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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怀安窑从其生产规模、造型、施釉、工艺技术传达的社会信息折射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经济的繁荣、社会的昌明和文化生活的雅致，作为历史遗存，怀安窑同时也是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门户的重要佐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五代时期福州的经济、对外贸易和航海造船及国家关系的基本情况。
关键词：怀安窑；陶瓷外销；港口外贸；航海造船；国家关系；
中图分类号：C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0-00-02
八闽首府、璀璨东南的福州，有着近7000年的人类文明史和22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而在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怀安窑是世界公认的遗址点之一，它代表了南朝至唐五代这段独特的时代链接，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1]2012年初，淮安古村里的怀安窑、怀安古渡以及怀安古接官道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行列，福州怀安窑再一次受到关注，它承载了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梦想和辉煌。
一、福州怀安窑概况
福州怀安窑位于洪塘乡淮安村，主要分布于石岊山南端，先人之所以在这里烧窑，主要因为交通方便、瓷土丰富、靠近闽江取水方便。该窑烧造年代为南朝至五代时期，占地8万多平方米，1953年修建防洪堤时发现，1982年考古发掘，主要有南朝和唐代两个堆积层，堆积厚度在1～3米左右，出土遗物达15784件，器形类别较多，大部分属日常生活用具，有大小不同青釉双系盘口壶、双系罐、四系罐、圆口槽肩罐、卷唇盆、双系带短流注子、敛口钵、高足盘、高足杯、碗、盘、盅缸、茶托等，唐代的堆积层发掘出一座比较完整的窑床遗址，在唐代堆积层出土的大量器物中，还出现不少新的器形，如长流注子、瓜菱形注子、多咀塔式谷仓、五谷小罐、盒、陶俑与狮子。特别重要的是，在窑床的上后部发现“开元通宝”铜钱一枚，在堆积层中的窑具垫座上发现刻有“贞元”二字，说明这座窑在贞元年间还在烧造，可能延续到唐代晚期。[2]这对对研究福州瓷器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古陶瓷研究上也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4月福州市考古队又对怀安窑进行勘探试掘，相继出土了一些有价值的物品，包括唐朝的双耳酒壶、储蓄罐等。
怀安窑瓷器的釉色，南朝时多呈青色，青中闪黄，唐代时出现了青中泛绿的釉色，釉面多冰裂，釉层一般较厚而均匀，细腻莹润，施釉不及底，根据送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测试结果表明：怀安窑的制瓷工艺和烧造技巧及温度的控制能力，具有相当高的水平。[3] 可见怀安窑生产的陶瓷，以质取胜。该窑址所烧造的瓷器大量外销日本等地，在日本鸿胪馆遗址、泰国、文莱、越南等地均有发现，见证了“福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是研究南朝至唐五代福建陶瓷烧造技术及外销的重要资料。[4]
怀安窑从其生产规模、造型、施釉、工艺技术传达的社会信息折射出了经济的繁荣、社会的昌明和文化生活的雅致，同时也是一段历史的重要佐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五代时期社会经济、对外贸易和航海造船及国家关系的基本情况。
二、见证福州陶瓷外销历史
唐末五代王审知及其后裔治闽期间，大力倡导发展海外交通贸易，为9—10世纪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兴盛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福建境内已是“荇菜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5]呈现一派五谷丰登的太平盛世景象。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福州的许多商品远销海外，主要产品有瓷器、 丝织品、茶叶、水果等。福州的怀安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断适应社会消费和海外贸易的需求，在生产规模、制作技艺等呈现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出土瓷器中大宗的碗、适应了市场需求，出现了葵口、斜壁等，且远销海内外。