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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终身的成就，只有终身的奋斗。人生如攀登，站的越高，你会发现前面的路越遥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癌症基金会秘书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前院长赵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刚从重庆飞回北京。他在那里主持全国性三八公益活动主会场启动仪式，“为姐妹们的健康与幸福”——为低收入妇女免费筛查乳腺癌和子宫颈癌。
从2001年开始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到10年后卸任，现在已经满头华发的赵平依然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相对于埋在书海里做学问，他现在更多地下到基层，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疾苦与愿望，掌握一手的翔实数据为撰写提案和报告提供真实依据。
“自杀性”的选择
赵平接管肿瘤医院时，医院正处在“住院处原主任石巧玲特大贪污案”的舆论浪尖，案发之后整个医院人心浮躁、动荡不安，中国医学科学院领导决定任命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外科教授赵平担任院长职务。肿瘤医院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医院，根深叶茂。当时，有人说：“了解这家医院情况的人很少敢来，不知情的人来了也没用。”组织找到赵平谈话时，他也对当院长缺乏激情，但是，最终还是接受了组织安排。“拖到5月18日这天，我正在协和医院给病人做手术时，医科院组织部部长催促我，下午1点半必须去肿瘤医院上任。赶到肿瘤医院的时候，我连手上的滑石粉都没洗净。”
面对近百名陌生的班组长以上的干部，他的就职演说不到3分钟：“组织上让我来当院长，我一定努力把医院的事情办好。做好医院要认真协调好政府、病人、医院、员工这4者间的关系，只有这样，医院才能健康发展；社会才能和谐安定；病人才能病有所医，医之有效。”
经历中国医院第一贪污大案惊扰后的肿瘤医院显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当时，从员工的眼光里，从他们的只言片语里，能明显感觉到对现状的极度不满与无奈。“一般认为，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独身一人到中国最大的肿瘤医院工作，没有必要显示自己是救世主。在第一次院长办公会上，我实话实说，我并不愿意当这个院长，但是既然来了，我绝对不会懈怠职守。医院搞不好，我留下来面对千夫指；医院进入常态后，我把权力交还，实现‘港人治港’。”
赵平说到做到。2005年，在医院真正认可他的时候，他递交郑重其事的辞职报告。赵平的人生信条是：大丈夫言必信、行必果。
面对2000名员工、面对每年数十万肿瘤病人，赵平认准的事情，就一往无前。任院长10年间，他几乎很少有休息日，从国外访问归来，他直接回医院工作，同僚称他为“铁人”。任期内10个春节的除夕夜，他都坚持在医院值班。
然而，这些付出对于赵平再平常不过了。最令他撕心裂肺的牺牲就是为了全心全意做好医院工作，他含泪放弃了自己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外科专业。他说，巴德年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教导他，作一个好医生能够救治成百上千个病人，管好一个医院将造福成千上万个病人。赵平坦诚，他是流着泪做出的选择，也许是个自杀性的选择。赵平，中国最出色的外科专家之一，在院长第二任期内，除了救场或者特殊病例，他很少再进手术室了。
“火箭式”院长
在一次中央人才高峰论坛上，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源朝同志问赵平对人才的看法，赵平提出“得人才者兴天下”，引起中组部的关注。
赵平认为领导班子重在求真务实。在一次中层干部会上，他告诫大家：“我希望你们要学会主动工作（当时2/3以上的干部不干活），优秀的干部要有创造性，要能为医院的未来做出实际贡献。我能够容忍干部有缺点，但是我调整干部的原则是，谁适合这个岗位、谁能把这件事办好我就用谁。”
他大胆调整了医务处、医保办公室，增设了经营管理处和信息中心；提出行政干部的高学历化，启用一批研究生担任后勤部门的处室领导，使后勤工作更加顺畅服务于临床。“没有多久，全院2/3的干部已经在自觉加班加点地工作，医院管理的效率成倍提高。作为院长，能够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培养一批有创造能力的中层领导将保证医院平稳高效的运转。‘大家自愿跟随你吃苦受难’是检验一个领导者魅力的试金石。”
如何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超人的慧眼。“詹其敏是我从国外召回的，当时我发现他比我强，他的归来有可能取代我的位置。后来果不其然，他成为我的上司，竞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去年又当选为院士。我常常告诫自己，有无勇气选拔比自己强的人是作为领导者的官德。”
