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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北宋早期，曾发生过两次皇位继承风波，一次是众所周知的“烛影斧声”宋太宗继统疑案，另一次则发生在宋真宗即位时期。首先，本文考证宋太宗即位时留下的千古谜团。在考证大量文献资料后，大胆得出宋太祖死于宋太宗的谋杀，宋太宗非法即位的结论。其次，本文以真宗继统风波为切入点，分析朝廷中各种政治势力在立储问题上展开的角力，以及宋初确立的皇位继承制度。
关键词：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王继恩；皇位继承风波
在北宋早期，曾发生过两次皇位继承风波，一次是众所周知的宋太宗继统风波，另一次则发生在宋真宗即位时期。本文将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的记载入手，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对这两场继统风波的产生背景、过程及带来的影响作出初步分析。
一、 宋太宗的继统问题
宋太宗的继统问题，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是一段著名的“公案”，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宋太宗弑兄篡位，张荫麟和邓广铭等学者就持这样的观点。张荫麟曾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了《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在文章中列举了大量证据，认为金匮盟书是宋太宗与赵普共同伪造的，宋太宗并不具有继统的合法性。邓广铭在《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一文中，更加明确的指出“斧声烛影”事件是宋太宗对宋太祖的谋杀，宋太宗是一个谋杀兄长、矫诏篡位的阴谋家。但是，也有一部分史学家认为“金匮之盟”是存在的，宋太宗登基皇位得到了宋太祖的认可，贾丽英就持这样的观点。本文将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为基础，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地分析。
关于宋太宗即位合法性的主要依据，是杜太后临终前命赵普所记录的金匮盟书。这一盟书的诞生在《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条有载：
“……及寝疾，上侍药饵不离左右。疾革召普入，受遗命。后问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呜咽不能对……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余庆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上顿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谓普曰：‘汝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蔵其书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从杜太后的遗命来看，杜太后是以前朝传立幼主被篡位之故事警戒太祖，让他传位时立“长君”以安天下。杜太后去世时，太祖正值壮年，太后这样说有诅咒太祖之嫌。笔者认为，杜太后此言不算谎妄，此时宋太祖虽已登基，但四方局势尚且不稳，北有契丹、北汉，南有南唐、吴越，太祖行伍出身，万一御驾亲征伤及自身，以致驾崩，此时继统之人需为年长之人，方能杜绝后周故事再次发生。因此，太后之言算是逆耳之忠言，在情理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赵普所记的盟书，太祖已命宫人藏于宫中金匮之中，所以此事除太后、太祖、赵普三人之外，应当还有其他宫人知道。
开宝九年，太祖驾崩，李焘对太祖驾崩的情形有如下描述：
“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元先坐于府门，德元者，荥泽人，善爲医。继恩诘之，德元对曰：‘我宿于信陵坊，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恩异之，乃告以故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 ”
