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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4日，中国高等教育顶尖象征的北京大学迎来新的书记和校长，引发了众人的关注。
一所大学的志业在于对学术和政治的不懈追求，而它的风骨则散见于那些悠游其间的人们的生命故事中，这些故事或元气淋漓或风韵优雅，都为人所津津乐道，身为历代掌门人的校长自然也有许多极见性情的小故事流传下来。从1916年到1948年，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先后出任北大校长，在那个风雨飘摇、内乱外患的年代，他们勇担重责，殚精竭虑，为乱世中的北大的维持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时间教会了我们对三位先生投以敬意与温情，这同样是对老北大精神的温柔触摸，但愿它能予身处现世催讨中的我们以些许慰藉。
蔡元培：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浙江绍兴人，清末进士。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开“学术”与“自由”之风，被誉为“北大之父”。1940年3月3日，蔡元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毛泽东以“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对其一生做出评价。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开始算起，当时北大建校仅仅18年。1916年京师大学堂虽然已经改名为北大，但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腐败至极。有不少教师是北洋政府的官僚，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能受到学生巴结，因为巴结教师有利于自己日后的仕途。当蔡元培接到任命状时，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但蔡元培却说：“我不去整顿，谁去呢？”其实，自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的心里就一直怀有“教育救国”的理念。因此，他义无反顾地踏进了北大校园，决心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八个字来重塑北大。
蔡元培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么一个身居高位的名人给校工鞠躬，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此举震惊了北大校园。自此，在蔡元培的带领下，北大不再是成批生产封建体制内候补官僚的冰冷机器，而渐渐成为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想的人才成长摇篮。
胡适曾说，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1917年1月，还是毛头小伙的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主张。蔡元培对这个能写出这样针砭时弊和推翻旧案文章的留美青年十分欣赏，当即聘他为北大文科教授。没有大学学历的年仅24岁的梁漱溟，本来正准备去衡山当和尚，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之后，被蔡元培看到了。蔡校长认为他是“一家之言”，决定破格聘请梁漱溟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此外，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蔡元培就请他开逻辑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
蔡元培重视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使北大的教师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1918年初，北大共有教授90人，35岁以下者就有43人。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20多岁的青年。
有一位北大学生在生活中受到了一些挫折，苦闷之余，他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指点。蔡元培就将那位学生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喝茶。受宠若惊的学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感觉没有一点茶的味道，学生的眉头不禁一皱。蔡元培则东拉西扯地谈论了一些漫无边际的问题。学生耐心地听了很久，好不容易等到蔡元培稍稍停顿了一下，便连忙找个理由告辞。蔡元培若有所思地微笑道：“急什么？把茶喝了之后再走，这可是上好的绿茶，千万别浪费了。”学生无奈又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就在这时，一股清香浓郁的味道沁人心脾！学生愣住了，诧异地打量着茶杯，茶叶已经沉入杯底，杯中的水已是一片碧绿，像翡翠般灿烂夺目。不仅如此，整个办公室里都可以闻到一股清新的香气。蔡元培饱含深意地看了看他：“你明白了吗？”学生恍然大悟，点了点头：“您的意思是说，想追求成功就要像这绿茶一样，不能心浮气躁，只停留在表面。凡事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沉浸下去。”
蒋梦麟：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净化之社会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浙江余姚人。著名教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1930年起，任北大校长15年，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他的领导下，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期间，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蒋梦麟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都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蒋梦麟的带领下，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学生也将精力集中起来追求学问，这使一度陷入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逐渐成为学术中心。
1935年11月，蒋梦麟与北平各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宣言，斥责冀东伪政府，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为此，日本宪兵找上门来，“请”蒋梦麟去日本兵营进行解释。蒋梦麟毫无畏惧地深入虎穴之后，一个日军大佐居然想把他挟持到大连。面对这种危险局面，蒋梦麟机智地说：“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结果，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他放了。