医院工作量的增加使医务人员的收入不断提高，员工收入的提高进一步激发了劳动热情，医院进入良性循环状态。赵平告诉大家，“该收的钱一分不要少，不该收的钱一分不要多，能省的钱一分不要浪费。”他请美国最著名的癌症中心主任吃饭，也敢进到百姓餐馆，人均花费几十元。在太行山区下乡5年的留洋博士，至今不忘生活的艰辛而耻于浪费，这在肿瘤医院尽人皆知。
赵平从陕西引来一位财会人员，并专门建立了经营管理处，任命她担任总会计师。有人为医院精打细算了。短短几年内，医院的外科大楼、诊断科大楼拔地而起，门诊大楼装修一新，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诊疗设备……同时，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美国的卫生部长赞叹肿瘤医院可以和任何国际一流的肿瘤中心相媲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争相与肿瘤医院签署合作协议，赵平还竞选担任亚洲国家癌症中心联盟的秘书长。
一位卫生部领导看到肿瘤医院的迅速发展大受触动，他非常疑惑：没有管理經验的赵平怎么能很快把医院的局面控制住？对于这个问题，笑言属于“火箭式干部”的赵平说：“我认为实践出真知，从哲学角度出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时是相通的。我从医30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我有幸得到了两位世界级大师的真传。”
赵平的硕士生导师曾宪九教授教会了他如何做外科医生和学者，更重要的是，在曾先生临终前几年，他耳濡目染老师的高超技艺、高风亮节，以及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老师为了观察病人情况，他一把年纪了还会拿个马扎坐在病人床边一整晚不合眼，就为了观察病人胰液的流量。”赵平继承了老师的优良品质，他为了救治病人曾数次发生致命的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多次倒在岗位上。为了抢救危重病人，他担任院长还能深夜驱车30公里赶到医院主持抢救。2007年他荣获全国总工会教科文卫委员会授予的“全国医德楷模”称号，是广大百姓称颂的好大夫，还被三九健康网站评为“中国十大健康卫士”。 1988年，赵平赴世界著名的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鲁汶大学医学院的院长Fevery教授。“他不仅在学术上给我认真的指导，还经常耐心向我讲述管理医院的经验，并灌输了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许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学生有朝一日会当院长，但我必须承认东西方管理理念的交融对我管理医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我能够在上任之初开局顺利，还要归功于我对医院状况的正确评估和措施得当。用医生的话来说，诊断准确、治疗正确，效果自然会好；反之，只讲一些大话和空话，别人凭什么相信你？”
从2004年被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评为“先声杯”优秀院长，到“最具领导力的中国医院院长·卓越成就奖”，再到离任后的“终身成就奖”，一向淡定的赵平说，成功永远是暂时的。在他举起“终身成就奖”的奖杯时，他调侃道，“没有终身的成就，只有终身的奋斗。人生如攀登，站的越高，你会发现前面的路越遥远。路遥识马力，百炼成真金。”
现如今，纵然历经了无数的荣耀和成就，尽管已两鬓苍苍，但他一颗为国、为民的心，一腔服务于民的热情依然常存，壮心未已。他认为，中国的发展要注重科学的治理，如何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后接踵而来的人口、粮食、生态、食品安全、饮水、医疗卫生、教育、住房、交通等一系列缠绵不断的社会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
为此，他做为中国生命科学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参与到了中国生命科学学会的筹备工作。拟成立的“中国生命科学学会”旨在搭建国家层面的战略研究平臺，建成凝聚各领域学术精英的中国智库，从多学科的角度开展生命科学的研究，建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综合研究平台，对与生命科学的相关重大问题通过调查、分析与论证，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为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分析报告，充当国家科学发展决策的智囊团，从而探索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途径，为科学治国献计献策。
赵平话医改
《中华儿女》：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都在讨论医患关系问题，可见大家都非常关注。您如何看待现在紧张的医患关系？
