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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生态诗人的重要代表，他用诗歌呈现出独特的具有生态意识的生存范式，并构建出理想生态社会的蓝图。陶渊明的诗歌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自然生态观和精神生态观，从传统儒道释玄等思想中吸取精神养分，领悟到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深层关系。因而，他的诗歌中蕴含着突出的生态整体主义意识。
关键词：陶渊明 生态文学 生态整体主义 自然生态 精神生态
中国六朝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陶渊明是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文作品是中国古代生态文学的典范，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生态美学和精神生态思想观念，是中国古代生态整体主义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生态整体主义是一种系统生态学理论，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包含自然、生物、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等多种组成要素，以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为主要原则。生态整体主义理论出现在20世纪，但在中国古代文化精神中早已出现过生态整体主义的萌芽，并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的哲学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历代文人士大夫都对“物我关系”的讨论抱有极大的兴趣。所谓“物”即为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我”即为精神生态，体现为人与自我精神世界的关系。儒道思想主流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物我和谐”、“物我共融”，人类从物质自然和自我精神上都获得一种安宁和满足，即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双重自由。中国古代哲学的这种天人合一的“物我”思想，对自然与精神饱含着浓厚的人文关怀，实际上是生态整体主义理论的一种萌芽和雏形，其最终目标是建构人与万物和谐共融的生态文明社会。
一 退隐而安的自然生态观
东晋文学大家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陶渊明当之无愧是一位生态文人。他的诗文当中蕴含着传统士大夫的生态境界和生态责任，也展示出山水田园诗人所拥有的独特的生态视角和生态意识，他从道家精神中发展出崇尚自然的生态观，给后人留下了充满哲学意味的诗文瑰宝。
道家思想认为，“道”的终极目标就是顺应自然，宇宙自然万物各行其道，人只是万物之一的存在，并非万物的主宰。道家以“无为”的方式体现出对自然万物规律的顺应与崇敬，“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尊重自然的本质特性，不任由个人的欲望随意破坏万物之间的平衡关系。
道家这种自然无为的生态思想在陶渊明的诗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有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崇尚自然的观念极为突出，他的自然生态观体现出对自然充满谦卑和敬意。在六朝时期神仙之说和养生之学大行其道的社会背景之下，陶渊明的自然生态观念独树一帜，不以身体从自然吸取能量以求养生修仙，而是将形影神都与自然的运化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然生态观念。陈寅恪将陶渊明的这种生态观念界定为“新自然说”，认为新自然说与旧自然说有很大差别，旧自然说强调通过养生而达到生命极限，乃至于修仙飞升，突破形体的限制。而新自然说则是强调身体、心灵、精神与宇宙万物相容相合，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种新自然说的核心理念确与生态整体主义相合，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共融，万物运化不以人的喜好为中心，和谐的生态社会必然以生态整体的利益为根本，个人应该从身心意志方面顺应这种自然规律。
陶渊明在《归田园居》（其一）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歌中饱含着诗人渴慕自然的真情实感，流露出一种怡然陶醉的隐逸心态。由此可知，陶渊明隐居山水田园并不是因愤世嫉俗的叛逆心理作祟，也不是受到了断红尘的逃避思想鼓动，他以隐逸的方式找到了一条回归的道路，退出繁华喧闹的官场，退出争斗求胜的樊笼，回归心灵家园的静谧与和谐。