从《长编》的记载中，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宋皇后本想传召太祖幼子赵德芳入继大统，但是宦官王继恩认为太祖一向愿意将皇位传给宋太宗，因此便自作主张，宣太宗入宫即位。李焘在记叙整件事的过程中并没有提到“金匮之盟”，王继恩只是自认为“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并没有出具任何具有法律意义的太祖遗诏或是金匮盟书，而是完全凭借着自己的一厢情愿，就传召太宗入宫。假如说杜太后立金匮之盟时，太宗在外不知此事，而王继恩作为后宫宦官行首，日夜在太祖身边侍奉，怎会不知道此盟书呢？他何不拿出这封具有法律意义的盟书来说服宋皇后呢？ 事实上，金匮盟书的真正出现是在太宗登基五年之后，由赵普所献。根据《长编》所载，赵普进献盟书是在太平兴国六年，自己被政敌卢多逊的攻击下的自卫之举。赵普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便炮制了金匮盟书一说，摇身一变，成为宋太宗皇位合法继承的唯一见证人，给太宗的非法即位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于是，太宗不得不保全并重用赵普，擢升赵普为宰相，并安慰他：“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与他尽释前嫌。
由此看来，宋太宗的即位并不合法，那么合不合情呢？表面上看，太祖猝然离世，太宗一向受到太祖的宠爱，入继大统理所当然。况太祖膝下仅有二子成人，长子德昭，次子德芳。太祖在位时此二子均未封王，而太宗时为晋王，居宰相之上，又管理开封府多年，培养了很强的政治才能，因此太宗即位似乎更合乎太祖本人的愿望。笔者不能苟同，且太祖长子赵德昭才是太祖心中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赵德昭虽无王号，但身份地位绝不比赵光义低。开宝六年，赵德昭被封为兴元尹兼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了处理政务的权力。这些加封给德昭的官职，很明显地表明了太祖培养接班人的意愿，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限制皇弟趙光义权力的需要。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宋太宗的即位既不合情又不合法，那么宋太祖的死因就很可疑了。可惜李焘在《长编》中对宋太祖的死因，语焉不详，但是很肯定的是宋太祖猝死前身体很好，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其身体有任何毛病。李焘对太祖暴毙的记载来自于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的记录，而在司马光之前，宋仁宗时期，就曾经有一位叫文莹的僧人对太祖的暴毙进行了记载。他在《续湘山野录》中记载过以下一段话：
“祖宗潜跃日，尝与一道士游於关河，无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无。每有乏则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剧饮烂醉。生喜歌步虚为戏，能引其喉於杳冥间作清徵之声。时或一二句，随天风飘下，惟祖宗闻之，曰：“金猴虎头四，真龙得真位。”至醒诘之，则曰：“醉梦间语，岂足凭耶？”至膺图受禅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极不再见，下诏草泽之。人或见於轘辕道中，或嵩、洛间，乃开宝乙亥岁也。上已祓禊，驾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阴下，笑揖太祖曰：“别来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后掖，恐其遁去，急回跸见之，一如平时，抵掌浩饮。 其书既名野录，必定有其荒诞不实的一面，但是在这部书的记载中，清楚地写明了太祖去世前是与太宗一起饮酒作乐。而在《长编》中，太宗却是在家中并不在宫中。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在矛盾的背后恰恰暴露了事实的真相。在集合了大量史料之后，可以大胆做出以下猜测：宋太宗担任开封府尹多年，在朝廷中培植了大量的党羽，引发太祖不满。太祖试图迁都洛阳，以削弱太宗的势力，却引起太宗的惊慌，密谋毒害太祖，篡夺皇位。太宗即位后，德昭被逼自杀，德芳无疾早夭，宋皇后去世后，太宗不许百官为其吊念，由此更暴露出太宗为人之无情、即位之非法与不堪。
二、 宋真宗的继统风波
太宗即位后，王继恩、程德玄拥立新主有功，恩宠优渥。尤其是王继恩，因其军功，还被封为防御使，十分得太宗宠爱。另一方面，太宗吸取了太祖在立储上的教训，早早就将自己的孩子封王，以防不测。宋太宗第一个钟意的皇子是楚王元佐，元佐因病成疯，无法继任大统，他又将目光转向了次子赵元僖，元僖早夭，不得已再次将目光转向了三子，也就是之后的宋真宗。太平兴国八年，赵德昌（宋真宗原名）被封为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王，改名元休；端拱元年改封襄王，赐名元侃；淳化五年，改封为检校太傅、开封府尹、寿王；至道元年，正式册封为太子，领开封府尹，赐名恒。按理说，在宋太宗这么严密的安排下，真宗即位不该发生任何风波，但是王继恩纠集李昌龄、胡旦等，策划谋立楚王元佐，并得到了太宗遗孀李皇后的支持。《长编》卷四十一太宗至道元年三月癸巳条载：
