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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战时期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是中国西南抗战生命线上的战略枢纽和重要节点，既有滇缅公路“民族之魂”与史迪威公路“形象标识”之称，又有“抗战文化化石”与“亚洲战争图腾”之说，蕴藏着极为丰厚的人文内涵和精神特质。它既是中华民族抗日御侮史上的一座丰碑，又是战时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凝聚、在艰辛中取胜”自强不息抗战精神的体现。战火中淬炼的抗战精神，既是中华民族能在抗战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精神动力，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激励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思想武器。
关键词：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中华民族;抗战精神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4-0035-10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4.006
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遭受东西方列强瓜分欺凌的屈辱史，亦是中华民族不甘压迫、奋勇御侮的抗争史，抗战中所体现出来的“在苦难中凝聚、艰辛中取胜”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是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精神法宝。既有滇缅公路“民族之魂”与史迪威公路“形象标识”之称，又有“抗战文化化石”与“亚洲战争图腾”之说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使人感受到强烈震撼的“超现实景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中华民族抗战精神进行的最具历史感、时代感、完整性、彻底性及权威性的诠释。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学界主要对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和中华民族抗战精神进行了单方面的探究①，而本文从“二十四道拐”所折射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视角来对中华民族之抗战精神进行了梳理和研究，以求证于方家，并期待引起进一步的讨论和探究。
一、战时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历史文化解读及其作用探析
“二十四道拐”是位于中国西南山区贵州晴隆县城南郊盘旋于崇山峻岭中的一条盘山公路，古称“老鸦关”，当地人称“半关”。其名字源于其险峻的地势使得乌鸦都难以飞过，具有“雄、奇、险、峻”之特点，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在坡度约60度的斜坡上，以无数的“S”型顺山而建的24个“拐”，蜿蜒盘旋直至关口，自关口向下俯视，仿佛游蛇下山，欲饮山脚之山泉;从关口向上仰视，其弯道犹如白龙盘山，真可谓“万山飞翠上吟肩，路曲行人似蚁旋”，既给人惊心动魄之感，又有心旷神怡之处，恰是当年美国记者约翰·阿尔贝特拍摄的那幅“超现实画面”：“壁立的山体，盘旋的公路，像是天公抖擞的银练，从云端直坠谷底，在弯曲的山道上，长长的美国‘GMC’十轮大卡车队，沿着一条呈现无数‘S’状的陡峭山路，从幽深的谷底艰难地、缓慢地向着险峻山顶爬行。”[1]由此我们可能觉察到“马达的呻吟与荒谷的静谧”，同时，与“二十四道拐”相距20公里并与之血脉相连的北盘江上的“盘江铁桥”，犹如两把“巨锁”，锁住由黔入滇之门户，有“黔滇锁钥”之谓。1945年春，美军记者约翰·阿尔贝特拍摄的“二十四道拐”全景，首先以《史迪威公路——从陆路到中国》为标题于1945年6月在《美国地理》杂志上发表，然后在舒宗侨先生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上发表，紧接着，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不论是欧美国家媒体、东南亚国家媒体还是国民政府的各大媒体，甚至日本媒体都在无数次地刊登和转载，直至2002年才被云南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先生定格在黔省晴隆。鉴于“二十四道拐”所展示的中国抗战生命线上的“超现实景观”和史迪威公路的重大影响，以至成为中国“抗战文化化石”的集中代表和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有着非一般经历和特殊身世的“二十四道拐”，走过了上百年的历史沧桑，其曲折的历史轨道犹如本身的超现实之画面：从明清时期的“鸦关”到民国初期的“鬼门关”，从抗战时期的“亚洲战争图腾”到战后的“传奇天路”。它不仅是一条客体的山路，更是一条历史的弯道，它的世界性、唯一性、文化性乃至历史性对中华民族来说均有着特殊的精神内涵和情感;同时，它亦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以公路为实体的不可复制的国家级纪念设施遗址和文物保护单位。早在蜀汉时期，即有古驿道从安南境内穿过“鸦关”。宋元时期的“鸦关”亦为滇黔两省之战略要冲和古驿道关隘。明清时期的“鸦关”所在地同样为商旅、军士往来的蜿蜒古驿道：既有明朝邓州知州周文化留下的《鸦关》之诗篇，又有地理学家徐霞客留下“鸦关听泉”之传说;既为清嘉庆年间“南笼起义”的战场所在地，又是清咸丰年间“白旗义军”败走麦城之场所[1]29-30。民国初年的“二十四道拐”被称为名副其实的“鬼门关”，其建设始于黔省周西成时期的1927年。时任贵州公路局局长的马怀冲（黔省安南人氏），为实施《贵州公路建设大纲》中贵西线之建设规划，曾派遣路政局工程师邹岳生率队对“二十四道拐”所在地实施最初勘察，其后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公路建设一拖再拖。1935年，国民政府派遣前实业部长吴鼎昌主政贵州，鉴于追剿红军之需求，须打通滇黔公路，在黔省黄果树至盘县段的施工过程中，“惟盘江两岸地复杂，石方颇多，为全线工程最难之处”[2]48，“二十四道拐”所在地实为盘江两岸出名的“硬骨头”。所以，西南路政局局长曾养甫督促滇黔公路主任邹岳生再次率队对“二十四道拐”工程实施勘测设计，最终使得工程于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1936年秋天竣工通车，原先的羊肠小道变成通途，可同时亦成为人们眼中的“畏途”，形成了24个弧形拐弯，是驰名中外的公路险途[3]。当时的“二十四道拐”，极为险恶，经常有土崩现象发生，仅仅马车勉强能通过，机动车一般无法通行，即使勉强通行，当天气晴朗干燥的时候，灰尘弥漫，驾驶员较难看清前面的山路;当天气阴雨连绵的时候，因道路泥泞不堪容易滑入路旁的深谷，造成车毁人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汽车司机经过此地时一般都心惊胆战，形象地把它称为“鬼门关”[4]143。
战时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不论在滇缅公路运输时期、“驼峰”航线运输时期还是史迪威公路运输时期，在承担向中国抗战大后方及各抗战前线运送援华战略物资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1940年6月日军在阻断印支通道后，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当时援华战略物资均是通过缅甸首都仰光输入，然后再通过仰腊（仰光—腊戍）铁路、滇缅公路、滇黔公路上的“二十四道拐”和盘江桥，运往西南抗战大后方重庆以及各抗战前线。据相关史料统计，滇缅公路运输时期，仅1940年通过滇缅公路、“二十四道拐”及盘江桥的各种车辆就有70 500多辆，运输援华战略物资达61 394吨[5]，而当时的“二十四道拐”仍是一大“险途”。据南洋华侨青年许志光回忆：“当时经滇缅公路运进的抗战物资，都是分段运到昆明，然后又分段运到贵州，再由贵州转运到四川、广西等地。……当时还有部分华侨被分配到贵州的复兴公司，复兴公司主要是把贵州的特产物资用汽车运到省外，当时运得最多的是桐油。贵州的公路那时很危险，路面质量差，在晴隆附近有个叫‘二十四道拐’的地方，坡陡弯急，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深崖，有几道拐汽车要进退几次才能通得过，稍不留意就会车翻人亡。经常听到有运输队的车在那里出事故。”[4]143鉴于此种情况，为进一步适应抗战之需要，保障中美在3个月内利用3000辆GMC大卡车将45万吨海外援华物资运至抗战大后方重庆及各抗战前线，自1940年起，美国陆军战时生产服务部晴隆办事处、晴隆物资供应站相继移至晴隆安南县城，负责整修包括“二十四道拐”和盘江桥在内的黔省盘江两岸的公路，把“二十四道拐”改为“二十一道拐”，其目的就是应付日益扩大的滇缅公路运输规模[1]90-9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势如破竹，以凌厉攻势在极短时间内占领了几乎整个南洋地区。1942年5月，日军又侵犯缅甸，进占滇西，阻断中国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条陆路生命线——滇缅公路。为继续支持中國抗战，减轻英美压力，盟军很快开辟了一条自印度东北部的汀江等机场至云南昆明巫家坝等机场的航线——“驼峰”航线。“驼峰”空运时期，美国加大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力度，黔省“二十四道拐”及盘江桥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当时“驼峰”空运的援华物资在运至昆明后，国民政府还要组织以酒精和木炭为燃料的800辆卡车，沿着“那条盘山而建的公路有数不清的急转弯……”（“二十四道拐”）[6]运往抗战大后方重庆，以及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位于桂省桂林、柳州及湘省衡阳等前沿阵地。据相关史料统计，“驼峰”空运时期，拥有600多架飞机的美国陆军航空运输大队共向中国运送援华战略物资65万吨，仅仅拥有40余架飞机的中国航空公司共向中国运送援华战略物资50 089吨[7]1 098-1 099。其中，“美国陆军航空运输大队按每月1万吨物资至昆明……”[7]830-831。然后再从昆明各大接收机场，将这些战略物资通过滇黔公路上的“二十四道拐”和盘江桥运至西南抗战大后方和湘、桂、鄂等各抗战前线。在盟军积极实施“驼峰”空运的同时，被派往中国协助抗战的美国上将史迪威将军正在印度兰姆伽厉兵秣马，努力筹划以“反攻加筑路”为宗旨的“安纳吉姆”行动方案，即“修建一条公路，从雷多经胡康和孟拱河谷至密支那，最后与滇缅公路衔接起来”[8]。在史迪威将军穿梭于新德里、兰姆伽、利多、昆明以及重庆等地的积极推动下，经过中、美工兵及中、印、尼等广大民工的共同努力，中印公路南、北两线终于于1945年初相继通车。这样，中国大西南的国际交通线被重新打通。据相关史料统计，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运输时期，共向我国运送援华战略物资147 148美吨[7]1 097-1 098，其中通过石油管道向中国输入液体燃料4.6万美吨[8]309。这些战略物资以及同期经“驼峰”航线运至昆明的605 102吨[8]309战略物资，再通过GMC大卡车经黔省晴隆“二十四道拐”和盘江桥运至湘、桂等抗战前线。总之，从物质层面来看，战时晴隆“二十四道拐”是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上的重要节点和交通关隘;从精神层面来看，是战时滇缅公路的“民族之魂”和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是中华民族“苦难中凝聚、艰辛中取胜”的抗战精神之体现与象征。 二、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形成过程与文化内涵界定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核心与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9]。任何一种精神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它是特定历史条件、社会土壤和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的结果与产物，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产生亦是如此。