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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段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绪点滴。”（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前记：近日在网上读到一篇回忆舒群的文章，题目是《我记忆中的著名作家舒群》，其中有几处提到我与舒群“合作”，整理他的《中国话本书目》这件事。文章这样写道：
问：您的《中国话本书目》一书是否写完？
答：哪里写得完呢？连个房子也没有（那时舒群在北京寄居旅馆之中）。多亏那些年，在农村我没有事情做，而且有书，这两个条件使我写了这个东西。
问：那您这本书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答：我是准备与人合作了，不然，我死后就不会有人完成它了！在北京，我和霄平、二平（霄明小名）说，你们都没有能力，如果我把它留给你们，你们谁也不会把它完成，我只好和别人合作了……
最近，我在省里见到一位，我准备与他合作，这个人叫彭定安，是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这个人我过去没见过。前几年组织上曾让他和另外两个同志给我当助手，但我没见过他。这次见到了他。过去，石光等同志都说这个人很好，我的印象也不错，我准备与他合作。
读罢这几段文字，勾起我无限的回忆和感叹，也勾起我追忆起与舒群晚年的一段“亲密交往”。借此机缘，写一写有关的片段回忆。
我与晚年舒群，有一段可算是亲密交往的经历，而且有一段“学术合作”的可贵的友谊。如今，斯人已逝，往事如烟，追忆起来如梦如幻，许多生活陈迹都已经追随岁月的逝水流去，如孔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是，岁月磨砺，却磨不去那些记忆深处的刻痕。
而我觉得其中有些记忆碎片，蕴含着一点“文坛掌故”和“名人轶事”或说“名人趣事”，也许在细微末节处， 反映了一些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轨迹，或可供人们窥见某些“历史细节”，而赏玩之、思索之。对于我自己来说，却也是一段重要亦美好的记忆，应属有一点文化印迹的生活刻痕，也想加以记述，且借此附骥留存。不过时过境迁，现在有些记忆犹新，有些却印象有点模糊，难述其详了。我权且循着记忆的逶迤行迹，不计工拙，追记一些片段。
虽然起因是看到关于我为舒群整理《中国话本书目》的回忆，而撰写这篇回忆，但我且先叙“琐忆”，却把它放在末段来记叙，以为重点。
我们是怎样相识并亲密交往的
我们相识，缘起《中国话本书目》。这是舒群在被迫困居本溪乡间的受难时期，潜心收集研究、集纳整理而成的一本关于中国话本的目录，不仅有“目”，而且有一些简要的考证和论证。1978年他复出后，想要寻觅一个能够与他合作的人，协助他完成这部著作。但他怎么就“觅”上我了？我们是“素昧平生”啊。
必须回到上世纪1979-1980年代。1978年，我省在原有的两个社会科学性质的研究所基础上，扩大组建了省社会科学院。来自延安、曾经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工作过的党内理论家陈放任院长，也是来自延安、曾经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文艺处长、省文化厅副厅长的石光任常务副院长。石光曾长期担任本溪市委宣传部长，与舒群是老朋友，舒群困居本溪乡间时，他对之大概有一定的眷顾。当时，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起初为研究室）的负责人是新闻界、文艺界有名的女将戈扬，她也是舒群的老熟人，50年代曾与舒群在中国作协共事。我则于1978年10月由于自己的坚持，怀揣着调令半年不报到，终于获准离开新闻界而到社会科学院工作，落脚文学所。时当1978年末期，我不知究底，推测应该是石光、戈扬动议，获陈放同意，上调舒群来院工作。这对于仍然蛰居本溪的舒群本人和社会科学院都是有好处的。舒群也很愿意来。于是，我们在东北旅社（现已拆除，那时是沈阳数一数二的高级宾馆）租了一个套间，准备给舒群暂住。但是，正当我们准备就绪，要去本溪接舒群的时候，“忽然一夜传檄令”，舒群调回北京安排工作，他获得进一步的解放。不久，戈扬也奉调回京，主持《新观察》的复刊事宜。接着我便负责文学所的工作。就在这时，石光院长有一次对我说：“舒群在乡下时，搞了一部话本书目，你来帮助他整理完成吧。”我很愕然，我与舒群素不相识，也不搞古典文学研究，怎么能够承担这个任务？我便说：“石光同志，我对话本小说只有一般常识，完不成这个任务呀！”石光没有勉强，只是说：“你再考虑考虑吧。”谈话是在走廊里进行的，我感觉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商量，不是院长下达研究课题。我就没有当回事。
过后不久，在鞍山召开了一个文学界的研讨会，特邀舒群参加，记得当时还蛰居鞍山的著名作家邓友梅也参加了。会上，舒群说到了他的《话本书目》，并宣布，“现在与彭定安合作来完成。”消息传到省社科院，石光正式和我谈话，说：“事已至此，你就接受了吧！”这回口气不同，而且是“事已至此”，就是说“木已成舟”了，也不能让舒群“放空炮”吧。这是常务副院长、舒群的老朋友的嘱托，我作为下级，已经不能再推辞了。我只好表示接受任务，说：“我先学习一段，熟悉这方面知识。”不是课题任务的“课题任务”就这样确定了。
我所经历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是“一位院长交给研究所一个研究课题也是工作任务”。是“帮助”，是“平等的合作”吧，并没有明确“充当助手”一说，更没有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我以前一直以为舒群之所以“物色”到我与他合作，是因为我那时赠给他一本我“钻出山沟”之初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鲁迅诗选释》，他误以为我对古典文学有一点根底，所以找到我。根据上述的记载，却是“组织上定的给他当助手”，但不知这里所说的“组织”是哪个“组织”。至于还有另外两位同志也给他当助手，我则一无所知，也未曾见到过类似助手的人员在他身边走动。
但是，不管是什么情况，我接受了任务，舒群接受了我，我们开始合作。尔后，无论他在位于北京米市大街的北方旅馆暂住，还是迁至团结湖作家协会宿舍以及到虎坊路作协更好的住宅区居住，我都是他家常客，既是看望，更是汇报和商讨有关《话本书目》的问题。我们就这样相识并熟悉起来。
在数年的接触中，自然会有“你来我往”的谈话，不过我们从来很少长时间地长篇交谈，只是触机而发地谈论一些事情。我那时已经委派文学所里一位科研人员专门采访舒群，所以我也没有注意访谈——这是我至今颇为失悔的一件事情。虽然如此，但是，日常的闲聊、“闲谈末议”中，自然也会涉及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其中，存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且“钩沉”写出，是为“琐忆”。 周扬设宴为重返京华的舒群接风
舒群初回北京，暂住在王府井附近的和平宾馆。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北京举行世界和平大会时修建的涉外高级宾馆，现在是不大为人注目了，但当时还是位居高端。由此可见，舒群初回北京，还是颇受礼遇的。特别是，周扬还在此举行宴会，为他的回京复出接风。这个宴会，形虽简朴格却高，主、宾总共只有四位：主人周扬，主宾舒群，作陪者两位均是文坛宿将，他们同是解放复出不久，暂时屈就社科院文学所正副所长的沙汀和陈荒煤。宴会的具体情况如何，他们都谈了什么，特别是周扬如何“致辞”、叙旧等等，舒群都没有细说。这是舒群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从不高谈阔论，回忆与叙谈也不绘声绘色，只是述说而已。我不知道他与其他人的“叙谈模式”如何，反正在我与他的接触中，他是如此表现的。我以为这是一种良好的朴素深挚的文化心态与修养。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舒群复出后的工作的初步安排，是在这个宴会上定下了：去文学所。这原因，应该是与舒群手里有一部著述《中国话本书目》的草稿待完成有关。既然你有此著述待完，文学所的领导又都是你的老朋友，彼此相熟，周扬又是社科院副院长，这不就“顺势”安排了吗？于是不久舒群就去了文学所。
舒群对这次宴会，并没有怎么在意。他给我讲述时，平平淡淡，就像讲一件普通的事体；而以后，他对在文学所的工作，也没有太在意，他究竟是搞创作、长于形象思维的大作家。他每说起去文学所“集中”（每周只有一次），总是说“：唉，去所里坐坐。”他大概真的“只是坐坐”。那时，文学所博学鸿儒济济，俞平伯、钱锺书、唐弢诸多大师均在，特别是研究话本的先辈权威、编撰过《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的孙楷第也在所内，但我从未听舒群谈起与他们交往叙谈的事情，连孙楷第在内。足见他并没有“进入状态”，究竟是作家嘛。果然，不久他就离开，去了中国作协，与丁玲、罗烽、白朗一起，当驻会作家了。
虽然有这样一次规格隆重、意义重大的宴会，而且这样的“接风宴”，唯他所享，丁玲、萧军和罗烽、白朗以及文艺界其他复出人士等等，谁都未曾“享受”到；虽然，据长期当任作家协会领导工作的张僖回忆，1957年反右派时，正是周扬力主、坚持不给舒群像罗烽、白朗、戈扬那样划右派，而只定“反党”，所以他受处分略轻一等，遣送本溪，还安排了一个合金厂的副厂长职务；虽然存在这些情况，但是舒群并未因此消除与周扬的芥蒂。记得有一次他与作家协会的什么人通话，话到激动处，点名批评周扬。文艺界那些受难的大作家们，似乎唯有他和丁玲一样，对周扬没有消释前嫌。记得戈扬曾给我说起，一次，丁玲赠她一本自己新出的作品，题签时，她写“戈杨同志”，戈扬忙说：“哎哎，不对呀……”丁玲说：“我知道，是提手‘扬’，我就是不愿意写这个字！”
感人的“周氏袄”的故事
舒群无论是在和平宾馆暂住时，还是在位于米市大街的北方旅馆居住一段时间，都总是披着一件只有东北人才穿的又长又大又厚的大棉袄，那颜色已经毁了，蓝不蓝灰不灰的，这和舒群当时的身份和居住环境，尤其是涉外的和平宾馆，甚是不协调。因此我一次问他：“舒群同志，你怎么总是披这么一件老棉袄呀？”他笑笑说：“哦，它可不是一件普通东西！”
于是，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57年反右结束后，他被遣送东北，去本溪落户。临走时，他孤苦伶仃伫立火车站，“风萧萧兮易水寒”，昔日围着转，办事呀、讨论呀、叙谈哪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敢冒大不韪前来送行。当他正思绪万千、愁绪满怀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喊：“舒群！”他回头一看，一位同志，手捧一件大棉袄，站在那里。他惊讶而又幸喜地说：“哎呀，你怎么来了！”那人说：“我来给你送行哪！”说着，把那件大棉袄递给舒群，说：“东北冷哪，这棉袄拿去好御寒。”舒群感动不已，接过了棉袄。
这位患难见人心的人氏是谁？
他就是著名老作家周而复。
我由此更加尊敬这位老作家，在他遭冤被错误开除党籍（后来恢复）时，也丝毫不减敬意。
我对舒群说，这样说来，此袄可称“周氏袄”。舒群问，此话怎讲？我说，当年，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重庆与苏联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费德林友善，费赠郭一支上好钢笔，郭珍爱之，命名“费氏笔”，以为纪念。本此，这棉袄可称“周氏袄”。舒群点头认可。
他在文艺界外的两位挚友