[6]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福州怀安窑的烧制时间为南朝至唐五代，且日用中仅器盖的形制就多达174种，足以说明其规模之大、产量之高、销量之大。该窑陶瓷器，在福州的北大路的五代夹道遗址，省农业厅工地的汉——晋古墓群，省机关政务管理局工地的唐代马球场和大型建筑基址等均有出土。这表明这一时期的福州城，是怀安窑陶瓷的主要集散地和消费地，唐、五代时期的福州城，是怀安窑陶瓷的主要市场。同时，作为这一时期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对外贸易港来说，福州城也为怀安窑陶瓷器的外销开辟了海外市场。9世纪至10世纪，福州怀安窑烧制的瓷器已经外销到日本九州地区，日本北九州地区的博多遗址、太宰府遗址、福冈市鸿儒馆遗址，陆续出土了一批中国青瓷。它们的产地始终是个谜，虽然与浙江越窑的瓷器很像，但胎质完全不同，瓷土中的石英含量很高，学者们只好暂且将它们命名为“越窑系粗制品”。 经过中日学者共同研究考证，一致认定，“越窑系粗制品”中的大部分产自唐、五代时期的福州怀安窑。从怀安窑、福州城市遗址遗迹、日本九州地区古遗址这三地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揭示出唐、五代时期怀安窑陶瓷业的生产、贸易和消费的完整过程。另外，据考证，在泰国、文莱、越南等国及海域沉船中也相继发现了福州怀安窑烧制的瓷器。可见，9世纪至10世纪福州港以怀安窑外销瓷器搭建了一条古代连接东北亚、东南亚的‘海上丝绸（瓷器）之路’。怀安窑不仅见证了福州陶瓷外销的历史及福州与亚洲周边国家的海洋贸易，更为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增添了有力佐证。[7]
三、反映了福州港口的兴盛
福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海岸线长，海洋资源丰富，在南北海上交通中处于控喉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得天独厚的海洋优势、孕育出天然的福州古港。据《后汉书·郑弘传》记载，当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由此可见：东汉时期，福建已经成为我国对越南、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地区转口贸易的重要转运港。唐五代时期，由于人口的增加，偏安一隅的福建，土地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海外贸易更加发展，福建开始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当时，王审知在福州开辟的“甘棠港”，已经成为“潮通番舶，北接榕都，连五寨而接二茭，控东瓯而引南粤”的重要海外贸易转口港。在五代王延曦当政时期，福建还设立了“市舶司”，使福州呈现了“船到城添外国人”的繁荣景象；福州作为经济贸易发达的“闽越都会，东南重镇”，其海上贸易进一步发展壮大。当时著名诗人韩偓登上城边的乌山感叹道：“东南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福州港肇始和奠定了對外商贸格局，推动繁荣发展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在怀安窑旁向南50米处的怀安古接官道码头，据研究也是唐五代时期，进口货物及闽江上游物资重要的中转码头，也是怀安窑外销瓷器输出的主要码头，海上贸易就是从这里起航。闽江流域的产品通过此地源源不断销往日本、东南亚各地，海外的货物经发此地辗转运达内陆。一千多年前，怀安窑烧制的瓷器，也是从古接官道的渡口出发，运送外洋。明朝王应山在《闽都记》中记载的“在石岊江头，南行以舆，北以舟。皇华使节往来络绎。”以及《晚发怀安》中的“挂帆望烟渚，整棹别津亭，风水云已便，我行安得停”这些诗句，反映“怀安”在古代闽江交通的重要地位，是当时进出福州城的重要中转站。[8]而怀安窑陶瓷作为福州港口主要的商品，也折射了福州港口的兴盛及海外贸易的繁荣。唐五代对外贸易港口的崛起，福州对外贸易的兴盛，顺应其需要的怀安窑产品得以大量销往海外。
四、折射出福州航海与造船的发达。
福州位于福建中部沿海，一向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地处江海津之地，交通便利，闽江流经其南境汇入大海，使福州成为联系广阔的经济腹地。自福州闽江入海水道深阔，利于航运，在外洋航运中处于枢纽的位置，南宋时梁克家曾论及福州的航运之利便：“循州境东出，涨海万里，潮随月长，昼夜至如符契.道闽安而上，江面登阔，别为西峡，逾于南台”[9]。由于福州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此这里的人民自古就谙习水性，长于操舟泛海，很早就开始了海上交通和贸易。唐朝建立之后，封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推动了中外经贸文化交流急剧扩大，使其进入了全盛时期.