中华民族抗战精神是华夏各民族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的伟大精神，是全民族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首先，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开始孕育。“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的东北广大民众、部分爱国官兵和少数政府官员纷纷拿起武器，组织起以马占山和“抗联”为代表的各种抗日抵抗力量，开创了东北抗日游擊战争的新局面。日军占领东北后，其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次年又发起了占领中国经济中心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遭到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奋起抵抗。但日本的侵略步伐并未停止，侵略的魔爪很快触及到关内的热河和察哈尔两省，驻守长城防线的国军将士积极抵抗，血洒长城。而长城抗战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首次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特别是起誓于张家口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吉鸿昌将军的指挥下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在力量悬殊又得不到国民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最终以失败告终。热河沦陷、长城失守、抗日同盟军被扼杀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直接催生了“福建事变”的爆发和“华北事变”的发生，民族危机更为凸显。中华民族在此生死危亡之际，共产国际“七大”以及中共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政策和理论基础，而“西安事变”的爆发与最后和平解决则有力地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孕育诞生的。
其次，“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开始形成。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亦标志着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开始形成。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及时向全国人民发表抗战宣言;蒋介石亦发表庐山谈话，重申抗战之决心;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制定抗战之路线，颁布抗战之纲领。针对日军在华北、华东和华中的突击冒进，国民政府先后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以及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型战役，给战略进攻中的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特别是武汉会战后，迫使日军改变进攻策略，中日之战开始进入战略相持新阶段。进入相持阶段的日军，改变了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和进攻方向，将战略重心转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地回答了新阶段抗战的各项战略任务。新形势下得到理论武装的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游击队，形成了关内的三大战略区域，一次次粉碎了日伪的大规模“扫荡”，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大发展和大扩张，正规军队发展到50余万人，根据地达1亿人以上[10]。相持战略阶段下的国军正面战场，虽败多胜少，但亦取得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等局部战场胜利，给日军以较大的消耗，并恢复了原来的战略态势。1943年秋，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开始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同样，远在滇缅战场的中国驻印军，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亦开始了对日军反攻的“安纳吉姆”方案[7]853。可以说，1943年秋敌后战场及滇缅战场的胜利反攻，标志着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完全形成，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示。
再次，1943年秋敌后战场及滇缅战场开始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投降，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得以全面弘扬和空前彰显的历史时期。1943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德意法西斯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反法西斯同盟军开始全面战略反攻。与此同时，在东方战线的中国战场，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开始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处于滇缅战场的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亦发动了缅北滇西大反攻，并取得杰出战绩。据相关史料统计，自1943年7月开始，中共领导下的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等实施反攻，共歼灭日伪军48万人[10]614;滇缅战场上的国军部队实施反攻战，毙、伤、俘日军130 904人[11];正面战场上的国军部队实施湘西会战、广西收复等反攻战中击毙日军至少2.4万人[10]491。可以说，在中国抗战过程中孕育和产生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谱写了华夏民族精神的新篇章，增强了全民族抗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成为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
伟大战争铸就伟大精神。关于抗战精神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4年9月3日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就对抗战精神进行了一定的解读，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12]。抗战精神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战中的锤炼、升华和体现，这种精神，是来自无数中华儿女面对国家受辱、民族受困、人民受难的关键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自强精神、团结精神、坚韧精神和牺牲精神，正是这种抗战精神，推动了战时中华民族的迅速觉醒，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强化了中华民族的不屈意志，坚定了中华民族的必胜信心[13]。正是这种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抗战精神，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屈，面对强敌而勿亡。所以，中国的抗战，不仅仅表现为两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较量，更是表现为两大民族精神意志方面的博弈。因此，抗战精神从某种层面来说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民族性格、思想智慧和意志力量，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的体现[14]。鉴于抗战文化的普世性价值[15]特点，中华民族抗战精神既反映和总结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实践活动，又继承和弘扬了几千年来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次年，毛泽东在《新阶段》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16]在决定华夏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中，“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真正……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17]。从全民族抗战文化的层面和视角看，华夏民族抗战精神蕴含着史无前例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品格，那就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苦难中凝聚和艰辛中取胜的自强不息精神，以及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国际主义精神。 三、从战时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看中华民族抗战精神
革命先驱李大钊曾说：“大凡一个纪念日，是吉祥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因为可纪念的胜利，都是从奋斗的悲剧中得来的。”[18]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5周年纪念，回顾那场中日之间长达14年之久的生死之战，不仅表现为双方在战场上“铁与火”的对决，同时也表现为双方民族精神的较量。法国作家古列久在评论中国抗战时感叹说：“民族的精神，在受到侵略时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18]这道新的长城，犹如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所蕴含的“超现实景观”内涵之所在。有滇缅公路“民族之魂”之称和史迪威公路“形象标识”之说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既是中华民族苦难岁月和自强不息的标志，亦是中、英、美、缅、印并肩抗战的象征，更是中華民族抗战精神的文化体现。
1.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的抗战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亦是民族大团结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人民第一次表现出了巨大的民族觉醒和空前的民族团结，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程度，是近代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19]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罪恶战争，激起包括“二十四道拐”所在地黔省晴隆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和激烈反抗。“卢沟桥事变”后，民族危机更为凸显，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引领下，各党派捐弃前嫌，共御外侮;各民族携手并肩，共赴国难，形成中国近代以来史无前例的、空前绝后的民族大团结，正如蒋介石所说：“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20]