赵平：这种冲突和矛盾在许多公共场所都会发生。但是在医院更加突出。这个问题有复杂的社会背景，责任不完全在哪一方。我们应该根据问题产生的根源，一起努力让这个矛盾缓和、变弱，而不是扩大。医生患者本应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与疾病做斗争，如果激化矛盾，究竟有害于谁是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医院不能回避责任。首先，医院是否在不断改进服务？医生是否对病人予以足够的人性化照顾？部分年轻医生比较浮躁，往往愿意给病人许愿；当然也有另一种极端，医生夸大可能发生的问题和不良后果，使病人及家属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实事求是讲，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也与目前的医疗环境和相关制度规定有关。
医疗本身是一门有缺陷的科学。医疗有很大的经验主义成分，医学研究确实存在着一些难以逾越的鸿沟。医疗纠纷在欧美发达国家同样发生，为什么没有我们国家这么尖锐呢？他们解决的途径不是病人和家属大闹医院，辱骂、殴打医护人员，而是双方都诉诸法律。个别现象是刑事问题，普遍发生是社会问题，或者说是社会的悲哀。
中国医患冲突的各方要少些抱怨，努力在和平解决纠纷上多些谅解、多些理性、多些善良。我们不是总说自己是礼仪之邦吗，为什么在医院这种救死扶伤的殿堂上充斥暴力呢？
《中华儿女》：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曾提出，到2015年的时候，个人支付的比例要低于30%以下，我们国家在降低个人支付比例方面做了哪些努力？您曾说过：医改不是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问题。请问医改涉及哪些方面的问题？
赵平：医疗改革阶段性的成果是快速迈入“全民医保”时代。但伴随而来的问题——看病诊疗人次高速增加。2011年全国医疗诊疗62.7亿人次，比2005年增加了53%，2012年增加到69亿。同期，2005年全国医疗卫生费用总支出为8659.9亿元，2012年上涨到28914.4亿元（人均2135.8元），总支出达到2005年的333.9%。
我们身边抱怨政府对医疗投入太少的声音不绝于耳，但需要想一想，我们的财政能有多大的承受能力？自新医改以来，老百姓个人支付的比例从60%下降到35.3%，政府支付的比例从18%上升到32.7%，医疗卫生总支出的费用在过去10年增加了6倍。政府的支付能力终归是有限的。英国实施“国民卫生保健体系”使英国人看病不花钱，但如今因为包袱越来越沉而要削减预算。美国用了世界最高昂的医疗卫生费用，却未能使全体人民有医疗保障。
《中华儿女》：今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在开幕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深化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快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在现在医改大背景下，您认为我国民营医院现状如何？如何能够更好地促进民营医院发展？
赵平：缓解政府的压力就是鼓励社会帮助负担。2012年国务院就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但是，中国民营医院并不景气，八九千家民营医院绝大多数规模很小，没有竞争力。民营医院没有国家补助，没有人员人才渠道。缺乏技术、缺乏管理，诚信度不高、病源很少、个别医院更是败坏了民营医院的声誉。
民营医院应该得到认可与支持。才可以有生存的希望和发展的光明。熟悉医院历史的人都知道，协和医院开办时也是民营医院，世界很多著名医院也是民营的。现在你去吃饭不会问这是民营餐馆还是国营餐馆，希望有一天百姓去医院看病时也不会再想一想是公立的还是民营的医院。现在，民营医院的床位服务能力占比是9%左右，政府计划达到20%。因此，加大扶植和加强监管的力度是保证民营医院应对历史和社会责任的双腿。
《中华儿女》：《政府工作报告》建议在今年“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全面开展儿童白血病等20种重大疾病保障试点工作”。我国的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可以说是处在刚起步的阶段，请问国外在这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可供我们借鉴？
赵平：我国医改的最大挑战是看病需求和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我们新医改只有做到“低水平”，才能实现“广覆盖”。其实，在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医保公司也会限制高价药品、耗材和检查的报销，例如美国。在美国，主流是商业保险，许多医疗费用政府是不全报的，只报销60%，其余费用可以选择购买商业保险来补充报销。还有一些国家医疗保险分级购买，与汽车保险一样，付了哪一类的钱，保哪一类。主要原因是保险的筹资总额不能支付全部医疗费用。我国台湾实现全民健保，看起来看病不用自己出钱，但是，医保公司在超支时，就不给医院全额付款了。另外，医保只支付多人间病房的费用，如果患者选择单人间，其差额由患者自己掏腰包。社会机构是立体的，医疗保障和患者选择也应该相机行事，让不同人群各得其所。
就肿瘤治疗来说，目前费用最贵的是靶向治疗，仅药物费用一项每年需花费30-50万元。目前我们正在探讨通过药品捐赠和医保补充支付为患者争取治疗的机会，探索缓解社会矛盾的特殊途径，形成社会进步和谐的正能量。
