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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中出土的12件石跪坐人像，它们的造型基本相同，但姿态怪异。人像高20厘米左右，赤身裸体、赤足、双手被绳索反绑在身后，双腿弯曲，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他们到底是战俘，还是巫师？
金沙遗址是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城西部苏坡乡金沙村一处商周时代的遗址，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除了金器、铜器与玉器外，石器也是金沙遗址发现较多的一类器物。但是玉料在当时十分珍稀，因为无法完全满足需要，于是金沙的统治者们调集人力从成都平原西北边沿的龙门山一带开采了许多石料，用来加工他们祭祀时所需的部分礼仪用器。其中，造型优美、简练生动的石跪坐人像，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较早、制作最精美的一批立体圆雕石刻艺术作品。
金沙遗址中出土的12件石跪坐人像，它们的造型基本相同，但姿态怪异。人像高20厘米左右，赤身裸体、赤足、双手被绳索反绑在身后，双腿弯曲，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他们的发式非常奇特：头顶的头发从中间向左右分开，有学者形容它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两侧修剪得极短还微微上翘，脑后的头发又被梳成两股长长的辫子，直垂在腰间。这些人物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或悲恸、或惊恐、或平静、或苦涩、或茫然。出土于祭祀区，疑为人祭替代品
这12件石跪坐人像都出土于金沙遗址东南部的祭祀场所内，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区域内的探方地层中发现了石跪坐人像与石蛇放置于一个遗迹单位中，人像和石蛇、石虎都是在头部涂朱。而在另一个遗存内又发现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石璧组合并很有规律地放置在一起的现象，特别是石跪坐人像与石虎出土时并置一处，虎口正对人的胸膛，其特殊的摆放形式具有强烈的宗教涵义，充分表明人像、石虎、石蛇应都是作为特殊的祭祀物品，用于古国古族的宗教祭祀礼仪活动中。
什么是人祭呢？人祭就是将人像牛羊猪等牲畜一样供奉给祖先、天地和山川神灵。有专家表示，商代在祭祀与墓葬中盛行人祭活动，石跪坐人像应是商代以来人祭（人牲）现象的真实反映。
追本溯源，人祭现象最早发现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头晚期遗址中，以商代晚期最为盛行，一直延续到西周，乃至东周还有零星发现。在河南安阳后岗、大司空村和西北岗都发现了大量的人祭坑。这些人牲大多是战俘，其中部分是奴隶。人像代替人祭，展现社会进步
“象人而用之”，模拟真人形貌的偶人俑，在以前的考古资料及文献材料中都表明至少是在春秋晚期才出现的。目前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一批形象相似、造型相同的石跪坐人像，说明四川盆地至少早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就出现了人祭的替代品，并且可能已有专门部门在大批量地生产和制作这种雕像，其目的是用于方国频繁的祭祀活动。
与中原的殷商王朝大量杀殉活人的方式相比较，金沙遗址所出现的用石雕人像代替过去的活人祭祀的现象，一方面体现出金沙社会上层统治阶层意识上的进步，已充分认识到人力的重要，而不再滥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艺术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段的提高，有了这种可以替代的产品，说明当时偏于西南一隅的古国祭祀方式可能较之中原地区显得更为开明和进步，也是对以往文献和考古材料的修正。是战俘还是巫师？
石跪坐人像怪异的发式，以及被反绑的双手，引起了考古学家极大的兴趣。仔细观察这批石跪坐人像，会发现在人像的雕刻过程中，重点是细腻刻画人物头顶上奇异的发式、脑后的发辫、绑手的绳索；渲染的是人像的跪姿及被反缚着的双手，其目的在于要交代这个可能来自于异族人物的身份，突出的是其臣服与卑贱低下和受奴虐的地位。
因此，相关专家认为这些人像很可能是一种战争的俘虏或奴隶的形象，在族属上它与统治成都平原的古蜀族可能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这种人像究竟来自于何处呢？从专家所研究的历史文献及考古发掘中或许能寻到一点蛛丝马迹，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及金沙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锯齿状青铜戈，这种兵器显然是来源于生活之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军事征服与扩张斗争的激烈程度。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石人的种属，可能是来自于西南夷，是那些被征服的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形象。
也有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根据石跪坐人像的造型特征，认为石跪坐人像可能象征着古蜀社会的巫师形象，是当时举行祈雨祭祀活动的真实写照。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因气候多变，商王朝统治者经常举行各种祭祀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吕氏春秋·顺民篇》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成都平原此时也是灾害频繁，经常发生大旱和洪水泛滥等自然灾害。
金沙遗址古蜀族雕刻的这些具有丰富象征含义的石像，在造型上“剪其发”“磨其手”，并具有“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的寓意。因此，它在祭祀活动中，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古代蜀人心目中可能是备受尊崇、身份特殊的偶像。
