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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会提到：1937年，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的那一年，美国对日本出口额超过28亿美元，其中60%是石油（产品）、废钢材和钢——为了满足对日钢铁出口，当时连纽约的旧电梯都被拆下来直接卖到日本;到1938年，美国仅向日本出口的飞机总价值就达1745.4万美元——1939年时，一架零式战斗机的价格差不多合7万美元;日本侵华战争头三年中消耗燃油约4000万吨，其中70%由美国提供，而消耗掉的钢铁，一半来自从美国进口的废钢材（另一半来自伪满）。
不仅如此，1941年4月，美、日签订《日美谅解方案》，该方案规定：
一、美国承认日本对“满洲”（东三省）的占有权。
二、迫使蒋介石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合并。
三、如果蒋介石不同意，美国将停止对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援助。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侵华战争在前期完全可以看作美国支持下的“代理人”战争，本质上和之前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一样的。与英国人类似，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支持同样不只是为了那么一点出口额，更大的意义在于打击英、法等国对远东的控制，同时对苏联在远东形成制衡。
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支持，其实是一种先放水养鱼、再排水捞鱼的模式，这一点在美日之间体现得尤为突出：1941年，美国开始在能源、橡胶等战略物资上对日本实施禁运。被釜底抽薪之后，日本顿时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前期凭借美国提供的各种资源和政治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以后意味着大量的资源需求，美国开始禁运则使得战争的“资源链”难以为继。此时，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吐出此前吞下的利益，让美国人来低价抄底，这意味着实际控制日本的军部势力将受到空前的冲击;要么就赌国运，对美发动战争，夺取东南亚地区的资源来弥补缺口。
对美国人而言，无论日本人走哪条路，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坏。选第一条，美国获利略小，但基本上没什么代价;选第二条，美国会付出代价，但两个国家的实力差距在那儿摆着，只要战争持续得久一点，日本战败就是必然的事情——按照山本五十六的说法，打6个月到1年问题不大，打两三年就没辙了。
后面的历史我们就再熟悉不过了。与其说这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并购案例——先诱导你大肆拓展业务，减少你的现金持有量，再断掉你的贷款，一番折腾之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不仅仅日本本土被美国占领，战争期间，中国的国民政府也从亲英、法变成了亲美。同时英、法等国对东南亚乃至南亚的殖民统治由于日军南下而被瓦解，战后伴随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英、法等国势力几乎被彻底逐出。而留出的空间，很多最终都给了美国人。
冷战期间，在地缘政治领域，日本在美国对华、对苏的遏制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同样是无须赘述的。而事实上在全球经济领域，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的其实也是一个“代理人”的角色。日本在战后经济可以迅速复苏，除了其自身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美国在资金、技术乃至贸易政策上的扶持。之所以如此，除了从经济上稳固日本这个冷战次前沿，另一层考虑可能也在于使日本和西欧形成相互制衡的态势——从国际分工角度講，掌握了货币霸权的美国无疑居于金字塔的顶端，它的下一层则是中高端制造业。随着美国国内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美国对除军工和高科技产品之外的制造业流失大致是默认的。而这一块原本是法、德等国见长的，这些欧洲国家毕竟都是老牌帝国主义，美国对它们的影响力终归有限。因此，通过扶持日本，在国际分工的同一层级制造出两个分量差不多的对手相互制衡，显然更有利于美国坐稳老大的位子。
与之前英、美在地缘政治上用资源扼制日本一样，美国在经济领域同样有一样东西可以勒住日本人的脖子，那就是消费市场。相对于日本庞大的生产能力，它1亿多习惯储蓄的人口所能提供的消费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个世界上最旺盛的消费市场在美国——3亿多人靠借贷消费。伴随着冷战压力的减弱，美国随即开始对日本又一次抄底。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对西方政策开始迅速软化。同年9月，美国迫使日本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强迫日元在此后10年内对美元升值近50%，而当时能拿捏住日本的，正是美国的消费市场——不听我的，干脆你就不要卖。由此导致大量日资实体企业产品竞争力下降，企业陷入不得不大举出售股份和资产的境地，而通过收购这些优质资产获利最大的恰恰是美国资本。此后，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大量资本流入日本楼市，导致地产疯狂膨胀，大量美资乘机进入日本楼市又捞了一笔。到了1991年，苏联已经进入解体的最后阶段，美国在远东已然全无压力。同年，美资突然大举撤出日本楼市，日本房地产泡沫就此宣告破裂，至1993年，日本银行坏账达6000亿美元，这之后日本迎来长达15年的经济零增长，史称“平成不况”。而伴随着经济的失败，日本政界对美国的依赖也日益增强，由此导致日本右翼势力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度甚嚣尘上。
当然，日本政界也并不是没人看透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加之越战的拖累，美国的国势正处于战后的最低谷，对其“盟国”的控制力急剧减弱。在这个背景下，1972年田中角荣紧随尼克松之后开启对华访问，之后中日间的贸易往来开始日益繁荣起来。除了地缘安全方面的考虑之外，田中这个举动就是为了给日本在经济上寻找一个新的战略纵深，以减弱日本对美国的依赖。
对于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美国当然是不能无动于衷的。除了利用“洛克希德丑闻案件”把田中角荣赶下台之外，在田中访华前夕的1971年，美国突然宣布，将法理上归属中国但实际上由美国人控制的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训练任务交给日方。这样一来，一个主权争端便在中日两国之间被生生地造了出来，而这其中的“猫腻”，再明白不过了。
