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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春秋》书法与叙事传统
所谓传统，指生发于过去，又持续作用于后代。《春秋》《左传》《史记》三部经典，为中国经学叙事、历史叙事、文学叙事之源头。对于后世之作用与影响，既深且远：史传、乐府、小说、戏曲之叙事，多受其沾溉；《春秋》书法、古文义法，亦皆为叙事之旁支与流裔。
叙事，或作序事，语出《周礼》，原指典礼进行之秩序，或音乐演奏之次第。据《说文解字》，其本字当作“叙”；后世作“序”者，同音通假。就语源学观之，中国传统叙事特重“叙”法，尤其关注前后、位次、措置、语序之经营。西方叙事学，渊源于小说，较注目“事”件、故“事”、情节。东西方叙事学，自源头而言，已殊途异辙，后来发展自然各有千秋。
孔子笔削鲁史，而作成《春秋》：据其史事，凭其史文，以体现褒讥、抑损、忌讳之微辞隐义，《春秋》叙事学由此形成，历史叙事、文学叙事亦自此衍化。左丘明著成《左传》，以历史叙事解释孔子之《春秋》经。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称《左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所谓先之、后之、依之、错之，皆是以《经》为指归，而致力于先后、位次之经营。清刘熙载《艺概·文概》称《左传》释经有此四法，其实《左传》叙事亦处处体现此义。
《孟子·离娄下》称其事、其文、其義，为孔子作《春秋》之三大元素。《礼记·经解》谓：“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汉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论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统合《孟子》《礼记》《史记》三家之说，约其辞文，为属辞之能；去其烦重，笔削史事，为比事之功。排比史事，连属辞文，皆“如何书”之法。清方苞倡导古文义法，《书〈货殖传〉后》提示“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强调法以义起，法随义变。换言之，排比哪些史事，连属哪些辞文？皆缘“义”而发，亦随“义”作转变。世所谓意（义）在笔先，未下笔先有意（义），差堪仿佛。知晓其事、其文，与其义之交互关系，就可以明白《左传》如何因比事以明义，如何借属辞以显义。了解比事明义，属辞显义，有助于叙事传统之阐扬，见证《春秋》书法之发用。
二、 《晋公子重耳出亡》与《左传》纪事本末
《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号称“春秋三传”，各以所得，解释孔子《春秋》经。《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关注《春秋》“如何书”之“法”，《公羊传》《穀梁传》偏重解读《春秋》“何以书”之“义”。就《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而言，所谓“叙事”，其一，指史事如何安排措置，此即“比事”之斟酌。其二，指辞文如何连缀修饰，此“属辞”之权衡。其三，古春秋记事成法，为“爰始要终，本末悉昭”（刘师培《古春秋纪事成法考》），于是吾人解读诠释史义，亦当运用系统思维，探究始终。
《春秋》《左传》，皆编年叙事，相关史事横隔而不连贯。其缺失，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至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每事各详起讫”，“各编自为首尾”。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称扬纪事本末体之优长：“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于是既有是体以后，踵事相因者多，如宋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明唐顺之《左传始末》、清马骕《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吴闿生《左传微》，皆其流亚也。由此观之，《左传》之为体，不只是编年叙事而已！细考《左传》叙事，如《重耳出亡》（僖公二十三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声子说楚》（襄公二十六年）三篇，堪称纪事本末体之滥觞。为篇幅所限，今仅就《晋公子重耳出亡》一篇，论述其纪事本末，且阐发其比事见义之书法。
纪事本末体，顾名思义，自然以叙事为主。就《左传》解释《春秋》经之面向而言，即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之伦，为比事见义之书法。就历史编纂学而言，方苞说义法，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真可作传统叙事学诠释解读之指南。义，为著述之旨趣，一篇之主脑。意（义）在笔先，未下笔先有意（义）；犹宋苏轼述文同画竹，“画竹，必先有成竹在胸中”。义意，犹将帅，一军之进退离合随之；又如定位器，左右环绕，前后映带，要皆不离其宗。《春秋》，是一部诸侯争霸史；楚晋两大国之此消彼长，构成纷纷扰扰之《春秋》史。所谓春秋五霸，实主导其中之浮沉消长。晋文公重耳，在齐桓公小白之后，压胜荆楚，奠定中原霸业。重耳，本一公子哥儿，遭遇骊姬诬陷，不得不亡命天涯。《左传·晋公子重耳出亡》，以纪事本末体，叙述公子重耳流亡之历史：奔狄、过卫、及齐、及曹、及宋、及郑、及楚、及秦，前后十九年。其后得秦穆公资助，终于返国为晋君。晋文公三年文教，于城濮之战，大败楚军。周天子三次召见，荣封为霸主。代行天子事，可以讨伐无礼。践土之会，以臣召君，号令天下诸侯。晋国之霸业自此奠定，一直持续到春秋中期始衰。