他告诉我，他有两位文艺界之外的挚友，他们是朱光和黄树则。这两位，也非等常之辈。朱光曾任1949年刚解放时的广州市的副市长（市长是叶剑英），后任广东省副省长，60年代以后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他早年的革命经历和文艺生涯，颇带传奇性。1927年广州起义时，革命志士脖子上系着的别致的红色领带，就是时任共青团广州市委领导人之一的朱光设计的；1928年上海成立的“上海艺术剧社”，是朱光积极组织发起的；1931年中央苏区的第一张人民币是朱光亲手绘刻制版的。1937年朱光在延安领导中国文艺协会戏剧组，与廖承志合作演出话剧《碳矿夫》和《血祭上海》，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并嘱“这个班子不要散了”。由此动议决定成立艺术学院。次年，鲁迅艺术学院建立，朱光任秘书长。其时，舒群任鲁艺文学系教员。他们应该是这时候相熟起来的吧。他曾拿出一幅装裱好的朱光赠给他的自作山水画给我看，上面还有题跋。此画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颇富韵味。原来朱光不仅是一位艺术爱好者，而且正经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并且曾经从事过革命文艺的领导工作。这应是他和舒群结谊的工作和兴趣爱好的基础。他还告诉我，延安时期，朱光常到毛主席的窑洞里，他敢于同主席打闹和开玩笑。朱光最有名的故事是“同毛主席抢书” 。
至于与黄树则的友谊有可能是延安时期，黄曾担任毛泽东的保健秘书，而舒群那时不说是毛主席窑洞里的常客，也是时常被召见或者去请示工作的。也许，他们就这样熟识直至深交成挚友吧。舒群1989年逝世，黄树则以挽联悼念：“五十年深交，沥胆相知，君今去矣；半世纪文章，呕心创作，我永珍之。”于此可见他们相交之深。 他一直认为鲁迅在30年代批评过他
他给我说过多次，他认为鲁迅批评过他；这批评，是和鲁迅批评夏衍的《赛金花》同时的。而他，不能接受这个批评。他没有怨言，也没有不满，只是这样说道，自然，内心是不愉快的。
他没有说鲁迅如何批评他，也没有说是哪篇文章批评了他的哪一篇作品。
我也研究一点鲁迅，但我没有看到过鲁迅批评舒群的文字；我也没有看到过任何鲁迅研究论著中，提到过鲁迅批评舒群的事。所以他每说及，我就说：“鲁迅没有批评过你呀！”他不接受我的“说项”。但我们没有争论，因为他并不生气，只是说说而已。我也就不那么较真。不过我隐隐觉得，他可能指的是鲁迅批评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而据我的查阅和“考证”，舒群可能指的是鲁迅逝世前所发表的《半夏小集》中的第二小节批评了他。这节文字不长，我且照录如下：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这节文字的内容，大体能和《没有祖国的孩子》挂上钩。因为这篇小说写到一个朝鲜孩子受到日本人的压迫而怀念祖国，热爱自己的国旗。这就和“沦为异族的奴隶”这句话对上号了。从彼此发表的日期看，也是切合的。舒群的小说发表于1936年5月的《文学》上，9月收入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鲁迅的文章则发表于同年10月的《作家》上。先作品，后批评，以《作家》对《文学》，似乎对得上号。
但是，这只是不能坐实的推测而已。究竟鲁迅批评所指是专对某个作家的某篇作品，还是泛指，无法推断。不过，我们且取“权且是吧”的态度，仍然可以看出，鲁迅此处的批评是完全不同于对夏衍的批判的。首先，他指出：“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这一点——我们假设“这一点”就是指《没有祖国的孩子》的话，鲁迅对其主旨也是肯定的，他下断语说“自然是不错的”；接着说，“但要十分小心”，也只不过是一句预警，警示不要造成“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的印象和认知。所以，这不是严峻的批评，而是善意的劝告和警示。
他和萧军、萧红以及《八月的乡村》
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中期，舒群与“二萧”——萧军和萧红，可以说是当时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哈尔滨处于半地下状态的革命文艺、红色文坛的“三剑客”。他忙于革命的秘密情报工作，但却业余创作，从事文艺运动；而“二萧”则在贫穷中，献身文学，辛勤写作，颇有影响。
那时期，罗烽、白朗夫妇，也在哈从事文艺活动，他们已经有许多进步文艺作品问世，可以说，所谓“东北作家群”，就已经滥觞于此时此地了。因为，除了端木蕻良不在此列，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代表作家，都已经以作品和进步文学活动，在哈尔滨登场了。所以可以说，东北现代文学、东北作家群，其源头，在哈尔滨。这是我在与舒群接触并素日交谈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后，形成的概念。在哈尔滨，而不是辽宁沈阳和吉林长春。这应该同当时的哈尔滨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状况以及文化生态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一点是东北现代文学和东北作家群研究，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以后，“二萧”、舒群以及罗烽、白朗，都先后来到上海，投奔鲁迅麾下，并得到他的大力扶持，尤其“二萧”，可谓“立雪鲁门”，成为鲁迅珍爱的左翼文学的年轻劲旅。而他们的作品，包括“二萧”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和罗烽的《第七个坑》等，充满了爱国精神、民族情怀、抗敌气概，其艺术气韵刚毅遒劲、质朴豪放，成为左翼文学的生力军，显示了其出色实绩和生机勃勃的文学气势。这是当时的南方文坛所缺乏的。
唠起这方面的历史，有一天，舒群拿着在80年代重印本的萧军、萧红合著的《跋涉》，翻开扉页，对我说：“你看，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我一看，上书：“这部作品初版时得到过你的帮助。”的确很简单。上世纪30年代“二萧”在哈尔滨，身处贫穷，处女作《跋涉》出版是历经艰辛、不乏波折的，也是得到舒群的大力帮助才得以问世的。
那是1933年，在哈尔滨，两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萧军、萧红，筹划出版作品合集《跋涉》，然而阮囊羞涩，无以为计，困顿中，是舒群伸出援助之手。当时，“二萧”之穷困，只要读一两篇《商市街》中文字，就可以触目惊心地了解，哪还有余钱出版作品集？可舒群，当时却是秘密的第三国际的情报工作者，担任重要的某个情报站的站长，他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工资和出差费，资助了文坛战友出版处女作。以后，舒群转青岛从事革命工作，“二萧”于困顿中离开哈尔滨，又是“投奔”舒群，得以在青岛立足，并各自完成自己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尔后乃得双双携作品自青岛赴上海，投奔鲁迅并获提携，终于成长。舒群是他们的益友，在关键时刻对他们给予了关键性的帮助。这事迹是可以写入现代文学史的吧。
但更可一述的是，萧军的成名作、代表作《八月的乡村》，其核心、基础素材，来自舒群向他讲述的，自己的战友傅天飞掌握的，磐石游击队血与火的艰苦英勇战斗的历程和故事。舒群只是简略地、轻描淡写地说起过这件事。我得知后，经过后来的了解和阅读，构成了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完整的“历史——文学事件”。
傅天飞先给舒群绘声绘色讲述了一天一夜，舒群又给萧军、萧红转述，甚至应要求邀请傅天飞到“二萧”家中给他们讲述。这些，就是《八月的乡村》的素材主要来源了。关于这件事，萧红在她的《商使街·生人》中有记述，她写道：“来了一个稀奇的客人。我照样在厨房里煎着饼。……一边煎着饼，一边跑到屋里去听他们的谈话。……这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有时也夹着笑声，那个人是从盘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我只记得他是很红的脸。”这是萧红的实录，它佐证了舒群的回忆。萧红在她的名作也是代表作《生死场》中，也直接写到了“革命军在盘石”，当了亡国奴的东北农民说：“组织起来去当革命军吧！”
这是一次革命史上的，也是文学史上的历史性讲述，它催生了，也帮助了一部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名著诞生。 ——据我后来从我为之写序的一部党史著作中了解到的，傅天飞当时历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委员、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常委、桓仁特支负责人、东北人民革命军团政委、中共满洲省委秘书处编辑主任。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人民革命军领导人，而且爱好文学，踌躇满志意欲创作，并以磐石游击队的事迹为基础，形成了“腹稿”。他曾以团省委巡视员的身份深入磐石、海龙巡视和指导工作。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正式组建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傅天飞在掌握大量生动材料并有切身体验之后，向上级党组织撰写了两份报告：《老傅关于海伦、磐石党、团、军情形的报告》和《老傅关于磐石人民革命军、反日游击队运动情况的报告》，这应该就是他的文学“腹稿”的事实基础。他给舒群的讲述，就是他的“腹稿”的陈述。遗憾的是，傅天飞不久就牺牲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成为烈士，未能让腹稿成为作品。但是，萧军利用他提供的素材，成功地创作了《八月的乡村》。这是对傅天飞最好的回报和纪念。我读到过傅天飞的这两份报告原文，那是一份有事实、有人物、有细节、有分析的文本，非一般事实陈述的报告。党史研究者把材料中的一些细节，与《八月的乡村》的某些章节对应比照，既揭示了两者的若干“相应性”，又反映了萧军的创造性发展。这一点也不影响更不抹杀萧军的艺术创造之功，倒是反映了他的作品的现实性和人民性；也体现了他使“报告”成为文学创作的创造性加工和改造、提炼和升华，完成了使纪实的“史实”创造性地“酶化”、艺术化成为虚构“文学”的变化与艺术飞跃。而且，整个故事的编排、人物设置和形象刻画等等，都是作家萧军的创造性“规划”和艺术飞跃。
这里值得纪念的不仅有傅天飞烈士和萧军，而且，还有舒群！
他的文艺理论的卓见和复出后的创作实践与成就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协机关有一个老作家党支部，丁玲、罗烽、白朗还有舒群，都在这个支部过组织生活。舒群告诉我，他们支部有一次组织大家去颐和园“赋得浮生半日闲”。在人们分散活动时，他和丁玲在昆明湖边闲坐叙谈。丁玲忽然说：“舒群，我觉得我现在不会写小说啦！”舒群一愣，不知其意何在。丁玲接着解释说：“我们从‘五四’起，就是照着外国小说来写小说，现在觉得不行，但是怎么写？……”丁玲的意思已经呼之欲出，就是说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具有民族风格地来创造“文学的叙事”。
舒群复出后，没有停止过创作，短篇小说，一篇篇陆续发表。在问世的几篇中，显然他在探索采用传统叙事来“讲现代故事”，也就是开辟继承传统的、有别于“五四”以来已经形成的外来的叙事模式。这是他老当益壮、烈士暮年的文学创举，虽然只是一个开头，虽然只是部分地实现。我指的主要是他改造、化用宋元话本的叙事语言和某些叙事范型的元素。应该说，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可惜未曾引起评论界的注意。有一次我向他表示赞赏他的叙事语言和范型，我说，你的叙事是话本式的，但有的地方又长句型、“流水落花”般舒畅而又恣肆汪洋。我还说，只看到《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有一篇可能是刘绍棠的千字文，在说别的事情时，“顺便”赞扬了你的叙事语言。他很高兴，有遇知音之感。我体会到，他不是一时的兴之所至，取用新话语“玩玩”，而是有意识地探索。他的这一文学探索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改进，对于继承传统，创造中国叙事范型是一种创举，可惜，他没能继续下去，“天不假年”，这一有意义的探索与他的生命的终止同时终结了。后继无人！
