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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客观来讲，这么多文物要同时保护确实不可能，我们只能是下最大力气保护，让它们消失的速度慢下来。”
“德国人一开始给我们的图纸上都没保留它，但我们没舍得拆!”冯水指着工地上一柱粗大的烟囱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你看它那红砖，多斑驳，多有质感!这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下的!”
这是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北路的一片建筑工地，原址为宁波的“工业老字号”太丰面粉厂，创办于1931年，曾由杜月笙、金廷荪等人投资并担任董事。如今，这里将要改建为宁波新文书城，冯水是这个书城的副总经理。
太丰面粉厂是宁波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其厂房烟囱是当地著名的“三支半烟囱”之一——宁波在解放前夕工业基础薄弱，被形容为全市工业只有三支半烟囱。2005年，太丰面粉厂因城市规划而搬迁，原址被《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竞标下来做书城之用，由德国一家建筑事务所承担改造规划，力图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貌。
“利用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和宏大建筑改造书城，肯定会成为宁波市一个文化新坐标。”冯水信心满满。
尤其让他感到自信的是，2008年宁波市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这里作为“20世纪工业遗产”类别被列入新发现名单，这表明此处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涵将得到更大的保护和肯定。
“以前这种现代建筑根本不能列入文物范围，但这次普查增加了很多新类别，改变了旧有的文物认知观念，类似这样在历史上有代表性或重要意义的建筑也可以得到保护了。”宁波市文化局文物与博物馆处处长邬向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因为普查范围的扩大，他们得以挽救了大批即将被拆迁的文化遗产。
“鸟巢”、“水立方”也可列入文化遗产范围
“目前7万多处的新发现里，新类型的文物占绝大多数。”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三普”)是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以国家文物局为主、由10个国家部委单位参与的全国性普查。计划从2007年4月开始，到2011年12月结束，历时四年半。普查范围是我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以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重点关注以前被忽视的乡土历史建筑、工业遗产、老字号、文化景观、文物线路等文化遗产，同时对已登记在册的全国近4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参见本刊2008年4月10日总230期封面文章《探寻文物家底》)
目前，全国各地正进行紧锣密鼓的实地调查，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以文博系统的专业人员为主要力量，力争“覆盖全国每一个行政村”，彻底摸清全国文物状况。
据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今年10月份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截至7月31日，全国1994个县级行政区域启动了实地文物调查，共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123480处，其中新发现文物75258处。
“目前这7万多处的新发现里，新类型的文物占绝大多数。”“三普”办副主任刘小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比如古建筑类别里的宅第民居、桥涵码头、池塘井泉等，传统文物观念并不将之列入保护范围，但这次这些成为普查重点之一。
“其实那些历史上的遗留在当时也不受重视，它们是幸运地被留到今天才成为遗产。这次普查是希望提前把有时代代表性的文物留下，变‘幸存’为‘保存’。”刘小和说，从这个角度讲，“‘鸟巢’和‘水立方’也可以以作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而列入文化遗产范围。”
公众参与
普查队员还会拿出古陶器，瓷器的图片，问村民是否在自家地里见过类似器物。
奚文斌是浙江大学农学院已退休十多年的老教授，自从杭州市“三普”小组今年夏天开始对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进行普查后，他变得忙碌起来。
“这里所有建筑的历史情况我差不多都熟悉。”1951年于此就读、195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奚文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三普”小组希望找熟悉学校情形的老人协助普查时，今年78岁的奚文斌二话不说承担起这个任务。
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的主要建筑群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属于苏式建筑风格，大部分保存完好。由于其建筑风格的代表性和历史意义，华家池校区的多栋建筑将作为近现代建筑中“文化教育建筑及附属物”类别被登录为新发现点。
为了更详细准确地向普查队员介绍情况，奚文斌去学校资料馆查阅了大量校史资料，还找了学校其他退休的老教授撰写有关老建筑的历史回忆和介绍材料。在奚文斌随身携带的资料里，有二十几位老教授写的《中心广场石马的故事》、《种子楼的历史》等文章，还有一张自制的“华家池校区历史建筑区调查”表格，密密麻麻誊写了校区内30处历史建筑的名称、面积、建筑年代、用途……
“公众参与是这次普查的一大特点，普查队员们都受到很多帮助，公众也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文物保护观念。”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吴志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由于普查需覆盖每一个行政村，普查队员常常需要在普查开始时就邀请当地村干部、老人一起座谈，有时普查队员还会拿出古陶器、瓷器的图片，问村民是否在自家地里见过类似器物。
