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政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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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多年前,明代曾进行过一次“点闸对比”的“人口普查”,此次普查声势浩大,涵盖面广。通过给每户编制“户帖”,填写户主及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备附注“事产”、“户别”等内容,记载这家人的身份和经济来源,这种“户帖”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户口簿”。
  经过长达二千多年历史的淬炼,中国的户籍制度在历史的波峰、波谷中,寻求着自己的精确坐标。
  户籍制度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从1958年实行以来,已经走过50多年的历程。
  千禧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作为一次承前启后的“世纪性统计”,不仅可以作为评价90年代户籍制度的依据,更对于2l世纪初期调整户籍制度提供了参考。十年之后,飞速发展的中国,将以何姿态,面对现有户籍制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由于历史原因,户籍制度在中国还被赋予了行政的、经济的、福利的附加功能。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原因”,有关对现行户籍制度质疑和改革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户口制像一个看不见的烙印,把城市里看上去毫无二致的人分为三六九等”……
  衍生于计划经济年代的户籍制度,从严格控制到半放开,历经了漫漫50余载,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行户籍制度存在的民间基础确已发生巨变。
  但放眼时下整个中国的区域差异和利益格局,这样的质疑不免有失偏颇:农民工想进城,大学生却想“返乡”;有人想纳入城镇社保,有人却想坐享村集体“红利”;村规深信“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坚决不给外嫁女分红,而法律却要求“保障妇女权益”,依法给外嫁女分红……附着在户籍之上的资源及利益分配格局调整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但“历史原因”不能成为怠政的借口,中国的改革也从来不乏勇者,一些地方政府开始瞄准敏感的户籍政策,希冀破局城市化。
  现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很多城市正积极制定农民工落户政策,通过积分考核等,将优秀的农民工变成“新市民。
  为解决大学生“返乡”诉求,现在浙江多个城市,试图通过制定地方法规的方式,试行“非转农”政策。
  珠三角一些长期得不到政策落实的外嫁女在2008年前后,也终于陆续得到股份分配和分红。
  作为中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市,更是推出两年300万、十年1000万的农民进城计划,成为几十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规模最大、配套制度设计最完善、影响最深的一次实践…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下,正在演绎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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