（摘自《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2·大国之略》）
不仅如此，1941年4月，美、日签订《日美谅解方案》，该方案规定：
一、美国承认日本对“满洲”（东三省）的占有权。
二、迫使蒋介石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合并。
三、如果蒋介石不同意，美国将停止对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援助。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侵华战争在前期完全可以看作美国支持下的“代理人”战争，本质上和之前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一样的。与英国人类似，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支持同样不只是为了那么一点出口额，更大的意义在于打击英、法等国对远东的控制，同时对苏联在远东形成制衡。
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支持，其实是一种先放水养鱼、再排水捞鱼的模式，这一点在美日之间体现得尤为突出：1941年，美国开始在能源、橡胶等战略物资上对日本实施禁运。被釜底抽薪之后，日本顿时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前期凭借美国提供的各种资源和政治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成了一个超级大泡沫。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以后意味着大量的资源需求，美国开始禁运则使得战争的“资源链”难以为继。此时，摆在日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吐出此前吞下的利益，让美国人来低价抄底，这意味着实际控制日本的军部势力将受到空前的冲击;要么就赌国运，对美发动战争，夺取东南亚地区的资源来弥补缺口。
对美国人而言，无论日本人走哪条路，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坏。选第一条，美国获利略小，但基本上没什么代价;选第二条，美国会付出代价，但两个国家的实力差距在那儿摆着，只要战争持续得久一点，日本战败就是必然的事情——按照山本五十六的说法，打6个月到1年问题不大，打两三年就没辙了。
后面的历史我们就再熟悉不过了。与其说这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并购案例——先诱导你大肆拓展业务，减少你的现金持有量，再断掉你的贷款，一番折腾之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不仅仅日本本土被美国占领，战争期间，中国的国民政府也从亲英、法变成了亲美。同时英、法等国对东南亚乃至南亚的殖民统治由于日军南下而被瓦解，战后伴随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英、法等国势力几乎被彻底逐出。而留出的空间，很多最终都给了美国人。
冷战期间，在地缘政治领域，日本在美国对华、对苏的遏制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同样是无须赘述的。而事实上在全球经济领域，日本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的其实也是一个“代理人”的角色。日本在战后经济可以迅速复苏，除了其自身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美国在资金、技术乃至贸易政策上的扶持。之所以如此，除了从经济上稳固日本这个冷战次前沿，另一层考虑可能也在于使日本和西欧形成相互制衡的态势——从国际分工角度講，掌握了货币霸权的美国无疑居于金字塔的顶端，它的下一层则是中高端制造业。随着美国国内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美国对除军工和高科技产品之外的制造业流失大致是默认的。而这一块原本是法、德等国见长的，这些欧洲国家毕竟都是老牌帝国主义，美国对它们的影响力终归有限。因此，通过扶持日本，在国际分工的同一层级制造出两个分量差不多的对手相互制衡，显然更有利于美国坐稳老大的位子。
与之前英、美在地缘政治上用资源扼制日本一样，美国在经济领域同样有一样东西可以勒住日本人的脖子，那就是消费市场。相对于日本庞大的生产能力，它1亿多习惯储蓄的人口所能提供的消费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个世界上最旺盛的消费市场在美国——3亿多人靠借贷消费。伴随着冷战压力的减弱，美国随即开始对日本又一次抄底。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对西方政策开始迅速软化。同年9月，美国迫使日本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强迫日元在此后10年内对美元升值近50%，而当时能拿捏住日本的，正是美国的消费市场——不听我的，干脆你就不要卖。由此导致大量日资实体企业产品竞争力下降，企业陷入不得不大举出售股份和资产的境地，而通过收购这些优质资产获利最大的恰恰是美国资本。此后，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大量资本流入日本楼市，导致地产疯狂膨胀，大量美资乘机进入日本楼市又捞了一笔。到了1991年，苏联已经进入解体的最后阶段，美国在远东已然全无压力。同年，美资突然大举撤出日本楼市，日本房地产泡沫就此宣告破裂，至1993年，日本银行坏账达6000亿美元，这之后日本迎来长达15年的经济零增长，史称“平成不况”。而伴随着经济的失败，日本政界对美国的依赖也日益增强，由此导致日本右翼势力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度甚嚣尘上。
当然，日本政界也并不是没人看透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加之越战的拖累，美国的国势正处于战后的最低谷，对其“盟国”的控制力急剧减弱。在这个背景下，1972年田中角荣紧随尼克松之后开启对华访问，之后中日间的贸易往来开始日益繁荣起来。除了地缘安全方面的考虑之外，田中这个举动就是为了给日本在经济上寻找一个新的战略纵深，以减弱日本对美国的依赖。
对于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美国当然是不能无动于衷的。除了利用“洛克希德丑闻案件”把田中角荣赶下台之外，在田中访华前夕的1971年，美国突然宣布，将法理上归属中国但实际上由美国人控制的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训练任务交给日方。这样一来，一个主权争端便在中日两国之间被生生地造了出来，而这其中的“猫腻”，再明白不过了。
（摘自《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2·大国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