从当时各党派救亡态度来看，无论国共两党，还是其他党派，皆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精神，毅然抛怨弃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及时向全国人民发出救亡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将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政，挽救危亡。”[21]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军委会召开的军事会议均有中共将领参加;正面战场实施的几次大会战，两党事前均作协商。即使全面抗战的中期和后期，虽两党之间小有罅隙，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均能从战略层面保持高度的一致。
从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救亡态度看，以西南地区为例，无论黔省的毛光翔、滇省的龙云还是川省的刘湘和桂省的李宗仁，皆请缨抗战，共赴国难。远在云贵高原的黔省主席毛光翔在接到滇省主席龙云发给他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电文后，当即复电表示：“滇黔谊切催忘齿寒唇齿，风雨同舟，尤资共济，尚希此间一致联络，共赴国难，是所企盼。”毛光翔所在的第二十五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在闻知“九一八”事变后，联名通电，请缨北上[22]。“卢沟桥事变”后，“二十四道拐”所在地黔省安南县国民政府，为唤起全民抗战意识，迅速成立义勇壮丁大队、国民自卫总队、国民兵团、抗日后援会、护路队[23]6-30等地方抗日自治组织，为支援前线、稳定后方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川省的刘湘、邓锡侯、刘文辉等川军将领先后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且刘湘在南京的国防最高会议上表示：“要抗日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千万石。”[24]滇省主席龙云在出席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之前就主张积极抗日，言溢于表：“（要）将全滇1 300万民众的爱国之热忱，及全部精神物质力量，贡献中央，准备为祖国而牺牲。”[25]在国防会议上，龙云同样慷慨陈词：“（在此紧要关头），身为地方行政负责者，当尽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26]同样偏踞西南边疆桂省的李宗仁，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明确主张“焦土抗战”之政略：“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27]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宗仁致电中央政府，要求实施全面抗战，并表示愿“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暨广西全省一千三百万民众，抗战到底”[28]。
从战时全国各阶层民众的表现来看，工人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成为抗日救亡的先锋，他们通过参战参军、建立工会、修桥筑路、协助运输、游行宣传、捐款捐物等不同形式参与抗日救亡;农民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群体，在14年的抗战中，中国军队征募兵员至少在1 335万余人[29]16;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爱国学生要么以笔代枪，要么投笔从戎，舍生取义，报效国家;大批爱国工商业者和各界社会名流仗义疏财，捐款捐物，组织团体，积极救亡。
从战时各少数民族的表现来看，中国的抗战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无私奉献，在14年的抗战中至少有40多个少数民族直接或间接参与抗战。从满族、朝鲜族等为主要成分的东北抗日联军到蒙古族为主的蒙古抗日游击队，从马本斋的回民抗日支队到海南黎族的琼崖独立游击纵队，从边省云南筑建滇缅公路的各少数民族到黔省以苗族、布依族、水族为主组建的“草鞋兵”，从以壮族、瑶族为主要成分的广西“狼兵”到修建川康乐西公路的广大彝族同胞，无不浸透着各少数民族的心血、汗水和贡献。
从全球各地华侨的贡献来看，中国的抗战牵动着世界各地每个华侨的心，纷纷表示：“宁可为祖国而死，不愿看着祖国沦亡而偷生。”[29]18特别是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积极响应国家召唤，除捐款捐物外，还征召3 200多人[30]的南洋机工回国参加抗战运输。
从各个战场来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引领下，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前后共实施了22次大会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共担负的敌后战场亦发动了平型关、阳明堡、百团大战等重要战役，同样给日军以巨大牵制。两大战场相互配合，同心协力，共赴国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16]140 2.苦难中凝聚和艰辛中取胜的自强不息精神
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就像一道越岭线，其“超现实景观”的内涵之一，就是处于非常岁月的中华民族苦难中凝聚、艰辛中取胜之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20世纪30—4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外族侵害最严重的一次，使华夏民族整个国家陷入最黑暗的岁月，进入最苦难的时期，处于历史上的最低潮阶段。“时中国横遭侵凌，一时间，中华半壁河山，火光烛天，血腥涂地，国破家残，难民奔突。”[3]34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后相继发动“一二·八”“华北”“卢沟桥”等一系列事变，中国的半壁江山很快被日寇铁蹄践踏和蹂躏，1938年年底更是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被迫迁至西南重镇重庆。当时，西方大国大都隔岸观火：美国坚持所谓的“不干涉”政策;英、法亦袖手旁观，消极观望 ，至1938年年底之前，中国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任何实质性援助[31]。1938年10月至1942年5月，在日军陆续切断粤汉通道、印支通道乃至滇缅通道后，中国通往海外的陆路通道几乎丧失殆尽，中国国内的战略物资储备最多只维持3个月时间，抗战大后方出口物资总值陡降1.92亿元，1943年更是降至1.64亿元[32]。物质的匮乏直接影响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告罄;沂蒙山根据地在遭到日军‘铁壁合围’的紧急情势下，无法得到军火援助。物资的短缺同样影响着抗战大后方中心的重庆：物资最紧张的时候，一两黄金只能换到一公斤白糖。”[33]西方国家大都认为：“中国人不懂得现代战争。训练有素的日军像刀子切黄油一样在中国人中开辟道路。几周之内一切都将结束。”[34]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在内阁会议上说：“中国人的状况将类似阿比西尼亚人。”[35]可以说，中华民族跌入了几千年来命运史上的最谷底，面临着任人宰割的刀俎祸端，“苦撑待变”[36]是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不得不坚守的外交方略。
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同样折射出中华民族在强敌面前，在遭受百般欺辱的情势下，抵御外侮，共赴国难，苦难中凝聚、艰辛中取胜的自强不息精神。国民政府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曾说：“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但）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37]14抗战时期的中国即是如此。在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危亡之际，国民政府不得不通过迁都西南、应对轰炸、交通变迁以及高校内移等措施，来表明其永不屈服之姿态和自强不息之精神。
首先，从国民政府迁都西南重镇——重庆的行动来看。从全面抗战爆发至淞沪会战结束，国民政府由原来的“以战求和”转变为“坚决抗战”。所以，淞沪会战一结束，鉴于中日双方战局发展之态势，决定迁都西南重镇——重庆，并于1937年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郑重宣布：“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和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因此，“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最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继续抵抗，必能达到维护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38]1-2迁都宣言的公布，很快受到举国上下的热烈拥护，广大民众纷纷表示愿做后盾，积极抗敌[38]3-8。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壮举及其宣言的郑重发表，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了一种鲜明的姿态：为维护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将抵抗到底。繼而国民政府坚持“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抗战国策，制订抗战建国纲领，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确立对日政策，从而增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抗战信心。
其次，从应对日军的战略轰炸来看。国民政府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曾说：“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37]31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宣称为了“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开展“制空进攻战……”[39]，开始对陪都重庆以及成都、昆明、贵阳、兰州、西安等大后方重要城市和地区实施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10月4日至1943年8月24日，日机仅对陪都重庆就实施了218次空袭，出动飞机9 513架次，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40]。为增强全国人民抗战之信心，蒋介石在“五三”“五四”（1939年）重庆大轰炸后，于5月5日发表演讲：“遭此凄然不能忍受之艰难，惟见我民族如此，更增余乐观与勇气矣！”“中华民族之正气，必见诸异族侵略残暴之时期。古有鼎镬斧锯甘之饴，残忍暴行，岂能胁制？”[41]75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亦于1941年8月15日发表战况评论：“敌寇空军忽然在我大后方城市作长时间之广泛轰炸，尤以对我陪都最为频繁。据敌方发言人自称，其目的在达到种种幻想，而欲使我屈服。……余则谓不仅毫无战术与战略上之意义，且此种疯狂残暴之行为，适足以表示其烦闷，陷于泥沼，日暮途穷也。盖敌种种幻想不能实现，反而畀我亦种种收获，……加强吾人之敌忾心，决心抗战到底。”[41]74以上谈话彰显了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强硬态度：即使日军的无差别轰炸亦不能胁迫中华民族停止抗战。