因此，退隐而安是陶渊明自然生态观念中的核心思想。“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认为自身本来就是旧林中的一只鸟，河渊中的一条鱼，在大自然中欢快自由地翱翔畅游，功利场和欲望泛滥膨胀的物质世界对他而言，如同困鸟之笼和困鱼之池。身心的不自由令他异常渴望回归自然，因而退隐的本质目的不是为了抗争和逃避世俗，而是为了一种身心的回归。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两句诗歌展示出陶渊明回归自然之后，内心中抑制不住的欣喜和惬意。由此可见，诗人是站在生态整体意识的高度，放弃了个体的急功近利的贪欲，不以获取利益为中心，将身心灵都融入自然山水田园之中，尊重自然万物的同时，将自己的人生放入万物运转的规律当中，顺其自然发展，摒除多余无益的欲念，不多做人为的努力和干涉。这种“退隐而安”的思想既是继承了道家“知足常乐”的观念，也是陶渊明自身对“无为无欲”的深刻理解，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去探索“物我两相容”的自由境界。陶渊明将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自然山水当中，在他看来，自然山水同样拥有生命和情感，人的思想感情可以同山水自然共鸣互动。山水牵动心灵，人便成为自然中的一员，心灵映射着山水，自然便化作人情的一部分。二者的融合达到和谐运化、归于自然的本真境界，充满超脱凡俗的审美情趣。
以退隐为回归，实际上是将一种嫌弃厌恶的情绪转变为欣喜的心态，陶渊明因对世道仕途失望而退隐，同时也因渴慕崇尚自然而回归。事实上，陶渊明想要远离回避的仅仅是政治生涯，绝非逃避生活本身。他的心灵渴望回到静谧的家园，那里有他儿时的美丽田园，有他幸福温暖的家庭。他退隐的结果并不是痛苦的煎熬，而是和谐的回归。他不是对生活的叛逆，而是对本性的顺从。退隐对于陶渊明而言只是一种手段，而回归自然才是真正的目的。因此陶渊明的退隐并不等同于苦行者的自虐己身的情绪，而是为了回归一种和谐静谧的生活方式。 他的自然生态观，包含了对自然山水的仰慕和崇敬，也体现出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同时又追求自我生命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融。他在《自祭文》里说道，天地苍茫高远，因生万物，而后生人。显然，陶渊明认为人生离不开天地万物，生命离不开自然，只有将身心都融入自然，生命才富有个性和魅力。陶渊明在《形影神赠答诗》中道：“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人生没什么值得忧愁的，只要顺应自然规律，纵使遭受大变迁，也仍然可以无喜无惧。坚持天然本性和真我，就不必思虑太多。“委运”即顺身于自然，与自然共融为一体。若是将自我的形影神从自然万物中抽离出来，沉溺于功名利禄的欲望和竞逐当中，必然会逐渐丧失真我和本性，远离生命的真谛，最终使自我的生命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焦躁和沮丧状态。因此，陶渊明以隐逸回归的方式追求一种完整和谐的生命状态，因为只有回归自然，才能求得生命的真正意义。
二 诗意栖居的精神生态观
对于完整的生态系统而言，精神生态是环环相扣的生态纽带中的重要一环，在人类生活中显得尤其重要，是不可或缺的心灵家园。精神生态主要体现在个人对心灵家园的追寻，将自我心灵引入一种无限的自由境界。陶渊明以诗人身份而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哲人，正是由于他为当世和后人提供了一种独步天下的生存范式，即将自我放归于生态整体性的系统当中，以追求自然生态的生活方式获得对精神生态的自由解放。陶渊明对生命和宇宙自然的理解极为深刻，他的诗文作品中饱含了对天地万物的哲学思考。正因为如此，他能在贫苦饥寒的田园生活中寻找到诗情画意的美感，普通人眼中的农家生活在他的笔下成为唯美浪漫的精神乐园。从这一点来说，陶渊明不仅是诗人和文学家，也是一位具有深刻思想的哲学家，他在文学创作中贯穿了个人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使他的诗歌充满别样韵味的哲思。这是他与其他诗人不同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成就必定卓然于一般诗人之上。诗人在《饮酒》、《归园田居》、《杂诗》、《拟古》、《咏贫士》等诗歌中表现出对生态和谐的向往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将自然意识由一种哲学境界和审美境界发展到生活境界，他追求生活化的山水田园境界，同时将诗情化的农家生活展现在世人面前。
陶渊明的精神生态观中融合了诸多哲学智慧，吸取儒、道、释、玄等思想精华。从儒家的“民胞物与”的生态思想到“过犹不及”的精神节制，从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本位思想到“知足常乐”的寡欲心态;从佛家的“众生平等”的博爱观念到“万物一体”的生态意识;从玄学的“贵生寡欲”的生命体悟到“放浪形骸”的自由心境，陶渊明在实践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委运任化”的生态观念，并达到欣怡豁达的超然境界。陶渊明归耕田园，其本意和精神寄托并不在“耕”，而是在于田园生活维持了他个人的本真，让他能清楚地感知到生活真实的趣味，这种真实与他自我的本性相得益彰。因而陶渊明的退隐归耕，实则与追求保暖的物质生活无关，而是一种深刻的精神追求，是内心深处对诗意栖居渴望的一种实践。