这里有着他的文学创作理论的内蕴。——继承传统，创造民族形式的小说叙事范型。他的作品是他的文学理论的实践。
他还有一个文学理论方面的灼见。他多次跟我说：“‘文学是人学’不够准确，应该是：‘文学是人的关系学’。”不过他没有作任何发挥。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人学”——写人，太抽象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的定义，写人就是要写人的社会关系，不写社会关系就无从写人。他一再督促我写出论文来加以阐述。我也愿意一试，因为我很同意他的这一论点，其中蕴含着广阔的理论空间。但我一直忙于其他，终于未曾动笔。不过我曾经在一篇论文的结尾，“顺便”把舒群的灼见以舒群的名义极为简略地发表了，同时“许愿”以后详论。然而至今未能还此夙愿。
在他发表了四篇短篇小说时，我自发，也可以说是有所感而发地写了一篇评论《内容充实，艺术新颖——评舒群近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发表在1982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四篇小说都发表于1979—1981的两年时间里。它们是：《题未定的故事》《思忆》《别》和《少年chen女》。它们的内容和主旨，都及时反映了现实生活，揭示了社会情状和思潮；取材都来自作家自身的生活，思想意蕴，也都是出自他对生活的体察和思索。全都现了他的“文学是‘人的关系学’”的文学理念。
第一篇小说，写一位中年厂长，“三反”运动中被错整，但他对运动领导人的党委书记，却能不计前嫌，在他身处逆境时，暗中给予帮助。而当这位领导在打倒“四人帮”后官复原职，向他致谢时，他回答说：“李书记，想过去，看将来吧。”这个结语，出现在大批冤假错案获得平反和正在平反的1979年，其政治和思想意义以至人生体验，都是很明显也很启人思的。《思忆》则写了周恩来总理关怀使用一个曾因罪被判死刑的人，使他重新做人，发挥一技之长，报效祖国的故事。“设法使这种人为革命而有所用”“而不是割舍和丢弃”，这一思想，同样于1979年问世，其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两则故事，都含有舒群自身的生活经历。《别》的故事和思想意蕴，则是居住和平宾馆时的观察和体验。他写了一个在中国定居多年的美国战俘，在这里娶妻生子，1979年，国门初开，他决定回美国，但妻儿留中国，只有待业的女儿随他离国去美。但提出要求：保留中国国籍。然而最后她拒绝随父赴美，因为不愿舍弃祖国故乡，远走他乡异国。在初开国门，人们欣羡西方生活，许多人挖空心思去国离乡的1979年，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其针砭时弊、“逆潮”而思的创作意识也很突出。关于这篇作品，舒群还流露了这样的意思：有意挽回《没有祖国的孩子》的被误解，而凸显爱国情怀。 关于《少年chen女》的创作，他告诉我，直接来自他在团结湖宿舍的亲身体验。那时，刚刚兴起上班族雇用家庭小时工，打扫卫生。他家就雇了一个外地女孩。他们的接触和交谈，展开了城里人和打工族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生差异。舒群由此提出了一个即时的现实的社会问题。
对于能够及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他的近作评论，他是高兴的。
搬到虎坊路后，他仍然在创作小说。一次，我去他家，见书桌上正摊开一张稿纸，刚写了一行字：“有一处高质楼……”我说“应该是‘高知楼’，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等级的楼”，——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他说：“哦，原来这样，不是高质量的楼。”
不知道后来创作了怎样一篇小说？
他邀我为他整理《中国话本书目》始末
关于与舒群合作整理他的专著《中国话本书目》的缘起，已如前述。我在接受任务之后，记得大约是1979年的春季，我专程到本溪，住在本钢招待所，与暂回本溪、也住在招待所的舒群第一次见面，他把一摞小学生用的算草本，也就是他的《中国话本书目》的草稿本，交给我，并就合作事宜，作了初步商议。不久我就“烟花三月下扬州”，去那里参加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室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举办的撰稿会议。扬州的古旧书业是闻名全国的，我乘机到扬州古书坊搜购了一批有关话本的新旧著述。有关的古籍《醉翁谈录》《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青琐高议》《都城记胜》《东京梦华录》以及《青平山堂话本》《也是园书目》《大宋宣和遗事》等；还有新出的后人研究著述和资料集《日本所见小说书目》《中国话本概论》《说书小史》《三言二拍资料》《敦煌变文集》等，均收罗齐全。以后即开始阅读、学习，等于重新研习一门新学科。再以后的情况，我偶然发现我的一份注有“重要文件”字样的私人档案。其封面上有一段文字，简述此事大致原委，我就偷懒引用如下：
整理旧书桌中杂物，竟意外获得此卷宗，中有舒群同志致我及景云函三封，视之不免追忆往事重重。
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舒群同志“强迫”性邀约为他整理其旧著《中国话本书目》。我于自身工作、科研及写作之百事缠身中，挤出时间，为其整理、抄录、补充。为此，曾购置大批关于中国话本之著作及相关书籍，常常于晚上自己工作、写作告一段落后，整理《话本书目》。景云则利用大量时间为之抄录。我并转请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一位年轻女同志有报酬地代为抄录已整理好之书稿。最后成书达四十多万字，稿纸摞起来一尺多高。记得送达舒群面前时，我往地上一放，他倏地站起来惊呼：“这么多呀！”尔后则详谈此书出版之署名问题。他坚持要用我与他合作的名分，并坚持要加上景云的名字，均为我所婉拒。仅同意我曾增补的名义。……以后，他在报上发表片段时，在文后注明“曾得彭定安之帮助”。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舒群的原稿是写在小学生用的算草本上，蝇头小楷，规规整整。每条书目均注明出处及有关事项；有些还有颇富见地的考订。其中辑录的关于梁山泊故事的连续性话本，约略构成了《水浒传》的雏形，对于认识《水浒传》的形成过程很有帮助。其考证中，如考出《水浒传》中的“石头孙立”应该是“石投孙立”，即石秀投奔孙立而不是孙立绰号“石头”。考证精详细致，颇有说服力，足见其学术力作之工力与风貌。我做的工作是：先将原文过录在稿纸上，然后根据我新掌握的资料加以补充：书目部分我只补充了“越时限”性的唐、五代目；主要的补充则是注释和考评，在每一书目之后，都增加了“集注”与“考评”两栏，注明条目的出处、内容要义和有关古籍著录、前人考订，以及本书作者的评论等内容。所以我把书名改为《<中国话本书目>集注·考评》，署名则为“舒群著，彭定安过录、增补”。
书稿完成后，我建议交中华书局出版，因为他们曾经出版过多种这方面的书籍。舒群同意。而且，有一个有利条件，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编李侃是我和舒群的老熟人。这样，某日，我和舒群携书稿一同往访李侃。我们进入当时的中华书局大楼，舒群就悄悄对我说：“这就是原来的文联大楼，我就是在这里挨批判的。”我听了心头一惊，倏然而生无限感叹。当我去找李侃时，舒群就在一间房子的门口，蹲下了，他告诉我，他患体位性高血压，站起就头晕。他那时仍然是一套旧干部服，地上一蹲，纯然一老农形象。我真怕有人来看见，会以为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来寻事，因而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幸好，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出现。我心中更加伤感，谁能知道这位像老农似的蹲在地上的人，就是曾经赫赫有名、历任文界高官、文坛宿将，曾经是这座大楼里的领导人之一的舒群！我找了一气，结果扑空，李侃外出了。
以后我与李侃书信联系，寄去书稿，他对舒群很尊重，回复我说，你们两人的事，我认真处理，即将书稿交编辑室主任审读。
在书稿寄给李侃之后，舒群曾给我一信，如下：
定安同志：
七月四日信，今日收到。
陈放同志逝世，令人悲悼。您的工作重担，亦将随之日益加重，虽年轻些，也应注意身体。
前有信由您转景云同志，不知是否收见。
不久之前，我二子去中华书局买书，曾见过李侃同志。《话本》付排前，免不了您再一次呕心沥血的劳作。
我未见刘绍棠同志文，已要二子找《读书》一阅。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舞，或于明年编一新集。
问景云同志好 全家好。
敬礼
舒群
七月六日
我的新作《合欢篇》（《萍水相逢情》）即将完稿
信中所说陈放，就是前述辽宁社会科学院院长；景云即曾景云，我的老伴。她原是《辽宁日报》编辑，故舒群要她代为查找老《东北日报》里的资料。所说刘绍棠文，可能就是我向他说起过的赞誉他的“话本式叙事话语”的文章。信中说：“《话本》付排前，免不了您再一次呕心沥血的劳作”，这表达了他对我此前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令我感动。
舒群致曾景云信，亦不长，也姑录如下： 景云同志：
感谢您为《书目》的辛苦劳累。
今再劳您代我翻阅一九四六年《东北日报》，其上曾刊有若干拙文；除《归来人》一篇已复制外，至少尚有一篇《妈妈底爱》，请予复制，费用照付。拜托拜托，谢谢谢谢。
问定安同志好。
敬礼
舒群
六月二十日
这两封信均未注明年份。但据陈放同志逝世于1984年，故可推定是这一年写的。
很遗憾，虽然李侃支持，但《中国话本书目》以后竟未被采用，此中的人事机缘与纠结，不便细说；不说也罢。
由以上情况可知，我交给舒群的是一份完整的《中国话本书目》书稿，这才能交中华书局出版。至此，我们的合作可谓“完满结束”。但前引回忆文中说：“与彭定安的合作难以为继”，不知何所指？应该是已经完成了嘛。
这以后，舒群告我，《书目》稿将由他女儿小莉接手处理，经中国作协组织批准，她正式担任自己的助手了。并说，小莉将来沈阳与我见面、商谈。但是，以后小莉女士一直未与我联系。
再后，我在报纸上见到发表了舒群的《中国话本书目》中的一小节，文末在括弧中附一短注文：“（曾得彭定安帮助）”。语焉不详。
在舒群发表一节书稿文字后，因注明我的参与，被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铁流同志的一位同行看见，他对书稿很感兴趣。铁流曾是我的《鲁迅思想论稿》一书的责编，所以那位有见识的编辑就通过铁流与我联系，希望书稿交他们出版。我很高兴有了出版机会，便与舒群联系，建议交去。但他拒绝了。我至今不理解他为何不同意交浙江古籍社出版，放弃这次出版的机会。
至此，我帮助他整理《中国话本书目》这件事，就此完全终结。
以后，他再未与我联系；我也没有主动联系他。我们的合作和友谊也就此终结。
再后，我听说书已经出版了，但我未能见到，也不知“集注”和“考评”部分是否保留了？
现在，我所补充的唐、五代的话本书目及其“集注”、“考评”的打印件，仍留我手中。我且选录一短篇，以为例，一窥《<中国话本书目>集注·考评》的学术面目。
“……师师慢语话
【集注】诸话本小说研究著作均未著录。仅《话本小说概论》列为唐代话本。……《敦煌变文》收入，题作“【不知名变文】”。……
【考评】此变文仅一页，前缺，文后注明“原文至此完”。在韵文前有句：“以下说明明阳人语话，更说师师慢语话。”可见为说话人底本。本篇宣传老子思想：“故老子曰：‘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其无身，患何有’。身是病本，生是死源，若乃无病，死何有。’”
《中国话本书目》我以为是一部集大成、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学术力作，可惜由于作者是一位著名作家，竟掩盖了他的学术成就，未曾引起学界注意。
悠悠往事，倏忽三十余年。回忆逝水年华，恍如隔世。如今舒群离世多年，李侃也早归道山，景云亦先我而去。呜呼，只剩下我独自在这里回溯过往旧事，夫复何言！