再次，从战时国民政府实施的交通变迁政策来看。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利用其海空优势，对华所有海岸线实施全面性和战略性封锁。鉴于抗战大后方经济的落后和交通的滞后，一时无法适应战时前线的军需和后方的民用，从而导致国民政府抗战所需之军事物资90%自海外进口[42]。因此，战时国民政府交通建设首先“求取国际线路”[43]上，而“如何维持国际交通运输线路，乃有关中国存亡之问题……”[44]所以，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首先对以香港为输入口岸的粤汉—广九铁路实施整修和对接。该通道对保持全面抗战前期的军事物资输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随着1938年10月日军对武汉和广州的占领，香港国际补给线被日军切断。于是，国民政府又把交通重心转移至过境法国殖民地越南的印支通道上，直至1939年11月日军占领南宁切断桂越国际陆路交通线，虽然国民政府不惜发动桂南会战企图夺回，但随着1940年6月日军占领越南北圻后阻断滇越铁路，印支通道被迫全部中止。在此种情势下，国民政府不得不依赖过境大英帝国殖民地缅甸且1938年12月刚刚全面通车的滇缅公路。该公路为中国当时仅有的最后一条国际陆路通道，对完成海外援华战略物资的运送发挥了特殊作用，对国民政府乃至中国军民的抗日情绪是一个极大的鼓舞[45]。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以凌厉攻势攻陷东南亚各地，然后从泰国对缅甸实施包抄，虽然中国及时出兵缅甸保卫滇缅公路，但由于中英军队配合失当，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国最后一条抗战生命线被日军阻断。关键时刻，国民政府在英美帮助下，开辟了自云南昆明至印度东北部汀江等地的“驼峰”航线。同时，撤至印度兰姆伽的中国驻印军在美国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厉兵秣马，准备收复缅甸并开辟一条自印度利多至中国西南的战略通道，这一目标最终于1945年2月得以实现。 最后，从战时高校内迁的举动看。为保存民族文脉，留下“读书的种子”，国民政府决定对沦陷区高校实施内迁，当时内迁的高校大约124所[46]，主要迁往西南和西北地区，而迁往川、滇、黔、桂等西南边疆的高校就达70余所[47]。西南边疆的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成为西南抗战大后方高等教育的中心城市;千余名各类文化人士以及200余家文化机构则滞留在广西桂林[48]，广西省会桂林则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战时国民政府实施的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的高教和文化大迁移，传承了民族血脉，赓续了文化因子，保存了学术实力，培养了战时人才，积蓄了让后人奉若神明、肃然起敬的力量，立起了一座民族文化和抗战精神的丰碑。弦歌不辍，精神不死，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信仰、勇气和力量，说明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说明中华民族没有屈服！
3.休戚与共、互助协作的国际主义精神
作为史迪威公路“形象标识”和“亚洲战争图腾”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华民族在武装到牙齿的日军面前“威武不能屈”的英勇气概;在某种程度上亦折射出同盟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协同互助、风雨同舟的历史象征，成为中国人民与同盟国家人民世代友好的精神纽带和情感象征[49]。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进行的，抗战的最后胜利与同盟国家的援助是分不开的。“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联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50]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德国给予中国一定的物资援助，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则对日推行消极的绥靖政策，只是在“道义上、精神上对我们有相当的帮助”[51]。
美国的《时代》周刊、《生活》周刊等主流媒体一直站在被侵略的中国一边，刊登了大量中国广大军民英勇抗日的事迹。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美国不再把中国仅仅视为一个被侵略的受害者，一个为自身的存亡而战斗的民族，它成了美国借以遏制日本的一支重要力量。”[52]此后，美国加快了对中国援助的步伐，自1938年下半年至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先后从美国获得桐油、华锡和乌砂等三笔款项达7 500万美元的借款[53]。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以及德意日三国同盟建立后，美国加强了对华援助的力度：对华贷款1亿美元[54]，同意美国《租借法》适用于中国[55]。此后，中美之间开始了军事合作：从美国志愿航空队进驻中国到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派遣，从重庆军事会议的召开到《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的签订，从“驼峰”航线的开辟到“安纳吉姆”方案的实施，无不闪烁着中美之间的休戚与共与互助合作。同样，中国的抗战在一定程度上亦是为美国“先欧后亚”全球战略服务的。
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较为曲折，但总体来说英国还是对中国的抗战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早在滇缅公路建设和运营时期，虽然其中出现了“禁运事件”，但英缅当局总体给予了中国较大的帮助。1942年春，中、英首次缅甸协同作战失利后，中、英参战部队陆续撤往印度，尽管英国一贯坚持不许他国染指其殖民地的原則，但撤至印度的中国远征军还是最终得到英国人的大力帮助，英国人不仅为中国军人的军事训练提供了一个设施良好的兰姆伽基地，而且还把其东北部哈萨姆邦的雷多设置成一个独特的“中国军区”。其后，一个史无前例的英国提供后勤和交通、美国人提供教官和武器以及中国人提供士兵的兰姆伽训练就开始了，从而为后来的“反攻加筑路”战略实施作了铺垫。在后来的“反攻加筑路”实施过程中，其大批后勤辎重基本上亦是英缅当局提供的。
此外，为协助中国抗战，战时盟军除了在西南地区的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驻守军队之外，还在“二十四道拐”所在地贵州晴隆进驻一些机构。如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陆军战时生产部安南办事处、美国陆军安南管理站、美军1880工兵营、英国战时生产部驻安南办事处、美军汽车加油站、美军罐头食品厂等[23]153。1941年，美军办事处于城南设立供应站，负责供应前线食用罐头及收集美军在盘江八属遗失的枪械和物资等;1944年7月，美军1880工兵营抵达晴隆，其主要任务就是保障滇黔公路的畅通以及对沙八公路（晴隆沙子岭至册亨八渡镇）实施整修，并对晴隆“二十四道拐”进行改造，将弯道徒急的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道拐取消，改建或加固头桥、二桥等桥梁24座，以此提高滇黔公路的质量和运输能力[2]181。
同样，中国也为同盟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在首次滇缅战场仁安羌战役中，中国远征军新38师成功营救了英缅军7 000多人[56];为同盟国在东方战场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空军基地和人力物力等大量的后方-后勤支持以及相关的外交协调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57]。
四、结语
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是无形的，犹如钢铁长城般不可逾越。作为有“抗战活化石”之称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它既是中华民族历经特殊阶段和悲苦岁月的时代象征，又是我无数华夏儿女在苦难中聚集和艰辛中取胜的历史明证;同时又是中英美等同盟国家同舟共济、协力驱寇的抗战地标和丰碑，更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鲜明体现。如今，晴隆“二十四道拐”仍保持着当年的风采与光辉，“美军墙”“加油站”“盘江桥”等历史遗迹还历历在目。当年，中国人民聚集在抗战精神图腾之下，以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取得了驱逐日寇的最终胜利;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人民更能在抗战精神的光辉照耀之下砥砺前行，一如既往。“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聚焦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态势下，正处于深刻复杂的大变革和大调整阶段，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和任何阶段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宏伟蓝图。站在新的历史起跑线上，面对新的光荣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更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从中汲取力量，吸收智慧，在危机中培育新机，于变局中开创新局，牢牢把握发展的脉络和主动权，齐心协力，勇闯改革发展道路上的一道道关卡和一个个障碍。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筑牢中华民族信仰的基石，以坚强的抗战精神纽带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百折不挠，奋勇前行，定会创造中华民族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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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Twenty-Four Bends” highway in Qinglong， Guizhou， was a strategic hub and an important node on the lifeline of the battles in Southwest China. It was known as the “Soul of the Nation” on the Burma Road and the “Image Logo” of the Stilwell Road， and also as the “fossils of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Asian war totem”， which contain extremely rich humanistic connotations and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not only a monu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insults， but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pirit of self-improvement and resistance during the war， that is， the nation gathered in hardships and got over it”.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tempered in the war is not only the spiritu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rebirth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ultimately win victory， but also a powerful ideological weapon that inspires the Chinese people to fight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Qinglong in Guizhou; “Twenty-Four Bends”; Chinese nation; spirit of resistance during the war