由此说来，陶渊明的精神生态观念不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而是对儒道释诸家思想的深化和延伸，并以实际行动为圣人教诲做了完美的注脚。他将亲耕劳作的田园生活视为诗意栖居，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修为和乐观心态，“营己良有极，过是非所钦”（《和郭主簿二首》），对物质的要求降到最低，正如孔子所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陶渊明的诗意栖居不以物质需求为中心，不以心为形役，不让精神家园遭到物质的干扰。山水田园间自有富饶之美景，过分的物欲只会使精神陷入困顿，而追求简单质朴的生活，关注宇宙万物的美感，才能将乏味的岁月变得生机盎然，将贫困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姿。
因此这种看似简单的生活实际上并不简单，陶渊明惬意于诗意栖居的生存状态，是从精神生态的角度调整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将渺小的自身放置于广阔无限的生态整体系统中，一切苦难迎刃而解，一切烦闷与苦恼也显得微不足道。透过物质欲望的表面看到精神的富足，那么即使经受生活的贫困和身体的劳累，这些问题也不足以成为困扰心灵的羁绊。“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二首》其一），“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一），精神审美的愉悦可以淡化对物欲的追逐，而对物欲的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破坏。陶渊明构建的诗意栖居的生存范式是精神生态的完美形式，为人们排解内心焦虑和精神枯竭提供了理性的途径。
总之，陶渊明诗歌中蕴含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对后世的生态文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生态整体系统中，没有绝对的主体和中心，人的存在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环节，人与万物和谐共存，才有可能将社会发展推向“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陶渊明创造的桃花源生态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理想生态模式，对当下的生态文化的建构具有启发意义，也为人类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蓝图。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
[2] 吴国富：《论陶渊明的中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吕雅清，北华航天工业学院讲师）
关键词：陶渊明 生态文学 生态整体主义 自然生态 精神生态
中国六朝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陶渊明是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文作品是中国古代生态文学的典范，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生态美学和精神生态思想观念，是中国古代生态整体主义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生态整体主义是一种系统生态学理论，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包含自然、生物、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等多种组成要素，以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为主要原则。生态整体主义理论出现在20世纪，但在中国古代文化精神中早已出现过生态整体主义的萌芽，并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的哲学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历代文人士大夫都对“物我关系”的讨论抱有极大的兴趣。所谓“物”即为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我”即为精神生态，体现为人与自我精神世界的关系。儒道思想主流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物我和谐”、“物我共融”，人类从物质自然和自我精神上都获得一种安宁和满足，即在物质和精神上获得双重自由。中国古代哲学的这种天人合一的“物我”思想，对自然与精神饱含着浓厚的人文关怀，实际上是生态整体主义理论的一种萌芽和雏形，其最终目标是建构人与万物和谐共融的生态文明社会。
一 退隐而安的自然生态观
东晋文学大家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陶渊明当之无愧是一位生态文人。他的诗文当中蕴含着传统士大夫的生态境界和生态责任，也展示出山水田园诗人所拥有的独特的生态视角和生态意识，他从道家精神中发展出崇尚自然的生态观，给后人留下了充满哲学意味的诗文瑰宝。