在这数年漫长的过程中，我借机研习了一门新学科：中国话本；并形成了一个认识，中国的话本小说，堪称古代世界短篇小说的高峰，那时期的世界文坛，未有可以与之媲美者。因此，我打算撰写一到二部全面论述中国话本小说的专著，并先后拟就详细提纲和目录数份。但是因为我一直为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牵扯，又有不断的其他学术著作急于撰写，就把它放下，一再推迟，未曾执笔。以后，“时过情迁”，资料散失，已经难乎为继了。现在，我且把那些提纲、目录，作为这篇回忆文字的附录发表，既作我为舒群过录、整理、补充《中国话本书目》的纪念和实证，——证实我确实是在经过钻研、掌握资料、悉心为之地为舒群过录、整理并补充其著作《中国话本书目》的，是经过辛勤劳作，完整结束了“合作事宜”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一点过往的学研遗痕，而其内容，也许还可以看做一种学术文本面世。因此。我冒昧而衷心恳请编辑同志能够体察、体谅区区此心，宽怀予以照顾，肯允发表附录。
附录：
我研习中国话本的心得记录：关于话本的著作提纲读书札记：关于中国话本
一
中国话本：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
（研究札记与论著提纲）
（1988，2，12夜）
（一）中国话本小说
1.历史发展；
2.话本小说家族：变文→说话→话本→拟话本→话本小说
3.与外国文学比较：话本-列那狐故事→莫泊桑→契诃夫
4.话本：中国长篇小说的滥觞与因素
（二）“说话”种类：题材，人物，创作意识与接受意识
（三）“说话人”：古代小说家：口头文学家——他们是在听众的“养育”下成长发展的，并在其中发展了话本艺术。“养育”也者，即用欣赏口味、呼吁，以至行动，引导甚至“强迫”说话人接受其接受意识与审美趣味。
（四）话本的渊源（题材，文学因素，艺术素质等）
史传/变文/笔记小说
民间故事传说/市井生活/佛经故事
汉魏六朝乐府/小说/杂赋
（五）话本的渊源[一节内容]（90.3.11夜）
渊源：①题材；人物；文学因素；艺术技巧；创作意识
②史传，佛经，笔记小说，传说，民间故事，汉魏六朝乐府，文言小说，传奇，杂赋。
③四大类：传奇，小说，故事；
历史；
佛经故事；
现实生活（市井生活）
（六）关于话本的形容
1.“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
2.元代人的形容：
“短短罗衫淡淡妆，拂开红袖便当场。【这是写女艺人】
掩翻歌扇珠成串，吹落佳霏玉有香。 由汉魏，到隋唐，谁叫若辈管兴亡。【讲史】
百年都是逢场戏，拍板门锤未易当。”
3.《醉翁谈录》：
“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
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
（七）话本家族：傀儡戏/影戏/杂剧/崖词/诸宫调——它们都是有底本的；也都可以叫话本。讲经、说经（变文），也可以叫话本；而后，又有拟话本。如斯，全矣。
形成话本（文字）的文本有两类：1，底本（粗）2，说话的语录，经过加工（精）。
以明中叶为线，前后分为话本与拟话本。
（八）说书人的状况、行状：进宫廷，入富室，浪迹江湖，卖艺瓦舍，甚至率众起义。五行八作、百艺人众皆有。
（九）话本小说的发展史【“中国的‘文学遗传学’”】
1.从远古到唐；
2.从唐代到宋元；
3.从宋元到明清；
4.从明清到五四；
5.从五四到当代。
（十）说话人
“世间怪事皆能说，天下鸿儒有不如”
话本小说的“作家家族”：说书人/讲经和尚/书会先生/才人/“雄辩会员”/老郎
（十一）话本的演变——发展
《武王伐纣平话》→《封神演义》；《
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
《大宋宣和遗事》→《水浒》。
（十二）记载关于话本小说的古籍
宋·灌园耐得翁：《都城记胜》
宋·罗烨：《醉翁谈录》
宋·吴自牧：《梦梁录》
（十三）著述论纲：《话本小说：历史的文学幽灵与民族文学心态》（1986.6.28）
第一编：概论与鸟瞰
序言：一个尚未逝去的远梦——从文学到民族心态
第一章：中国话本小说：在世界古典文学末期总体格局中一枝东方艺术鲜花[一个总体文学的考察]
第二章：中国话本小说：中国文学长河中的新浪潮
第三章：从人神偷情到人际眷恋——人的发现与人性的肯定[人间爱情]（从传奇到说话）
第四章：从庙门宣经（佛经）到勾栏讲唱（从变文到说话）
第五章：从历史的镜子里照见的现实（讲史与说话）
（十四）话本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条件
1.经济的发展：商业、手工业的发展；
2.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3.市民的成长及其要求；
4.市民文化、城市文化的发展[勾栏瓦舍]；
5.穷苦落魄的城市贫苦知识分子、市民知识分子的产生；
6.文学姻缘：讲唱文学；讲史；传奇；诗歌散文[诗骚与史传]。
（十五）一个关于话本小说的著作提纲：[1988年除夕]
1.话本小说：中国白话小说的黄金时代；中国短篇小说的第一个高峰
2.话本小说：置于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中的观察[世界短篇小说群峰中的高峰之一；人类文学成就的组成部分]
3.话本家族及家族史
4.话本世界：宋代社会世情与人间情意
5.走进话本小说的艺术世界：
①形象/结构/寓意/语言/美学特质
②名篇分析
6.比较研究（1）：话本小说/法国短篇小说/俄罗斯短篇小说
7.比较研究（2）：话本小说圣手：“说话人”，冯梦龙，凌蒙初；→莫伯桑→ 契诃夫→鲁迅→ 当代
8.历史的接受和演变：当代小说及其今后
9.话本小说接受史（1）：中国人感性世界、审美观念、审美理想与价值体系的渊源；
10.话本小说接受史（2）：中国小说与中国文学的源头水。
（十六）拟话本到明冯梦龙、凌蒙初而达到高峰，结束为一种古典的、经典的形式，此后即不能再发展了。像任何事物一样，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与艺术使命。
（十七）魏晋六朝是“说话”第一个发展期、第一个发展高峰
（1）参加者的范围扩大了。士人、侍臣、宾客、侯门子弟、贵族王后（如曹植）均乐于此，说“人间细事”“外间世事”，好“俳优小说”，为“浅俗委巷”语。——人才增加，生活面宽。
（2）取材较广泛，内容丰富，技巧提高。
（十八）话本小说发展图
起源期：
瞽朦 →俳优侏儒 →稗官-小说家→ 汉赋 →（六朝以后）：《韩朋赋》、《燕子赋》、方士；《晏子赋》《孔子项托相问》《茶酒论》 唐末（天宝）：刘朝霞、文人赋《枚乘〈七发〉》、曹植《七启》《驾幸温泉赋》、徐夤《樊呤入鸿门赋》、周繇……
二
拟写的一本关于话本的著作提纲：
《话本小说：世俗世界与艺术世界》
绪论：一个尚未完全逝去的远梦：
从文学到民族心态（社会观念、价值体系、作风、语言、文学气质、审美观念与审美理想）
中国话本小说（1）：
在世界古典文学末期总体格局中的一朵东方文学鲜花；
中国话本小说（2）：
中国文学长河中的排空大浪：
中国白话文学的黄金时代；中国短篇小说的第一个高峰。
第一章 话本小说：家族史与个体史【作品的与说书人的】
——“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
一、人类的文学选择与创造：短篇小说——从欧洲到东方；
二、从人神偷情到人际恋情（从传奇到“说话”）；
三、从“写与看”到“读与写”（文学形态的变迁）；
四、从庙门宣经到勾栏讲唱（从变文到“说话”）； 五、从历史镜子里照见的现实生活（从讲史到“说话”）；
六、话本小说里的“中国的人生”。
第二章 话本小说：作家家族
一、瞽蒙
二、说书者（宫廷）
三、讲经和尚（和尚：艺人-天国-人世）
四、说话人
五、书会先生
六、才人
七、雄辩社及其社员
第三章 话本：世俗世界
世间无穷事，书中人生情
中国人：情感世界与道德世界
忠，孝，节，义
性观念与婚姻家庭
所“爱”与所轻
嫌贫爱富与嫌富爱贫
重农轻商
重士轻农、轻商
“万般皆有命，半点不由人”
善恶到头终有报第四章 故事 结构
一、话本小说：美学构成（人物与诗歌）
情节
寓意
语言
形象
二、话本小说：美学特征
情节曲折
爱情
劝善惩恶
女性
奇，异，曲，巧
小道具，大用场
女性与鬼神
第五章 话本小说接受史
中国小说与中国文学艺术世界的继承、发展与源头
第六章 置于世界文学史背景下的观察
世界短篇小说艺术高峰中的一枝独秀
人类总体文学世界的优秀部分
第七章 比较研究
歌德“世界文学的时代到来了”的慨叹
话本小说与欧洲短篇小说：“三言”与《十日谈》
冯梦龙、凌濛初与莫泊桑、契诃夫第八章 话本小说：历史的文学幽灵与现实的文学心态（文学遗传学）
远古→唐→宋元
明→清→现代第九章 结语与展望
世界文学目光的东移：惊奇一瞥→接受→吸收……
当代文学的冷淡：陌生→轻忽→投向→继承→发扬
三
随想：话本的艺术世界
（1990.3.17.7：30）
（一）分几头来写话本史
1.说话；
2.说话人。
（二）话本的滥觞
唐变文：《秋胡变文》、《董永变文》、《王昭君变文》、《舜子变》
（三）在勾栏瓦舍中，说话人兴风唤雨，翻山倒海，制造了一个世俗的与审美的世界，塑造着当时（以至后来的）中国人的魂灵。——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与审美天地。
（1990.3.13）
（四）宋话本——话本的黄金时代、第一个高峰产生的原因（笔记第35）
（五）纳入世界范围（文学）来观察，在西方，法，同样产生了通俗文学、短篇小说，反映世俗生活。（查资料，勾画一个轮廓）
（六）陈汝衡：《说书史话》：最早的说书记载，该书第9页可用。
1.刘白《烈女传》（瞽诵诗，道正事）（第7页）
2.荀子《成相篇》（见第7、8页）
（可以引用，说明它的意义，推测：民歌填词，对于以后的说话、讲唱以及弹词有影响，是滥觞也。）
3.最重要的是：隋侯白《启颜录》（见《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记载（“说一个好话”）
4.敦煌变文写本
（1）历史故事：《昭君变》、《伍子胥变》
（2）民间及时事故事：《秋胡小说》、《张义潮变文》
（七）说话源流
图1：
（90.3.22）
（八）平话藏于日本者五种，见《史话》第36页
（九）图式（据陈汝衡《说书史话》）
图2
其中：
1.《崔莺莺传》，全称为《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2. 《刎颈鸳鸯令》，流传于北宋，写完在南宋；有明人改篡。
（据《话本小说概论》）
（十）当年杭州状况
《梦粱录》，见陈著《说书史话》第43-44页
注意用《繁胜录·瓦舍》第44页
（十一）关于古书中有关小说的记载，可查用陈著《说书史话》第42-48页
计有：
1.吴自牧《梦粱录》十九《塌房》《瓦舍》
2.《南宋市肆事记》
3.周密《武林旧事》：《瓦子勾栏》
4.西湖老人：《繁胜录》：《瓦舍》
5.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
6.宋无名氏：《应用碎金》
（十二）四家之说，陈汝衡主张为：
1.银字（烟粉、灵怪、传奇）
2.说公案（朴刀杠棒、发迹变泰之事、士马金鼓之事）
3.说经/说参请/说诨经（演话佛事）/参禅悟道之事
4.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
（十三）鲁迅对明拟话本的评价，见《中国小说史略》第97页
（十四）陈汝衡对话本的全面评价，可用，见《史话》第52页
（十五）1.小说类
①《醉翁谈录》197种
②《京本通俗小说》8种
③《也是园书目》12种（词话）
④《青平山堂话本》27种
⑤ 阿英发现残本，2种
⑥《宝文堂分类书目》53种（？）
（据《史话》第60-61页）
2.讲史类
①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
②元刊《新编五代史平话》
③黄氏《士礼居丛书》所收《梁公九谏》（可能应为
《梁公九谏词文》）
④《大宋宣和遗事》
⑤《中兴名将传》（名目）
⑥《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附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传世）
3.说经、说参请类：
《西游记梦斩泾河龙》（《永乐大典》第一三一三九卷）
（十六）郭湜《高力士外传》
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仪、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此时是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此时即已有讲经、说话、转变；且，此三样已分开。（程毅中著《宋元话本》第2页）