“癸巳，帝崩于万岁殿。参知政事温仲舒宣遗制，真宗即位于柩前。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继恩忌上英明，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谋立楚王元佐，颇间上。宰相吕端问疾禁中见上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大渐字，令亲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继恩白后至中书召端议所立，端前知其谋，即绐继恩使入书閤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鏁之。亟入宫，后谓曰：‘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爲，今日岂容更有异议？’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发现，由于太子与皇帝不居于一处，往往会有谗言四起，致使损害太宗与真宗的父子关系。在真宗的继位风波中，能很清楚地看出后宫宦官与外朝官员有着紧密的联系。就连位同副相的参知政事——李昌龄，都与王继恩勾结起来。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宋时期，作为后宫内侍的宦官首领往往身兼数职，他们还是外朝的重臣。由于他们能够轻松出入御前，最懂得皇帝的心意，一些溜须拍马之官很容易就与之勾结起来。加上他们作为外朝朝臣的身份，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更容易，因此他们的势力很容易在朝堂之上发展起来。那么，作为后宫侍臣的宦官首领，为什么能身兼数职呢？这与宋代抑制武将的政策密不可分。这样，宦官首领的权力就不仅仅局限于后宫的狭小范围，而随着其军权的获得，慢慢延展到朝堂之上。宦官对政事的话语权，在悄悄地增长，因此一批中央文官依附在其身旁也不足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李昌龄和胡旦并不是普通的文官，二人的交情也并非因其同为王继恩在外朝的拥护者而建立的，他们的交情可以追溯到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的那场秋试。太平兴国三年的仲夏，宋太宗出人意料地改变了暂停当年贡举的决定，并决议在当年秋天开科取士。在那场科举中，胡旦高中榜首，李昌龄名列进士，二人依靠“同年”关系，渐渐结成有力的朋党。胡旦恃才傲物，行事粗疏，很容易授人以柄，所以他的官运并不算畅通，先后被数任宰臣所厌恶，只是因为他是太宗钦点的状元，太宗少不得要留给自己一点颜面，才对胡旦不算严苛。相反李昌龄不像胡旦那样恣意放肆，并且他有一定的治世之才，但是李昌龄最为致命的缺点是贪财，他在知广州任上几乎因为贪污而被罢官。不过，李昌龄之父李运官至太常卿，算是为李昌龄积累下一些关系资本，毕竟朝中有人好做官，很快李昌龄就被擢升为枢密直学士，执掌审刑院。或许就在其掌管审刑院时，与负责保护皇城安全的皇城司主事王继恩勾结起来。在王继恩和李昌龄的扶持下，胡旦得以回朝担任知制诰一职。
太宗驾崩时，可以说王继恩、李昌龄集团的势力是很大的，一方面李昌龄与胡旦等“同年”关系密切，早早便在朝中形成了所谓的“同年”朋党。同时他又位列副相，依附他的朝官自然不在少数。另一方面，王继恩手握军权，负责维护皇城内的治安，又能随意出入禁中，并且得到李皇后的支持。他们发动的政变一旦处理不慎，很容易引发朝中大乱。然后宰相吕端，凭借着其高超的政治能力，用了一个小计谋，将王继恩骗入书阁中，限制了王的自由活动权，致使王无法获悉也无法传出各种消息，也就降低了其对朝事的影响度。再凭上吕端的说服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争取到了李皇后的支持，一场宫廷政变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流产，真宗得以顺利继位。
三、 结语
从以上两起北宋早期发生的继统风波来看，宦官的势力都在其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宦官凭借着其与皇帝、皇后的亲密关系，利用自身特殊的政治身份，在外朝中寻找依附自己的文官集团，肆意干涉皇位继承问题。可以说两次风波，都是由宦官身上而起，这足以证明宋初朝廷中宦官勢力的强大。不同的是，由于太宗早早立储，使得太子能得到朝中士大夫的支持，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皇子被篡权的可能。真宗以后，宋朝的皇位继承制度渐渐完善，宋人谢维新曾称赞本朝的皇位继承制度“上媲帝王，下陋汉唐，而为古今之冠冕”，实为不虚之言！
参考文献：
[1]《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4月第一版.