责任编辑 陈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癌症基金会秘书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前院长赵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刚从重庆飞回北京。他在那里主持全国性三八公益活动主会场启动仪式，“为姐妹们的健康与幸福”——为低收入妇女免费筛查乳腺癌和子宫颈癌。
从2001年开始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到10年后卸任，现在已经满头华发的赵平依然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相对于埋在书海里做学问，他现在更多地下到基层，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疾苦与愿望，掌握一手的翔实数据为撰写提案和报告提供真实依据。
“自杀性”的选择
赵平接管肿瘤医院时，医院正处在“住院处原主任石巧玲特大贪污案”的舆论浪尖，案发之后整个医院人心浮躁、动荡不安，中国医学科学院领导决定任命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外科教授赵平担任院长职务。肿瘤医院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医院，根深叶茂。当时，有人说：“了解这家医院情况的人很少敢来，不知情的人来了也没用。”组织找到赵平谈话时，他也对当院长缺乏激情，但是，最终还是接受了组织安排。“拖到5月18日这天，我正在协和医院给病人做手术时，医科院组织部部长催促我，下午1点半必须去肿瘤医院上任。赶到肿瘤医院的时候，我连手上的滑石粉都没洗净。”
面对近百名陌生的班组长以上的干部，他的就职演说不到3分钟：“组织上让我来当院长，我一定努力把医院的事情办好。做好医院要认真协调好政府、病人、医院、员工这4者间的关系，只有这样，医院才能健康发展；社会才能和谐安定；病人才能病有所医，医之有效。”
经历中国医院第一贪污大案惊扰后的肿瘤医院显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当时，从员工的眼光里，从他们的只言片语里，能明显感觉到对现状的极度不满与无奈。“一般认为，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独身一人到中国最大的肿瘤医院工作，没有必要显示自己是救世主。在第一次院长办公会上，我实话实说，我并不愿意当这个院长，但是既然来了，我绝对不会懈怠职守。医院搞不好，我留下来面对千夫指；医院进入常态后，我把权力交还，实现‘港人治港’。”
赵平说到做到。2005年，在医院真正认可他的时候，他递交郑重其事的辞职报告。赵平的人生信条是：大丈夫言必信、行必果。
面对2000名员工、面对每年数十万肿瘤病人，赵平认准的事情，就一往无前。任院长10年间，他几乎很少有休息日，从国外访问归来，他直接回医院工作，同僚称他为“铁人”。任期内10个春节的除夕夜，他都坚持在医院值班。
然而，这些付出对于赵平再平常不过了。最令他撕心裂肺的牺牲就是为了全心全意做好医院工作，他含泪放弃了自己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外科专业。他说，巴德年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教导他，作一个好医生能够救治成百上千个病人，管好一个医院将造福成千上万个病人。赵平坦诚，他是流着泪做出的选择，也许是个自杀性的选择。赵平，中国最出色的外科专家之一，在院长第二任期内，除了救场或者特殊病例，他很少再进手术室了。
“火箭式”院长
在一次中央人才高峰论坛上，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源朝同志问赵平对人才的看法，赵平提出“得人才者兴天下”，引起中组部的关注。
赵平认为领导班子重在求真务实。在一次中层干部会上，他告诫大家：“我希望你们要学会主动工作（当时2/3以上的干部不干活），优秀的干部要有创造性，要能为医院的未来做出实际贡献。我能够容忍干部有缺点，但是我调整干部的原则是，谁适合这个岗位、谁能把这件事办好我就用谁。”
他大胆调整了医务处、医保办公室，增设了经营管理处和信息中心；提出行政干部的高学历化，启用一批研究生担任后勤部门的处室领导，使后勤工作更加顺畅服务于临床。“没有多久，全院2/3的干部已经在自觉加班加点地工作，医院管理的效率成倍提高。作为院长，能够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培养一批有创造能力的中层领导将保证医院平稳高效的运转。‘大家自愿跟随你吃苦受难’是检验一个领导者魅力的试金石。”
如何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超人的慧眼。“詹其敏是我从国外召回的，当时我发现他比我强，他的归来有可能取代我的位置。后来果不其然，他成为我的上司，竞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去年又当选为院士。我常常告诫自己，有无勇气选拔比自己强的人是作为领导者的官德。”
医院工作量的增加使医务人员的收入不断提高，员工收入的提高进一步激发了劳动热情，医院进入良性循环状态。赵平告诉大家，“该收的钱一分不要少，不该收的钱一分不要多，能省的钱一分不要浪费。”他请美国最著名的癌症中心主任吃饭，也敢进到百姓餐馆，人均花费几十元。在太行山区下乡5年的留洋博士，至今不忘生活的艰辛而耻于浪费，这在肿瘤医院尽人皆知。