“这次很多新发现都是由村民提供的线索，很多东西靠我们自己的两条腿是发现不了的。”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普查队队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们刚在桂林镇桂林村发现的一处明中后期民宅就是由该村村民提供的线索。
还有很多志愿者参与进来，与普查队员一起在基层跑，帮忙测量、登录。浙江省余姚市的个体摄影师徐荣丰，听说“三普”开始后便放下生意，全天候义务服务，拍摄普查照片一万多张，原因是“自己一直喜欢文物这块儿”。
“我本来就喜欢书法，喜欢古文物，现在来这里对学知识有好处。”2007年就参与志愿工作的陈金有原来是做电动车维修生意的，听说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招募“三普”志愿者后报名参加，“我觉得有这种机会是一个荣耀。”
经济制约与保护困境
上个月刚刚登录的古民宅，这个月已经被主人拆掉盖新房了。
在7万多处新发现里，浙江省就占3万多处。刘小和认为，浙江省取得突出成绩的部分原因是“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土地面积小”。相形之下，西部很多地区面临着无法顺利开展普查的困境。
例如楼兰地区所在的新疆若羌县，一个县的面积就为19.9万平方公里。“这个县文保所可能只有两个人，还得留一个看家，指望一个人跑19.9万平方公里简直是不可能的。”刘小和说，目前“三普”办正考虑向财政部申请追加款项，以补助这些地广人稀地区的普查工作。
而即便是东、中部地区，也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有的地区由于经济不富裕，在对普查装备、人员补助、后期保护等问题上都难以保证。例如，安徽省全省今年落实的文物普查经费为1154万元，而浙江省全省累计投入的资金则为7060万元。
“三普”进行到现在，另一个突出难题就是普查出的新发现文物点如何保护。普查队员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上个月刚刚登录的古民宅，这个月已经被主人拆掉盖新房了。
由于仅仅登录在册并不等同于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这些新发现文物点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而指望政府投入专门的人力、财力去看管大量的新发现文物点也不现实，因此文物保护和当地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始终难以调和。
“我们已强调让各级政府及时记录和公布新发现的文物点。”刘小和说，“但客观来讲，这么多文物要同时保护确实不可能，我们只能是下最大力气保护，让它们消失的速度慢下来。”
“好在现在官员的文化水平提高了，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地方上都开始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这个时候进行‘三普’，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刘小和又说。
“德国人一开始给我们的图纸上都没保留它，但我们没舍得拆!”冯水指着工地上一柱粗大的烟囱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你看它那红砖，多斑驳，多有质感!这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下的!”
这是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北路的一片建筑工地，原址为宁波的“工业老字号”太丰面粉厂，创办于1931年，曾由杜月笙、金廷荪等人投资并担任董事。如今，这里将要改建为宁波新文书城，冯水是这个书城的副总经理。
太丰面粉厂是宁波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其厂房烟囱是当地著名的“三支半烟囱”之一——宁波在解放前夕工业基础薄弱，被形容为全市工业只有三支半烟囱。2005年，太丰面粉厂因城市规划而搬迁，原址被《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竞标下来做书城之用，由德国一家建筑事务所承担改造规划，力图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貌。
“利用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和宏大建筑改造书城，肯定会成为宁波市一个文化新坐标。”冯水信心满满。
尤其让他感到自信的是，2008年宁波市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这里作为“20世纪工业遗产”类别被列入新发现名单，这表明此处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涵将得到更大的保护和肯定。
“以前这种现代建筑根本不能列入文物范围，但这次普查增加了很多新类别，改变了旧有的文物认知观念，类似这样在历史上有代表性或重要意义的建筑也可以得到保护了。”宁波市文化局文物与博物馆处处长邬向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因为普查范围的扩大，他们得以挽救了大批即将被拆迁的文化遗产。
“鸟巢”、“水立方”也可列入文化遗产范围
“目前7万多处的新发现里，新类型的文物占绝大多数。”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三普”)是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以国家文物局为主、由10个国家部委单位参与的全国性普查。计划从2007年4月开始，到2011年12月结束，历时四年半。普查范围是我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以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重点关注以前被忽视的乡土历史建筑、工业遗产、老字号、文化景观、文物线路等文化遗产，同时对已登记在册的全国近4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参见本刊2008年4月10日总230期封面文章《探寻文物家底》)