[2]贾丽英：《析“千古之谜”中的宋太宗》，《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
[3]《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条.
[4]《长编》卷二十二，太平兴国六年秋七月辛亥条.
[5]（宋）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一版.
[6]《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二《建储·古今源流》，（宋）谢维新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5.
关键词：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王继恩；皇位继承风波
在北宋早期，曾发生过两次皇位继承风波，一次是众所周知的宋太宗继统风波，另一次则发生在宋真宗即位时期。本文将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的记载入手，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对这两场继统风波的产生背景、过程及带来的影响作出初步分析。
一、 宋太宗的继统问题
宋太宗的继统问题，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是一段著名的“公案”，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宋太宗弑兄篡位，张荫麟和邓广铭等学者就持这样的观点。张荫麟曾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了《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在文章中列举了大量证据，认为金匮盟书是宋太宗与赵普共同伪造的，宋太宗并不具有继统的合法性。邓广铭在《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一文中，更加明确的指出“斧声烛影”事件是宋太宗对宋太祖的谋杀，宋太宗是一个谋杀兄长、矫诏篡位的阴谋家。但是，也有一部分史学家认为“金匮之盟”是存在的，宋太宗登基皇位得到了宋太祖的认可，贾丽英就持这样的观点。本文将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为基础，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地分析。
关于宋太宗即位合法性的主要依据，是杜太后临终前命赵普所记录的金匮盟书。这一盟书的诞生在《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条有载：
“……及寝疾，上侍药饵不离左右。疾革召普入，受遗命。后问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呜咽不能对……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余庆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上顿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谓普曰：‘汝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蔵其书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从杜太后的遗命来看，杜太后是以前朝传立幼主被篡位之故事警戒太祖，让他传位时立“长君”以安天下。杜太后去世时，太祖正值壮年，太后这样说有诅咒太祖之嫌。笔者认为，杜太后此言不算谎妄，此时宋太祖虽已登基，但四方局势尚且不稳，北有契丹、北汉，南有南唐、吴越，太祖行伍出身，万一御驾亲征伤及自身，以致驾崩，此时继统之人需为年长之人，方能杜绝后周故事再次发生。因此，太后之言算是逆耳之忠言，在情理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赵普所记的盟书，太祖已命宫人藏于宫中金匮之中，所以此事除太后、太祖、赵普三人之外，应当还有其他宫人知道。
开宝九年，太祖驾崩，李焘对太祖驾崩的情形有如下描述：
“癸丑，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元先坐于府门，德元者，荥泽人，善爲医。继恩诘之，德元对曰：‘我宿于信陵坊，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恩异之，乃告以故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 ”