（责任编辑：杨 波）
关键词：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中华民族;抗战精神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4-0035-10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4.006
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遭受东西方列强瓜分欺凌的屈辱史，亦是中华民族不甘压迫、奋勇御侮的抗争史，抗战中所体现出来的“在苦难中凝聚、艰辛中取胜”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是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精神法宝。既有滇缅公路“民族之魂”与史迪威公路“形象标识”之称，又有“抗战文化化石”与“亚洲战争图腾”之说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使人感受到强烈震撼的“超现实景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中华民族抗战精神进行的最具历史感、时代感、完整性、彻底性及权威性的诠释。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学界主要对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和中华民族抗战精神进行了单方面的探究①，而本文从“二十四道拐”所折射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视角来对中华民族之抗战精神进行了梳理和研究，以求证于方家，并期待引起进一步的讨论和探究。
一、战时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历史文化解读及其作用探析
“二十四道拐”是位于中国西南山区贵州晴隆县城南郊盘旋于崇山峻岭中的一条盘山公路，古称“老鸦关”，当地人称“半关”。其名字源于其险峻的地势使得乌鸦都难以飞过，具有“雄、奇、险、峻”之特点，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在坡度约60度的斜坡上，以无数的“S”型顺山而建的24个“拐”，蜿蜒盘旋直至关口，自关口向下俯视，仿佛游蛇下山，欲饮山脚之山泉;从关口向上仰视，其弯道犹如白龙盘山，真可谓“万山飞翠上吟肩，路曲行人似蚁旋”，既给人惊心动魄之感，又有心旷神怡之处，恰是当年美国记者约翰·阿尔贝特拍摄的那幅“超现实画面”：“壁立的山体，盘旋的公路，像是天公抖擞的银练，从云端直坠谷底，在弯曲的山道上，长长的美国‘GMC’十轮大卡车队，沿着一条呈现无数‘S’状的陡峭山路，从幽深的谷底艰难地、缓慢地向着险峻山顶爬行。”[1]由此我们可能觉察到“马达的呻吟与荒谷的静谧”，同时，与“二十四道拐”相距20公里并与之血脉相连的北盘江上的“盘江铁桥”，犹如两把“巨锁”，锁住由黔入滇之门户，有“黔滇锁钥”之谓。1945年春，美军记者约翰·阿尔贝特拍摄的“二十四道拐”全景，首先以《史迪威公路——从陆路到中国》为标题于1945年6月在《美国地理》杂志上发表，然后在舒宗侨先生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上发表，紧接着，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不论是欧美国家媒体、东南亚国家媒体还是国民政府的各大媒体，甚至日本媒体都在无数次地刊登和转载，直至2002年才被云南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先生定格在黔省晴隆。鉴于“二十四道拐”所展示的中国抗战生命线上的“超现实景观”和史迪威公路的重大影响，以至成为中国“抗战文化化石”的集中代表和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有着非一般经历和特殊身世的“二十四道拐”，走过了上百年的历史沧桑，其曲折的历史轨道犹如本身的超现实之画面：从明清时期的“鸦关”到民国初期的“鬼门关”，从抗战时期的“亚洲战争图腾”到战后的“传奇天路”。它不仅是一条客体的山路，更是一条历史的弯道，它的世界性、唯一性、文化性乃至历史性对中华民族来说均有着特殊的精神内涵和情感;同时，它亦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以公路为实体的不可复制的国家级纪念设施遗址和文物保护单位。早在蜀汉时期，即有古驿道从安南境内穿过“鸦关”。宋元时期的“鸦关”亦为滇黔两省之战略要冲和古驿道关隘。明清时期的“鸦关”所在地同样为商旅、军士往来的蜿蜒古驿道：既有明朝邓州知州周文化留下的《鸦关》之诗篇，又有地理学家徐霞客留下“鸦关听泉”之传说;既为清嘉庆年间“南笼起义”的战场所在地，又是清咸丰年间“白旗义军”败走麦城之场所[1]29-30。民国初年的“二十四道拐”被称为名副其实的“鬼门关”，其建设始于黔省周西成时期的1927年。时任贵州公路局局长的马怀冲（黔省安南人氏），为实施《贵州公路建设大纲》中贵西线之建设规划，曾派遣路政局工程师邹岳生率队对“二十四道拐”所在地实施最初勘察，其后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公路建设一拖再拖。1935年，国民政府派遣前实业部长吴鼎昌主政贵州，鉴于追剿红军之需求，须打通滇黔公路，在黔省黄果树至盘县段的施工过程中，“惟盘江两岸地复杂，石方颇多，为全线工程最难之处”[2]48，“二十四道拐”所在地实为盘江两岸出名的“硬骨头”。所以，西南路政局局长曾养甫督促滇黔公路主任邹岳生再次率队对“二十四道拐”工程实施勘测设计，最终使得工程于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1936年秋天竣工通车，原先的羊肠小道变成通途，可同时亦成为人们眼中的“畏途”，形成了24个弧形拐弯，是驰名中外的公路险途[3]。当时的“二十四道拐”，极为险恶，经常有土崩现象发生，仅仅马车勉强能通过，机动车一般无法通行，即使勉强通行，当天气晴朗干燥的时候，灰尘弥漫，驾驶员较难看清前面的山路;当天气阴雨连绵的时候，因道路泥泞不堪容易滑入路旁的深谷，造成车毁人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汽车司机经过此地时一般都心惊胆战，形象地把它称为“鬼门关”[4]143。
战时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不论在滇缅公路运输时期、“驼峰”航线运输时期还是史迪威公路运输时期，在承担向中国抗战大后方及各抗战前线运送援华战略物资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1940年6月日军在阻断印支通道后，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当时援华战略物资均是通过缅甸首都仰光输入，然后再通过仰腊（仰光—腊戍）铁路、滇缅公路、滇黔公路上的“二十四道拐”和盘江桥，运往西南抗战大后方重庆以及各抗战前线。据相关史料统计，滇缅公路运输时期，仅1940年通过滇缅公路、“二十四道拐”及盘江桥的各种车辆就有70 500多辆，运输援华战略物资达61 394吨[5]，而当时的“二十四道拐”仍是一大“险途”。据南洋华侨青年许志光回忆：“当时经滇缅公路运进的抗战物资，都是分段运到昆明，然后又分段运到贵州，再由贵州转运到四川、广西等地。……当时还有部分华侨被分配到贵州的复兴公司，复兴公司主要是把贵州的特产物资用汽车运到省外，当时运得最多的是桐油。贵州的公路那时很危险，路面质量差，在晴隆附近有个叫‘二十四道拐’的地方，坡陡弯急，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深崖，有几道拐汽车要进退几次才能通得过，稍不留意就会车翻人亡。经常听到有运输队的车在那里出事故。”[4]143鉴于此种情况，为进一步适应抗战之需要，保障中美在3个月内利用3000辆GMC大卡车将45万吨海外援华物资运至抗战大后方重庆及各抗战前线，自1940年起，美国陆军战时生产服务部晴隆办事处、晴隆物资供应站相继移至晴隆安南县城，负责整修包括“二十四道拐”和盘江桥在内的黔省盘江两岸的公路，把“二十四道拐”改为“二十一道拐”，其目的就是应付日益扩大的滇缅公路运输规模[1]90-9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势如破竹，以凌厉攻势在极短时间内占领了几乎整个南洋地区。1942年5月，日军又侵犯缅甸，进占滇西，阻断中国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条陆路生命线——滇缅公路。为继续支持中國抗战，减轻英美压力，盟军很快开辟了一条自印度东北部的汀江等机场至云南昆明巫家坝等机场的航线——“驼峰”航线。“驼峰”空运时期，美国加大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力度，黔省“二十四道拐”及盘江桥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当时“驼峰”空运的援华物资在运至昆明后，国民政府还要组织以酒精和木炭为燃料的800辆卡车，沿着“那条盘山而建的公路有数不清的急转弯……”（“二十四道拐”）[6]运往抗战大后方重庆，以及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位于桂省桂林、柳州及湘省衡阳等前沿阵地。据相关史料统计，“驼峰”空运时期，拥有600多架飞机的美国陆军航空运输大队共向中国运送援华战略物资65万吨，仅仅拥有40余架飞机的中国航空公司共向中国运送援华战略物资50 089吨[7]1 098-1 099。其中，“美国陆军航空运输大队按每月1万吨物资至昆明……”[7]830-831。然后再从昆明各大接收机场，将这些战略物资通过滇黔公路上的“二十四道拐”和盘江桥运至西南抗战大后方和湘、桂、鄂等各抗战前线。在盟军积极实施“驼峰”空运的同时，被派往中国协助抗战的美国上将史迪威将军正在印度兰姆伽厉兵秣马，努力筹划以“反攻加筑路”为宗旨的“安纳吉姆”行动方案，即“修建一条公路，从雷多经胡康和孟拱河谷至密支那，最后与滇缅公路衔接起来”[8]。在史迪威将军穿梭于新德里、兰姆伽、利多、昆明以及重庆等地的积极推动下，经过中、美工兵及中、印、尼等广大民工的共同努力，中印公路南、北两线终于于1945年初相继通车。这样，中国大西南的国际交通线被重新打通。据相关史料统计，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运输时期，共向我国运送援华战略物资147 148美吨[7]1 097-1 098，其中通过石油管道向中国输入液体燃料4.6万美吨[8]309。这些战略物资以及同期经“驼峰”航线运至昆明的605 102吨[8]309战略物资，再通过GMC大卡车经黔省晴隆“二十四道拐”和盘江桥运至湘、桂等抗战前线。总之，从物质层面来看，战时晴隆“二十四道拐”是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上的重要节点和交通关隘;从精神层面来看，是战时滇缅公路的“民族之魂”和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是中华民族“苦难中凝聚、艰辛中取胜”的抗战精神之体现与象征。 二、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形成过程与文化内涵界定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核心与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9]。任何一种精神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它是特定历史条件、社会土壤和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的结果与产物，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产生亦是如此。中华民族抗战精神是华夏各民族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的伟大精神，是全民族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首先，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开始孕育。“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的东北广大民众、部分爱国官兵和少数政府官员纷纷拿起武器，组织起以马占山和“抗联”为代表的各种抗日抵抗力量，开创了东北抗日游擊战争的新局面。日军占领东北后，其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次年又发起了占领中国经济中心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遭到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奋起抵抗。但日本的侵略步伐并未停止，侵略的魔爪很快触及到关内的热河和察哈尔两省，驻守长城防线的国军将士积极抵抗，血洒长城。而长城抗战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首次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特别是起誓于张家口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吉鸿昌将军的指挥下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在力量悬殊又得不到国民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最终以失败告终。热河沦陷、长城失守、抗日同盟军被扼杀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直接催生了“福建事变”的爆发和“华北事变”的发生，民族危机更为凸显。中华民族在此生死危亡之际，共产国际“七大”以及中共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政策和理论基础，而“西安事变”的爆发与最后和平解决则有力地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孕育诞生的。