目前，全国各地正进行紧锣密鼓的实地调查，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以文博系统的专业人员为主要力量，力争“覆盖全国每一个行政村”，彻底摸清全国文物状况。
据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今年10月份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截至7月31日，全国1994个县级行政区域启动了实地文物调查，共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123480处，其中新发现文物75258处。
“目前这7万多处的新发现里，新类型的文物占绝大多数。”“三普”办副主任刘小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比如古建筑类别里的宅第民居、桥涵码头、池塘井泉等，传统文物观念并不将之列入保护范围，但这次这些成为普查重点之一。
“其实那些历史上的遗留在当时也不受重视，它们是幸运地被留到今天才成为遗产。这次普查是希望提前把有时代代表性的文物留下，变‘幸存’为‘保存’。”刘小和说，从这个角度讲，“‘鸟巢’和‘水立方’也可以以作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而列入文化遗产范围。”
公众参与
普查队员还会拿出古陶器，瓷器的图片，问村民是否在自家地里见过类似器物。
奚文斌是浙江大学农学院已退休十多年的老教授，自从杭州市“三普”小组今年夏天开始对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进行普查后，他变得忙碌起来。
“这里所有建筑的历史情况我差不多都熟悉。”1951年于此就读、195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奚文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三普”小组希望找熟悉学校情形的老人协助普查时，今年78岁的奚文斌二话不说承担起这个任务。
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的主要建筑群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属于苏式建筑风格，大部分保存完好。由于其建筑风格的代表性和历史意义，华家池校区的多栋建筑将作为近现代建筑中“文化教育建筑及附属物”类别被登录为新发现点。
为了更详细准确地向普查队员介绍情况，奚文斌去学校资料馆查阅了大量校史资料，还找了学校其他退休的老教授撰写有关老建筑的历史回忆和介绍材料。在奚文斌随身携带的资料里，有二十几位老教授写的《中心广场石马的故事》、《种子楼的历史》等文章，还有一张自制的“华家池校区历史建筑区调查”表格，密密麻麻誊写了校区内30处历史建筑的名称、面积、建筑年代、用途……
“公众参与是这次普查的一大特点，普查队员们都受到很多帮助，公众也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文物保护观念。”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吴志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由于普查需覆盖每一个行政村，普查队员常常需要在普查开始时就邀请当地村干部、老人一起座谈，有时普查队员还会拿出古陶器、瓷器的图片，问村民是否在自家地里见过类似器物。
“这次很多新发现都是由村民提供的线索，很多东西靠我们自己的两条腿是发现不了的。”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普查队队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们刚在桂林镇桂林村发现的一处明中后期民宅就是由该村村民提供的线索。
还有很多志愿者参与进来，与普查队员一起在基层跑，帮忙测量、登录。浙江省余姚市的个体摄影师徐荣丰，听说“三普”开始后便放下生意，全天候义务服务，拍摄普查照片一万多张，原因是“自己一直喜欢文物这块儿”。
“我本来就喜欢书法，喜欢古文物，现在来这里对学知识有好处。”2007年就参与志愿工作的陈金有原来是做电动车维修生意的，听说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招募“三普”志愿者后报名参加，“我觉得有这种机会是一个荣耀。”
经济制约与保护困境
上个月刚刚登录的古民宅，这个月已经被主人拆掉盖新房了。
在7万多处新发现里，浙江省就占3万多处。刘小和认为，浙江省取得突出成绩的部分原因是“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土地面积小”。相形之下，西部很多地区面临着无法顺利开展普查的困境。
例如楼兰地区所在的新疆若羌县，一个县的面积就为19.9万平方公里。“这个县文保所可能只有两个人，还得留一个看家，指望一个人跑19.9万平方公里简直是不可能的。”刘小和说，目前“三普”办正考虑向财政部申请追加款项，以补助这些地广人稀地区的普查工作。
而即便是东、中部地区，也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有的地区由于经济不富裕，在对普查装备、人员补助、后期保护等问题上都难以保证。例如，安徽省全省今年落实的文物普查经费为1154万元，而浙江省全省累计投入的资金则为7060万元。
“三普”进行到现在，另一个突出难题就是普查出的新发现文物点如何保护。普查队员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上个月刚刚登录的古民宅，这个月已经被主人拆掉盖新房了。
由于仅仅登录在册并不等同于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这些新发现文物点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而指望政府投入专门的人力、财力去看管大量的新发现文物点也不现实，因此文物保护和当地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始终难以调和。
“我们已强调让各级政府及时记录和公布新发现的文物点。”刘小和说，“但客观来讲，这么多文物要同时保护确实不可能，我们只能是下最大力气保护，让它们消失的速度慢下来。”
“好在现在官员的文化水平提高了，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地方上都开始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这个时候进行‘三普’，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刘小和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