陈独秀在北大文学院当院长的时候，蒋梦麟与他尽管政治主张不同，却也相处融洽。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那时的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另一种是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的秀才，称为策论秀才，在当时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蒋梦麟：“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独秀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梦麟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你这个八股秀才的确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自己的脾气。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也义不容辞地救了他。有一天，蒋梦麟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梦麟便赶紧跑到陈独秀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还让李大钊陪他坐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由于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话，路径又熟，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陈独秀终于平安地逃走了。 1945年，蒋梦麟做行政院的秘书长之后，还兼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根据法令，大学校长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也就是说，做了官的人，是绝不能再做大學校长的。这个法令制定的时候，蒋梦麟正在教育部工作，可以说，这个法令是在他手里制定的。1945年8月7日，蒋梦麟回到昆明召集北大教授开了一个茶会，他坦诚地说，他虽还想兼任北大校长，但却违反了自己亲手制定的大学组织法，最初未想及此点，经朋友们的提示和劝告，决计辞去北大校长和西南联大常委的职务。当时北大教授江泽涵曾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提到此事，他说：“他说话的态度极好，得到大家的同情。”1945年10月19日，蒋梦麟也给西南联大郑重地写了辞职信。蒋梦麟虽做了高官，也比较留恋校长的位置，但是他不因为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不守自己定的规矩，他辞去了校长的职务，也给国人树立了一个按规矩办事的榜样。
胡适：珍惜时间，不要抛弃学问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人之一。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26岁时被聘为北大教授，在北大先后担任中文系主任、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6年至1948年，任北大校长。
胡适帮助蒋梦麟校长重整北大期间，不仅四处奔走筹措了近200万元的资金，解决了北大教育经费枯竭的燃眉之急，还帮忙选聘了周作人、徐志摩、丁文江、李四光等知名学者及一流的科学家来北大担任教授。到1931年的时候，北大的教师队伍已经人才荟萃。然而好景不长，开学不到两天，“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在这个外族不断入侵的风云岁月里，胡适打定主意，不顾一切也要把学校办好，为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基础。他每天早上8点就匆匆出门，一直忙到深夜11点才回家，回到家之后，又马上进书房工作到凌晨2点。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天，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胡适深情地说：“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它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
胡适上课的时候，经常与学生讨论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利弊问题。有一次，一个学生问他：“胡先生，难道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我看白话不如文言简练，比如打电报，用字多，花钱也多。”这时同学们都凝神等待胡适的回答。只见胡适从容地说：“我看未必吧。最近友人来电报，邀我到行政院当秘书，我不愿意做政事，就用白话复电，并不觉得多花钱。同学们如果感兴趣，就根据我这件事，用文言起草一份复电，看看是否比白话省字省钱。”最后，胡适从中挑出一份好的念道：“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接着说：“这份复电写得不错，词能达意，用三句话，共十二字。不过，我用白话只用两句，共五字：干不了，谢谢。我说‘干不了’，包含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谢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友人的好意表示感谢，二是暗示拒绝。我看简练不简练，主要在于用词。用词不当，文言也未必简练，用词妥当，白话也能简练的。我的姓名原来叫胡适之，有文言味道，为了提倡白话，我改为胡适，你们说这个名字不更简练吗？”学生听后，哄堂大笑，心里觉得胡先生的辩解很有道理。
1919年，家境困难的林语堂获得官费到哈佛大学留学，答应胡适学成回国后，到北大任教。不料抵美后，官费未按时汇去，陷入困境的林语堂便向胡适求助。他知道胡适的工资虽为北大最高，但因时常资助他人，几达举债程度，便在电报中特别注明：“能否由尊兄作保向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后偿还。”胡适不久便如数将钱寄到，并说明这是北京大学给林语堂的工资“预支款”。硕士毕业后，林语堂又想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遂再次向胡适写信求助。于是，胡适又给林语堂汇去了1000美元。林语堂学成回国，如约到北大任教，去向校长蒋梦麟归还2000美元的借款时，蒋梦麟莫名其妙：“北大什么时候给过你钱？那是胡适个人的钱。”林语堂很是感动。
除林语堂外，陈之藩、许德珩、李敖等学者也都曾得到过胡适在金钱方面的鼎力资助。陈之藩赴美留学归国后，曾努力还钱给胡适。胡适就写信给他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400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陈之藩因此慨叹：“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宽广的心胸。”