陶瓷的外销与航海及造船的发达密不可分，福州先民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历史记载。东汉时期，福州在海外贸易与航海中已具枢纽地位。五代十国，王审知为福州的海外交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福州自古以来也是我国重要的造船基地。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曾在长乐吴航头建造战船。三国时孙吴政权在侯官（今福州）置典船校尉，专司造船。福州的造船业伴随着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造船吨位和数量都在扩大。唐代福州造的船，船身大，容积广，可运米数千石。宋元时期，福州是我国主要的造船基地，所造海船质量在全国首屈一指。
由于福建经济和社会获得全面、巨大的发展，造船航海与海外文化交流也随之得到大发展，使人们看到的福州城是“南关人烟绣错，舟辑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策管从柳荫俺榕叶中出。”近几年来，日本博多鸿肿馆遗址出土了大批越窑系青瓷产品，大部分为晚唐五代福州怀安窑的产品。正是依托先进的航海及造船技术，唐五代，从福州港北与日本、高丽、新罗，南与三佛齐、占城、西天国等阿拉伯国家，已有相对固定的海上航线，相互往来频繁。怀安窑的产品正是由福州港通过这条航线大量销往日本及东南亚地区。[10]
五、管窥各国友好关系
“海上丝绸之路”是历史上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海上通道，是一条沟通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对话之路。社会朝代处于上升时期，综合力强盛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环境相对宽松和自由，在对外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中，也表现出特别的开放和包容，政府执行的开放政策，既鼓励民间的对外交流，也促进了福州海洋文化个性的发展，福州与海外诸国均有频繁的贸易往来。福州怀安窑所产的外销陶瓷器经由当地商人穿越大洋直接贩运至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近年来，在我省平潭岛的分流尾屿海域、马祖岛上都发现了唐五代越窑、福州洪塘怀安窑青瓷。除了福州与海外的直接贸易外，还有海外诸国经福州的中转贸易。当时阿拉伯商船满载各国货物，航抵福州，国人与之交易后，携舶来品溯闽江而上，将货物贩卖至全国各地。此外，朝贡贸易也是福州海上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唐代泉州不置都督府，因此接待海外贡使的港口只能是福州港，唐代，随着日本遣唐使空海和尚的遣唐船在福建霞浦赤港登陆，空海一行在福州驻泊等待前往长安，期间参学佛法、创作詩文、研习茶艺等，开启了福州对日文化交流的大门。五代时闽国的对外交往，海舶北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与渤海国、新罗国交往；南达南洋群岛、印度、三佛齐、阿拉伯等国，福州现存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史迹，如福州怀安窑址、元和八年《毬场山亭记》残碑与马球场遗址等，这些无不说明福州与中东、亚洲周边国家频繁的商贸往来和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力地证明了海丝文化在包容多元文化上的开放姿态。同时，许多外国人来华经商旅游，带来了异域的风土人情，不同文化借助海丝的平台交汇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明的发展。福州的对外交通发达，海外各国使者，商人、学者来者络绎不绝，其中不少人由于各种原因定居下来，成为侨民，如中唐时期，福州开元寺就有印度僧人居住，在此讲授佛经及文学，慕名来学习甚至有来自日本的学僧。1958年在福州发掘出元和八年《球场山亭记》残碑，碑文描绘当时的福州“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11]说的是海外诸国人多侨居福州的情景。由于福州外国侨民甚多，唐朝廷还在此专门设置了“都蕃长”一职，以管理侨民事务，[12]这也反映了福州对外贸易之繁盛的同时，与各国友好相处。
参考文献：
[1]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省文物局原局长郑国珍2014年5月1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福州怀安窑址发掘报告 福建省博物院、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1996第一期《福建文博》
[3]福州市地方编撰委员会：《福州市志》第七册，方志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4]（清） 徐景熹《福州府志》卷十三