从《长编》的记载中，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宋皇后本想传召太祖幼子赵德芳入继大统，但是宦官王继恩认为太祖一向愿意将皇位传给宋太宗，因此便自作主张，宣太宗入宫即位。李焘在记叙整件事的过程中并没有提到“金匮之盟”，王继恩只是自认为“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并没有出具任何具有法律意义的太祖遗诏或是金匮盟书，而是完全凭借着自己的一厢情愿，就传召太宗入宫。假如说杜太后立金匮之盟时，太宗在外不知此事，而王继恩作为后宫宦官行首，日夜在太祖身边侍奉，怎会不知道此盟书呢？他何不拿出这封具有法律意义的盟书来说服宋皇后呢？ 事实上，金匮盟书的真正出现是在太宗登基五年之后，由赵普所献。根据《长编》所载，赵普进献盟书是在太平兴国六年，自己被政敌卢多逊的攻击下的自卫之举。赵普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便炮制了金匮盟书一说，摇身一变，成为宋太宗皇位合法继承的唯一见证人，给太宗的非法即位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于是，太宗不得不保全并重用赵普，擢升赵普为宰相，并安慰他：“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与他尽释前嫌。
由此看来，宋太宗的即位并不合法，那么合不合情呢？表面上看，太祖猝然离世，太宗一向受到太祖的宠爱，入继大统理所当然。况太祖膝下仅有二子成人，长子德昭，次子德芳。太祖在位时此二子均未封王，而太宗时为晋王，居宰相之上，又管理开封府多年，培养了很强的政治才能，因此太宗即位似乎更合乎太祖本人的愿望。笔者不能苟同，且太祖长子赵德昭才是太祖心中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赵德昭虽无王号，但身份地位绝不比赵光义低。开宝六年，赵德昭被封为兴元尹兼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了处理政务的权力。这些加封给德昭的官职，很明显地表明了太祖培养接班人的意愿，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限制皇弟趙光义权力的需要。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宋太宗的即位既不合情又不合法，那么宋太祖的死因就很可疑了。可惜李焘在《长编》中对宋太祖的死因，语焉不详，但是很肯定的是宋太祖猝死前身体很好，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其身体有任何毛病。李焘对太祖暴毙的记载来自于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的记录，而在司马光之前，宋仁宗时期，就曾经有一位叫文莹的僧人对太祖的暴毙进行了记载。他在《续湘山野录》中记载过以下一段话：
“祖宗潜跃日，尝与一道士游於关河，无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无。每有乏则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剧饮烂醉。生喜歌步虚为戏，能引其喉於杳冥间作清徵之声。时或一二句，随天风飘下，惟祖宗闻之，曰：“金猴虎头四，真龙得真位。”至醒诘之，则曰：“醉梦间语，岂足凭耶？”至膺图受禅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极不再见，下诏草泽之。人或见於轘辕道中，或嵩、洛间，乃开宝乙亥岁也。上已祓禊，驾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阴下，笑揖太祖曰：“别来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后掖，恐其遁去，急回跸见之，一如平时，抵掌浩饮。 其书既名野录，必定有其荒诞不实的一面，但是在这部书的记载中，清楚地写明了太祖去世前是与太宗一起饮酒作乐。而在《长编》中，太宗却是在家中并不在宫中。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在矛盾的背后恰恰暴露了事实的真相。在集合了大量史料之后，可以大胆做出以下猜测：宋太宗担任开封府尹多年，在朝廷中培植了大量的党羽，引发太祖不满。太祖试图迁都洛阳，以削弱太宗的势力，却引起太宗的惊慌，密谋毒害太祖，篡夺皇位。太宗即位后，德昭被逼自杀，德芳无疾早夭，宋皇后去世后，太宗不许百官为其吊念，由此更暴露出太宗为人之无情、即位之非法与不堪。
二、 宋真宗的继统风波
太宗即位后，王继恩、程德玄拥立新主有功，恩宠优渥。尤其是王继恩，因其军功，还被封为防御使，十分得太宗宠爱。另一方面，太宗吸取了太祖在立储上的教训，早早就将自己的孩子封王，以防不测。宋太宗第一个钟意的皇子是楚王元佐，元佐因病成疯，无法继任大统，他又将目光转向了次子赵元僖，元僖早夭，不得已再次将目光转向了三子，也就是之后的宋真宗。太平兴国八年，赵德昌（宋真宗原名）被封为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王，改名元休；端拱元年改封襄王，赐名元侃；淳化五年，改封为检校太傅、开封府尹、寿王；至道元年，正式册封为太子，领开封府尹，赐名恒。按理说，在宋太宗这么严密的安排下，真宗即位不该发生任何风波，但是王继恩纠集李昌龄、胡旦等，策划谋立楚王元佐，并得到了太宗遗孀李皇后的支持。《长编》卷四十一太宗至道元年三月癸巳条载：