（十七）敦煌写本中的错别字、替代字，例证：“全舜涛（掏）井”（《孝子传》）、“大陈（阵）七十二”（《汉将王陵变》）“博（拨）乱中原”（同上）、“拜午礼中（终）”（同上）
前记：近日在网上读到一篇回忆舒群的文章，题目是《我记忆中的著名作家舒群》，其中有几处提到我与舒群“合作”，整理他的《中国话本书目》这件事。文章这样写道：
问：您的《中国话本书目》一书是否写完？
答：哪里写得完呢？连个房子也没有（那时舒群在北京寄居旅馆之中）。多亏那些年，在农村我没有事情做，而且有书，这两个条件使我写了这个东西。
问：那您这本书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答：我是准备与人合作了，不然，我死后就不会有人完成它了！在北京，我和霄平、二平（霄明小名）说，你们都没有能力，如果我把它留给你们，你们谁也不会把它完成，我只好和别人合作了……
最近，我在省里见到一位，我准备与他合作，这个人叫彭定安，是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这个人我过去没见过。前几年组织上曾让他和另外两个同志给我当助手，但我没见过他。这次见到了他。过去，石光等同志都说这个人很好，我的印象也不错，我准备与他合作。
读罢这几段文字，勾起我无限的回忆和感叹，也勾起我追忆起与舒群晚年的一段“亲密交往”。借此机缘，写一写有关的片段回忆。
我与晚年舒群，有一段可算是亲密交往的经历，而且有一段“学术合作”的可贵的友谊。如今，斯人已逝，往事如烟，追忆起来如梦如幻，许多生活陈迹都已经追随岁月的逝水流去，如孔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是，岁月磨砺，却磨不去那些记忆深处的刻痕。
而我觉得其中有些记忆碎片，蕴含着一点“文坛掌故”和“名人轶事”或说“名人趣事”，也许在细微末节处， 反映了一些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轨迹，或可供人们窥见某些“历史细节”，而赏玩之、思索之。对于我自己来说，却也是一段重要亦美好的记忆，应属有一点文化印迹的生活刻痕，也想加以记述，且借此附骥留存。不过时过境迁，现在有些记忆犹新，有些却印象有点模糊，难述其详了。我权且循着记忆的逶迤行迹，不计工拙，追记一些片段。
虽然起因是看到关于我为舒群整理《中国话本书目》的回忆，而撰写这篇回忆，但我且先叙“琐忆”，却把它放在末段来记叙，以为重点。
我们是怎样相识并亲密交往的
我们相识，缘起《中国话本书目》。这是舒群在被迫困居本溪乡间的受难时期，潜心收集研究、集纳整理而成的一本关于中国话本的目录，不仅有“目”，而且有一些简要的考证和论证。1978年他复出后，想要寻觅一个能够与他合作的人，协助他完成这部著作。但他怎么就“觅”上我了？我们是“素昧平生”啊。
必须回到上世纪1979-1980年代。1978年，我省在原有的两个社会科学性质的研究所基础上，扩大组建了省社会科学院。来自延安、曾经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工作过的党内理论家陈放任院长，也是来自延安、曾经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文艺处长、省文化厅副厅长的石光任常务副院长。石光曾长期担任本溪市委宣传部长，与舒群是老朋友，舒群困居本溪乡间时，他对之大概有一定的眷顾。当时，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起初为研究室）的负责人是新闻界、文艺界有名的女将戈扬，她也是舒群的老熟人，50年代曾与舒群在中国作协共事。我则于1978年10月由于自己的坚持，怀揣着调令半年不报到，终于获准离开新闻界而到社会科学院工作，落脚文学所。时当1978年末期，我不知究底，推测应该是石光、戈扬动议，获陈放同意，上调舒群来院工作。这对于仍然蛰居本溪的舒群本人和社会科学院都是有好处的。舒群也很愿意来。于是，我们在东北旅社（现已拆除，那时是沈阳数一数二的高级宾馆）租了一个套间，准备给舒群暂住。但是，正当我们准备就绪，要去本溪接舒群的时候，“忽然一夜传檄令”，舒群调回北京安排工作，他获得进一步的解放。不久，戈扬也奉调回京，主持《新观察》的复刊事宜。接着我便负责文学所的工作。就在这时，石光院长有一次对我说：“舒群在乡下时，搞了一部话本书目，你来帮助他整理完成吧。”我很愕然，我与舒群素不相识，也不搞古典文学研究，怎么能够承担这个任务？我便说：“石光同志，我对话本小说只有一般常识，完不成这个任务呀！”石光没有勉强，只是说：“你再考虑考虑吧。”谈话是在走廊里进行的，我感觉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商量，不是院长下达研究课题。我就没有当回事。
过后不久，在鞍山召开了一个文学界的研讨会，特邀舒群参加，记得当时还蛰居鞍山的著名作家邓友梅也参加了。会上，舒群说到了他的《话本书目》，并宣布，“现在与彭定安合作来完成。”消息传到省社科院，石光正式和我谈话，说：“事已至此，你就接受了吧！”这回口气不同，而且是“事已至此”，就是说“木已成舟”了，也不能让舒群“放空炮”吧。这是常务副院长、舒群的老朋友的嘱托，我作为下级，已经不能再推辞了。我只好表示接受任务，说：“我先学习一段，熟悉这方面知识。”不是课题任务的“课题任务”就这样确定了。
我所经历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是“一位院长交给研究所一个研究课题也是工作任务”。是“帮助”，是“平等的合作”吧，并没有明确“充当助手”一说，更没有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我以前一直以为舒群之所以“物色”到我与他合作，是因为我那时赠给他一本我“钻出山沟”之初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鲁迅诗选释》，他误以为我对古典文学有一点根底，所以找到我。根据上述的记载，却是“组织上定的给他当助手”，但不知这里所说的“组织”是哪个“组织”。至于还有另外两位同志也给他当助手，我则一无所知，也未曾见到过类似助手的人员在他身边走动。
但是，不管是什么情况，我接受了任务，舒群接受了我，我们开始合作。尔后，无论他在位于北京米市大街的北方旅馆暂住，还是迁至团结湖作家协会宿舍以及到虎坊路作协更好的住宅区居住，我都是他家常客，既是看望，更是汇报和商讨有关《话本书目》的问题。我们就这样相识并熟悉起来。
在数年的接触中，自然会有“你来我往”的谈话，不过我们从来很少长时间地长篇交谈，只是触机而发地谈论一些事情。我那时已经委派文学所里一位科研人员专门采访舒群，所以我也没有注意访谈——这是我至今颇为失悔的一件事情。虽然如此，但是，日常的闲聊、“闲谈末议”中，自然也会涉及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其中，存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且“钩沉”写出，是为“琐忆”。 周扬设宴为重返京华的舒群接风
舒群初回北京，暂住在王府井附近的和平宾馆。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北京举行世界和平大会时修建的涉外高级宾馆，现在是不大为人注目了，但当时还是位居高端。由此可见，舒群初回北京，还是颇受礼遇的。特别是，周扬还在此举行宴会，为他的回京复出接风。这个宴会，形虽简朴格却高，主、宾总共只有四位：主人周扬，主宾舒群，作陪者两位均是文坛宿将，他们同是解放复出不久，暂时屈就社科院文学所正副所长的沙汀和陈荒煤。宴会的具体情况如何，他们都谈了什么，特别是周扬如何“致辞”、叙旧等等，舒群都没有细说。这是舒群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从不高谈阔论，回忆与叙谈也不绘声绘色，只是述说而已。我不知道他与其他人的“叙谈模式”如何，反正在我与他的接触中，他是如此表现的。我以为这是一种良好的朴素深挚的文化心态与修养。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舒群复出后的工作的初步安排，是在这个宴会上定下了：去文学所。这原因，应该是与舒群手里有一部著述《中国话本书目》的草稿待完成有关。既然你有此著述待完，文学所的领导又都是你的老朋友，彼此相熟，周扬又是社科院副院长，这不就“顺势”安排了吗？于是不久舒群就去了文学所。
舒群对这次宴会，并没有怎么在意。他给我讲述时，平平淡淡，就像讲一件普通的事体；而以后，他对在文学所的工作，也没有太在意，他究竟是搞创作、长于形象思维的大作家。他每说起去文学所“集中”（每周只有一次），总是说“：唉，去所里坐坐。”他大概真的“只是坐坐”。那时，文学所博学鸿儒济济，俞平伯、钱锺书、唐弢诸多大师均在，特别是研究话本的先辈权威、编撰过《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的孙楷第也在所内，但我从未听舒群谈起与他们交往叙谈的事情，连孙楷第在内。足见他并没有“进入状态”，究竟是作家嘛。果然，不久他就离开，去了中国作协，与丁玲、罗烽、白朗一起，当驻会作家了。
虽然有这样一次规格隆重、意义重大的宴会，而且这样的“接风宴”，唯他所享，丁玲、萧军和罗烽、白朗以及文艺界其他复出人士等等，谁都未曾“享受”到；虽然，据长期当任作家协会领导工作的张僖回忆，1957年反右派时，正是周扬力主、坚持不给舒群像罗烽、白朗、戈扬那样划右派，而只定“反党”，所以他受处分略轻一等，遣送本溪，还安排了一个合金厂的副厂长职务；虽然存在这些情况，但是舒群并未因此消除与周扬的芥蒂。记得有一次他与作家协会的什么人通话，话到激动处，点名批评周扬。文艺界那些受难的大作家们，似乎唯有他和丁玲一样，对周扬没有消释前嫌。记得戈扬曾给我说起，一次，丁玲赠她一本自己新出的作品，题签时，她写“戈杨同志”，戈扬忙说：“哎哎，不对呀……”丁玲说：“我知道，是提手‘扬’，我就是不愿意写这个字！”
感人的“周氏袄”的故事
舒群无论是在和平宾馆暂住时，还是在位于米市大街的北方旅馆居住一段时间，都总是披着一件只有东北人才穿的又长又大又厚的大棉袄，那颜色已经毁了，蓝不蓝灰不灰的，这和舒群当时的身份和居住环境，尤其是涉外的和平宾馆，甚是不协调。因此我一次问他：“舒群同志，你怎么总是披这么一件老棉袄呀？”他笑笑说：“哦，它可不是一件普通东西！”
于是，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57年反右结束后，他被遣送东北，去本溪落户。临走时，他孤苦伶仃伫立火车站，“风萧萧兮易水寒”，昔日围着转，办事呀、讨论呀、叙谈哪的朋友们，没有一个敢冒大不韪前来送行。当他正思绪万千、愁绪满怀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喊：“舒群！”他回头一看，一位同志，手捧一件大棉袄，站在那里。他惊讶而又幸喜地说：“哎呀，你怎么来了！”那人说：“我来给你送行哪！”说着，把那件大棉袄递给舒群，说：“东北冷哪，这棉袄拿去好御寒。”舒群感动不已，接过了棉袄。
这位患难见人心的人氏是谁？
他就是著名老作家周而复。
我由此更加尊敬这位老作家，在他遭冤被错误开除党籍（后来恢复）时，也丝毫不减敬意。
我对舒群说，这样说来，此袄可称“周氏袄”。舒群问，此话怎讲？我说，当年，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重庆与苏联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费德林友善，费赠郭一支上好钢笔，郭珍爱之，命名“费氏笔”，以为纪念。本此，这棉袄可称“周氏袄”。舒群点头认可。
他在文艺界外的两位挚友
他告诉我，他有两位文艺界之外的挚友，他们是朱光和黄树则。这两位，也非等常之辈。朱光曾任1949年刚解放时的广州市的副市长（市长是叶剑英），后任广东省副省长，60年代以后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他早年的革命经历和文艺生涯，颇带传奇性。1927年广州起义时，革命志士脖子上系着的别致的红色领带，就是时任共青团广州市委领导人之一的朱光设计的；1928年上海成立的“上海艺术剧社”，是朱光积极组织发起的；1931年中央苏区的第一张人民币是朱光亲手绘刻制版的。1937年朱光在延安领导中国文艺协会戏剧组，与廖承志合作演出话剧《碳矿夫》和《血祭上海》，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并嘱“这个班子不要散了”。由此动议决定成立艺术学院。次年，鲁迅艺术学院建立，朱光任秘书长。其时，舒群任鲁艺文学系教员。他们应该是这时候相熟起来的吧。他曾拿出一幅装裱好的朱光赠给他的自作山水画给我看，上面还有题跋。此画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颇富韵味。原来朱光不仅是一位艺术爱好者，而且正经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并且曾经从事过革命文艺的领导工作。这应是他和舒群结谊的工作和兴趣爱好的基础。他还告诉我，延安时期，朱光常到毛主席的窑洞里，他敢于同主席打闹和开玩笑。朱光最有名的故事是“同毛主席抢书” 。
