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我们有必要提升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层面进行总结与反思。值得提出来探讨的当代文论主要问题,一是其研究对象,是否仍然需要坚持以文学为中心?二是其研究向度,究竟应当向内还是向外?三是其研究基点,到底是以理论为中心还是以实践为导向?四是其研究路径,有无必要坚持本质论或是转向知识论?五是其研究方法,从论证、描述到阐释应当如何认识?围绕这些当代文论研究观念与方法问题所形成的争论,既反映了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进程,也显示了当代文论研究面临的困惑与挑战,值得深入探讨。
【基金项目】
：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40年文学理论问题论争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AZW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我们有必要提升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层面进行总结与反思。值得提出来探讨的当代文论主要问题,一是其研究对象,是否仍然需要坚持以文学为中心?二是其研究向度,究竟应当向内还是向外?三是其研究基点,到底是以理论为中心还是以实践为导向?四是其研究路径,有无必要坚持本质论或是转向知识论?五是其研究方法,从论证、描述到阐释应当如何认识?围绕这些当代文论研究观念与方法问题所形成的争论,既反映了当代文论变革发展的进程,也显示了当代文论研究面临的困惑与挑战,值得深入探讨。
其他文献
由于极端的历史处境与多舛的命运,昌耀诗里的藏族形象抒写包含特殊意蕴。他不同时期诗歌中的藏族形象,可归纳为四种图式:一是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力量和幸福生活的象征;二是作为解救政治受难者的“众神”或“人民”;三是作为青藏高原乃至西北景观的一部分;四是与现代化“不协”的元素。梳理和论析它们的特征及彼此关联,可为理解昌耀诗歌和当代诗歌史不同阶段之间的“藕断丝连”开辟新的尝试,也能为探看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当代互动图景,提供一种来自诗歌的角度。
阅读资源是作家文学生成的重要养分和内在动因,蕴含着作家“生长”的秘密,也为我们理解和阐释作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毕飞宇是一个会阅读的作家,他的文学成就得益于经年专注的阅读和专业的写作训练。通过对毕飞宇的阅读史和写作史的互文性考察,发现他的语言观变迁,以及哲学气、逻辑性、阴郁美学、引而不发的“冰山式”叙事这些毕氏文学质地都可以从他的阅读史中找到某种精神原点或影响源;同时,中外阅读资源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塑造了毕飞宇小说中的人道主义诉求、伤害母题和其他叙事技艺。可以说,阅读史的角度不仅呈现了毕飞宇的阅读资源与阅读偏
路遥的作品不同于很快失效的“励志性”作品,它提供了一种独特且普遍的人物美学和叙事美学。在人物美学方面,高加林是一个基于现实的原创性典型人物,在其构成谱系里综合了多种质素;在叙事美学方面,《人生》不仅是一部进化论式的现代小说,同时也是一部“道德劝诫小说”,这种“道德劝诫”与“自我实现”形成了作品的结构张力,从而接续了中国传统叙事的审美功能。正是由于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的微妙平衡,路遥的作品才拥有了多元的美学谱系并获得了经典的道德价值和精神内涵。
李杜之争在中国文学传统内部是个突出话题,德国的中国文学交流中,这个问题虽然尚未被主题化,却依然有潜在的引导作用。李白式陶醉印证了欧洲人以中国精神为自然实体的哲学判断,也透露出和自然合一的诗性愿望。尊杜意味着走出合一,进入主客对立的世界结构。但是一旦意识到李杜作为中国文学符号的独立性,李杜可能同时被排斥,成为“另一种”世界文学。李杜在德语区的不同组合,暗示了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不同途径,对李杜的任何褒贬,也都是系统内操作的结果。
莫言获奖后于2017年陆续推出了诗歌、戏曲、歌剧、短篇小说以及笔记小说、诗体小说等不同文体特色的新作品,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批新作虽然全面开花却有明显的试探意味,其中小说新作体现了莫言创作中一直存在的“未完成”现象。小说新作以个人侧写社会、集中放大化的白描、当代心理群像的典型化以及新颖的“点穴”式描写等艺术手法,加强了文学的现实关怀与社会问题反映,以生命直觉的方式展示了文学的、现实的甚至哲学的“不确定性”。而当我们把新作纳入到莫言的全部创作谱系中观察时,就会发现作品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也让文学在不
关于“科学幻想小说”内部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学界大多在理论层面展开辩驳,而在历史语境中考察科幻概念的生成与影响,则是更具开拓性的尝试。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爆发的“姓‘科’姓‘文’之争”为“观测点”,便会发现彼时倡导科学性的观点在今日叙述中庶几缺席。在补足这些观点的基础上,科幻概念的生成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场在“原则”与“自由度”之间的博弈战。社会主义文化转轨时期科幻作者们争取“自由度”的人文主义方案,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科幻发展。这一个案研究既有助于清理当代中国科幻的若干本土议题与经验教训,同时也意味着
“出位之思”原属伦理学范畴,钱锺书最早借鉴这个词来阐明艺术间的交流现象。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承袭钱锺书的用法,经常以之对译德语“Andersstreben”一词,使之成为解释艺术形式之间相互借鉴、相互竞赛的美学术语。在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史的各个阶段,出位之思有着不同的体现,并与艺术的自主性构成一种复杂的关系。出位之思是保护艺术丰富性的主要原则,但在不同媒介的艺术中又体现出非常大的差异性。艺术的内在张力必然要求一种双重视角:出位之思与自主性。
袁枚的“性灵说”不仅是诗学概念,更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哲学概念,视为面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与立场。其身后是非蜂起,历经打压,已经一脉如缕。回望当代词坛,启功与许白凤两位“放胆押韵”,“自拉胡琴还自唱”,以卓绝的口语运用能力、出神入化的白描手法创获别具心裁之作,从而构成了“性灵说”在当代词坛令人心动的回响与低语。
2017年11月21—23日,“中华文化与丝路文明暨第三届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华侨大学召开,会议由华侨大学、香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华侨大学文学院、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承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协办。华侨大学校长徐西鹏到会致辞,华侨大学文学院院长常彬主持会议。此次会议邀请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饶学研究、古典文献与文化研究、语言学研究、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等多领域学者参会,实践文学文化的跨学科交流。饶宗颐先生在多个学科领域有重要贡献,也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者。他将中华传统
批判理论的“整体论”取向,要求在规范根基上论证认知、道德及审美的分化理据及其统一性。哈贝马斯倡导“范式转型”,以“主体间性”视野重释认知及道德的规范基础,但审美活动的主体根据无法还原为符合主体间性规范的知识理据。这表明批判理论不仅未能完成范式转型,而且仍受制于德国观念论的核心问题,即康德与黑格尔之争。尤其在审美领域,无论是经典批判理论还是沟通及承认范式,均借助观念论美学模式的权威,在美学建构上确立起征用“艺术自律”批判潜能的共通视域即“系统美学”。系统美学既显示了法兰克福学派美学传统在“范式转型”中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