“癸巳，帝崩于万岁殿。参知政事温仲舒宣遗制，真宗即位于柩前。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继恩忌上英明，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谋立楚王元佐，颇间上。宰相吕端问疾禁中见上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大渐字，令亲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继恩白后至中书召端议所立，端前知其谋，即绐继恩使入书閤检太宗先赐墨诏，遂鏁之。亟入宫，后谓曰：‘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爲，今日岂容更有异议？’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发现，由于太子与皇帝不居于一处，往往会有谗言四起，致使损害太宗与真宗的父子关系。在真宗的继位风波中，能很清楚地看出后宫宦官与外朝官员有着紧密的联系。就连位同副相的参知政事——李昌龄，都与王继恩勾结起来。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宋时期，作为后宫内侍的宦官首领往往身兼数职，他们还是外朝的重臣。由于他们能够轻松出入御前，最懂得皇帝的心意，一些溜须拍马之官很容易就与之勾结起来。加上他们作为外朝朝臣的身份，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更容易，因此他们的势力很容易在朝堂之上发展起来。那么，作为后宫侍臣的宦官首领，为什么能身兼数职呢？这与宋代抑制武将的政策密不可分。这样，宦官首领的权力就不仅仅局限于后宫的狭小范围，而随着其军权的获得，慢慢延展到朝堂之上。宦官对政事的话语权，在悄悄地增长，因此一批中央文官依附在其身旁也不足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李昌龄和胡旦并不是普通的文官，二人的交情也并非因其同为王继恩在外朝的拥护者而建立的，他们的交情可以追溯到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的那场秋试。太平兴国三年的仲夏，宋太宗出人意料地改变了暂停当年贡举的决定，并决议在当年秋天开科取士。在那场科举中，胡旦高中榜首，李昌龄名列进士，二人依靠“同年”关系，渐渐结成有力的朋党。胡旦恃才傲物，行事粗疏，很容易授人以柄，所以他的官运并不算畅通，先后被数任宰臣所厌恶，只是因为他是太宗钦点的状元，太宗少不得要留给自己一点颜面，才对胡旦不算严苛。相反李昌龄不像胡旦那样恣意放肆，并且他有一定的治世之才，但是李昌龄最为致命的缺点是贪财，他在知广州任上几乎因为贪污而被罢官。不过，李昌龄之父李运官至太常卿，算是为李昌龄积累下一些关系资本，毕竟朝中有人好做官，很快李昌龄就被擢升为枢密直学士，执掌审刑院。或许就在其掌管审刑院时，与负责保护皇城安全的皇城司主事王继恩勾结起来。在王继恩和李昌龄的扶持下，胡旦得以回朝担任知制诰一职。
太宗驾崩时，可以说王继恩、李昌龄集团的势力是很大的，一方面李昌龄与胡旦等“同年”关系密切，早早便在朝中形成了所谓的“同年”朋党。同时他又位列副相，依附他的朝官自然不在少数。另一方面，王继恩手握军权，负责维护皇城内的治安，又能随意出入禁中，并且得到李皇后的支持。他们发动的政变一旦处理不慎，很容易引发朝中大乱。然后宰相吕端，凭借着其高超的政治能力，用了一个小计谋，将王继恩骗入书阁中，限制了王的自由活动权，致使王无法获悉也无法传出各种消息，也就降低了其对朝事的影响度。再凭上吕端的说服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争取到了李皇后的支持，一场宫廷政变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流产，真宗得以顺利继位。
三、 结语
从以上两起北宋早期发生的继统风波来看，宦官的势力都在其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宦官凭借着其与皇帝、皇后的亲密关系，利用自身特殊的政治身份，在外朝中寻找依附自己的文官集团，肆意干涉皇位继承问题。可以说两次风波，都是由宦官身上而起，这足以证明宋初朝廷中宦官勢力的强大。不同的是，由于太宗早早立储，使得太子能得到朝中士大夫的支持，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皇子被篡权的可能。真宗以后，宋朝的皇位继承制度渐渐完善，宋人谢维新曾称赞本朝的皇位继承制度“上媲帝王，下陋汉唐，而为古今之冠冕”，实为不虚之言！
参考文献：
[1]《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4月第一版.
[2]贾丽英：《析“千古之谜”中的宋太宗》，《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
[3]《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条.
[4]《长编》卷二十二，太平兴国六年秋七月辛亥条.
[5]（宋）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一版.
[6]《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二《建储·古今源流》，（宋）谢维新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