公子重耳何德何能，居然开创晋国之霸业？险阻艰难备尝，如何塑造一位理想之霸主？《左传》叙记公子重耳流亡期间，心智之成长，人情之练达，处事之圆融，采行纪事本末之体。十九年事迹，运以笔削、重轻、详略之叙事书法。诚如刘知幾《史通·载言》所云：“言事相兼，烦省合理。”令人读之，娓娓不倦，览讽忘疲。《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叙公子重耳出亡，正为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温之会、践土之盟作张本，所谓“先经以始事”，皆排比史事，以见史观、史义之方法。以下，将以《左传·晋公子重耳出亡》（以下称本文）为探讨文本，叙说“比事见义”“属辞显义”之情形。纪事本末体“爰始要终，本末悉昭”之书法，亦略加阐说论述。
三、 详略重轻，笔削示义
公子重耳遭骊姬之祸，流亡在外十九年，最终返晋得国，进而胜楚称霸。其中关键，在于“得人”。《左传》经由拟言、代言，一篇之中，曾三致其意焉。“得人”二字，乃一篇之主脑，左丘明纂叙此篇之指义：蒲城遭伐，重耳自言，保命享禄，“于是乎得人”拈出“得人”二字，作为一篇文眼，于是或笔或削，或详或略，或轻或重，多缘此而发；史事如何编比，辞文如何损益连缀，亦多脉注绮交于“得人”之旨义中。 “奔狄”一章，《左传》所列“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等流亡团队成员，固然个个是人才；《史记·晋世家》尚有先轸、贾佗，与狐偃、赵衰、魏武子，号称“贤士五人”。及曹一章，僖负羁妻之言“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云云，所谓“得人”，曾获僖负羁妻之认证。“及郑”章，叔詹之谏称：“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公子重耳之得人，再经叔詹确认。“及楚”章，楚子曰：“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公子之得人，又三经楚成王印可。其他，如子犯稽首受块而载之，公子安齐，从者以为不可；姜氏醉遣公子，与子犯谋；秦穆享重耳，赵衰曰重耳拜赐、重耳敢不拜云云，由此观之，《左传》叙事之视角，全在从者，而不在公子。盖公子重耳之得土有国，必先“得人”！善哉，叔詹之言“有三士足以上人”，何况十数人？此《左传》之人才观，作为历史资鉴，治国经世，有足多者焉，故左氏书重辞复如此。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祭义》：“书之重，辞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焉，不可不察也！”吾于《左传》四称“得人”，亦云。
本文一篇之旨义既在“得人”，可见晋文成就霸业，主要在因人成事，《易》所谓“三人同心，其利断金”。一篇旨趣既在“得人”，于是笔削取舍、重轻详略，多据此表述。中国传统叙事学之着眼点，在主宾、重轻、详略。换言之，在经由或笔或削以见义，篇幅之长短，字数之多寡，多准此以作斟酌：主意归趣所在，多详说、重言；至于宾位，则多轻言、略叙。至于岁月之久暂，几乎未曾考量。如重耳流亡，“处狄十二年而行”；《左传》止叙二事：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将适齐，与季隗对话。叙十二年事迹，全文凡152字。其余七年，安章措词，却用712言，每年均分102字左右。由此观之，《左传》叙事传人之详略重轻，多以斯篇指归为主要考量，不以岁时之短长久暂为商榷。举凡有助于塑造公子重耳“得人”创霸之史实者，则详载、重言；反之，则轻描淡写、简言略叙。如过卫，只叙“卫文公不礼焉”；及宋，止叙“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其他一概不及，以无补于主意大义故。
公子重耳落难出亡，顺道造访诸国，广结善缘，虽险阻艰难备尝，而民之情伪亦尽知之，诚有助于政治之应变，人情之练达。此一理想领袖之培训历程，自是本文之主体与重点，故《左传》于“及齐”“及曹”“及郑”“及楚”“及秦”五章，详哉言之，重点强调。清章学诚《文史通義·答客问上》称：“《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必有详人之所略、重人之所轻，异人之所同，而忽人之所谨。”而孔子于此中“独断于一心”，富于别裁心识，所以能成一家之言。《左传》于此，类叙相关事迹，运用烘云托月之叙事法，以凸显公子重耳心智之成长与转化。采用纪事本末体之叙事法，笔之于僖公二十三年，为同年《春秋》经“九月，晋惠公卒”；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卒”，作为张本。杜预《春秋序》所谓“先经以始事”；传统叙事学所谓“预叙”。更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春，秦伯纳公子重耳，即位为晋君，作“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之情节交代。
四、 类叙事迹，表述心智之成长——比事观义之一
公子重耳性情之转换与成熟，当是本文之主脑与大义，犹斯巴达勇士对哲学家皇帝之训练。所不同者，公子重耳出于自我调适，与斯巴达之训练注重“由外铄我”，显然有别。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固是《左传》行文之特色；然就本文而言，《左传》纯粹叙事处并不多；而借言记事，透过人物对话，以凸显人物性情、个性者，反而所在多有。此种“借乙口叙甲事”之手法，《史通·叙事》说叙事方法，其三有“因言语而可知”者，于此篇最多，最具特色。借历史情境中之人物，述说眼前之人与事，不但亲切，备感真实，同时借言记事，“因言语而可知”，旁观侧写，绝妙烘托，情韵神韵多可于此中见之。
