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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清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概念的意义
众所周知，就如同现代中国文学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冲击中诞生发展的一样，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模式的观照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已经过去的将近一百年中，借助于近代以后逐步输入中国的各种系统化的西方理论，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阐释模式与概念系统。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也逐渐发现，这些批评概念在实际运用中的成效却大不相同，有的与中国文学的实际现象有更多的贴合，因而显得行之有效；有的则主要采自西方文化与文学的特殊语境，在事实上与我们的文学“遭遇”并不相同，然而由于社会政治的种种原因，这样的批评概念也可能强势进入到我们的语言世界中，并且经过了时间的积淀，成为我们最基本最核心的话语形式，有时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它的别扭，但更多的却是习惯中的顺应。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实：对于异质文化概念的单纯的顺应实际上是我们自身文学批评丧失主体性的表现。它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自己的文学现象的言说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附庸。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纷至沓来，中国的新文学几乎就成了外来理论的实验场，一时间，能否不断追随西方“与时俱进”在事实上成了衡量一位批评家、理论家的无形的标准。在这背后是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浓厚的功利主义心态。问题是这些外来的概念能否完全描述我们自己的文学经验?鲁迅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归结为“批判现实主义”?究竟是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还是果戈理式的现实主义?巴金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归结为托尔斯泰、托斯妥也夫斯基式的文学理念?李金发的诗歌在何种意义上又属于“现代主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富仁先生在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的文章中早就提出过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正名”问题：“用独立的名称指代中国现代的各种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用它们自身的逻辑思考它们自己的特征，思考它们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思考它们自身演变的脉络以及与其它文化或文学现象的关系(其中也包括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外国文化的关系)，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我们自己的现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正名”问题》)我以为，建设和发展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项卓有意义的工作尚没有系统展开。
在我个人的设想当中，这一工作至少可以包括几个重要的部分：
1．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模式主要问题的检讨与反思。总结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模式并加以检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大主导模式中所存在的问题：一是文学作品分析中的“中外文学交流与影响”的模式，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可能形成对创造主体独特体验的忽略，将“影响研究”简化为异域因素的简单“输入”与“移植”；二是文学理论资源不断向西方批评“归宗认祖”的认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中国批评将相当的精力放在向西方话语溯源而非解决现实的问题之中，仿佛中国文学批评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国文学自己提出来的，它们不过就是西方思想早已揭示的普遍问题的一个局部的证明；三是从机械的理论立场出发，不断制造评价体系的“二元对立”的模式。
2．中国新文学批评基本概念的检讨与反思。这主要是指对近百年来在中国新文学批评中高频率出现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与语汇，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古典主义”、“象征主义”，“生活”、“真”、“善”、“美”、“国民性”、“阶级性”、“党性”等等约50余种，加以考证，追溯其来龙去脉，重新核定其意义。
3．现代体验与中国新文学批评“正名”的可能。这里我们将结合新文学批评史上的成功范例，在提炼现代人生体验与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尝试着提出关于新文学批评“再命名”的种种设想。新的命名可以从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尝试一系列具有概括力的新的批评术语，二是对新文学批评史上依然富有生命力的批评术语的再阐释和再扩展。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正名”应当从何人手呢?我以为其中需要辨析的基础性理念是自我生命体验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对自我生命的体验之于文学批评的决定性意义加以充分的重视，这是回归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基础。为此，在2005年，我们与国内同人共同发起过“文学感受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系列讨论；就文学批评概念的检讨与反思而言，我以为第一步的工作应当是“清理”，我们有必要对目前广为运用的文学批评概念加以认真的考察，梳理其来源，勘定其流变，分析其效能和限度，这样的工作将为我们重估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概念的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专题讨论的几个概念如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文学、小资产阶级作家等，都是具有特定时代内涵的术语，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中，还产生了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能量”与影响，不过，其中包含的学术意味又同样不会随着时代氛围的改变而消失，我以为，越是到了今天，我们也越具有冷静思考它们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就如同现代中国文学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冲击中诞生发展的一样，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模式的观照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已经过去的将近一百年中，借助于近代以后逐步输入中国的各种系统化的西方理论，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阐释模式与概念系统。