以上这些看法学术界至今都尚无定论，可以说关于石跪坐人像的文化内涵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蜀国的祭祀、宗教活动、族属关系、风俗习惯以及当时社会等级等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同时也为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沙遗址是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城西部苏坡乡金沙村一处商周时代的遗址，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除了金器、铜器与玉器外，石器也是金沙遗址发现较多的一类器物。但是玉料在当时十分珍稀，因为无法完全满足需要，于是金沙的统治者们调集人力从成都平原西北边沿的龙门山一带开采了许多石料，用来加工他们祭祀时所需的部分礼仪用器。其中，造型优美、简练生动的石跪坐人像，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较早、制作最精美的一批立体圆雕石刻艺术作品。
金沙遗址中出土的12件石跪坐人像，它们的造型基本相同，但姿态怪异。人像高20厘米左右，赤身裸体、赤足、双手被绳索反绑在身后，双腿弯曲，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他们的发式非常奇特：头顶的头发从中间向左右分开，有学者形容它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两侧修剪得极短还微微上翘，脑后的头发又被梳成两股长长的辫子，直垂在腰间。这些人物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或悲恸、或惊恐、或平静、或苦涩、或茫然。出土于祭祀区，疑为人祭替代品
这12件石跪坐人像都出土于金沙遗址东南部的祭祀场所内，考古学家们在这一区域内的探方地层中发现了石跪坐人像与石蛇放置于一个遗迹单位中，人像和石蛇、石虎都是在头部涂朱。而在另一个遗存内又发现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石璧组合并很有规律地放置在一起的现象，特别是石跪坐人像与石虎出土时并置一处，虎口正对人的胸膛，其特殊的摆放形式具有强烈的宗教涵义，充分表明人像、石虎、石蛇应都是作为特殊的祭祀物品，用于古国古族的宗教祭祀礼仪活动中。
什么是人祭呢？人祭就是将人像牛羊猪等牲畜一样供奉给祖先、天地和山川神灵。有专家表示，商代在祭祀与墓葬中盛行人祭活动，石跪坐人像应是商代以来人祭（人牲）现象的真实反映。
追本溯源，人祭现象最早发现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头晚期遗址中，以商代晚期最为盛行，一直延续到西周，乃至东周还有零星发现。在河南安阳后岗、大司空村和西北岗都发现了大量的人祭坑。这些人牲大多是战俘，其中部分是奴隶。人像代替人祭，展现社会进步
“象人而用之”，模拟真人形貌的偶人俑，在以前的考古资料及文献材料中都表明至少是在春秋晚期才出现的。目前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一批形象相似、造型相同的石跪坐人像，说明四川盆地至少早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就出现了人祭的替代品，并且可能已有专门部门在大批量地生产和制作这种雕像，其目的是用于方国频繁的祭祀活动。
与中原的殷商王朝大量杀殉活人的方式相比较，金沙遗址所出现的用石雕人像代替过去的活人祭祀的现象，一方面体现出金沙社会上层统治阶层意识上的进步，已充分认识到人力的重要，而不再滥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艺术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段的提高，有了这种可以替代的产品，说明当时偏于西南一隅的古国祭祀方式可能较之中原地区显得更为开明和进步，也是对以往文献和考古材料的修正。是战俘还是巫师？
石跪坐人像怪异的发式，以及被反绑的双手，引起了考古学家极大的兴趣。仔细观察这批石跪坐人像，会发现在人像的雕刻过程中，重点是细腻刻画人物头顶上奇异的发式、脑后的发辫、绑手的绳索；渲染的是人像的跪姿及被反缚着的双手，其目的在于要交代这个可能来自于异族人物的身份，突出的是其臣服与卑贱低下和受奴虐的地位。
因此，相关专家认为这些人像很可能是一种战争的俘虏或奴隶的形象，在族属上它与统治成都平原的古蜀族可能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这种人像究竟来自于何处呢？从专家所研究的历史文献及考古发掘中或许能寻到一点蛛丝马迹，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及金沙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锯齿状青铜戈，这种兵器显然是来源于生活之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军事征服与扩张斗争的激烈程度。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石人的种属，可能是来自于西南夷，是那些被征服的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形象。
也有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根据石跪坐人像的造型特征，认为石跪坐人像可能象征着古蜀社会的巫师形象，是当时举行祈雨祭祀活动的真实写照。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因气候多变，商王朝统治者经常举行各种祭祀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吕氏春秋·顺民篇》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成都平原此时也是灾害频繁，经常发生大旱和洪水泛滥等自然灾害。
金沙遗址古蜀族雕刻的这些具有丰富象征含义的石像，在造型上“剪其发”“磨其手”，并具有“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的寓意。因此，它在祭祀活动中，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古代蜀人心目中可能是备受尊崇、身份特殊的偶像。
以上这些看法学术界至今都尚无定论，可以说关于石跪坐人像的文化内涵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蜀国的祭祀、宗教活动、族属关系、风俗习惯以及当时社会等级等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同时也为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