[5]（唐）于兢：《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位于福州闽王祠内
[4] [6]福建省博物院 日本博多研究会：《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福州文博》1999年第2期
[7][10] 福建省博物院、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州怀安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6第一期
[8]（清） 林枫：《榕城考古略》，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0年6月铅印本，P74
[9]（宋） 梁克家：《三山志》.卷6，《地理类》
[11]引自陈叔侗：《福州中唐文献不遗》，《福建史志》，1992年第5期
[12]《唐会要》.卷100，《杂录》
关键词：怀安窑；陶瓷外销；港口外贸；航海造船；国家关系；
中图分类号：C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0-00-02
八闽首府、璀璨东南的福州，有着近7000年的人类文明史和22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而在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的漫长历史岁月中，“怀安窑是世界公认的遗址点之一，它代表了南朝至唐五代这段独特的时代链接，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1]2012年初，淮安古村里的怀安窑、怀安古渡以及怀安古接官道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行列，福州怀安窑再一次受到关注，它承载了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梦想和辉煌。
一、福州怀安窑概况
福州怀安窑位于洪塘乡淮安村，主要分布于石岊山南端，先人之所以在这里烧窑，主要因为交通方便、瓷土丰富、靠近闽江取水方便。该窑烧造年代为南朝至五代时期，占地8万多平方米，1953年修建防洪堤时发现，1982年考古发掘，主要有南朝和唐代两个堆积层，堆积厚度在1～3米左右，出土遗物达15784件，器形类别较多，大部分属日常生活用具，有大小不同青釉双系盘口壶、双系罐、四系罐、圆口槽肩罐、卷唇盆、双系带短流注子、敛口钵、高足盘、高足杯、碗、盘、盅缸、茶托等，唐代的堆积层发掘出一座比较完整的窑床遗址，在唐代堆积层出土的大量器物中，还出现不少新的器形，如长流注子、瓜菱形注子、多咀塔式谷仓、五谷小罐、盒、陶俑与狮子。特别重要的是，在窑床的上后部发现“开元通宝”铜钱一枚，在堆积层中的窑具垫座上发现刻有“贞元”二字，说明这座窑在贞元年间还在烧造，可能延续到唐代晚期。[2]这对对研究福州瓷器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古陶瓷研究上也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4月福州市考古队又对怀安窑进行勘探试掘，相继出土了一些有价值的物品，包括唐朝的双耳酒壶、储蓄罐等。
怀安窑瓷器的釉色，南朝时多呈青色，青中闪黄，唐代时出现了青中泛绿的釉色，釉面多冰裂，釉层一般较厚而均匀，细腻莹润，施釉不及底，根据送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测试结果表明：怀安窑的制瓷工艺和烧造技巧及温度的控制能力，具有相当高的水平。[3] 可见怀安窑生产的陶瓷，以质取胜。该窑址所烧造的瓷器大量外销日本等地，在日本鸿胪馆遗址、泰国、文莱、越南等地均有发现，见证了“福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是研究南朝至唐五代福建陶瓷烧造技术及外销的重要资料。[4]
怀安窑从其生产规模、造型、施釉、工艺技术传达的社会信息折射出了经济的繁荣、社会的昌明和文化生活的雅致，同时也是一段历史的重要佐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五代时期社会经济、对外贸易和航海造船及国家关系的基本情况。
二、见证福州陶瓷外销历史
唐末五代王审知及其后裔治闽期间，大力倡导发展海外交通贸易，为9—10世纪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兴盛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福建境内已是“荇菜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5]呈现一派五谷丰登的太平盛世景象。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福州的许多商品远销海外，主要产品有瓷器、 丝织品、茶叶、水果等。福州的怀安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断适应社会消费和海外贸易的需求，在生产规模、制作技艺等呈现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出土瓷器中大宗的碗、适应了市场需求，出现了葵口、斜壁等，且远销海内外。