公子重耳心智之成长转化，《左传》往往借“因言语而可知”之记言叙述之。其叙事方式有二：其一，类比见义，意在言中。《左传》笔削史乘，选取处狄，季隗之言；及曹，僖负羁妻之言；及郑，叔詹之言；及楚，楚子之言；之秦，怀嬴之言等。比事而观照之，其性情之转化，气质之提升，已呼之欲出。由季隗之言，重耳之缺乏同理心，罔顾他人感受，自私自利之公子哥儿心态，可以想见。过卫，乞食于五鹿，野人与之块，公子怒而欲鞭之；由肢体语言，知行有不得，动辄怨怒，公子哥儿之性情仍未调整。及齐，公子安于现状，未有远图。从者将行，姜氏勉以志在四方，公子不以为然。由姜氏晓以“怀与安，实败名”，知重耳犹然怀思美眷，安于逸乐，公子之息气依然故我。以上三节载记，《左传》采用“言事相兼”之叙事艺术，除记言之外，又参以叙事，以终其义。如处狄篇，接叙季隗“请待子”之言，自私无情正与痴心有情相衬映。过卫篇，野人与之块后，接叙子犯“天赐”之言，稽首受而载之。土块之贱，顿成得土有国之天赐。将去齐，醉遣公子；及醒，“以戈逐子犯”。由醉遣、戈逐，知公子之桀骜不驯、妄自尊大。唯经一事，长一智，自有助于人情之练达。故于“及曹”一章，曹共公观其裸；而僖负羁之妻，馈盘餐、置璧玉，于是“公子受餐反璧”。公子温文儒雅形象，与前三章几乎判若两人。公子重耳之气度胸襟，从此定位，渐有领袖之气质。心智之自我成长，亦与时俱进，逐渐完成了类似“哲学家皇帝”之训练。
《左传》叙晋公子重耳领袖人格之完成，多采借宾形主、烘云托月之陪叙法。如“及曹”章，借僖负羁妻之言，倡言“夫子必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已预叙重耳将返晋国，晋文公将称霸诸侯，此自僖负羁眼中看出，从口中道出。“及郑”章，借叔詹谏言，断定晋公子重耳返国为君，乃“天之所启，人弗及也”。“及楚”之章，再借楚成王之观察“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重耳形象已自鲁莽任性，提升为稳重、内敛、豁达、斯文！且谓姬姓诸侯，将由晋公子振衰起弊：“天将兴之，谁能发之？”重耳王位，为天命所归，此叔詹、楚成之共识。钱锺书《管锥编》称《左传》长于拟言代言，谓是院本小说之椎轮草创。历史人物之对话，而出于拟言、代言，一则借言记事，再则推动情节，三则凸显个性身份，《史通·叙事》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传统叙事学谓之言叙、语叙。 《左传》之言叙、语叙，有夫子自道，即自表个性襟抱者，如“及楚”一章，楚子餐重耳，直言：“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楚成王公然政治勒索，公子重耳将如何应对？言为心声，出辞自述，往往可以体现说者心态。此时之重耳，不过是位流亡之公子，尚未返晋，尚未得土，尚未有国。然面对强权如楚成王之勒索，举凡损及晋国现有利益者，一丝一毫要皆不肯退让。所谓：“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其言外之意，分明耍赖，不愿意丝毫割爱。虽流亡公子，自见得土友国之君王气象，自非昔日之吴下阿蒙可比。楚成王闻言，哪肯放过？又赞一言：“虽然，何以报我？”既然强人所难，逼人太甚，于是公子重耳亦强势回应，所谓“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退避三舍，虽亦军事冒险，若兵谋进退无虞，亦可以无害，故公子许诺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叙晋楚城濮之战，晋师退避三舍。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对楚成王之言，堪称“先传以始事”。原始要终，张本继末，自是古春秋记事之成法，刘师培《左盫集》之说，《左传》叙事可作印证。
总之，《左氏》选取史料，针对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间，足以凸显其心智之成长、性情之圆融、襟抱之开通，裁断之明快者，类聚而群分之。排比前后之记言，或叙事之事迹，作本末始终之勾勒串叙，而一代霸王晋文公人格风格之形成，乃不疑而具。
五、 女德壸范，对叙显义——比事观义之二
自古以来，妇德为“四德”之一，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左传》叙《晋公子重耳出亡》，叙次四位奇女子：于狄，为季隗；于齐，为姜氏；于曹，为僖负羁之妻；于秦，为怀嬴。公子重耳于流亡生涯中，先后巧遇四位妇德完备之奇女子，或安定其心，或鼓舞其行，或雪中送炭，或劝善规过，要皆流亡之奇缘，生命中之贵人。《左传》叙写流亡公子，饶富霸主气象；却又图写四位奇女子之深明大义、高瞻远瞩、观察入微、义正辞严，诸般形象，与晋公子重耳之言谈举止相较，彼此对比衬托，形成反差之效果，自然见于言语之外。《礼记·经解》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比事之书法，有类比见义之法者，已详论于前节。又有对比显义之方，四位奇女子之言行，对叙公子重耳之德行言语，亦《春秋》书法比事观义之叙事艺术之一。