其次，“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开始形成。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亦标志着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开始形成。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及时向全国人民发表抗战宣言;蒋介石亦发表庐山谈话，重申抗战之决心;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制定抗战之路线，颁布抗战之纲领。针对日军在华北、华东和华中的突击冒进，国民政府先后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以及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型战役，给战略进攻中的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特别是武汉会战后，迫使日军改变进攻策略，中日之战开始进入战略相持新阶段。进入相持阶段的日军，改变了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和进攻方向，将战略重心转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地回答了新阶段抗战的各项战略任务。新形势下得到理论武装的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游击队，形成了关内的三大战略区域，一次次粉碎了日伪的大规模“扫荡”，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大发展和大扩张，正规军队发展到50余万人，根据地达1亿人以上[10]。相持战略阶段下的国军正面战场，虽败多胜少，但亦取得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等局部战场胜利，给日军以较大的消耗，并恢复了原来的战略态势。1943年秋，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开始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同样，远在滇缅战场的中国驻印军，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亦开始了对日军反攻的“安纳吉姆”方案[7]853。可以说，1943年秋敌后战场及滇缅战场的胜利反攻，标志着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完全形成，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示。
再次，1943年秋敌后战场及滇缅战场开始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投降，是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得以全面弘扬和空前彰显的历史时期。1943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德意法西斯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反法西斯同盟军开始全面战略反攻。与此同时，在东方战线的中国战场，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开始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处于滇缅战场的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亦发动了缅北滇西大反攻，并取得杰出战绩。据相关史料统计，自1943年7月开始，中共领导下的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等实施反攻，共歼灭日伪军48万人[10]614;滇缅战场上的国军部队实施反攻战，毙、伤、俘日军130 904人[11];正面战场上的国军部队实施湘西会战、广西收复等反攻战中击毙日军至少2.4万人[10]491。可以说，在中国抗战过程中孕育和产生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谱写了华夏民族精神的新篇章，增强了全民族抗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成为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
伟大战争铸就伟大精神。关于抗战精神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4年9月3日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就对抗战精神进行了一定的解读，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12]。抗战精神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战中的锤炼、升华和体现，这种精神，是来自无数中华儿女面对国家受辱、民族受困、人民受难的关键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自强精神、团结精神、坚韧精神和牺牲精神，正是这种抗战精神，推动了战时中华民族的迅速觉醒，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强化了中华民族的不屈意志，坚定了中华民族的必胜信心[13]。正是这种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抗战精神，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屈，面对强敌而勿亡。所以，中国的抗战，不仅仅表现为两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较量，更是表现为两大民族精神意志方面的博弈。因此，抗战精神从某种层面来说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民族性格、思想智慧和意志力量，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的体现[14]。鉴于抗战文化的普世性价值[15]特点，中华民族抗战精神既反映和总结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实践活动，又继承和弘扬了几千年来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次年，毛泽东在《新阶段》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16]在决定华夏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中，“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真正……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17]。从全民族抗战文化的层面和视角看，华夏民族抗战精神蕴含着史无前例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品格，那就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苦难中凝聚和艰辛中取胜的自强不息精神，以及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国际主义精神。 三、从战时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看中华民族抗战精神
革命先驱李大钊曾说：“大凡一个纪念日，是吉祥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因为可纪念的胜利，都是从奋斗的悲剧中得来的。”[18]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5周年纪念，回顾那场中日之间长达14年之久的生死之战，不仅表现为双方在战场上“铁与火”的对决，同时也表现为双方民族精神的较量。法国作家古列久在评论中国抗战时感叹说：“民族的精神，在受到侵略时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18]这道新的长城，犹如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所蕴含的“超现实景观”内涵之所在。有滇缅公路“民族之魂”之称和史迪威公路“形象标识”之说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既是中华民族苦难岁月和自强不息的标志，亦是中、英、美、缅、印并肩抗战的象征，更是中華民族抗战精神的文化体现。
1.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的抗战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亦是民族大团结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人民第一次表现出了巨大的民族觉醒和空前的民族团结，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程度，是近代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19]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罪恶战争，激起包括“二十四道拐”所在地黔省晴隆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和激烈反抗。“卢沟桥事变”后，民族危机更为凸显，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引领下，各党派捐弃前嫌，共御外侮;各民族携手并肩，共赴国难，形成中国近代以来史无前例的、空前绝后的民族大团结，正如蒋介石所说：“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20]
从当时各党派救亡态度来看，无论国共两党，还是其他党派，皆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精神，毅然抛怨弃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及时向全国人民发出救亡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将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政，挽救危亡。”[21]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军委会召开的军事会议均有中共将领参加;正面战场实施的几次大会战，两党事前均作协商。即使全面抗战的中期和后期，虽两党之间小有罅隙，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均能从战略层面保持高度的一致。