至于与黄树则的友谊有可能是延安时期，黄曾担任毛泽东的保健秘书，而舒群那时不说是毛主席窑洞里的常客，也是时常被召见或者去请示工作的。也许，他们就这样熟识直至深交成挚友吧。舒群1989年逝世，黄树则以挽联悼念：“五十年深交，沥胆相知，君今去矣；半世纪文章，呕心创作，我永珍之。”于此可见他们相交之深。 他一直认为鲁迅在30年代批评过他
他给我说过多次，他认为鲁迅批评过他；这批评，是和鲁迅批评夏衍的《赛金花》同时的。而他，不能接受这个批评。他没有怨言，也没有不满，只是这样说道，自然，内心是不愉快的。
他没有说鲁迅如何批评他，也没有说是哪篇文章批评了他的哪一篇作品。
我也研究一点鲁迅，但我没有看到过鲁迅批评舒群的文字；我也没有看到过任何鲁迅研究论著中，提到过鲁迅批评舒群的事。所以他每说及，我就说：“鲁迅没有批评过你呀！”他不接受我的“说项”。但我们没有争论，因为他并不生气，只是说说而已。我也就不那么较真。不过我隐隐觉得，他可能指的是鲁迅批评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而据我的查阅和“考证”，舒群可能指的是鲁迅逝世前所发表的《半夏小集》中的第二小节批评了他。这节文字不长，我且照录如下：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这节文字的内容，大体能和《没有祖国的孩子》挂上钩。因为这篇小说写到一个朝鲜孩子受到日本人的压迫而怀念祖国，热爱自己的国旗。这就和“沦为异族的奴隶”这句话对上号了。从彼此发表的日期看，也是切合的。舒群的小说发表于1936年5月的《文学》上，9月收入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鲁迅的文章则发表于同年10月的《作家》上。先作品，后批评，以《作家》对《文学》，似乎对得上号。
但是，这只是不能坐实的推测而已。究竟鲁迅批评所指是专对某个作家的某篇作品，还是泛指，无法推断。不过，我们且取“权且是吧”的态度，仍然可以看出，鲁迅此处的批评是完全不同于对夏衍的批判的。首先，他指出：“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这一点——我们假设“这一点”就是指《没有祖国的孩子》的话，鲁迅对其主旨也是肯定的，他下断语说“自然是不错的”；接着说，“但要十分小心”，也只不过是一句预警，警示不要造成“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的印象和认知。所以，这不是严峻的批评，而是善意的劝告和警示。
他和萧军、萧红以及《八月的乡村》
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中期，舒群与“二萧”——萧军和萧红，可以说是当时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哈尔滨处于半地下状态的革命文艺、红色文坛的“三剑客”。他忙于革命的秘密情报工作，但却业余创作，从事文艺运动；而“二萧”则在贫穷中，献身文学，辛勤写作，颇有影响。
那时期，罗烽、白朗夫妇，也在哈从事文艺活动，他们已经有许多进步文艺作品问世，可以说，所谓“东北作家群”，就已经滥觞于此时此地了。因为，除了端木蕻良不在此列，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代表作家，都已经以作品和进步文学活动，在哈尔滨登场了。所以可以说，东北现代文学、东北作家群，其源头，在哈尔滨。这是我在与舒群接触并素日交谈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后，形成的概念。在哈尔滨，而不是辽宁沈阳和吉林长春。这应该同当时的哈尔滨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状况以及文化生态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一点是东北现代文学和东北作家群研究，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以后，“二萧”、舒群以及罗烽、白朗，都先后来到上海，投奔鲁迅麾下，并得到他的大力扶持，尤其“二萧”，可谓“立雪鲁门”，成为鲁迅珍爱的左翼文学的年轻劲旅。而他们的作品，包括“二萧”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和罗烽的《第七个坑》等，充满了爱国精神、民族情怀、抗敌气概，其艺术气韵刚毅遒劲、质朴豪放，成为左翼文学的生力军，显示了其出色实绩和生机勃勃的文学气势。这是当时的南方文坛所缺乏的。
唠起这方面的历史，有一天，舒群拿着在80年代重印本的萧军、萧红合著的《跋涉》，翻开扉页，对我说：“你看，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我一看，上书：“这部作品初版时得到过你的帮助。”的确很简单。上世纪30年代“二萧”在哈尔滨，身处贫穷，处女作《跋涉》出版是历经艰辛、不乏波折的，也是得到舒群的大力帮助才得以问世的。
那是1933年，在哈尔滨，两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萧军、萧红，筹划出版作品合集《跋涉》，然而阮囊羞涩，无以为计，困顿中，是舒群伸出援助之手。当时，“二萧”之穷困，只要读一两篇《商市街》中文字，就可以触目惊心地了解，哪还有余钱出版作品集？可舒群，当时却是秘密的第三国际的情报工作者，担任重要的某个情报站的站长，他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工资和出差费，资助了文坛战友出版处女作。以后，舒群转青岛从事革命工作，“二萧”于困顿中离开哈尔滨，又是“投奔”舒群，得以在青岛立足，并各自完成自己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尔后乃得双双携作品自青岛赴上海，投奔鲁迅并获提携，终于成长。舒群是他们的益友，在关键时刻对他们给予了关键性的帮助。这事迹是可以写入现代文学史的吧。
但更可一述的是，萧军的成名作、代表作《八月的乡村》，其核心、基础素材，来自舒群向他讲述的，自己的战友傅天飞掌握的，磐石游击队血与火的艰苦英勇战斗的历程和故事。舒群只是简略地、轻描淡写地说起过这件事。我得知后，经过后来的了解和阅读，构成了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完整的“历史——文学事件”。
傅天飞先给舒群绘声绘色讲述了一天一夜，舒群又给萧军、萧红转述，甚至应要求邀请傅天飞到“二萧”家中给他们讲述。这些，就是《八月的乡村》的素材主要来源了。关于这件事，萧红在她的《商使街·生人》中有记述，她写道：“来了一个稀奇的客人。我照样在厨房里煎着饼。……一边煎着饼，一边跑到屋里去听他们的谈话。……这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有时也夹着笑声，那个人是从盘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我只记得他是很红的脸。”这是萧红的实录，它佐证了舒群的回忆。萧红在她的名作也是代表作《生死场》中，也直接写到了“革命军在盘石”，当了亡国奴的东北农民说：“组织起来去当革命军吧！”
这是一次革命史上的，也是文学史上的历史性讲述，它催生了，也帮助了一部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名著诞生。 ——据我后来从我为之写序的一部党史著作中了解到的，傅天飞当时历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委员、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常委、桓仁特支负责人、东北人民革命军团政委、中共满洲省委秘书处编辑主任。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人民革命军领导人，而且爱好文学，踌躇满志意欲创作，并以磐石游击队的事迹为基础，形成了“腹稿”。他曾以团省委巡视员的身份深入磐石、海龙巡视和指导工作。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正式组建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傅天飞在掌握大量生动材料并有切身体验之后，向上级党组织撰写了两份报告：《老傅关于海伦、磐石党、团、军情形的报告》和《老傅关于磐石人民革命军、反日游击队运动情况的报告》，这应该就是他的文学“腹稿”的事实基础。他给舒群的讲述，就是他的“腹稿”的陈述。遗憾的是，傅天飞不久就牺牲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成为烈士，未能让腹稿成为作品。但是，萧军利用他提供的素材，成功地创作了《八月的乡村》。这是对傅天飞最好的回报和纪念。我读到过傅天飞的这两份报告原文，那是一份有事实、有人物、有细节、有分析的文本，非一般事实陈述的报告。党史研究者把材料中的一些细节，与《八月的乡村》的某些章节对应比照，既揭示了两者的若干“相应性”，又反映了萧军的创造性发展。这一点也不影响更不抹杀萧军的艺术创造之功，倒是反映了他的作品的现实性和人民性；也体现了他使“报告”成为文学创作的创造性加工和改造、提炼和升华，完成了使纪实的“史实”创造性地“酶化”、艺术化成为虚构“文学”的变化与艺术飞跃。而且，整个故事的编排、人物设置和形象刻画等等，都是作家萧军的创造性“规划”和艺术飞跃。
这里值得纪念的不仅有傅天飞烈士和萧军，而且，还有舒群！
他的文艺理论的卓见和复出后的创作实践与成就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协机关有一个老作家党支部，丁玲、罗烽、白朗还有舒群，都在这个支部过组织生活。舒群告诉我，他们支部有一次组织大家去颐和园“赋得浮生半日闲”。在人们分散活动时，他和丁玲在昆明湖边闲坐叙谈。丁玲忽然说：“舒群，我觉得我现在不会写小说啦！”舒群一愣，不知其意何在。丁玲接着解释说：“我们从‘五四’起，就是照着外国小说来写小说，现在觉得不行，但是怎么写？……”丁玲的意思已经呼之欲出，就是说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具有民族风格地来创造“文学的叙事”。
舒群复出后，没有停止过创作，短篇小说，一篇篇陆续发表。在问世的几篇中，显然他在探索采用传统叙事来“讲现代故事”，也就是开辟继承传统的、有别于“五四”以来已经形成的外来的叙事模式。这是他老当益壮、烈士暮年的文学创举，虽然只是一个开头，虽然只是部分地实现。我指的主要是他改造、化用宋元话本的叙事语言和某些叙事范型的元素。应该说，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可惜未曾引起评论界的注意。有一次我向他表示赞赏他的叙事语言和范型，我说，你的叙事是话本式的，但有的地方又长句型、“流水落花”般舒畅而又恣肆汪洋。我还说，只看到《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有一篇可能是刘绍棠的千字文，在说别的事情时，“顺便”赞扬了你的叙事语言。他很高兴，有遇知音之感。我体会到，他不是一时的兴之所至，取用新话语“玩玩”，而是有意识地探索。他的这一文学探索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改进，对于继承传统，创造中国叙事范型是一种创举，可惜，他没能继续下去，“天不假年”，这一有意义的探索与他的生命的终止同时终结了。后继无人！
这里有着他的文学创作理论的内蕴。——继承传统，创造民族形式的小说叙事范型。他的作品是他的文学理论的实践。