《左传》叙写四位奇女子，处处多与公子重耳之言语德行相对比。如将适齐，季隗应对重耳“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之言，谓待二十五年，年已五十，无所谓嫁或不嫁，答得干脆大方；且谓“请待子”。深明大义如此！痴心期待如是！相较之下，公子重耳之自私孟浪，便觉自惭形秽。及齐，公子安之。从者谋行，将去齐他往，公子不可。姜氏勉以“四方之志”，戒以“怀与安，实败名”。姜氏之高瞻远瞩，警戒宴安鸩毒，胸襟气度如是高尚，真非常人所及。重耳既不肯行，姜氏乃与子犯谋，醉遣公子。姜氏能割恩断爱，公子卻一心迷恋温柔乡、安乐窝。姜氏女德足为壸范，对照公子重耳之“不可”“无之”，以戈逐子犯诸负面作为，于叙事手法，是谓对叙显义；于文学技巧，谓之对比成讽。“及曹”章，叙僖负羁妻之观人术，直言断定“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据此推论“夫子必反齐国”“必得志于诸侯”；若“诛无礼，曹其首也”云云，为僖公二十四年春，公子返回晋国，即位为君王。以及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攻曹，预作张本。但看僖负羁妻盘餐置璧，公子重耳“受餐反璧”，即可见于取予授受之道，已颇有讲究，谦恭辞让君子之德操，跃然纸上。第四位奇女子，为怀嬴。怀嬴，先婚配予怀公，再重婚予公子重耳，可能因此引发重耳不悦。不满之情绪，引发沃盟时“既而挥之”。怀嬴义正辞严，争取平等权利：“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反诘有力，石破天惊。公子知惧能改，降服而囚。大丈夫能屈能伸，知所进退，重耳于人情世故，已多所体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曾言：“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从上述奔狄、及齐、及曹、及秦之对比叙事，可以相互发明。
属辞比事之教，历史编纂之学，人物形象塑造之法，以及传统叙事之方，理一分殊，彼此之间多有相通相融之处。编比史料，排比史事，其法有二：或以类比，或以对比。就对比叙事而言，或得失功过相絜，或善恶贤否相较，多可收映衬、烘托之效。《左传》叙公子重耳出亡，主意指趣在“得人”，所谓“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因此，叙事脉络不在公子重耳，而在从者；叙事者不在公子重耳，而是季隗、姜氏、僖负羁妻、怀嬴；以及子犯、叔詹、楚子。就人物形象而言，女性为对比叙事，男性为类比叙事。对比、类比相辅相成，可以相得益彰。
六、 原始要终，本末悉昭——纪事本末体之滥觞
中国史书有三大体例：编年体，以岁时月日为叙事经纬，《春秋》《左传》可为代表。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叙事焦点，《史记》《汉书》诸正史可作典范。纪事本末体，以事件发展之来龙去脉为叙事基点，迟至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方有成书。编年、纪传，各有优劣得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称：“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于是袁枢因司马光《资治通鉴》而重编之，以事件为主，每事自为首尾。“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称扬其优长，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因事命篇，体圆用神，谓深得《尚书》“疏通知远”之教。清韩菼《左传纪事本末·序》称《左传》：“传一人之事与言，必引其后事牵连以终之，是亦一人一事之本末也。”其实，《左传》叙事，切合纪事本末体格式者亦有之。
《左传》祖始《春秋》之编年，年月井井，人物事件系于相关岁时之下，堪称编年体成熟之作。然细勘《左传》之以历史叙事解释《春秋》，却发现有《重耳出亡》《吕相绝秦》《声子说楚》三篇，皆攸关晋国争霸、称霸、奠霸之来龙去脉。叙事事件横越数年，却同置于一篇之中，终始本末，首尾一贯，堪作纪事本末体滥觞于《左传》历史叙事之明证。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其事迹之终始本末，同时载记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一年之内，并未散叙于相关岁时之篇章中。一事自具首尾，前后始末了然，确有“疏通知远”《书》教之特色。公子重耳遭骊姬诬陷，仓皇出逃，时当周惠王二十一年，鲁僖公四年（前656）。首先，奔狄，处狄十二年而行。其后七年之间，过卫、适齐、之曹、及宋、及郑、访楚、至秦，直到周襄王十年，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始自秦返晋，即位为晋君。重耳流亡之始末，《左传》同载于一篇之中，传承“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之古春秋记事成法，堪称后世纪事本末体之滥觞。而《春秋》比事以见义之书法，虽经转化，亦得以考见。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论《左传》之解释《春秋》，有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之伦。《左传》所叙纪事本末三篇，要皆攸关晋国争霸、称霸、奠霸之事件。考其作用，或先经以始事，如《晋公子重耳出亡》，为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晋文公一战而霸，预作张本。《吕相绝秦》，为秦晋外交折冲史，作一系统叙事；且为麻隧之战晋胜秦败作一历史解释，可作攻心用谋之资鉴。《声子说楚》，则细数楚材晋用之历史，亦综合叙说晋楚争霸中，人才之依违，战役之成败，兵谋之高下，以及楚晋势力之此消彼长。要皆睹一篇，而可窥数十年诸事之本末。《尚书》因事命篇，疏通知远之效应，此中有之。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
