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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秋雨先生的笔下，西风古道上行走过商王朝的君臣，这是盘庚率领的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走过骑着青牛的老子，白发黄袍，渐渐消失在黄尘滚滚的大漠荒烟中；行走过孔子和他的弟子，这是历时很长、很艰难的行走，似乎没有结果，而又最有历史的温度。古往今来，在这条古道上，行走过无数的身影。他们没全被历史记住，却全被脚下的泥土铭记。
一个王朝为什么要迁徙?因为要摆脱安逸和怠惰，摆脱狭隘和短见。行走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强健方式，强健躯体，强健精神。我们知道一个人长期蜗居，往往会变成井底之蛙，一个民族若长期安逸，也将丧失生存的魄力和精神的刚健。生活在习惯里，智慧也将被习惯买断，而在原地又难以摆脱习惯，它像茧一样，我们已习惯作蛹。那么行走，摆脱熟悉和习惯，摆脱茧和蛹，让一切在陌生和不习惯中从新建立。余先生说：“行走让商王朝变得干净利索。”就像一棵树，枝枝权权被修剪了，等待它的自然是强壮。
盘庚走的是一条向西的路，而且还渡过了黄河，这在当时意味着走向宏大和自信。中国的版图，东南濒海，这就意味着东南边际已是天涯海角，那么，东南自然成了自家的后花园，东南边际自然是后花园的围墙。而一个想要强健的民族，就不能只呆在后花园里，对他们而言，西北才是广袤的天空。所以向西挺进，就等于向强大挺进。中国历来的朝代都作了佐证，几个偏安江南的朝代——东晋、南朝、南宋，没有一个不在后花园里坐得腿脚发软。盘庚的跨越黄河更是英迈之举，不让黄河做护城河，不去背对着它，而是面朝着它，不让河护着人，而让人护着河，这又是怎样的气度。行走，朝向阔大的行走，需要的不仅是体力，更是精神，而同时也强健了体力，强健了精神。“殷王朝因行走而发达了起来”。
老子也准备出发了，他向函谷关出发，到一个没有人世纷争的地方去隐居终老，归于自然之道。老子的行走归根结底是为了避世、绝世，是超然物外，他要将生命渗漏于沙漠，蒸发于旷野，谁也无法侵凌，于是他孤单的身影一直向西，向西，消失在大漠孤烟里。这种超脱的行走，让人向往，也让人感到余晖散落后的凄冷。
相比之下，孔子的行走，虽有点狼狈，但让人感觉温暖，因为儒家的行走，旨在救世，以仁德救世，以礼治救世。
感动于孔子的行走。一般人有了主张，有了思想，也就是主张思想而已，而孔子要推行，还要亲自推行，推行的对象是各国的君王。一般人的推行是为了干禄求名，像后世的苏秦、张仪，而孔子不是。孔子见齐景公，景公没有采用他的政治主张，却赠给他廪丘邑作为孔子的供养之地，孔子拒赠，对弟子说：“其不知丘亦甚矣。”于是“辞而行”。富贵功名，孔子想要得到这些太简单了，凭着他的才学、他的名气，可若这样，他就成不了后来的孔子了。
敬佩孔子的行走，一年、二年的行走，已经不易了，而孔子行走了14年，而且还在55岁至68岁这个人生段上。我们知道孔子的行走并不顺利，大多数的国君开始都表示欢迎、尊重孔子，也愿意给较好的物质待遇，但完全不在意他的政治主张。孔子只能一次次失望离去，仰天长叹后又满怀希望。于是行走成了希望到失望、失望到希望的循回链接。因为总有希望，所以不愿停止，“因此，他总在路上”。
我们也知道，这一路上还埋下了无数次危险。经匡地时，孔子被匡人误以为是伤害过他们的阳虎而被拘禁了五天；到蒲地，因蒲人叛乱，又被扣留。由陈国到蔡国的路上，又陷入了一场战争。结果七天没弄到饭吃。孔子你为何还在行走?你的老妻怎样了?你的独生子怎样了?孔子无语，俯视脚下的泥土，仰望天际的北斗，抖一抖灰尘，他仍然执著地行走。14年，这是怎样的信念才能坚持的长度。55岁至68岁，这是怎样的坚持，才能克服的难度。孔子都坚持了、克服了，只因胸腔里还跳着那颗滚烫的救世之心。
佩服孔子行走中的坚守。理想太高了，人们接受不了，那就降一点吧，降到人们能接受的高度。通常我们就降了，因为我们认为降低而被接受总比坚守高度而不被接受强。孔子的执政理想也难被执政者接受，于是他跟学生说：“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何总徘徊在旷野?”子路说：“恐怕我们的仁德不够，智慧不够吧。”子贡说：“老师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处不能相容。老师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颜回说：“老师理想高，别人不相容，这才显出君子本色。如果我们的学说不完善，那是我们的耻辱。如果我们的学说完善了，却仍然不被接受，那是别人的耻辱。”孔子很满意颜回的回答。孔子追求的是“完美理想”的“被接受”，如果被接受的前提是让理想降格，那么他宁愿不被接受，也不愿降低理想，因为接不接受那是别人的事，而理想是自己的事，关乎人格，关乎追求。所以他不愿为迎合执政者的口味而降低，也不愿只为让行走有一个结果而降低，更不愿为了消除一些人对自己一行说三道四而降低，因为那样也就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救世了。