从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救亡态度看，以西南地区为例，无论黔省的毛光翔、滇省的龙云还是川省的刘湘和桂省的李宗仁，皆请缨抗战，共赴国难。远在云贵高原的黔省主席毛光翔在接到滇省主席龙云发给他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电文后，当即复电表示：“滇黔谊切催忘齿寒唇齿，风雨同舟，尤资共济，尚希此间一致联络，共赴国难，是所企盼。”毛光翔所在的第二十五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在闻知“九一八”事变后，联名通电，请缨北上[22]。“卢沟桥事变”后，“二十四道拐”所在地黔省安南县国民政府，为唤起全民抗战意识，迅速成立义勇壮丁大队、国民自卫总队、国民兵团、抗日后援会、护路队[23]6-30等地方抗日自治组织，为支援前线、稳定后方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川省的刘湘、邓锡侯、刘文辉等川军将领先后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且刘湘在南京的国防最高会议上表示：“要抗日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千万石。”[24]滇省主席龙云在出席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之前就主张积极抗日，言溢于表：“（要）将全滇1 300万民众的爱国之热忱，及全部精神物质力量，贡献中央，准备为祖国而牺牲。”[25]在国防会议上，龙云同样慷慨陈词：“（在此紧要关头），身为地方行政负责者，当尽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26]同样偏踞西南边疆桂省的李宗仁，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明确主张“焦土抗战”之政略：“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27]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宗仁致电中央政府，要求实施全面抗战，并表示愿“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暨广西全省一千三百万民众，抗战到底”[28]。
从战时全国各阶层民众的表现来看，工人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成为抗日救亡的先锋，他们通过参战参军、建立工会、修桥筑路、协助运输、游行宣传、捐款捐物等不同形式参与抗日救亡;农民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群体，在14年的抗战中，中国军队征募兵员至少在1 335万余人[29]16;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爱国学生要么以笔代枪，要么投笔从戎，舍生取义，报效国家;大批爱国工商业者和各界社会名流仗义疏财，捐款捐物，组织团体，积极救亡。
从战时各少数民族的表现来看，中国的抗战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无私奉献，在14年的抗战中至少有40多个少数民族直接或间接参与抗战。从满族、朝鲜族等为主要成分的东北抗日联军到蒙古族为主的蒙古抗日游击队，从马本斋的回民抗日支队到海南黎族的琼崖独立游击纵队，从边省云南筑建滇缅公路的各少数民族到黔省以苗族、布依族、水族为主组建的“草鞋兵”，从以壮族、瑶族为主要成分的广西“狼兵”到修建川康乐西公路的广大彝族同胞，无不浸透着各少数民族的心血、汗水和贡献。
从全球各地华侨的贡献来看，中国的抗战牵动着世界各地每个华侨的心，纷纷表示：“宁可为祖国而死，不愿看着祖国沦亡而偷生。”[29]18特别是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积极响应国家召唤，除捐款捐物外，还征召3 200多人[30]的南洋机工回国参加抗战运输。
从各个战场来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引领下，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前后共实施了22次大会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共担负的敌后战场亦发动了平型关、阳明堡、百团大战等重要战役，同样给日军以巨大牵制。两大战场相互配合，同心协力，共赴国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16]140 2.苦难中凝聚和艰辛中取胜的自强不息精神
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就像一道越岭线，其“超现实景观”的内涵之一，就是处于非常岁月的中华民族苦难中凝聚、艰辛中取胜之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20世纪30—4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外族侵害最严重的一次，使华夏民族整个国家陷入最黑暗的岁月，进入最苦难的时期，处于历史上的最低潮阶段。“时中国横遭侵凌，一时间，中华半壁河山，火光烛天，血腥涂地，国破家残，难民奔突。”[3]34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后相继发动“一二·八”“华北”“卢沟桥”等一系列事变，中国的半壁江山很快被日寇铁蹄践踏和蹂躏，1938年年底更是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被迫迁至西南重镇重庆。当时，西方大国大都隔岸观火：美国坚持所谓的“不干涉”政策;英、法亦袖手旁观，消极观望 ，至1938年年底之前，中国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任何实质性援助[31]。1938年10月至1942年5月，在日军陆续切断粤汉通道、印支通道乃至滇缅通道后，中国通往海外的陆路通道几乎丧失殆尽，中国国内的战略物资储备最多只维持3个月时间，抗战大后方出口物资总值陡降1.92亿元，1943年更是降至1.64亿元[32]。物质的匮乏直接影响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告罄;沂蒙山根据地在遭到日军‘铁壁合围’的紧急情势下，无法得到军火援助。物资的短缺同样影响着抗战大后方中心的重庆：物资最紧张的时候，一两黄金只能换到一公斤白糖。”[33]西方国家大都认为：“中国人不懂得现代战争。训练有素的日军像刀子切黄油一样在中国人中开辟道路。几周之内一切都将结束。”[34]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在内阁会议上说：“中国人的状况将类似阿比西尼亚人。”[35]可以说，中华民族跌入了几千年来命运史上的最谷底，面临着任人宰割的刀俎祸端，“苦撑待变”[36]是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不得不坚守的外交方略。
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同样折射出中华民族在强敌面前，在遭受百般欺辱的情势下，抵御外侮，共赴国难，苦难中凝聚、艰辛中取胜的自强不息精神。国民政府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曾说：“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但）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37]14抗战时期的中国即是如此。在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危亡之际，国民政府不得不通过迁都西南、应对轰炸、交通变迁以及高校内移等措施，来表明其永不屈服之姿态和自强不息之精神。
首先，从国民政府迁都西南重镇——重庆的行动来看。从全面抗战爆发至淞沪会战结束，国民政府由原来的“以战求和”转变为“坚决抗战”。所以，淞沪会战一结束，鉴于中日双方战局发展之态势，决定迁都西南重镇——重庆，并于1937年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郑重宣布：“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和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因此，“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最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继续抵抗，必能达到维护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38]1-2迁都宣言的公布，很快受到举国上下的热烈拥护，广大民众纷纷表示愿做后盾，积极抗敌[38]3-8。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壮举及其宣言的郑重发表，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了一种鲜明的姿态：为维护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将抵抗到底。繼而国民政府坚持“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抗战国策，制订抗战建国纲领，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确立对日政策，从而增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抗战信心。
其次，从应对日军的战略轰炸来看。国民政府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曾说：“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37]31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宣称为了“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开展“制空进攻战……”[39]，开始对陪都重庆以及成都、昆明、贵阳、兰州、西安等大后方重要城市和地区实施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10月4日至1943年8月24日，日机仅对陪都重庆就实施了218次空袭，出动飞机9 513架次，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40]。为增强全国人民抗战之信心，蒋介石在“五三”“五四”（1939年）重庆大轰炸后，于5月5日发表演讲：“遭此凄然不能忍受之艰难，惟见我民族如此，更增余乐观与勇气矣！”“中华民族之正气，必见诸异族侵略残暴之时期。古有鼎镬斧锯甘之饴，残忍暴行，岂能胁制？”[41]75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亦于1941年8月15日发表战况评论：“敌寇空军忽然在我大后方城市作长时间之广泛轰炸，尤以对我陪都最为频繁。据敌方发言人自称，其目的在达到种种幻想，而欲使我屈服。……余则谓不仅毫无战术与战略上之意义，且此种疯狂残暴之行为，适足以表示其烦闷，陷于泥沼，日暮途穷也。盖敌种种幻想不能实现，反而畀我亦种种收获，……加强吾人之敌忾心，决心抗战到底。”[41]74以上谈话彰显了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强硬态度：即使日军的无差别轰炸亦不能胁迫中华民族停止抗战。