所谓传统，指生发于过去，又持续作用于后代。《春秋》《左传》《史记》三部经典，为中国经学叙事、历史叙事、文学叙事之源头。对于后世之作用与影响，既深且远：史传、乐府、小说、戏曲之叙事，多受其沾溉；《春秋》书法、古文义法，亦皆为叙事之旁支与流裔。
叙事，或作序事，语出《周礼》，原指典礼进行之秩序，或音乐演奏之次第。据《说文解字》，其本字当作“叙”；后世作“序”者，同音通假。就语源学观之，中国传统叙事特重“叙”法，尤其关注前后、位次、措置、语序之经营。西方叙事学，渊源于小说，较注目“事”件、故“事”、情节。东西方叙事学，自源头而言，已殊途异辙，后来发展自然各有千秋。
孔子笔削鲁史，而作成《春秋》：据其史事，凭其史文，以体现褒讥、抑损、忌讳之微辞隐义，《春秋》叙事学由此形成，历史叙事、文学叙事亦自此衍化。左丘明著成《左传》，以历史叙事解释孔子之《春秋》经。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称《左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所谓先之、后之、依之、错之，皆是以《经》为指归，而致力于先后、位次之经营。清刘熙载《艺概·文概》称《左传》释经有此四法，其实《左传》叙事亦处处体现此义。
《孟子·离娄下》称其事、其文、其義，为孔子作《春秋》之三大元素。《礼记·经解》谓：“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汉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论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统合《孟子》《礼记》《史记》三家之说，约其辞文，为属辞之能；去其烦重，笔削史事，为比事之功。排比史事，连属辞文，皆“如何书”之法。清方苞倡导古文义法，《书〈货殖传〉后》提示“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强调法以义起，法随义变。换言之，排比哪些史事，连属哪些辞文？皆缘“义”而发，亦随“义”作转变。世所谓意（义）在笔先，未下笔先有意（义），差堪仿佛。知晓其事、其文，与其义之交互关系，就可以明白《左传》如何因比事以明义，如何借属辞以显义。了解比事明义，属辞显义，有助于叙事传统之阐扬，见证《春秋》书法之发用。
二、 《晋公子重耳出亡》与《左传》纪事本末
《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号称“春秋三传”，各以所得，解释孔子《春秋》经。《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关注《春秋》“如何书”之“法”，《公羊传》《穀梁传》偏重解读《春秋》“何以书”之“义”。就《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而言，所谓“叙事”，其一，指史事如何安排措置，此即“比事”之斟酌。其二，指辞文如何连缀修饰，此“属辞”之权衡。其三，古春秋记事成法，为“爰始要终，本末悉昭”（刘师培《古春秋纪事成法考》），于是吾人解读诠释史义，亦当运用系统思维，探究始终。
《春秋》《左传》，皆编年叙事，相关史事横隔而不连贯。其缺失，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至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每事各详起讫”，“各编自为首尾”。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称扬纪事本末体之优长：“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于是既有是体以后，踵事相因者多，如宋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明唐顺之《左传始末》、清马骕《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吴闿生《左传微》，皆其流亚也。由此观之，《左传》之为体，不只是编年叙事而已！细考《左传》叙事，如《重耳出亡》（僖公二十三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声子说楚》（襄公二十六年）三篇，堪称纪事本末体之滥觞。为篇幅所限，今仅就《晋公子重耳出亡》一篇，论述其纪事本末，且阐发其比事见义之书法。
纪事本末体，顾名思义，自然以叙事为主。就《左传》解释《春秋》经之面向而言，即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之伦，为比事见义之书法。就历史编纂学而言，方苞说义法，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真可作传统叙事学诠释解读之指南。义，为著述之旨趣，一篇之主脑。意（义）在笔先，未下笔先有意（义）；犹宋苏轼述文同画竹，“画竹，必先有成竹在胸中”。义意，犹将帅，一军之进退离合随之；又如定位器，左右环绕，前后映带，要皆不离其宗。《春秋》，是一部诸侯争霸史；楚晋两大国之此消彼长，构成纷纷扰扰之《春秋》史。所谓春秋五霸，实主导其中之浮沉消长。晋文公重耳，在齐桓公小白之后，压胜荆楚，奠定中原霸业。重耳，本一公子哥儿，遭遇骊姬诬陷，不得不亡命天涯。《左传·晋公子重耳出亡》，以纪事本末体，叙述公子重耳流亡之历史：奔狄、过卫、及齐、及曹、及宋、及郑、及楚、及秦，前后十九年。其后得秦穆公资助，终于返国为晋君。晋文公三年文教，于城濮之战，大败楚军。周天子三次召见，荣封为霸主。代行天子事，可以讨伐无礼。践土之会，以臣召君，号令天下诸侯。晋国之霸业自此奠定，一直持续到春秋中期始衰。