他还有一个文学理论方面的灼见。他多次跟我说：“‘文学是人学’不够准确，应该是：‘文学是人的关系学’。”不过他没有作任何发挥。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人学”——写人，太抽象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的定义，写人就是要写人的社会关系，不写社会关系就无从写人。他一再督促我写出论文来加以阐述。我也愿意一试，因为我很同意他的这一论点，其中蕴含着广阔的理论空间。但我一直忙于其他，终于未曾动笔。不过我曾经在一篇论文的结尾，“顺便”把舒群的灼见以舒群的名义极为简略地发表了，同时“许愿”以后详论。然而至今未能还此夙愿。
在他发表了四篇短篇小说时，我自发，也可以说是有所感而发地写了一篇评论《内容充实，艺术新颖——评舒群近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发表在1982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四篇小说都发表于1979—1981的两年时间里。它们是：《题未定的故事》《思忆》《别》和《少年chen女》。它们的内容和主旨，都及时反映了现实生活，揭示了社会情状和思潮；取材都来自作家自身的生活，思想意蕴，也都是出自他对生活的体察和思索。全都现了他的“文学是‘人的关系学’”的文学理念。
第一篇小说，写一位中年厂长，“三反”运动中被错整，但他对运动领导人的党委书记，却能不计前嫌，在他身处逆境时，暗中给予帮助。而当这位领导在打倒“四人帮”后官复原职，向他致谢时，他回答说：“李书记，想过去，看将来吧。”这个结语，出现在大批冤假错案获得平反和正在平反的1979年，其政治和思想意义以至人生体验，都是很明显也很启人思的。《思忆》则写了周恩来总理关怀使用一个曾因罪被判死刑的人，使他重新做人，发挥一技之长，报效祖国的故事。“设法使这种人为革命而有所用”“而不是割舍和丢弃”，这一思想，同样于1979年问世，其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两则故事，都含有舒群自身的生活经历。《别》的故事和思想意蕴，则是居住和平宾馆时的观察和体验。他写了一个在中国定居多年的美国战俘，在这里娶妻生子，1979年，国门初开，他决定回美国，但妻儿留中国，只有待业的女儿随他离国去美。但提出要求：保留中国国籍。然而最后她拒绝随父赴美，因为不愿舍弃祖国故乡，远走他乡异国。在初开国门，人们欣羡西方生活，许多人挖空心思去国离乡的1979年，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其针砭时弊、“逆潮”而思的创作意识也很突出。关于这篇作品，舒群还流露了这样的意思：有意挽回《没有祖国的孩子》的被误解，而凸显爱国情怀。 关于《少年chen女》的创作，他告诉我，直接来自他在团结湖宿舍的亲身体验。那时，刚刚兴起上班族雇用家庭小时工，打扫卫生。他家就雇了一个外地女孩。他们的接触和交谈，展开了城里人和打工族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生差异。舒群由此提出了一个即时的现实的社会问题。
对于能够及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对他的近作评论，他是高兴的。
搬到虎坊路后，他仍然在创作小说。一次，我去他家，见书桌上正摊开一张稿纸，刚写了一行字：“有一处高质楼……”我说“应该是‘高知楼’，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等级的楼”，——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他说：“哦，原来这样，不是高质量的楼。”
不知道后来创作了怎样一篇小说？
他邀我为他整理《中国话本书目》始末
关于与舒群合作整理他的专著《中国话本书目》的缘起，已如前述。我在接受任务之后，记得大约是1979年的春季，我专程到本溪，住在本钢招待所，与暂回本溪、也住在招待所的舒群第一次见面，他把一摞小学生用的算草本，也就是他的《中国话本书目》的草稿本，交给我，并就合作事宜，作了初步商议。不久我就“烟花三月下扬州”，去那里参加中国社科院鲁迅研究室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举办的撰稿会议。扬州的古旧书业是闻名全国的，我乘机到扬州古书坊搜购了一批有关话本的新旧著述。有关的古籍《醉翁谈录》《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青琐高议》《都城记胜》《东京梦华录》以及《青平山堂话本》《也是园书目》《大宋宣和遗事》等；还有新出的后人研究著述和资料集《日本所见小说书目》《中国话本概论》《说书小史》《三言二拍资料》《敦煌变文集》等，均收罗齐全。以后即开始阅读、学习，等于重新研习一门新学科。再以后的情况，我偶然发现我的一份注有“重要文件”字样的私人档案。其封面上有一段文字，简述此事大致原委，我就偷懒引用如下：
整理旧书桌中杂物，竟意外获得此卷宗，中有舒群同志致我及景云函三封，视之不免追忆往事重重。
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舒群同志“强迫”性邀约为他整理其旧著《中国话本书目》。我于自身工作、科研及写作之百事缠身中，挤出时间，为其整理、抄录、补充。为此，曾购置大批关于中国话本之著作及相关书籍，常常于晚上自己工作、写作告一段落后，整理《话本书目》。景云则利用大量时间为之抄录。我并转请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一位年轻女同志有报酬地代为抄录已整理好之书稿。最后成书达四十多万字，稿纸摞起来一尺多高。记得送达舒群面前时，我往地上一放，他倏地站起来惊呼：“这么多呀！”尔后则详谈此书出版之署名问题。他坚持要用我与他合作的名分，并坚持要加上景云的名字，均为我所婉拒。仅同意我曾增补的名义。……以后，他在报上发表片段时，在文后注明“曾得彭定安之帮助”。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舒群的原稿是写在小学生用的算草本上，蝇头小楷，规规整整。每条书目均注明出处及有关事项；有些还有颇富见地的考订。其中辑录的关于梁山泊故事的连续性话本，约略构成了《水浒传》的雏形，对于认识《水浒传》的形成过程很有帮助。其考证中，如考出《水浒传》中的“石头孙立”应该是“石投孙立”，即石秀投奔孙立而不是孙立绰号“石头”。考证精详细致，颇有说服力，足见其学术力作之工力与风貌。我做的工作是：先将原文过录在稿纸上，然后根据我新掌握的资料加以补充：书目部分我只补充了“越时限”性的唐、五代目；主要的补充则是注释和考评，在每一书目之后，都增加了“集注”与“考评”两栏，注明条目的出处、内容要义和有关古籍著录、前人考订，以及本书作者的评论等内容。所以我把书名改为《<中国话本书目>集注·考评》，署名则为“舒群著，彭定安过录、增补”。
书稿完成后，我建议交中华书局出版，因为他们曾经出版过多种这方面的书籍。舒群同意。而且，有一个有利条件，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编李侃是我和舒群的老熟人。这样，某日，我和舒群携书稿一同往访李侃。我们进入当时的中华书局大楼，舒群就悄悄对我说：“这就是原来的文联大楼，我就是在这里挨批判的。”我听了心头一惊，倏然而生无限感叹。当我去找李侃时，舒群就在一间房子的门口，蹲下了，他告诉我，他患体位性高血压，站起就头晕。他那时仍然是一套旧干部服，地上一蹲，纯然一老农形象。我真怕有人来看见，会以为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来寻事，因而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幸好，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出现。我心中更加伤感，谁能知道这位像老农似的蹲在地上的人，就是曾经赫赫有名、历任文界高官、文坛宿将，曾经是这座大楼里的领导人之一的舒群！我找了一气，结果扑空，李侃外出了。
以后我与李侃书信联系，寄去书稿，他对舒群很尊重，回复我说，你们两人的事，我认真处理，即将书稿交编辑室主任审读。
在书稿寄给李侃之后，舒群曾给我一信，如下：
定安同志：
七月四日信，今日收到。
陈放同志逝世，令人悲悼。您的工作重担，亦将随之日益加重，虽年轻些，也应注意身体。
前有信由您转景云同志，不知是否收见。
不久之前，我二子去中华书局买书，曾见过李侃同志。《话本》付排前，免不了您再一次呕心沥血的劳作。
我未见刘绍棠同志文，已要二子找《读书》一阅。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舞，或于明年编一新集。
问景云同志好 全家好。
敬礼
舒群
七月六日
我的新作《合欢篇》（《萍水相逢情》）即将完稿
信中所说陈放，就是前述辽宁社会科学院院长；景云即曾景云，我的老伴。她原是《辽宁日报》编辑，故舒群要她代为查找老《东北日报》里的资料。所说刘绍棠文，可能就是我向他说起过的赞誉他的“话本式叙事话语”的文章。信中说：“《话本》付排前，免不了您再一次呕心沥血的劳作”，这表达了他对我此前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令我感动。
舒群致曾景云信，亦不长，也姑录如下： 景云同志：
感谢您为《书目》的辛苦劳累。
今再劳您代我翻阅一九四六年《东北日报》，其上曾刊有若干拙文；除《归来人》一篇已复制外，至少尚有一篇《妈妈底爱》，请予复制，费用照付。拜托拜托，谢谢谢谢。
问定安同志好。
敬礼
舒群
六月二十日
这两封信均未注明年份。但据陈放同志逝世于1984年，故可推定是这一年写的。
很遗憾，虽然李侃支持，但《中国话本书目》以后竟未被采用，此中的人事机缘与纠结，不便细说；不说也罢。
由以上情况可知，我交给舒群的是一份完整的《中国话本书目》书稿，这才能交中华书局出版。至此，我们的合作可谓“完满结束”。但前引回忆文中说：“与彭定安的合作难以为继”，不知何所指？应该是已经完成了嘛。
这以后，舒群告我，《书目》稿将由他女儿小莉接手处理，经中国作协组织批准，她正式担任自己的助手了。并说，小莉将来沈阳与我见面、商谈。但是，以后小莉女士一直未与我联系。
再后，我在报纸上见到发表了舒群的《中国话本书目》中的一小节，文末在括弧中附一短注文：“（曾得彭定安帮助）”。语焉不详。
在舒群发表一节书稿文字后，因注明我的参与，被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铁流同志的一位同行看见，他对书稿很感兴趣。铁流曾是我的《鲁迅思想论稿》一书的责编，所以那位有见识的编辑就通过铁流与我联系，希望书稿交他们出版。我很高兴有了出版机会，便与舒群联系，建议交去。但他拒绝了。我至今不理解他为何不同意交浙江古籍社出版，放弃这次出版的机会。
至此，我帮助他整理《中国话本书目》这件事，就此完全终结。
以后，他再未与我联系；我也没有主动联系他。我们的合作和友谊也就此终结。
再后，我听说书已经出版了，但我未能见到，也不知“集注”和“考评”部分是否保留了？
现在，我所补充的唐、五代的话本书目及其“集注”、“考评”的打印件，仍留我手中。我且选录一短篇，以为例，一窥《<中国话本书目>集注·考评》的学术面目。
“……师师慢语话
【集注】诸话本小说研究著作均未著录。仅《话本小说概论》列为唐代话本。……《敦煌变文》收入，题作“【不知名变文】”。……
【考评】此变文仅一页，前缺，文后注明“原文至此完”。在韵文前有句：“以下说明明阳人语话，更说师师慢语话。”可见为说话人底本。本篇宣传老子思想：“故老子曰：‘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其无身，患何有’。身是病本，生是死源，若乃无病，死何有。’”
《中国话本书目》我以为是一部集大成、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学术力作，可惜由于作者是一位著名作家，竟掩盖了他的学术成就，未曾引起学界注意。
悠悠往事，倏忽三十余年。回忆逝水年华，恍如隔世。如今舒群离世多年，李侃也早归道山，景云亦先我而去。呜呼，只剩下我独自在这里回溯过往旧事，夫复何言！