再次，从战时国民政府实施的交通变迁政策来看。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利用其海空优势，对华所有海岸线实施全面性和战略性封锁。鉴于抗战大后方经济的落后和交通的滞后，一时无法适应战时前线的军需和后方的民用，从而导致国民政府抗战所需之军事物资90%自海外进口[42]。因此，战时国民政府交通建设首先“求取国际线路”[43]上，而“如何维持国际交通运输线路，乃有关中国存亡之问题……”[44]所以，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首先对以香港为输入口岸的粤汉—广九铁路实施整修和对接。该通道对保持全面抗战前期的军事物资输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随着1938年10月日军对武汉和广州的占领，香港国际补给线被日军切断。于是，国民政府又把交通重心转移至过境法国殖民地越南的印支通道上，直至1939年11月日军占领南宁切断桂越国际陆路交通线，虽然国民政府不惜发动桂南会战企图夺回，但随着1940年6月日军占领越南北圻后阻断滇越铁路，印支通道被迫全部中止。在此种情势下，国民政府不得不依赖过境大英帝国殖民地缅甸且1938年12月刚刚全面通车的滇缅公路。该公路为中国当时仅有的最后一条国际陆路通道，对完成海外援华战略物资的运送发挥了特殊作用，对国民政府乃至中国军民的抗日情绪是一个极大的鼓舞[45]。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以凌厉攻势攻陷东南亚各地，然后从泰国对缅甸实施包抄，虽然中国及时出兵缅甸保卫滇缅公路，但由于中英军队配合失当，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国最后一条抗战生命线被日军阻断。关键时刻，国民政府在英美帮助下，开辟了自云南昆明至印度东北部汀江等地的“驼峰”航线。同时，撤至印度兰姆伽的中国驻印军在美国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厉兵秣马，准备收复缅甸并开辟一条自印度利多至中国西南的战略通道，这一目标最终于1945年2月得以实现。 最后，从战时高校内迁的举动看。为保存民族文脉，留下“读书的种子”，国民政府决定对沦陷区高校实施内迁，当时内迁的高校大约124所[46]，主要迁往西南和西北地区，而迁往川、滇、黔、桂等西南边疆的高校就达70余所[47]。西南边疆的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成为西南抗战大后方高等教育的中心城市;千余名各类文化人士以及200余家文化机构则滞留在广西桂林[48]，广西省会桂林则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战时国民政府实施的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的高教和文化大迁移，传承了民族血脉，赓续了文化因子，保存了学术实力，培养了战时人才，积蓄了让后人奉若神明、肃然起敬的力量，立起了一座民族文化和抗战精神的丰碑。弦歌不辍，精神不死，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信仰、勇气和力量，说明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说明中华民族没有屈服！
3.休戚与共、互助协作的国际主义精神
作为史迪威公路“形象标识”和“亚洲战争图腾”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华民族在武装到牙齿的日军面前“威武不能屈”的英勇气概;在某种程度上亦折射出同盟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协同互助、风雨同舟的历史象征，成为中国人民与同盟国家人民世代友好的精神纽带和情感象征[49]。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进行的，抗战的最后胜利与同盟国家的援助是分不开的。“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联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50]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德国给予中国一定的物资援助，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则对日推行消极的绥靖政策，只是在“道义上、精神上对我们有相当的帮助”[51]。
美国的《时代》周刊、《生活》周刊等主流媒体一直站在被侵略的中国一边，刊登了大量中国广大军民英勇抗日的事迹。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美国不再把中国仅仅视为一个被侵略的受害者，一个为自身的存亡而战斗的民族，它成了美国借以遏制日本的一支重要力量。”[52]此后，美国加快了对中国援助的步伐，自1938年下半年至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先后从美国获得桐油、华锡和乌砂等三笔款项达7 500万美元的借款[53]。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以及德意日三国同盟建立后，美国加强了对华援助的力度：对华贷款1亿美元[54]，同意美国《租借法》适用于中国[55]。此后，中美之间开始了军事合作：从美国志愿航空队进驻中国到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派遣，从重庆军事会议的召开到《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的签订，从“驼峰”航线的开辟到“安纳吉姆”方案的实施，无不闪烁着中美之间的休戚与共与互助合作。同样，中国的抗战在一定程度上亦是为美国“先欧后亚”全球战略服务的。
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较为曲折，但总体来说英国还是对中国的抗战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早在滇缅公路建设和运营时期，虽然其中出现了“禁运事件”，但英缅当局总体给予了中国较大的帮助。1942年春，中、英首次缅甸协同作战失利后，中、英参战部队陆续撤往印度，尽管英国一贯坚持不许他国染指其殖民地的原則，但撤至印度的中国远征军还是最终得到英国人的大力帮助，英国人不仅为中国军人的军事训练提供了一个设施良好的兰姆伽基地，而且还把其东北部哈萨姆邦的雷多设置成一个独特的“中国军区”。其后，一个史无前例的英国提供后勤和交通、美国人提供教官和武器以及中国人提供士兵的兰姆伽训练就开始了，从而为后来的“反攻加筑路”战略实施作了铺垫。在后来的“反攻加筑路”实施过程中，其大批后勤辎重基本上亦是英缅当局提供的。
此外，为协助中国抗战，战时盟军除了在西南地区的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驻守军队之外，还在“二十四道拐”所在地贵州晴隆进驻一些机构。如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陆军战时生产部安南办事处、美国陆军安南管理站、美军1880工兵营、英国战时生产部驻安南办事处、美军汽车加油站、美军罐头食品厂等[23]153。1941年，美军办事处于城南设立供应站，负责供应前线食用罐头及收集美军在盘江八属遗失的枪械和物资等;1944年7月，美军1880工兵营抵达晴隆，其主要任务就是保障滇黔公路的畅通以及对沙八公路（晴隆沙子岭至册亨八渡镇）实施整修，并对晴隆“二十四道拐”进行改造，将弯道徒急的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道拐取消，改建或加固头桥、二桥等桥梁24座，以此提高滇黔公路的质量和运输能力[2]181。
同样，中国也为同盟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在首次滇缅战场仁安羌战役中，中国远征军新38师成功营救了英缅军7 000多人[56];为同盟国在东方战场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空军基地和人力物力等大量的后方-后勤支持以及相关的外交协调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57]。
四、结语
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是无形的，犹如钢铁长城般不可逾越。作为有“抗战活化石”之称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它既是中华民族历经特殊阶段和悲苦岁月的时代象征，又是我无数华夏儿女在苦难中聚集和艰辛中取胜的历史明证;同时又是中英美等同盟国家同舟共济、协力驱寇的抗战地标和丰碑，更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鲜明体现。如今，晴隆“二十四道拐”仍保持着当年的风采与光辉，“美军墙”“加油站”“盘江桥”等历史遗迹还历历在目。当年，中国人民聚集在抗战精神图腾之下，以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取得了驱逐日寇的最终胜利;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人民更能在抗战精神的光辉照耀之下砥砺前行，一如既往。“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聚焦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态势下，正处于深刻复杂的大变革和大调整阶段，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和任何阶段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宏伟蓝图。站在新的历史起跑线上，面对新的光荣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更需要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从中汲取力量，吸收智慧，在危机中培育新机，于变局中开创新局，牢牢把握发展的脉络和主动权，齐心协力，勇闯改革发展道路上的一道道关卡和一个个障碍。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筑牢中华民族信仰的基石，以坚强的抗战精神纽带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百折不挠，奋勇前行，定会创造中华民族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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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Twenty-Four Bends” highway in Qinglong， Guizhou， was a strategic hub and an important node on the lifeline of the battles in Southwest China. It was known as the “Soul of the Nation” on the Burma Road and the “Image Logo” of the Stilwell Road， and also as the “fossils of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Asian war totem”， which contain extremely rich humanistic connotations and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not only a monu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insults， but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pirit of self-improvement and resistance during the war， that is， the nation gathered in hardships and got over it”.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tempered in the war is not only the spiritu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rebirth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ultimately win victory， but also a powerful ideological weapon that inspires the Chinese people to fight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Qinglong in Guizhou; “Twenty-Four Bends”; Chinese nation; spirit of resistance during the war
（责任编辑：杨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