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鲁迅的不少小说常常体现出情调模式的特点，使小说笼罩在一种情调模式的叙述氛围中。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小说中情调模式的建构进行文本的解读：情节的淡化与背景的勾勒、风景的关注与情调的营造、叙述语言的选择与叙述语调的强化。
　　关键词：情调模式；氛围；风景；叙述语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2
　　在对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分类时，一般分为三类，一是情节模式，关注的是故事本身的内在逻辑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二是情态模式，叙述主体的关注焦点始终对着人物，相比于这两种叙述模式，叙述的情调模式，情节和人物退居二线，成为了“背景”，而故事的情调成为“前景”，作家在小说中叙述的故事情节、刻画的人物性格的目的，都是为了营造出一种意境和氛围，最终让叙事接受者感受到叙述主体传递出的一种特殊的情调感。
　　纵观鲁迅的短篇小说，除“表现的深刻”外，其作品中的抒情成分以及借鉴诗歌、音乐、美术等艺术经验的“诗化小说”往往使作品体现出一种情调。李长之评价鲁迅：“诗人是情绪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被动的，在不知不觉之中，反映了时代的呼声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感官的，印象的，把握具体事物的，而鲁迅更是的。”[1]54在小说创作领域，本文选取《示众》、《社戏》、《伤逝》三篇小说进行文本分析，感受小说中氛围、情调的营造。
　　一、情节的淡化与背景的勾勒
　　叙述的情调模式一般分为两类：意境叙述和氛围叙述。[2]265意境小说在表现性上高于氛围小说。而氛围小说的特征在于它主要反映整个社会环境和某种气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背景的勾勒。在小说的创作中，着力点在于氛围的渲染和烘托。如果将汪曾祺和鲁迅进行对比，汪曾祺的小说体现出意境小说的主要特点，而鲁迅的一部分小说恰是氛围小说的反映。最具代表性的是《彷徨》中的一篇独具特色的小说：《示众》。鲁迅是中国新文学文体的尝试者，《示众》的结构模式有别于传统小说，在小说现代化的进程中，小说也是运用“展示”的话语方式的代表作品。首先在于它对情节的淡化。与情节模式的小说相异，小说没有曲折复杂、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非但没有对情节进行修饰，反而刻意淡化。其中，对于人物的细致刻画、景物描写甚至主观的抒情和谈论也较少提及。
　　小说开头像是一个电影的长镜头，叙述的大背景设在首善之区的一条马路上，叙述发生的环境是在酷热、躁动的盛夏。叙述的顺序先景后人，镜头聚焦到人物身上，人物按照次序一一登场：卖馒头包子的胖孩子、面黄肌瘦的巡警、穿蓝色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犯人、秃头的老头子、赤膊的红鼻子大汉……作者在描述这些看客时，通过用“补满”、“挤”、“钻”等词展示着看客们你争我抢的混乱场面。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以一个洋夫的摔跤，转移众人的注意力后，结束了文本的叙述。在小说当中，一共出现了十三个人，如果说罩着白背心的男犯人是作为示众的材料，余下的人就是作为示众的赏鉴者。不管是示众的材料还是示众的赏鉴者，作者都没有向叙述接受者具体交代他们的姓名、性格特征和人物间的关系，甚至对于犯人，我们也无处得知他犯了什么罪，为什么犯罪，赏鉴者只有在簇拥中观看的动作，没有任何关于对示众者的评判和主观感受。在情节处理上，只是截取了一个场面，并没有重大复杂的矛盾冲突。而这些手法上的处理正是鲁迅氛围小说的典型特征。在《示众》中，用“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氛围和主观的情绪色彩，这种情绪色彩也暗示了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作者的目的也是着重表现出文本所流露出来的麻木、冷漠的情绪色彩。
　　二、风景的关注与情调的营造
　　风景是小说的重要构成因素。曹文轩在《小说门》中认为，出色的小说家，都是营造氛围的高手。[3]307而关于氛围营造的途径，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对风景进行叙述。曹文轩甚至认为，氛围是由风景创造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借助枯藤、老树、流水、人家、古道等景物，就营造出一种哀愁的情调和意境。在具有情调模式的小说创作中，就十分注重对景物的描写。鲁迅的小说中关于景物的描写虽着笔不多，但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情调味。