一所大学的志业在于对学术和政治的不懈追求，而它的风骨则散见于那些悠游其间的人们的生命故事中，这些故事或元气淋漓或风韵优雅，都为人所津津乐道，身为历代掌门人的校长自然也有许多极见性情的小故事流传下来。从1916年到1948年，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先后出任北大校长，在那个风雨飘摇、内乱外患的年代，他们勇担重责，殚精竭虑，为乱世中的北大的维持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时间教会了我们对三位先生投以敬意与温情，这同样是对老北大精神的温柔触摸，但愿它能予身处现世催讨中的我们以些许慰藉。
蔡元培：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浙江绍兴人，清末进士。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开“学术”与“自由”之风，被誉为“北大之父”。1940年3月3日，蔡元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毛泽东以“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对其一生做出评价。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开始算起，当时北大建校仅仅18年。1916年京师大学堂虽然已经改名为北大，但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腐败至极。有不少教师是北洋政府的官僚，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能受到学生巴结，因为巴结教师有利于自己日后的仕途。当蔡元培接到任命状时，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但蔡元培却说：“我不去整顿，谁去呢？”其实，自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的心里就一直怀有“教育救国”的理念。因此，他义无反顾地踏进了北大校园，决心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八个字来重塑北大。
蔡元培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么一个身居高位的名人给校工鞠躬，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此举震惊了北大校园。自此，在蔡元培的带领下，北大不再是成批生产封建体制内候补官僚的冰冷机器，而渐渐成为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想的人才成长摇篮。
胡适曾说，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1917年1月，还是毛头小伙的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主张。蔡元培对这个能写出这样针砭时弊和推翻旧案文章的留美青年十分欣赏，当即聘他为北大文科教授。没有大学学历的年仅24岁的梁漱溟，本来正准备去衡山当和尚，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之后，被蔡元培看到了。蔡校长认为他是“一家之言”，决定破格聘请梁漱溟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此外，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蔡元培就请他开逻辑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
蔡元培重视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使北大的教师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1918年初，北大共有教授90人，35岁以下者就有43人。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20多岁的青年。
有一位北大学生在生活中受到了一些挫折，苦闷之余，他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指点。蔡元培就将那位学生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喝茶。受宠若惊的学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感觉没有一点茶的味道，学生的眉头不禁一皱。蔡元培则东拉西扯地谈论了一些漫无边际的问题。学生耐心地听了很久，好不容易等到蔡元培稍稍停顿了一下，便连忙找个理由告辞。蔡元培若有所思地微笑道：“急什么？把茶喝了之后再走，这可是上好的绿茶，千万别浪费了。”学生无奈又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就在这时，一股清香浓郁的味道沁人心脾！学生愣住了，诧异地打量着茶杯，茶叶已经沉入杯底，杯中的水已是一片碧绿，像翡翠般灿烂夺目。不仅如此，整个办公室里都可以闻到一股清新的香气。蔡元培饱含深意地看了看他：“你明白了吗？”学生恍然大悟，点了点头：“您的意思是说，想追求成功就要像这绿茶一样，不能心浮气躁，只停留在表面。凡事要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沉浸下去。”
蒋梦麟：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净化之社会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浙江余姚人。著名教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1930年起，任北大校长15年，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他的领导下，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期间，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蒋梦麟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都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蒋梦麟的带领下，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学生也将精力集中起来追求学问，这使一度陷入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逐渐成为学术中心。
1935年11月，蒋梦麟与北平各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宣言，斥责冀东伪政府，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为此，日本宪兵找上门来，“请”蒋梦麟去日本兵营进行解释。蒋梦麟毫无畏惧地深入虎穴之后，一个日军大佐居然想把他挟持到大连。面对这种危险局面，蒋梦麟机智地说：“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结果，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他放了。