赵平从陕西引来一位财会人员，并专门建立了经营管理处，任命她担任总会计师。有人为医院精打细算了。短短几年内，医院的外科大楼、诊断科大楼拔地而起，门诊大楼装修一新，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诊疗设备……同时，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美国的卫生部长赞叹肿瘤医院可以和任何国际一流的肿瘤中心相媲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争相与肿瘤医院签署合作协议，赵平还竞选担任亚洲国家癌症中心联盟的秘书长。
一位卫生部领导看到肿瘤医院的迅速发展大受触动，他非常疑惑：没有管理經验的赵平怎么能很快把医院的局面控制住？对于这个问题，笑言属于“火箭式干部”的赵平说：“我认为实践出真知，从哲学角度出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时是相通的。我从医30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我有幸得到了两位世界级大师的真传。”
赵平的硕士生导师曾宪九教授教会了他如何做外科医生和学者，更重要的是，在曾先生临终前几年，他耳濡目染老师的高超技艺、高风亮节，以及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老师为了观察病人情况，他一把年纪了还会拿个马扎坐在病人床边一整晚不合眼，就为了观察病人胰液的流量。”赵平继承了老师的优良品质，他为了救治病人曾数次发生致命的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多次倒在岗位上。为了抢救危重病人，他担任院长还能深夜驱车30公里赶到医院主持抢救。2007年他荣获全国总工会教科文卫委员会授予的“全国医德楷模”称号，是广大百姓称颂的好大夫，还被三九健康网站评为“中国十大健康卫士”。 1988年，赵平赴世界著名的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鲁汶大学医学院的院长Fevery教授。“他不仅在学术上给我认真的指导，还经常耐心向我讲述管理医院的经验，并灌输了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许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学生有朝一日会当院长，但我必须承认东西方管理理念的交融对我管理医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我能够在上任之初开局顺利，还要归功于我对医院状况的正确评估和措施得当。用医生的话来说，诊断准确、治疗正确，效果自然会好；反之，只讲一些大话和空话，别人凭什么相信你？”
从2004年被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评为“先声杯”优秀院长，到“最具领导力的中国医院院长·卓越成就奖”，再到离任后的“终身成就奖”，一向淡定的赵平说，成功永远是暂时的。在他举起“终身成就奖”的奖杯时，他调侃道，“没有终身的成就，只有终身的奋斗。人生如攀登，站的越高，你会发现前面的路越遥远。路遥识马力，百炼成真金。”
现如今，纵然历经了无数的荣耀和成就，尽管已两鬓苍苍，但他一颗为国、为民的心，一腔服务于民的热情依然常存，壮心未已。他认为，中国的发展要注重科学的治理，如何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后接踵而来的人口、粮食、生态、食品安全、饮水、医疗卫生、教育、住房、交通等一系列缠绵不断的社会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
为此，他做为中国生命科学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参与到了中国生命科学学会的筹备工作。拟成立的“中国生命科学学会”旨在搭建国家层面的战略研究平臺，建成凝聚各领域学术精英的中国智库，从多学科的角度开展生命科学的研究，建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综合研究平台，对与生命科学的相关重大问题通过调查、分析与论证，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为国家的战略决策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分析报告，充当国家科学发展决策的智囊团，从而探索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途径，为科学治国献计献策。
赵平话医改
《中华儿女》：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都在讨论医患关系问题，可见大家都非常关注。您如何看待现在紧张的医患关系？