公子重耳何德何能，居然开创晋国之霸业？险阻艰难备尝，如何塑造一位理想之霸主？《左传》叙记公子重耳流亡期间，心智之成长，人情之练达，处事之圆融，采行纪事本末之体。十九年事迹，运以笔削、重轻、详略之叙事书法。诚如刘知幾《史通·载言》所云：“言事相兼，烦省合理。”令人读之，娓娓不倦，览讽忘疲。《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叙公子重耳出亡，正为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温之会、践土之盟作张本，所谓“先经以始事”，皆排比史事，以见史观、史义之方法。以下，将以《左传·晋公子重耳出亡》（以下称本文）为探讨文本，叙说“比事见义”“属辞显义”之情形。纪事本末体“爰始要终，本末悉昭”之书法，亦略加阐说论述。
三、 详略重轻，笔削示义
公子重耳遭骊姬之祸，流亡在外十九年，最终返晋得国，进而胜楚称霸。其中关键，在于“得人”。《左传》经由拟言、代言，一篇之中，曾三致其意焉。“得人”二字，乃一篇之主脑，左丘明纂叙此篇之指义：蒲城遭伐，重耳自言，保命享禄，“于是乎得人”拈出“得人”二字，作为一篇文眼，于是或笔或削，或详或略，或轻或重，多缘此而发；史事如何编比，辞文如何损益连缀，亦多脉注绮交于“得人”之旨义中。 “奔狄”一章，《左传》所列“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等流亡团队成员，固然个个是人才；《史记·晋世家》尚有先轸、贾佗，与狐偃、赵衰、魏武子，号称“贤士五人”。及曹一章，僖负羁妻之言“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云云，所谓“得人”，曾获僖负羁妻之认证。“及郑”章，叔詹之谏称：“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公子重耳之得人，再经叔詹确认。“及楚”章，楚子曰：“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公子之得人，又三经楚成王印可。其他，如子犯稽首受块而载之，公子安齐，从者以为不可；姜氏醉遣公子，与子犯谋；秦穆享重耳，赵衰曰重耳拜赐、重耳敢不拜云云，由此观之，《左传》叙事之视角，全在从者，而不在公子。盖公子重耳之得土有国，必先“得人”！善哉，叔詹之言“有三士足以上人”，何况十数人？此《左传》之人才观，作为历史资鉴，治国经世，有足多者焉，故左氏书重辞复如此。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祭义》：“书之重，辞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焉，不可不察也！”吾于《左传》四称“得人”，亦云。
本文一篇之旨义既在“得人”，可见晋文成就霸业，主要在因人成事，《易》所谓“三人同心，其利断金”。一篇旨趣既在“得人”，于是笔削取舍、重轻详略，多据此表述。中国传统叙事学之着眼点，在主宾、重轻、详略。换言之，在经由或笔或削以见义，篇幅之长短，字数之多寡，多准此以作斟酌：主意归趣所在，多详说、重言；至于宾位，则多轻言、略叙。至于岁月之久暂，几乎未曾考量。如重耳流亡，“处狄十二年而行”；《左传》止叙二事：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将适齐，与季隗对话。叙十二年事迹，全文凡152字。其余七年，安章措词，却用712言，每年均分102字左右。由此观之，《左传》叙事传人之详略重轻，多以斯篇指归为主要考量，不以岁时之短长久暂为商榷。举凡有助于塑造公子重耳“得人”创霸之史实者，则详载、重言；反之，则轻描淡写、简言略叙。如过卫，只叙“卫文公不礼焉”；及宋，止叙“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其他一概不及，以无补于主意大义故。
公子重耳落难出亡，顺道造访诸国，广结善缘，虽险阻艰难备尝，而民之情伪亦尽知之，诚有助于政治之应变，人情之练达。此一理想领袖之培训历程，自是本文之主体与重点，故《左传》于“及齐”“及曹”“及郑”“及楚”“及秦”五章，详哉言之，重点强调。清章学诚《文史通義·答客问上》称：“《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必有详人之所略、重人之所轻，异人之所同，而忽人之所谨。”而孔子于此中“独断于一心”，富于别裁心识，所以能成一家之言。《左传》于此，类叙相关事迹，运用烘云托月之叙事法，以凸显公子重耳心智之成长与转化。采用纪事本末体之叙事法，笔之于僖公二十三年，为同年《春秋》经“九月，晋惠公卒”；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卒”，作为张本。杜预《春秋序》所谓“先经以始事”；传统叙事学所谓“预叙”。更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春，秦伯纳公子重耳，即位为晋君，作“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之情节交代。
四、 类叙事迹，表述心智之成长——比事观义之一
公子重耳性情之转换与成熟，当是本文之主脑与大义，犹斯巴达勇士对哲学家皇帝之训练。所不同者，公子重耳出于自我调适，与斯巴达之训练注重“由外铄我”，显然有别。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固是《左传》行文之特色；然就本文而言，《左传》纯粹叙事处并不多；而借言记事，透过人物对话，以凸显人物性情、个性者，反而所在多有。此种“借乙口叙甲事”之手法，《史通·叙事》说叙事方法，其三有“因言语而可知”者，于此篇最多，最具特色。借历史情境中之人物，述说眼前之人与事，不但亲切，备感真实，同时借言记事，“因言语而可知”，旁观侧写，绝妙烘托，情韵神韵多可于此中见之。