道家思想认为，“道”的终极目标就是顺应自然，宇宙自然万物各行其道，人只是万物之一的存在，并非万物的主宰。道家以“无为”的方式体现出对自然万物规律的顺应与崇敬，“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尊重自然的本质特性，不任由个人的欲望随意破坏万物之间的平衡关系。
道家这种自然无为的生态思想在陶渊明的诗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有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崇尚自然的观念极为突出，他的自然生态观体现出对自然充满谦卑和敬意。在六朝时期神仙之说和养生之学大行其道的社会背景之下，陶渊明的自然生态观念独树一帜，不以身体从自然吸取能量以求养生修仙，而是将形影神都与自然的运化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然生态观念。陈寅恪将陶渊明的这种生态观念界定为“新自然说”，认为新自然说与旧自然说有很大差别，旧自然说强调通过养生而达到生命极限，乃至于修仙飞升，突破形体的限制。而新自然说则是强调身体、心灵、精神与宇宙万物相容相合，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种新自然说的核心理念确与生态整体主义相合，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共融，万物运化不以人的喜好为中心，和谐的生态社会必然以生态整体的利益为根本，个人应该从身心意志方面顺应这种自然规律。
陶渊明在《归田园居》（其一）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歌中饱含着诗人渴慕自然的真情实感，流露出一种怡然陶醉的隐逸心态。由此可知，陶渊明隐居山水田园并不是因愤世嫉俗的叛逆心理作祟，也不是受到了断红尘的逃避思想鼓动，他以隐逸的方式找到了一条回归的道路，退出繁华喧闹的官场，退出争斗求胜的樊笼，回归心灵家园的静谧与和谐。
因此，退隐而安是陶渊明自然生态观念中的核心思想。“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认为自身本来就是旧林中的一只鸟，河渊中的一条鱼，在大自然中欢快自由地翱翔畅游，功利场和欲望泛滥膨胀的物质世界对他而言，如同困鸟之笼和困鱼之池。身心的不自由令他异常渴望回归自然，因而退隐的本质目的不是为了抗争和逃避世俗，而是为了一种身心的回归。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两句诗歌展示出陶渊明回归自然之后，内心中抑制不住的欣喜和惬意。由此可见，诗人是站在生态整体意识的高度，放弃了个体的急功近利的贪欲，不以获取利益为中心，将身心灵都融入自然山水田园之中，尊重自然万物的同时，将自己的人生放入万物运转的规律当中，顺其自然发展，摒除多余无益的欲念，不多做人为的努力和干涉。这种“退隐而安”的思想既是继承了道家“知足常乐”的观念，也是陶渊明自身对“无为无欲”的深刻理解，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去探索“物我两相容”的自由境界。陶渊明将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自然山水当中，在他看来，自然山水同样拥有生命和情感，人的思想感情可以同山水自然共鸣互动。山水牵动心灵，人便成为自然中的一员，心灵映射着山水，自然便化作人情的一部分。二者的融合达到和谐运化、归于自然的本真境界，充满超脱凡俗的审美情趣。
以退隐为回归，实际上是将一种嫌弃厌恶的情绪转变为欣喜的心态，陶渊明因对世道仕途失望而退隐，同时也因渴慕崇尚自然而回归。事实上，陶渊明想要远离回避的仅仅是政治生涯，绝非逃避生活本身。他的心灵渴望回到静谧的家园，那里有他儿时的美丽田园，有他幸福温暖的家庭。他退隐的结果并不是痛苦的煎熬，而是和谐的回归。他不是对生活的叛逆，而是对本性的顺从。退隐对于陶渊明而言只是一种手段，而回归自然才是真正的目的。因此陶渊明的退隐并不等同于苦行者的自虐己身的情绪，而是为了回归一种和谐静谧的生活方式。 他的自然生态观，包含了对自然山水的仰慕和崇敬，也体现出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同时又追求自我生命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融。他在《自祭文》里说道，天地苍茫高远，因生万物，而后生人。显然，陶渊明认为人生离不开天地万物，生命离不开自然，只有将身心都融入自然，生命才富有个性和魅力。陶渊明在《形影神赠答诗》中道：“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人生没什么值得忧愁的，只要顺应自然规律，纵使遭受大变迁，也仍然可以无喜无惧。坚持天然本性和真我，就不必思虑太多。“委运”即顺身于自然，与自然共融为一体。若是将自我的形影神从自然万物中抽离出来，沉溺于功名利禄的欲望和竞逐当中，必然会逐渐丧失真我和本性，远离生命的真谛，最终使自我的生命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焦躁和沮丧状态。因此，陶渊明以隐逸回归的方式追求一种完整和谐的生命状态，因为只有回归自然，才能求得生命的真正意义。
二 诗意栖居的精神生态观
