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甚或几百年以来，在国人的印象中，“凉山”“彝族”似乎充满着神秘，有着与国内大多数地方不太一样的“异域风情”。于是乎，只要打上“凉山”“彝族”符号，似乎总能吸引诸多眼球。例如，山鹰组合、彝人制造、俄木果果、吉克隽逸……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歌坛上就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彝族歌手，在全国大江南北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音乐旋风。也因此，彝族被形容为是用“诗来思维，用歌来语，生下来就会唱歌”的民族。
　　可是多年来，凉山彝族群体为外界广为人知的除了歌唱之外，还有毒品和艾滋等问题。而台湾地区学者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一书，则是一本揭示“凉山问题”的实地调查研究之作，涉及社会学和人类学。该书先是于2013年出了英文版，然后又在台湾地区出了中文繁体版，接着于2015年在中国大陆发行中文简体版。因此，对于这本书，国内不少读者早就有所耳闻，也充满期待。
　　这是一本成书过程横跨十年之久的书，可谓得来艰辛。据悉，作者为了写作此书，前往凉山做了长达二十个月的田野调查。她在卫生条件极差、生活环境迥异于城市的四川凉山昭觉县利姆乡，在不同的“报导人”的带领和介绍之下，访谈乡民、收集第一手研究素材。通过这些实地调查走访，作者真正走入了凉山彝族的生活，并与其中一些被贫困、毒品和艾滋病折磨的人成为了朋友。
　　基于以上所述，在看此书之前，我对此书是充满期待的，非常期望能够通过此书了解凉山和彝人。想知道：当地彝族人群为什么会毒品和艾滋病泛滥？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期待作者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走访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然而，尽管作者在书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但是此书的一些结论却令人不敢苟同。例如，作者在书中似乎将凉山彝族人群毒品和艾滋泛滥归结为“1949年民主改革之后，大量非汉族社群被人为地界定为某个少数民族，诺苏人也就此与凉山周围那些生活地域邻近、生活习惯相似的社群一起，被冠以‘凉山彝族’的称呼，这同时也意味着诺苏社会被迫进入第一个阶段的现代化转型。这样一种几乎完全强制的现代化过程，给整个族群带来的撕裂是多方面的。”
　　可以说，作者这种研究本身就带有太多的主观性。试问：难道只要凉山彝族群体至今仍保持过去那种落后的社会制度，就能够避免出现毒品和艾滋泛滥的问题吗？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凉山彝族就有不少人在吸食鸦片，而且鸦片当时已成为当地统治阶层的重要经济来源。
　　我认为，此书的论述流于表面，分析论断则过于片面，既没有找出凉山彝族人群之中毒品和艾滋泛滥的真实原因，也没有给出治理的药方。对于凉山彝族，作者对其文化仅从欣赏和赞许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敢解剖和直言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今天“凉山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同样的民族政策之下，四川省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阿坝、甘孜的情况就比较好，不像凉山这样问题突出，这是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而对于究竟应该如何治理和解决“凉山问题”，我在看完此书之后仍是一头雾水。作者在书中更多的是对于政府和民间针对凉山彝族人群毒品、艾滋泛滥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进行挑刺。为了增强说服力，作者还在此书一开头故弄玄虚，煞有其事地讲了一个“闹鬼”的故事。
　　总的来说，此书虽然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是并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