公子重耳心智之成长转化，《左传》往往借“因言语而可知”之记言叙述之。其叙事方式有二：其一，类比见义，意在言中。《左传》笔削史乘，选取处狄，季隗之言；及曹，僖负羁妻之言；及郑，叔詹之言；及楚，楚子之言；之秦，怀嬴之言等。比事而观照之，其性情之转化，气质之提升，已呼之欲出。由季隗之言，重耳之缺乏同理心，罔顾他人感受，自私自利之公子哥儿心态，可以想见。过卫，乞食于五鹿，野人与之块，公子怒而欲鞭之；由肢体语言，知行有不得，动辄怨怒，公子哥儿之性情仍未调整。及齐，公子安于现状，未有远图。从者将行，姜氏勉以志在四方，公子不以为然。由姜氏晓以“怀与安，实败名”，知重耳犹然怀思美眷，安于逸乐，公子之息气依然故我。以上三节载记，《左传》采用“言事相兼”之叙事艺术，除记言之外，又参以叙事，以终其义。如处狄篇，接叙季隗“请待子”之言，自私无情正与痴心有情相衬映。过卫篇，野人与之块后，接叙子犯“天赐”之言，稽首受而载之。土块之贱，顿成得土有国之天赐。将去齐，醉遣公子；及醒，“以戈逐子犯”。由醉遣、戈逐，知公子之桀骜不驯、妄自尊大。唯经一事，长一智，自有助于人情之练达。故于“及曹”一章，曹共公观其裸；而僖负羁之妻，馈盘餐、置璧玉，于是“公子受餐反璧”。公子温文儒雅形象，与前三章几乎判若两人。公子重耳之气度胸襟，从此定位，渐有领袖之气质。心智之自我成长，亦与时俱进，逐渐完成了类似“哲学家皇帝”之训练。
《左传》叙晋公子重耳领袖人格之完成，多采借宾形主、烘云托月之陪叙法。如“及曹”章，借僖负羁妻之言，倡言“夫子必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已预叙重耳将返晋国，晋文公将称霸诸侯，此自僖负羁眼中看出，从口中道出。“及郑”章，借叔詹谏言，断定晋公子重耳返国为君，乃“天之所启，人弗及也”。“及楚”之章，再借楚成王之观察“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重耳形象已自鲁莽任性，提升为稳重、内敛、豁达、斯文！且谓姬姓诸侯，将由晋公子振衰起弊：“天将兴之，谁能发之？”重耳王位，为天命所归，此叔詹、楚成之共识。钱锺书《管锥编》称《左传》长于拟言代言，谓是院本小说之椎轮草创。历史人物之对话，而出于拟言、代言，一则借言记事，再则推动情节，三则凸显个性身份，《史通·叙事》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传统叙事学谓之言叙、语叙。 《左传》之言叙、语叙，有夫子自道，即自表个性襟抱者，如“及楚”一章，楚子餐重耳，直言：“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楚成王公然政治勒索，公子重耳将如何应对？言为心声，出辞自述，往往可以体现说者心态。此时之重耳，不过是位流亡之公子，尚未返晋，尚未得土，尚未有国。然面对强权如楚成王之勒索，举凡损及晋国现有利益者，一丝一毫要皆不肯退让。所谓：“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其言外之意，分明耍赖，不愿意丝毫割爱。虽流亡公子，自见得土友国之君王气象，自非昔日之吴下阿蒙可比。楚成王闻言，哪肯放过？又赞一言：“虽然，何以报我？”既然强人所难，逼人太甚，于是公子重耳亦强势回应，所谓“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退避三舍，虽亦军事冒险，若兵谋进退无虞，亦可以无害，故公子许诺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叙晋楚城濮之战，晋师退避三舍。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对楚成王之言，堪称“先传以始事”。原始要终，张本继末，自是古春秋记事之成法，刘师培《左盫集》之说，《左传》叙事可作印证。
总之，《左氏》选取史料，针对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间，足以凸显其心智之成长、性情之圆融、襟抱之开通，裁断之明快者，类聚而群分之。排比前后之记言，或叙事之事迹，作本末始终之勾勒串叙，而一代霸王晋文公人格风格之形成，乃不疑而具。
五、 女德壸范，对叙显义——比事观义之二
自古以来，妇德为“四德”之一，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左传》叙《晋公子重耳出亡》，叙次四位奇女子：于狄，为季隗；于齐，为姜氏；于曹，为僖负羁之妻；于秦，为怀嬴。公子重耳于流亡生涯中，先后巧遇四位妇德完备之奇女子，或安定其心，或鼓舞其行，或雪中送炭，或劝善规过，要皆流亡之奇缘，生命中之贵人。《左传》叙写流亡公子，饶富霸主气象；却又图写四位奇女子之深明大义、高瞻远瞩、观察入微、义正辞严，诸般形象，与晋公子重耳之言谈举止相较，彼此对比衬托，形成反差之效果，自然见于言语之外。《礼记·经解》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比事之书法，有类比见义之法者，已详论于前节。又有对比显义之方，四位奇女子之言行，对叙公子重耳之德行言语，亦《春秋》书法比事观义之叙事艺术之一。