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也逐渐发现，这些批评概念在实际运用中的成效却大不相同，有的与中国文学的实际现象有更多的贴合，因而显得行之有效；有的则主要采自西方文化与文学的特殊语境，在事实上与我们的文学“遭遇”并不相同，然而由于社会政治的种种原因，这样的批评概念也可能强势进入到我们的语言世界中，并且经过了时间的积淀，成为我们最基本最核心的话语形式，有时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它的别扭，但更多的却是习惯中的顺应。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实：对于异质文化概念的单纯的顺应实际上是我们自身文学批评丧失主体性的表现。它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自己的文学现象的言说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附庸。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纷至沓来，中国的新文学几乎就成了外来理论的实验场，一时间，能否不断追随西方“与时俱进”在事实上成了衡量一位批评家、理论家的无形的标准。在这背后是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浓厚的功利主义心态。问题是这些外来的概念能否完全描述我们自己的文学经验?鲁迅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归结为“批判现实主义”?究竟是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还是果戈理式的现实主义?巴金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归结为托尔斯泰、托斯妥也夫斯基式的文学理念?李金发的诗歌在何种意义上又属于“现代主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富仁先生在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的文章中早就提出过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正名”问题：“用独立的名称指代中国现代的各种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用它们自身的逻辑思考它们自己的特征，思考它们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思考它们自身演变的脉络以及与其它文化或文学现象的关系(其中也包括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外国文化的关系)，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我们自己的现代的文化和文学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正名”问题》)我以为，建设和发展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项卓有意义的工作尚没有系统展开。
在我个人的设想当中，这一工作至少可以包括几个重要的部分：
1．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模式主要问题的检讨与反思。总结近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模式并加以检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大主导模式中所存在的问题：一是文学作品分析中的“中外文学交流与影响”的模式，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可能形成对创造主体独特体验的忽略，将“影响研究”简化为异域因素的简单“输入”与“移植”；二是文学理论资源不断向西方批评“归宗认祖”的认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中国批评将相当的精力放在向西方话语溯源而非解决现实的问题之中，仿佛中国文学批评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国文学自己提出来的，它们不过就是西方思想早已揭示的普遍问题的一个局部的证明；三是从机械的理论立场出发，不断制造评价体系的“二元对立”的模式。
2．中国新文学批评基本概念的检讨与反思。这主要是指对近百年来在中国新文学批评中高频率出现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与语汇，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古典主义”、“象征主义”，“生活”、“真”、“善”、“美”、“国民性”、“阶级性”、“党性”等等约50余种，加以考证，追溯其来龙去脉，重新核定其意义。
3．现代体验与中国新文学批评“正名”的可能。这里我们将结合新文学批评史上的成功范例，在提炼现代人生体验与文学经验的基础上，尝试着提出关于新文学批评“再命名”的种种设想。新的命名可以从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尝试一系列具有概括力的新的批评术语，二是对新文学批评史上依然富有生命力的批评术语的再阐释和再扩展。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正名”应当从何人手呢?我以为其中需要辨析的基础性理念是自我生命体验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对自我生命的体验之于文学批评的决定性意义加以充分的重视，这是回归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基础。为此，在2005年，我们与国内同人共同发起过“文学感受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系列讨论；就文学批评概念的检讨与反思而言，我以为第一步的工作应当是“清理”，我们有必要对目前广为运用的文学批评概念加以认真的考察，梳理其来源，勘定其流变，分析其效能和限度，这样的工作将为我们重估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概念的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专题讨论的几个概念如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文学、小资产阶级作家等，都是具有特定时代内涵的术语，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中，还产生了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能量”与影响，不过，其中包含的学术意味又同样不会随着时代氛围的改变而消失，我以为，越是到了今天，我们也越具有冷静思考它们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