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宋仁宗赵祯在1022年登基之后，还不算坏皇帝，可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最大压力，来自陕甘宁一带逐渐强盛的西夏;北邻辽国也趁火打劫，派人索要土地;朝廷内部情况也很堵心;揭竿而起的亡命之徒如张海、郭邈，也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这些内忧外患，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当时大宋朝吏治腐败无能到了何等地步，仁宗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考虑改革了。于是，他想起了范仲淹。此时范仲淹已经50出头，几上几下，历尽坎坷。但由于他清正廉洁，精明干练，宽容大度，博今通古，担任地方官政声卓著，尤其是在陕西前线率领军队遏制了西夏攻势，声望越来越高。诸多官员称他是圣人，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天下翘首以望太平”。
　　本来范仲淹还有些犹豫，但皇上的信任已达极致，还有什么可说的？几天之后，他写出了《答手诏陈十事》上交仁宗。在这个奏折中，范仲淹说出一个真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极为高兴。经研究，除军事建议之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说“庆历新政”。新政的重点，是官员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宋代冗官太多，历史有名。当官的路子五花八门，其中科举考试当然最正宗，但除此之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
　　“门荫”乃是仁宗时期的特色，每逢重大庆典、祭祀等时刻，为显示皇恩浩荡，皇帝会当场大批量批准干部子女或亲属、门人当官。这自然是跑官的好时机，谁也不会放过，老早就找路子把自己的子女、亲属名单递上去。由于跑官的人太多要搞平衡，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多多益善。据统计，北宋时期，每年靠“门荫”当官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人数，可称为“门荫”集团。
　　此外还有“纳粟”。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慢慢成了制度，越来越多。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这种制度创新，激励了干部子弟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为北宋官场输入了活力。但是，断了官路的人岂肯善罢甘休？由一些已退未退的大官僚带头，不断向仁宗恳求恢复旧制，用各种理由向仁宗施加压力，仁宗心里着实添了不少烦躁。
　　一旦动真格的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监察御史梁坚就上书弹劾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岳阳楼记》第一句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和西部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为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不惜辞职，起来为他俩辩护。但梁坚也以辞职要挟，有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也闹辞职，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经批评仁宗好吃好喝，言词有点夸大，闹得仁宗很是不快。这会儿，仁宗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二人贬官。
　　特殊利益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搞非法组织。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
　　这时，37岁的欧阳修站出来了，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歐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是决不承认自己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庆历新政仅只一年多就失败了。
　　后来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得失，说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会中道失落。
　　（摘自《追寻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