[6]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福州怀安窑的烧制时间为南朝至唐五代，且日用中仅器盖的形制就多达174种，足以说明其规模之大、产量之高、销量之大。该窑陶瓷器，在福州的北大路的五代夹道遗址，省农业厅工地的汉——晋古墓群，省机关政务管理局工地的唐代马球场和大型建筑基址等均有出土。这表明这一时期的福州城，是怀安窑陶瓷的主要集散地和消费地，唐、五代时期的福州城，是怀安窑陶瓷的主要市场。同时，作为这一时期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对外贸易港来说，福州城也为怀安窑陶瓷器的外销开辟了海外市场。9世纪至10世纪，福州怀安窑烧制的瓷器已经外销到日本九州地区，日本北九州地区的博多遗址、太宰府遗址、福冈市鸿儒馆遗址，陆续出土了一批中国青瓷。它们的产地始终是个谜，虽然与浙江越窑的瓷器很像，但胎质完全不同，瓷土中的石英含量很高，学者们只好暂且将它们命名为“越窑系粗制品”。 经过中日学者共同研究考证，一致认定，“越窑系粗制品”中的大部分产自唐、五代时期的福州怀安窑。从怀安窑、福州城市遗址遗迹、日本九州地区古遗址这三地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揭示出唐、五代时期怀安窑陶瓷业的生产、贸易和消费的完整过程。另外，据考证，在泰国、文莱、越南等国及海域沉船中也相继发现了福州怀安窑烧制的瓷器。可见，9世纪至10世纪福州港以怀安窑外销瓷器搭建了一条古代连接东北亚、东南亚的‘海上丝绸（瓷器）之路’。怀安窑不仅见证了福州陶瓷外销的历史及福州与亚洲周边国家的海洋贸易，更为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增添了有力佐证。[7]
三、反映了福州港口的兴盛
福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海岸线长，海洋资源丰富，在南北海上交通中处于控喉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得天独厚的海洋优势、孕育出天然的福州古港。据《后汉书·郑弘传》记载，当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由此可见：东汉时期，福建已经成为我国对越南、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地区转口贸易的重要转运港。唐五代时期，由于人口的增加，偏安一隅的福建，土地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海外贸易更加发展，福建开始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当时，王审知在福州开辟的“甘棠港”，已经成为“潮通番舶，北接榕都，连五寨而接二茭，控东瓯而引南粤”的重要海外贸易转口港。在五代王延曦当政时期，福建还设立了“市舶司”，使福州呈现了“船到城添外国人”的繁荣景象；福州作为经济贸易发达的“闽越都会，东南重镇”，其海上贸易进一步发展壮大。当时著名诗人韩偓登上城边的乌山感叹道：“东南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福州港肇始和奠定了對外商贸格局，推动繁荣发展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在怀安窑旁向南50米处的怀安古接官道码头，据研究也是唐五代时期，进口货物及闽江上游物资重要的中转码头，也是怀安窑外销瓷器输出的主要码头，海上贸易就是从这里起航。闽江流域的产品通过此地源源不断销往日本、东南亚各地，海外的货物经发此地辗转运达内陆。一千多年前，怀安窑烧制的瓷器，也是从古接官道的渡口出发，运送外洋。明朝王应山在《闽都记》中记载的“在石岊江头，南行以舆，北以舟。皇华使节往来络绎。”以及《晚发怀安》中的“挂帆望烟渚，整棹别津亭，风水云已便，我行安得停”这些诗句，反映“怀安”在古代闽江交通的重要地位，是当时进出福州城的重要中转站。[8]而怀安窑陶瓷作为福州港口主要的商品，也折射了福州港口的兴盛及海外贸易的繁荣。唐五代对外贸易港口的崛起，福州对外贸易的兴盛，顺应其需要的怀安窑产品得以大量销往海外。
四、折射出福州航海与造船的发达。
福州位于福建中部沿海，一向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地处江海津之地，交通便利，闽江流经其南境汇入大海，使福州成为联系广阔的经济腹地。自福州闽江入海水道深阔，利于航运，在外洋航运中处于枢纽的位置，南宋时梁克家曾论及福州的航运之利便：“循州境东出，涨海万里，潮随月长，昼夜至如符契.道闽安而上，江面登阔，别为西峡，逾于南台”[9]。由于福州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此这里的人民自古就谙习水性，长于操舟泛海，很早就开始了海上交通和贸易。唐朝建立之后，封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推动了中外经贸文化交流急剧扩大，使其进入了全盛时期.