在这数年漫长的过程中，我借机研习了一门新学科：中国话本；并形成了一个认识，中国的话本小说，堪称古代世界短篇小说的高峰，那时期的世界文坛，未有可以与之媲美者。因此，我打算撰写一到二部全面论述中国话本小说的专著，并先后拟就详细提纲和目录数份。但是因为我一直为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牵扯，又有不断的其他学术著作急于撰写，就把它放下，一再推迟，未曾执笔。以后，“时过情迁”，资料散失，已经难乎为继了。现在，我且把那些提纲、目录，作为这篇回忆文字的附录发表，既作我为舒群过录、整理、补充《中国话本书目》的纪念和实证，——证实我确实是在经过钻研、掌握资料、悉心为之地为舒群过录、整理并补充其著作《中国话本书目》的，是经过辛勤劳作，完整结束了“合作事宜”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一点过往的学研遗痕，而其内容，也许还可以看做一种学术文本面世。因此。我冒昧而衷心恳请编辑同志能够体察、体谅区区此心，宽怀予以照顾，肯允发表附录。
附录：
我研习中国话本的心得记录：关于话本的著作提纲读书札记：关于中国话本
一
中国话本：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
（研究札记与论著提纲）
（1988，2，12夜）
（一）中国话本小说
1.历史发展；
2.话本小说家族：变文→说话→话本→拟话本→话本小说
3.与外国文学比较：话本-列那狐故事→莫泊桑→契诃夫
4.话本：中国长篇小说的滥觞与因素
（二）“说话”种类：题材，人物，创作意识与接受意识
（三）“说话人”：古代小说家：口头文学家——他们是在听众的“养育”下成长发展的，并在其中发展了话本艺术。“养育”也者，即用欣赏口味、呼吁，以至行动，引导甚至“强迫”说话人接受其接受意识与审美趣味。
（四）话本的渊源（题材，文学因素，艺术素质等）
史传/变文/笔记小说
民间故事传说/市井生活/佛经故事
汉魏六朝乐府/小说/杂赋
（五）话本的渊源[一节内容]（90.3.11夜）
渊源：①题材；人物；文学因素；艺术技巧；创作意识
②史传，佛经，笔记小说，传说，民间故事，汉魏六朝乐府，文言小说，传奇，杂赋。
③四大类：传奇，小说，故事；
历史；
佛经故事；
现实生活（市井生活）
（六）关于话本的形容
1.“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
2.元代人的形容：
“短短罗衫淡淡妆，拂开红袖便当场。【这是写女艺人】
掩翻歌扇珠成串，吹落佳霏玉有香。 由汉魏，到隋唐，谁叫若辈管兴亡。【讲史】
百年都是逢场戏，拍板门锤未易当。”
3.《醉翁谈录》：
“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
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
（七）话本家族：傀儡戏/影戏/杂剧/崖词/诸宫调——它们都是有底本的；也都可以叫话本。讲经、说经（变文），也可以叫话本；而后，又有拟话本。如斯，全矣。
形成话本（文字）的文本有两类：1，底本（粗）2，说话的语录，经过加工（精）。
以明中叶为线，前后分为话本与拟话本。
（八）说书人的状况、行状：进宫廷，入富室，浪迹江湖，卖艺瓦舍，甚至率众起义。五行八作、百艺人众皆有。
（九）话本小说的发展史【“中国的‘文学遗传学’”】
1.从远古到唐；
2.从唐代到宋元；
3.从宋元到明清；
4.从明清到五四；
5.从五四到当代。
（十）说话人
“世间怪事皆能说，天下鸿儒有不如”
话本小说的“作家家族”：说书人/讲经和尚/书会先生/才人/“雄辩会员”/老郎
（十一）话本的演变——发展
《武王伐纣平话》→《封神演义》；《
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
《大宋宣和遗事》→《水浒》。
（十二）记载关于话本小说的古籍
宋·灌园耐得翁：《都城记胜》
宋·罗烨：《醉翁谈录》
宋·吴自牧：《梦梁录》
（十三）著述论纲：《话本小说：历史的文学幽灵与民族文学心态》（1986.6.28）
第一编：概论与鸟瞰
序言：一个尚未逝去的远梦——从文学到民族心态
第一章：中国话本小说：在世界古典文学末期总体格局中一枝东方艺术鲜花[一个总体文学的考察]
第二章：中国话本小说：中国文学长河中的新浪潮
第三章：从人神偷情到人际眷恋——人的发现与人性的肯定[人间爱情]（从传奇到说话）
第四章：从庙门宣经（佛经）到勾栏讲唱（从变文到说话）
第五章：从历史的镜子里照见的现实（讲史与说话）
（十四）话本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条件
1.经济的发展：商业、手工业的发展；
2.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3.市民的成长及其要求；
4.市民文化、城市文化的发展[勾栏瓦舍]；
5.穷苦落魄的城市贫苦知识分子、市民知识分子的产生；
6.文学姻缘：讲唱文学；讲史；传奇；诗歌散文[诗骚与史传]。
（十五）一个关于话本小说的著作提纲：[1988年除夕]
1.话本小说：中国白话小说的黄金时代；中国短篇小说的第一个高峰
2.话本小说：置于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中的观察[世界短篇小说群峰中的高峰之一；人类文学成就的组成部分]
3.话本家族及家族史
4.话本世界：宋代社会世情与人间情意
5.走进话本小说的艺术世界：
①形象/结构/寓意/语言/美学特质
②名篇分析
6.比较研究（1）：话本小说/法国短篇小说/俄罗斯短篇小说
7.比较研究（2）：话本小说圣手：“说话人”，冯梦龙，凌蒙初；→莫伯桑→ 契诃夫→鲁迅→ 当代
8.历史的接受和演变：当代小说及其今后
9.话本小说接受史（1）：中国人感性世界、审美观念、审美理想与价值体系的渊源；
10.话本小说接受史（2）：中国小说与中国文学的源头水。
（十六）拟话本到明冯梦龙、凌蒙初而达到高峰，结束为一种古典的、经典的形式，此后即不能再发展了。像任何事物一样，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与艺术使命。
（十七）魏晋六朝是“说话”第一个发展期、第一个发展高峰
（1）参加者的范围扩大了。士人、侍臣、宾客、侯门子弟、贵族王后（如曹植）均乐于此，说“人间细事”“外间世事”，好“俳优小说”，为“浅俗委巷”语。——人才增加，生活面宽。
（2）取材较广泛，内容丰富，技巧提高。
（十八）话本小说发展图
起源期：
瞽朦 →俳优侏儒 →稗官-小说家→ 汉赋 →（六朝以后）：《韩朋赋》、《燕子赋》、方士；《晏子赋》《孔子项托相问》《茶酒论》 唐末（天宝）：刘朝霞、文人赋《枚乘〈七发〉》、曹植《七启》《驾幸温泉赋》、徐夤《樊呤入鸿门赋》、周繇……
二
拟写的一本关于话本的著作提纲：
《话本小说：世俗世界与艺术世界》
绪论：一个尚未完全逝去的远梦：
从文学到民族心态（社会观念、价值体系、作风、语言、文学气质、审美观念与审美理想）
中国话本小说（1）：
在世界古典文学末期总体格局中的一朵东方文学鲜花；
中国话本小说（2）：
中国文学长河中的排空大浪：
中国白话文学的黄金时代；中国短篇小说的第一个高峰。
第一章 话本小说：家族史与个体史【作品的与说书人的】
——“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
一、人类的文学选择与创造：短篇小说——从欧洲到东方；
二、从人神偷情到人际恋情（从传奇到“说话”）；
三、从“写与看”到“读与写”（文学形态的变迁）；
四、从庙门宣经到勾栏讲唱（从变文到“说话”）； 五、从历史镜子里照见的现实生活（从讲史到“说话”）；
六、话本小说里的“中国的人生”。
第二章 话本小说：作家家族
一、瞽蒙
二、说书者（宫廷）
三、讲经和尚（和尚：艺人-天国-人世）
四、说话人
五、书会先生
六、才人
七、雄辩社及其社员
第三章 话本：世俗世界
世间无穷事，书中人生情
中国人：情感世界与道德世界
忠，孝，节，义
性观念与婚姻家庭
所“爱”与所轻
嫌贫爱富与嫌富爱贫
重农轻商
重士轻农、轻商
“万般皆有命，半点不由人”
善恶到头终有报第四章 故事 结构
一、话本小说：美学构成（人物与诗歌）
情节
寓意
语言
形象
二、话本小说：美学特征
情节曲折
爱情
劝善惩恶
女性
奇，异，曲，巧
小道具，大用场
女性与鬼神
第五章 话本小说接受史
中国小说与中国文学艺术世界的继承、发展与源头
第六章 置于世界文学史背景下的观察
世界短篇小说艺术高峰中的一枝独秀
人类总体文学世界的优秀部分
第七章 比较研究
歌德“世界文学的时代到来了”的慨叹
话本小说与欧洲短篇小说：“三言”与《十日谈》
冯梦龙、凌濛初与莫泊桑、契诃夫第八章 话本小说：历史的文学幽灵与现实的文学心态（文学遗传学）
远古→唐→宋元
明→清→现代第九章 结语与展望
世界文学目光的东移：惊奇一瞥→接受→吸收……
当代文学的冷淡：陌生→轻忽→投向→继承→发扬
三
随想：话本的艺术世界
（1990.3.17.7：30）
（一）分几头来写话本史
1.说话；
2.说话人。
（二）话本的滥觞
唐变文：《秋胡变文》、《董永变文》、《王昭君变文》、《舜子变》
（三）在勾栏瓦舍中，说话人兴风唤雨，翻山倒海，制造了一个世俗的与审美的世界，塑造着当时（以至后来的）中国人的魂灵。——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与审美天地。
（1990.3.13）
（四）宋话本——话本的黄金时代、第一个高峰产生的原因（笔记第35）
（五）纳入世界范围（文学）来观察，在西方，法，同样产生了通俗文学、短篇小说，反映世俗生活。（查资料，勾画一个轮廓）
（六）陈汝衡：《说书史话》：最早的说书记载，该书第9页可用。
1.刘白《烈女传》（瞽诵诗，道正事）（第7页）
2.荀子《成相篇》（见第7、8页）
（可以引用，说明它的意义，推测：民歌填词，对于以后的说话、讲唱以及弹词有影响，是滥觞也。）
3.最重要的是：隋侯白《启颜录》（见《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记载（“说一个好话”）
4.敦煌变文写本
（1）历史故事：《昭君变》、《伍子胥变》
（2）民间及时事故事：《秋胡小说》、《张义潮变文》
（七）说话源流
图1：
（90.3.22）
（八）平话藏于日本者五种，见《史话》第36页
（九）图式（据陈汝衡《说书史话》）
图2
其中：
1.《崔莺莺传》，全称为《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2. 《刎颈鸳鸯令》，流传于北宋，写完在南宋；有明人改篡。
（据《话本小说概论》）
（十）当年杭州状况
《梦粱录》，见陈著《说书史话》第43-44页
注意用《繁胜录·瓦舍》第44页
（十一）关于古书中有关小说的记载，可查用陈著《说书史话》第42-48页
计有：
1.吴自牧《梦粱录》十九《塌房》《瓦舍》
2.《南宋市肆事记》
3.周密《武林旧事》：《瓦子勾栏》
4.西湖老人：《繁胜录》：《瓦舍》
5.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
6.宋无名氏：《应用碎金》
（十二）四家之说，陈汝衡主张为：
1.银字（烟粉、灵怪、传奇）
2.说公案（朴刀杠棒、发迹变泰之事、士马金鼓之事）
3.说经/说参请/说诨经（演话佛事）/参禅悟道之事
4.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
（十三）鲁迅对明拟话本的评价，见《中国小说史略》第97页
（十四）陈汝衡对话本的全面评价，可用，见《史话》第52页
（十五）1.小说类
①《醉翁谈录》197种
②《京本通俗小说》8种
③《也是园书目》12种（词话）
④《青平山堂话本》27种
⑤ 阿英发现残本，2种
⑥《宝文堂分类书目》53种（？）
（据《史话》第60-61页）
2.讲史类
①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
②元刊《新编五代史平话》
③黄氏《士礼居丛书》所收《梁公九谏》（可能应为
《梁公九谏词文》）
④《大宋宣和遗事》
⑤《中兴名将传》（名目）
⑥《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附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传世）
3.说经、说参请类：
《西游记梦斩泾河龙》（《永乐大典》第一三一三九卷）
（十六）郭湜《高力士外传》
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仪、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此时是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此时即已有讲经、说话、转变；且，此三样已分开。（程毅中著《宋元话本》第2页）
（十七）敦煌写本中的错别字、替代字，例证：“全舜涛（掏）井”（《孝子传》）、“大陈（阵）七十二”（《汉将王陵变》）“博（拨）乱中原”（同上）、“拜午礼中（终）”（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