕见的强降雪及冰冻灾害席卷南方。钟扬没有放弃，他带领课题组通过引种试验、低温驯化、抗寒性研究，及对比不同红树植物的抗寒力，对各种树种进行耐寒筛选。
第二、第三年，奇迹发生了，不仅新种的红树全部存活，令人欣喜的是，有些叶子都掉光的貌似已死的红树竟“复活”了，虽只剩下光秃秃的杆子，但根却在吸收养分，继续生长。
在上海种植红树林的另一大困难在于盐度。钟扬带着团队从海里引水，使红树林的幼苗能吸收到适量盐分。久而久之，小红树为了生长开始不断适应周围环境，最后终于“入乡随俗”。“在种植红树之前，这块地是干的，盐碱都往外泛。”钟扬说，“有了红树，蝌蚪、田螺都出现了，生物明显多了起来。”
钟扬带领团队引种红树，希望美丽的红树林能成为上海未来新的生态名片。他更希望，以红树种植为契机，宣传和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
科普达人
“生命诞生以来，从原核到真核，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海洋到陆地，简单与复杂并存，繁盛与灭绝交替，走向了一篇篇跌宕起伏的演化乐章，其间洋溢着生命诞生与繁盛的欢颂，伴随着物种灭绝与衰落的悲怆。”
这是钟扬为2016年刚刚竣工的上海市自然博物馆参与写作的500多块图文展板之一。忙碌的科研教学之余，钟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大众科普教育事业，先后参与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建，并承担了科技馆英文图文翻译和自博馆近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他还先后出版了《基因计算》等科普著作三部、《大流感》等科普译著六部，录制了“植物家族历险记”“种子方舟”等科普教育节目。
从2001年起开始和上海科技馆合作，钟扬使用过很多身份，有时是评审专家、科学顾问，有时是科普活动主讲人、标本捐赠人，有时甚至是供应商。他会时不时出现在科技馆或者自然博物馆的各个角落，每一次，都带着特定的任务过来。
对中小学生来说，钟扬可以称作“科学队长”了。他连续7年多次为全国中小学生义务进行形式多样的科普，任学校科学顾问。他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自己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他给孩子们录制科普音频节目，就因自己的普通话不够完美，一条十分钟的音频，他较真地前后录了四五个小时。钟扬说：“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关于科普教育，钟扬曾分享过自己的解读。“第一，科普一定要姓‘科’，科学素养要高。第二，科普的载体属于文学范畴，文学素养也要高。做人要直，但写诗要‘曲’。天上管写作的叫‘文曲星’，不叫‘文直星’。”
自博馆建设期间，需要寻找一个能够承担全馆图文写作的团队，这个项目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周期长，受邀者基本都婉拒了。找到钟扬时，他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自博馆图文内容涵盖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创作过程漫长而痛苦，一天通常只能讨论十几块内容，整个博物馆近500块知识图文，几乎处处都有钟扬的辛勤付出。
采集也播撒种子
“世界屋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对全世界的生物学家都充满吸引力，但艰苦的条件和难以到达的地域特征也让这块宝地的科研长期处在一个相对滞后的状态。
在西藏前后耕耘探索的16年中，钟扬意识到，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一直未获足够重视，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为国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这不仅是应对当下科研工作的需要，也是这一代生物学家留给未来的一份礼物。16年里，他带着学生走遍藏北高原和藏南谷地，多次深入阿里无人区和雅鲁藏布江流域，收集了一千余个物种，四千多个标本，四千多万颗种子，占到西藏物种总数的五分之一。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在高原多年，17种高原反应，钟扬一个不落地全部出现过，但他从来不说，永远是“我没事”，然后把氧气袋让给比他更年轻的学生。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
“作为植物学家，我们經常在讲，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这是钟扬一次演讲的开篇，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是这一理想的践行者，收集植物种子，也播撒人才的种子。
今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开设的现代生物科学导论课的期末考试试卷上出现了这样一道题：“请结合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和你本人对钟扬教授先进事迹的学习，谈谈钟扬教授在青藏高原执着于此项事业的生物学意义。”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亚军和院里所有的老师一致决定在今年这门课的最后一节上播放钟扬的微电影《播种未来》，并在学期末的考试中加上这道题。他知道，这些学生本身，也是钟扬执着的事业之一。
钟扬去世后，他的学生们才深刻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是老师采集并留存下来的种子。扎西次仁说，他把完成老师遗愿作为自己退休前必须完成的计划：“我们和钟老师有一个关于全球气候变化与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研计划，为了这个目标，我要一直干到退休，把西藏的种子库完善。青藏高原整个高原面上的植物，我想把它弄全了。”已是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的拉琼承担起了兴建生物学实验室、继续教学与科研的重担，他的师妹、钟扬老师的另一位博士生德吉老师也加入了这个队伍。钟扬曾说：“100年以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我们的种子还在，它会告诉我们后代今天有关生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