　　《社戏》里，少年时代的“我”，在和农家少年前往赵家庄看戏时，有这样一段关于景物的描述：“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通过“豆麦”、“水草”、“月色”、“连山”几个意象的组合，勾勒出一幅宁静月夜行船图，而从嗅觉角度描写的豆麦和水草的清香，让读者感受到“我”愉快的心境，进而有一种情绪上的体验。其次，颇具动态的叙述：“扑面而来的水气”，并运用修辞的方式，使用“踊跃”和“跑”两个词语，赋予静谧的连山动态的美感，也从侧面看出童年时代的我，看戏心情的急切。山在跑，“我”的心亦在跑。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采用第一人称的童年视角叙述，结合儿童和成人的复合视角，在景物叙述上，叙述的口吻腔调、遣词造句的运用，都让整篇小说充满抒情的意味，情调感也油然而生。
　　三、叙述语言的选择与叙述语调的强化
　　情节模式的建构依靠于文本的故事层，而情调模式则依赖于它的叙述层。情调小说对于叙述语言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它对叙述语调的掌握和强化，使得叙述主体带有情绪化的性质，同时展现出强烈的感染力。叙述语调被许多作家所重视，“给作品定调子”也是小说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托尔斯泰就曾写到：“我有一次跟您提到过的那部严肃的东西，我起初曾用四种不同的调子写作过，我把每一种调子写了约莫三个印张，然后就搁笔不写了，因为不知道选择哪一种调子。”[4]142在鲁迅的小说中，对于叙述语调的选择，小说《伤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伤逝》是鲁迅唯一一篇反映青年男女婚恋题材的小说，小说的抒情色彩浓厚，在叙述语调上始终是深沉悲哀的，全篇弥漫着凄婉的氛围。 　　首先，小说以“伤逝”一词作为小说的题目，逐字解开来看，“伤”有“悲哀”之意，“逝”代表易逝的光阴，在语词的选择上，暗示了小说的悲剧性结局和对爱情逝去的追忆。柯林伍德认为：“作家也只有在对词汇有所选择并具有一定语调的情况下，才会发表自己的思想，这种选择和语调表现了他对这种重要性的感受。”[5]270显然，鲁迅对于词汇的选取是慎重的。其次，就小说的文体而言，作者采用了涓生手记的形式，用自白的口吻叙述，和日记体小说一样，手记带有主人公的私人化经验，流露出个人的直接经验和情感变化，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能让主人公充分地倾述自己的感情，正因为如此，使得读者感受到真实、悲切。在人称上，小说使用的是第一人称“我”，同时“我”也是叙述故事的主人公，并以一种凄婉的语言述说着涓生的追忆与悔恨。进入文本，小说的开头写道：“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涓生的自白简洁精练，深切、悔恨的叙述给小说奠定一个核心基调，使全篇笼罩着幽婉缠绵的氛围。而全篇围绕着这个基调展开了具体的叙述。在叙述中，小说通过对词语和事件的多次重复和叙述语调的逐渐加深来实现文本风格的情调化。在小说《伤逝》中，冷色调的词语出现多次。其中，“寂静”出现11次，“空虚”出现15次，“虚空”5次，此外，在手记中，“沉默”、“颓唐”、“凄惨”、“忧疑”、“隔膜”等带着沉重感情色彩的词语也有出现。“异样的空虚和寂寞”、“在严威和冷眼中负着虚空的重担”也反复提及。通过重复的使用，一方面强调涓生的追悔，一方面又加强了小说的感伤气息，通过叙述语言来结构全篇、构成审美焦点。其次，小说的叙述语调具有鲜明的层次感。开头直接叙述“悔恨和悲哀”，其后表述到：“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宽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主人公的情绪有所增强，感受到的是深沉的自责和沉重的压迫感。紧接着，叙述的语调有所减缓，涓生祈求子君的宽容，或使子君快意，在结尾处，是句子的重复，照应到开头。可以说，在给小说定调子时，作家力图使每一个词语、句子都符合作品的核心基调，使每一个词语或句子都涉及到主旋律，觉察出所谓的中心情绪。纵观整篇小说，像是一曲关于爱情的挽歌，弥漫着凄婉的情绪，萦绕在读者的耳边。
　　结语：
　　总体来说，鲁迅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尝试了各式各样的新形式，而小说中对情调和氛围的关注与营造，更是体现出他叙述方式的创造能力。短篇小说中，不管是没有情节的电影式的群众画像：《示众》、在风景叙述中渲染氛围的《社戏》，还是注重叙述语言和叙述语调的手记：《伤逝》，都教作品酿出一种“情调”来，从而在艺术手法上确立一种情调的叙述风格。
　　参考文献：
　　[1]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2]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学的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5]柯林伍德.艺术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