对于完整的生态系统而言，精神生态是环环相扣的生态纽带中的重要一环，在人类生活中显得尤其重要，是不可或缺的心灵家园。精神生态主要体现在个人对心灵家园的追寻，将自我心灵引入一种无限的自由境界。陶渊明以诗人身份而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哲人，正是由于他为当世和后人提供了一种独步天下的生存范式，即将自我放归于生态整体性的系统当中，以追求自然生态的生活方式获得对精神生态的自由解放。陶渊明对生命和宇宙自然的理解极为深刻，他的诗文作品中饱含了对天地万物的哲学思考。正因为如此，他能在贫苦饥寒的田园生活中寻找到诗情画意的美感，普通人眼中的农家生活在他的笔下成为唯美浪漫的精神乐园。从这一点来说，陶渊明不仅是诗人和文学家，也是一位具有深刻思想的哲学家，他在文学创作中贯穿了个人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使他的诗歌充满别样韵味的哲思。这是他与其他诗人不同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成就必定卓然于一般诗人之上。诗人在《饮酒》、《归园田居》、《杂诗》、《拟古》、《咏贫士》等诗歌中表现出对生态和谐的向往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将自然意识由一种哲学境界和审美境界发展到生活境界，他追求生活化的山水田园境界，同时将诗情化的农家生活展现在世人面前。
陶渊明的精神生态观中融合了诸多哲学智慧，吸取儒、道、释、玄等思想精华。从儒家的“民胞物与”的生态思想到“过犹不及”的精神节制，从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本位思想到“知足常乐”的寡欲心态;从佛家的“众生平等”的博爱观念到“万物一体”的生态意识;从玄学的“贵生寡欲”的生命体悟到“放浪形骸”的自由心境，陶渊明在实践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委运任化”的生态观念，并达到欣怡豁达的超然境界。陶渊明归耕田园，其本意和精神寄托并不在“耕”，而是在于田园生活维持了他个人的本真，让他能清楚地感知到生活真实的趣味，这种真实与他自我的本性相得益彰。因而陶渊明的退隐归耕，实则与追求保暖的物质生活无关，而是一种深刻的精神追求，是内心深处对诗意栖居渴望的一种实践。
由此说来，陶渊明的精神生态观念不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而是对儒道释诸家思想的深化和延伸，并以实际行动为圣人教诲做了完美的注脚。他将亲耕劳作的田园生活视为诗意栖居，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修为和乐观心态，“营己良有极，过是非所钦”（《和郭主簿二首》），对物质的要求降到最低，正如孔子所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陶渊明的诗意栖居不以物质需求为中心，不以心为形役，不让精神家园遭到物质的干扰。山水田园间自有富饶之美景，过分的物欲只会使精神陷入困顿，而追求简单质朴的生活，关注宇宙万物的美感，才能将乏味的岁月变得生机盎然，将贫困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姿。
因此这种看似简单的生活实际上并不简单，陶渊明惬意于诗意栖居的生存状态，是从精神生态的角度调整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将渺小的自身放置于广阔无限的生态整体系统中，一切苦难迎刃而解，一切烦闷与苦恼也显得微不足道。透过物质欲望的表面看到精神的富足，那么即使经受生活的贫困和身体的劳累，这些问题也不足以成为困扰心灵的羁绊。“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二首》其一），“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一），精神审美的愉悦可以淡化对物欲的追逐，而对物欲的追求必然导致对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破坏。陶渊明构建的诗意栖居的生存范式是精神生态的完美形式，为人们排解内心焦虑和精神枯竭提供了理性的途径。
总之，陶渊明诗歌中蕴含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对后世的生态文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生态整体系统中，没有绝对的主体和中心，人的存在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环节，人与万物和谐共存，才有可能将社会发展推向“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陶渊明创造的桃花源生态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理想生态模式，对当下的生态文化的建构具有启发意义，也为人类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蓝图。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
[2] 吴国富：《论陶渊明的中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吕雅清，北华航天工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