陶瓷的外销与航海及造船的发达密不可分，福州先民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历史记载。东汉时期，福州在海外贸易与航海中已具枢纽地位。五代十国，王审知为福州的海外交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福州自古以来也是我国重要的造船基地。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曾在长乐吴航头建造战船。三国时孙吴政权在侯官（今福州）置典船校尉，专司造船。福州的造船业伴随着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造船吨位和数量都在扩大。唐代福州造的船，船身大，容积广，可运米数千石。宋元时期，福州是我国主要的造船基地，所造海船质量在全国首屈一指。
由于福建经济和社会获得全面、巨大的发展，造船航海与海外文化交流也随之得到大发展，使人们看到的福州城是“南关人烟绣错，舟辑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策管从柳荫俺榕叶中出。”近几年来，日本博多鸿肿馆遗址出土了大批越窑系青瓷产品，大部分为晚唐五代福州怀安窑的产品。正是依托先进的航海及造船技术，唐五代，从福州港北与日本、高丽、新罗，南与三佛齐、占城、西天国等阿拉伯国家，已有相对固定的海上航线，相互往来频繁。怀安窑的产品正是由福州港通过这条航线大量销往日本及东南亚地区。[10]
五、管窥各国友好关系
“海上丝绸之路”是历史上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海上通道，是一条沟通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对话之路。社会朝代处于上升时期，综合力强盛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环境相对宽松和自由，在对外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中，也表现出特别的开放和包容，政府执行的开放政策，既鼓励民间的对外交流，也促进了福州海洋文化个性的发展，福州与海外诸国均有频繁的贸易往来。福州怀安窑所产的外销陶瓷器经由当地商人穿越大洋直接贩运至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近年来，在我省平潭岛的分流尾屿海域、马祖岛上都发现了唐五代越窑、福州洪塘怀安窑青瓷。除了福州与海外的直接贸易外，还有海外诸国经福州的中转贸易。当时阿拉伯商船满载各国货物，航抵福州，国人与之交易后，携舶来品溯闽江而上，将货物贩卖至全国各地。此外，朝贡贸易也是福州海上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唐代泉州不置都督府，因此接待海外贡使的港口只能是福州港，唐代，随着日本遣唐使空海和尚的遣唐船在福建霞浦赤港登陆，空海一行在福州驻泊等待前往长安，期间参学佛法、创作詩文、研习茶艺等，开启了福州对日文化交流的大门。五代时闽国的对外交往，海舶北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与渤海国、新罗国交往；南达南洋群岛、印度、三佛齐、阿拉伯等国，福州现存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史迹，如福州怀安窑址、元和八年《毬场山亭记》残碑与马球场遗址等，这些无不说明福州与中东、亚洲周边国家频繁的商贸往来和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力地证明了海丝文化在包容多元文化上的开放姿态。同时，许多外国人来华经商旅游，带来了异域的风土人情，不同文化借助海丝的平台交汇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明的发展。福州的对外交通发达，海外各国使者，商人、学者来者络绎不绝，其中不少人由于各种原因定居下来，成为侨民，如中唐时期，福州开元寺就有印度僧人居住，在此讲授佛经及文学，慕名来学习甚至有来自日本的学僧。1958年在福州发掘出元和八年《球场山亭记》残碑，碑文描绘当时的福州“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11]说的是海外诸国人多侨居福州的情景。由于福州外国侨民甚多，唐朝廷还在此专门设置了“都蕃长”一职，以管理侨民事务，[12]这也反映了福州对外贸易之繁盛的同时，与各国友好相处。
参考文献：
[1]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省文物局原局长郑国珍2014年5月1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福州怀安窑址发掘报告 福建省博物院、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1996第一期《福建文博》
[3]福州市地方编撰委员会：《福州市志》第七册，方志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4]（清） 徐景熹《福州府志》卷十三
[5]（唐）于兢：《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位于福州闽王祠内
[4] [6]福建省博物院 日本博多研究会：《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福州文博》1999年第2期
[7][10] 福建省博物院、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州怀安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6第一期
[8]（清） 林枫：《榕城考古略》，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0年6月铅印本，P74
[9]（宋） 梁克家：《三山志》.卷6，《地理类》
[11]引自陈叔侗：《福州中唐文献不遗》，《福建史志》，1992年第5期
[12]《唐会要》.卷100，《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