陈独秀在北大文学院当院长的时候，蒋梦麟与他尽管政治主张不同，却也相处融洽。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那时的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另一种是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的秀才，称为策论秀才，在当时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蒋梦麟：“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独秀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梦麟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你这个八股秀才的确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这一点很对自己的脾气。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也义不容辞地救了他。有一天，蒋梦麟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梦麟便赶紧跑到陈独秀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还让李大钊陪他坐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由于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话，路径又熟，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陈独秀终于平安地逃走了。 1945年，蒋梦麟做行政院的秘书长之后，还兼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根据法令，大学校长除国民政府特准外，均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也就是说，做了官的人，是绝不能再做大學校长的。这个法令制定的时候，蒋梦麟正在教育部工作，可以说，这个法令是在他手里制定的。1945年8月7日，蒋梦麟回到昆明召集北大教授开了一个茶会，他坦诚地说，他虽还想兼任北大校长，但却违反了自己亲手制定的大学组织法，最初未想及此点，经朋友们的提示和劝告，决计辞去北大校长和西南联大常委的职务。当时北大教授江泽涵曾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提到此事，他说：“他说话的态度极好，得到大家的同情。”1945年10月19日，蒋梦麟也给西南联大郑重地写了辞职信。蒋梦麟虽做了高官，也比较留恋校长的位置，但是他不因为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不守自己定的规矩，他辞去了校长的职务，也给国人树立了一个按规矩办事的榜样。
胡适：珍惜时间，不要抛弃学问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人之一。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26岁时被聘为北大教授，在北大先后担任中文系主任、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6年至1948年，任北大校长。
胡适帮助蒋梦麟校长重整北大期间，不仅四处奔走筹措了近200万元的资金，解决了北大教育经费枯竭的燃眉之急，还帮忙选聘了周作人、徐志摩、丁文江、李四光等知名学者及一流的科学家来北大担任教授。到1931年的时候，北大的教师队伍已经人才荟萃。然而好景不长，开学不到两天，“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在这个外族不断入侵的风云岁月里，胡适打定主意，不顾一切也要把学校办好，为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基础。他每天早上8点就匆匆出门，一直忙到深夜11点才回家，回到家之后，又马上进书房工作到凌晨2点。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天，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胡适深情地说：“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它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
胡适上课的时候，经常与学生讨论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利弊问题。有一次，一个学生问他：“胡先生，难道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我看白话不如文言简练，比如打电报，用字多，花钱也多。”这时同学们都凝神等待胡适的回答。只见胡适从容地说：“我看未必吧。最近友人来电报，邀我到行政院当秘书，我不愿意做政事，就用白话复电，并不觉得多花钱。同学们如果感兴趣，就根据我这件事，用文言起草一份复电，看看是否比白话省字省钱。”最后，胡适从中挑出一份好的念道：“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接着说：“这份复电写得不错，词能达意，用三句话，共十二字。不过，我用白话只用两句，共五字：干不了，谢谢。我说‘干不了’，包含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谢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友人的好意表示感谢，二是暗示拒绝。我看简练不简练，主要在于用词。用词不当，文言也未必简练，用词妥当，白话也能简练的。我的姓名原来叫胡适之，有文言味道，为了提倡白话，我改为胡适，你们说这个名字不更简练吗？”学生听后，哄堂大笑，心里觉得胡先生的辩解很有道理。
1919年，家境困难的林语堂获得官费到哈佛大学留学，答应胡适学成回国后，到北大任教。不料抵美后，官费未按时汇去，陷入困境的林语堂便向胡适求助。他知道胡适的工资虽为北大最高，但因时常资助他人，几达举债程度，便在电报中特别注明：“能否由尊兄作保向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后偿还。”胡适不久便如数将钱寄到，并说明这是北京大学给林语堂的工资“预支款”。硕士毕业后，林语堂又想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遂再次向胡适写信求助。于是，胡适又给林语堂汇去了1000美元。林语堂学成回国，如约到北大任教，去向校长蒋梦麟归还2000美元的借款时，蒋梦麟莫名其妙：“北大什么时候给过你钱？那是胡适个人的钱。”林语堂很是感动。
除林语堂外，陈之藩、许德珩、李敖等学者也都曾得到过胡适在金钱方面的鼎力资助。陈之藩赴美留学归国后，曾努力还钱给胡适。胡适就写信给他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400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陈之藩因此慨叹：“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宽广的心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