14年的风尘仆仆。没让孔子的理想蒙尘，14年几乎同样的遭拒，没让孔子放下一直举护理想的双手，这种坚守矗立成了后人心中的“巍巍乎高山”，是中华大地上最早亮起的理想主义，它修筑起了民族精神的高度。千百年来，它鼓励着人们行走，鼓励着人们坚守。西方人说中国没有理想主义，那是因为他们盲目。
(责任编辑：朱 珊)
一个王朝为什么要迁徙?因为要摆脱安逸和怠惰，摆脱狭隘和短见。行走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强健方式，强健躯体，强健精神。我们知道一个人长期蜗居，往往会变成井底之蛙，一个民族若长期安逸，也将丧失生存的魄力和精神的刚健。生活在习惯里，智慧也将被习惯买断，而在原地又难以摆脱习惯，它像茧一样，我们已习惯作蛹。那么行走，摆脱熟悉和习惯，摆脱茧和蛹，让一切在陌生和不习惯中从新建立。余先生说：“行走让商王朝变得干净利索。”就像一棵树，枝枝权权被修剪了，等待它的自然是强壮。
盘庚走的是一条向西的路，而且还渡过了黄河，这在当时意味着走向宏大和自信。中国的版图，东南濒海，这就意味着东南边际已是天涯海角，那么，东南自然成了自家的后花园，东南边际自然是后花园的围墙。而一个想要强健的民族，就不能只呆在后花园里，对他们而言，西北才是广袤的天空。所以向西挺进，就等于向强大挺进。中国历来的朝代都作了佐证，几个偏安江南的朝代——东晋、南朝、南宋，没有一个不在后花园里坐得腿脚发软。盘庚的跨越黄河更是英迈之举，不让黄河做护城河，不去背对着它，而是面朝着它，不让河护着人，而让人护着河，这又是怎样的气度。行走，朝向阔大的行走，需要的不仅是体力，更是精神，而同时也强健了体力，强健了精神。“殷王朝因行走而发达了起来”。
老子也准备出发了，他向函谷关出发，到一个没有人世纷争的地方去隐居终老，归于自然之道。老子的行走归根结底是为了避世、绝世，是超然物外，他要将生命渗漏于沙漠，蒸发于旷野，谁也无法侵凌，于是他孤单的身影一直向西，向西，消失在大漠孤烟里。这种超脱的行走，让人向往，也让人感到余晖散落后的凄冷。
相比之下，孔子的行走，虽有点狼狈，但让人感觉温暖，因为儒家的行走，旨在救世，以仁德救世，以礼治救世。
感动于孔子的行走。一般人有了主张，有了思想，也就是主张思想而已，而孔子要推行，还要亲自推行，推行的对象是各国的君王。一般人的推行是为了干禄求名，像后世的苏秦、张仪，而孔子不是。孔子见齐景公，景公没有采用他的政治主张，却赠给他廪丘邑作为孔子的供养之地，孔子拒赠，对弟子说：“其不知丘亦甚矣。”于是“辞而行”。富贵功名，孔子想要得到这些太简单了，凭着他的才学、他的名气，可若这样，他就成不了后来的孔子了。
敬佩孔子的行走，一年、二年的行走，已经不易了，而孔子行走了14年，而且还在55岁至68岁这个人生段上。我们知道孔子的行走并不顺利，大多数的国君开始都表示欢迎、尊重孔子，也愿意给较好的物质待遇，但完全不在意他的政治主张。孔子只能一次次失望离去，仰天长叹后又满怀希望。于是行走成了希望到失望、失望到希望的循回链接。因为总有希望，所以不愿停止，“因此，他总在路上”。
我们也知道，这一路上还埋下了无数次危险。经匡地时，孔子被匡人误以为是伤害过他们的阳虎而被拘禁了五天；到蒲地，因蒲人叛乱，又被扣留。由陈国到蔡国的路上，又陷入了一场战争。结果七天没弄到饭吃。孔子你为何还在行走?你的老妻怎样了?你的独生子怎样了?孔子无语，俯视脚下的泥土，仰望天际的北斗，抖一抖灰尘，他仍然执著地行走。14年，这是怎样的信念才能坚持的长度。55岁至68岁，这是怎样的坚持，才能克服的难度。孔子都坚持了、克服了，只因胸腔里还跳着那颗滚烫的救世之心。
佩服孔子行走中的坚守。理想太高了，人们接受不了，那就降一点吧，降到人们能接受的高度。通常我们就降了，因为我们认为降低而被接受总比坚守高度而不被接受强。孔子的执政理想也难被执政者接受，于是他跟学生说：“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何总徘徊在旷野?”子路说：“恐怕我们的仁德不够，智慧不够吧。”子贡说：“老师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处不能相容。老师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颜回说：“老师理想高，别人不相容，这才显出君子本色。如果我们的学说不完善，那是我们的耻辱。如果我们的学说完善了，却仍然不被接受，那是别人的耻辱。”孔子很满意颜回的回答。孔子追求的是“完美理想”的“被接受”，如果被接受的前提是让理想降格，那么他宁愿不被接受，也不愿降低理想，因为接不接受那是别人的事，而理想是自己的事，关乎人格，关乎追求。所以他不愿为迎合执政者的口味而降低，也不愿只为让行走有一个结果而降低，更不愿为了消除一些人对自己一行说三道四而降低，因为那样也就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救世了。
14年的风尘仆仆。没让孔子的理想蒙尘，14年几乎同样的遭拒，没让孔子放下一直举护理想的双手，这种坚守矗立成了后人心中的“巍巍乎高山”，是中华大地上最早亮起的理想主义，它修筑起了民族精神的高度。千百年来，它鼓励着人们行走，鼓励着人们坚守。西方人说中国没有理想主义，那是因为他们盲目。
(责任编辑：朱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