赵平：这种冲突和矛盾在许多公共场所都会发生。但是在医院更加突出。这个问题有复杂的社会背景，责任不完全在哪一方。我们应该根据问题产生的根源，一起努力让这个矛盾缓和、变弱，而不是扩大。医生患者本应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与疾病做斗争，如果激化矛盾，究竟有害于谁是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医院不能回避责任。首先，医院是否在不断改进服务？医生是否对病人予以足够的人性化照顾？部分年轻医生比较浮躁，往往愿意给病人许愿；当然也有另一种极端，医生夸大可能发生的问题和不良后果，使病人及家属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实事求是讲，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也与目前的医疗环境和相关制度规定有关。
医疗本身是一门有缺陷的科学。医疗有很大的经验主义成分，医学研究确实存在着一些难以逾越的鸿沟。医疗纠纷在欧美发达国家同样发生，为什么没有我们国家这么尖锐呢？他们解决的途径不是病人和家属大闹医院，辱骂、殴打医护人员，而是双方都诉诸法律。个别现象是刑事问题，普遍发生是社会问题，或者说是社会的悲哀。
中国医患冲突的各方要少些抱怨，努力在和平解决纠纷上多些谅解、多些理性、多些善良。我们不是总说自己是礼仪之邦吗，为什么在医院这种救死扶伤的殿堂上充斥暴力呢？
《中华儿女》：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曾提出，到2015年的时候，个人支付的比例要低于30%以下，我们国家在降低个人支付比例方面做了哪些努力？您曾说过：医改不是单纯的医疗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问题。请问医改涉及哪些方面的问题？
赵平：医疗改革阶段性的成果是快速迈入“全民医保”时代。但伴随而来的问题——看病诊疗人次高速增加。2011年全国医疗诊疗62.7亿人次，比2005年增加了53%，2012年增加到69亿。同期，2005年全国医疗卫生费用总支出为8659.9亿元，2012年上涨到28914.4亿元（人均2135.8元），总支出达到2005年的333.9%。
我们身边抱怨政府对医疗投入太少的声音不绝于耳，但需要想一想，我们的财政能有多大的承受能力？自新医改以来，老百姓个人支付的比例从60%下降到35.3%，政府支付的比例从18%上升到32.7%，医疗卫生总支出的费用在过去10年增加了6倍。政府的支付能力终归是有限的。英国实施“国民卫生保健体系”使英国人看病不花钱，但如今因为包袱越来越沉而要削减预算。美国用了世界最高昂的医疗卫生费用，却未能使全体人民有医疗保障。
《中华儿女》：今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在开幕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深化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快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在现在医改大背景下，您认为我国民营医院现状如何？如何能够更好地促进民营医院发展？
赵平：缓解政府的压力就是鼓励社会帮助负担。2012年国务院就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但是，中国民营医院并不景气，八九千家民营医院绝大多数规模很小，没有竞争力。民营医院没有国家补助，没有人员人才渠道。缺乏技术、缺乏管理，诚信度不高、病源很少、个别医院更是败坏了民营医院的声誉。
民营医院应该得到认可与支持。才可以有生存的希望和发展的光明。熟悉医院历史的人都知道，协和医院开办时也是民营医院，世界很多著名医院也是民营的。现在你去吃饭不会问这是民营餐馆还是国营餐馆，希望有一天百姓去医院看病时也不会再想一想是公立的还是民营的医院。现在，民营医院的床位服务能力占比是9%左右，政府计划达到20%。因此，加大扶植和加强监管的力度是保证民营医院应对历史和社会责任的双腿。
《中华儿女》：《政府工作报告》建议在今年“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全面开展儿童白血病等20种重大疾病保障试点工作”。我国的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可以说是处在刚起步的阶段，请问国外在这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可供我们借鉴？
赵平：我国医改的最大挑战是看病需求和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我们新医改只有做到“低水平”，才能实现“广覆盖”。其实，在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医保公司也会限制高价药品、耗材和检查的报销，例如美国。在美国，主流是商业保险，许多医疗费用政府是不全报的，只报销60%，其余费用可以选择购买商业保险来补充报销。还有一些国家医疗保险分级购买，与汽车保险一样，付了哪一类的钱，保哪一类。主要原因是保险的筹资总额不能支付全部医疗费用。我国台湾实现全民健保，看起来看病不用自己出钱，但是，医保公司在超支时，就不给医院全额付款了。另外，医保只支付多人间病房的费用，如果患者选择单人间，其差额由患者自己掏腰包。社会机构是立体的，医疗保障和患者选择也应该相机行事，让不同人群各得其所。
就肿瘤治疗来说，目前费用最贵的是靶向治疗，仅药物费用一项每年需花费30-50万元。目前我们正在探讨通过药品捐赠和医保补充支付为患者争取治疗的机会，探索缓解社会矛盾的特殊途径，形成社会进步和谐的正能量。
责任编辑 陈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