《左传》叙写四位奇女子，处处多与公子重耳之言语德行相对比。如将适齐，季隗应对重耳“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之言，谓待二十五年，年已五十，无所谓嫁或不嫁，答得干脆大方；且谓“请待子”。深明大义如此！痴心期待如是！相较之下，公子重耳之自私孟浪，便觉自惭形秽。及齐，公子安之。从者谋行，将去齐他往，公子不可。姜氏勉以“四方之志”，戒以“怀与安，实败名”。姜氏之高瞻远瞩，警戒宴安鸩毒，胸襟气度如是高尚，真非常人所及。重耳既不肯行，姜氏乃与子犯谋，醉遣公子。姜氏能割恩断爱，公子卻一心迷恋温柔乡、安乐窝。姜氏女德足为壸范，对照公子重耳之“不可”“无之”，以戈逐子犯诸负面作为，于叙事手法，是谓对叙显义；于文学技巧，谓之对比成讽。“及曹”章，叙僖负羁妻之观人术，直言断定“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据此推论“夫子必反齐国”“必得志于诸侯”；若“诛无礼，曹其首也”云云，为僖公二十四年春，公子返回晋国，即位为君王。以及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攻曹，预作张本。但看僖负羁妻盘餐置璧，公子重耳“受餐反璧”，即可见于取予授受之道，已颇有讲究，谦恭辞让君子之德操，跃然纸上。第四位奇女子，为怀嬴。怀嬴，先婚配予怀公，再重婚予公子重耳，可能因此引发重耳不悦。不满之情绪，引发沃盟时“既而挥之”。怀嬴义正辞严，争取平等权利：“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反诘有力，石破天惊。公子知惧能改，降服而囚。大丈夫能屈能伸，知所进退，重耳于人情世故，已多所体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曾言：“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从上述奔狄、及齐、及曹、及秦之对比叙事，可以相互发明。
属辞比事之教，历史编纂之学，人物形象塑造之法，以及传统叙事之方，理一分殊，彼此之间多有相通相融之处。编比史料，排比史事，其法有二：或以类比，或以对比。就对比叙事而言，或得失功过相絜，或善恶贤否相较，多可收映衬、烘托之效。《左传》叙公子重耳出亡，主意指趣在“得人”，所谓“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因此，叙事脉络不在公子重耳，而在从者；叙事者不在公子重耳，而是季隗、姜氏、僖负羁妻、怀嬴；以及子犯、叔詹、楚子。就人物形象而言，女性为对比叙事，男性为类比叙事。对比、类比相辅相成，可以相得益彰。
六、 原始要终，本末悉昭——纪事本末体之滥觞
中国史书有三大体例：编年体，以岁时月日为叙事经纬，《春秋》《左传》可为代表。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叙事焦点，《史记》《汉书》诸正史可作典范。纪事本末体，以事件发展之来龙去脉为叙事基点，迟至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方有成书。编年、纪传，各有优劣得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称：“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于是袁枢因司马光《资治通鉴》而重编之，以事件为主，每事自为首尾。“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称扬其优长，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因事命篇，体圆用神，谓深得《尚书》“疏通知远”之教。清韩菼《左传纪事本末·序》称《左传》：“传一人之事与言，必引其后事牵连以终之，是亦一人一事之本末也。”其实，《左传》叙事，切合纪事本末体格式者亦有之。
《左传》祖始《春秋》之编年，年月井井，人物事件系于相关岁时之下，堪称编年体成熟之作。然细勘《左传》之以历史叙事解释《春秋》，却发现有《重耳出亡》《吕相绝秦》《声子说楚》三篇，皆攸关晋国争霸、称霸、奠霸之来龙去脉。叙事事件横越数年，却同置于一篇之中，终始本末，首尾一贯，堪作纪事本末体滥觞于《左传》历史叙事之明证。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其事迹之终始本末，同时载记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一年之内，并未散叙于相关岁时之篇章中。一事自具首尾，前后始末了然，确有“疏通知远”《书》教之特色。公子重耳遭骊姬诬陷，仓皇出逃，时当周惠王二十一年，鲁僖公四年（前656）。首先，奔狄，处狄十二年而行。其后七年之间，过卫、适齐、之曹、及宋、及郑、访楚、至秦，直到周襄王十年，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始自秦返晋，即位为晋君。重耳流亡之始末，《左传》同载于一篇之中，传承“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之古春秋记事成法，堪称后世纪事本末体之滥觞。而《春秋》比事以见义之书法，虽经转化，亦得以考见。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论《左传》之解释《春秋》，有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之伦。《左传》所叙纪事本末三篇，要皆攸关晋国争霸、称霸、奠霸之事件。考其作用，或先经以始事，如《晋公子重耳出亡》，为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晋文公一战而霸，预作张本。《吕相绝秦》，为秦晋外交折冲史，作一系统叙事；且为麻隧之战晋胜秦败作一历史解释，可作攻心用谋之资鉴。《声子说楚》，则细数楚材晋用之历史，亦综合叙说晋楚争霸中，人才之依违，战役之成败，兵谋之高下，以及楚晋势力之此消彼长。要皆睹一篇，而可窥数十年诸事之本末。《尚书》因事命篇，疏通知远之效应，此中有之。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