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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人行道上的“随机事件”
7月19日早上9点半，北京时不时下一阵雨。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背上双肩包，从北京大学万柳公寓出发，徒步到3公里外的北京大学本部。他走在前面，身后是50多名学生，像一条在人行道上游弋的大鱼，鱼尾是另一位火遍网络的建筑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何志森。他们两人带着在北京大学参加全国高校营造社暑期交流的学生，让学生在看似平常的街道上随机发现问题。
26年前，李迪华读研究生时，经常陪外国专家考察，发现欧美学者刚到中国“不会走路”，经过小沟小坎都可能摔倒。那时，他便被这些专家教育，“步行环境中不应有这样的风险存在，如果有人因此受伤，责任人将面临巨额赔偿”。后来他自己留心观察，发现街上的问题随处可见，李迪华形容这些是“与人为敌的人居环境”。在北京大学开设景观社会课程后，他就经常带着学生在城市里转悠，在观察中把将城市启蒙带给既作为使用者又作为未来设计者的建筑系学生。
一行人转上人行道，放眼望去，弯弯曲曲的盲道便映入眼帘，盲道上的井盖、电线杆，一应俱全。李迪华带着学生们在路口的转弯处停下，指着两块斜拼起来、提示行走的盲道砖，砖上有长条的凸起。又指向不到三米远的四块提示停止的砖，每块砖上有25个圆点。“盲人走路其实不是很慢，他们习惯匀速走，每小时大约4公里左右，频繁地停止、转向会让他们抓狂。”李迪华说，一个施工项目落地，需要经历项目策划、规划、方案细化、施工图、施工、使用和维护等步骤，每一个步骤本都可以修正之前的缺陷。但是，盲道修不直，却难以揪出原因。他跟学生们讲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按照规范，人行道都要建盲道，但它真的有用吗？街道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能安全地行走。”
人群站定的地方，距盲道不远处是两个黄黑相间的防撞警示杆。一个还在，一个只剩下高出地面数厘米的螺栓。如果说盲道是看似必需，实则有些多余，那么这些螺栓就像是“马路暗器”。“国外的规范规定，人行道上的障碍必须在1.1米以上，行人即使撞到，也只是撞到腰。而如果被螺栓絆倒，很可能造成重伤。”李迪华弯下腰，摸着已经锈迹斑斑的螺栓。李迪华带着学生继续走，“你们看路边灰色的球形隔离墩，只到行人小腿的位置，晚上灯光暗，行人难以分辨，很容易撞上”。他感叹，在建设工程时，人们把规范当成了一个最高标准，只需要满足规范的基本要求。但一个安全、友好的城市，规范和标准应是最低要求，“或者说，今天的城市建设规范太低了”。造成的结果是，人从规划和设计中消失了。
“真是个调研的好天气。”行至每个路口，人行道尽头都是一摊积水，这就是李迪华口中“好天气”的由来。“水往低处流，这是常识。在马路上，拐弯的地方就是水汇集之处。那为什么不把雨水篦子设置在路口的地方？”李迪华告诉学生，“并不是花很多钱的设计才是好设计。”
走在人行道上，李迪华频频在电线杆旁停下，拉着电线杆的固定扳线给学生们看，铁线末端有一个巨大的结。“这个结正好是婴儿车的高度。”他对学生们说，“城市管理条状分割，绿地、市政、基础设施等城市管理部门，每个部门都在城市街道上做想做的事，唯独行人没有发言权。本来，规范里要求人行道宽度不得少于1.5米，但放上电线杆、街树，甚至报刊亭之后的宽度就不管了。”躲过电线杆，他又在一条地砖被树根拱起，前方的路被报刊亭压缩，学生大半跑到自行车道上行走的路段停下，指着旁边被围栏保护起来的宽敞的绿地说：“这些园林部门强烈要求留出的绿地真的有用吗？”
“事实上，人行道上的规范可以被任意地侵犯，不同部门为解决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在行至北大本部前，他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路边的白色护栏，它的功能是防止在人行道上乱停车。“但在别的地方，有个小孩穿这护栏玩儿，把脊椎拧断了，没有救过来。”李迪华反问学生，“如果无法避免小孩子的悲剧，那整治乱停车就一定需要使用这种高风险的设施嗎？就不能罚款吗？”
李迪华是生态学出身，他自身的研究方向是大尺度的城市生态研究，对城市规划和建设十分关注。他告诉我，自小他便会感知和留意环境中的危险与不合理的习惯，但即使具备了专业的背景，他仍不愿多谈问题背后的原因。“我也曾试过自己寻找原因和解决。2007年时，我每天要到清华西门等公交车，公交站亭很长，有一路到我家的车在站前，另一路在站后，中间相差50米。我在一侧等着，如果另一侧车来，就跑过去。但站亭中间建了个报刊亭，我为了躲它，要不就要跑到危险的自行车道上，要不就得绕上很窄的人行道，误了很多次车。”他气愤地投诉，先给北京市的城管打电话，被推到海淀区城管，又被告知报刊亭属于电信，电信告知他，报刊亭没有电信的编号，他们不管。当他再往城管打电话时，就没有了消息。
“我们做研究会习惯性地探究自发形成事物背后的原因，但中国的建设不是自发的过程。”走到临近北大校园的最后一个路口前，李迪华对学生们说，“故作高深地探究原因没有意义，每个人都有感知力，我们需要的是让人们知道，自己在路上被绊倒了，不应怨自己没注意，而是感到城市的不舒适，主动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要求改变。”他把市民服务热线视作市民可以集体发声的途径，“12345被打爆了，问题被关注，就有希望解决了”。
“跟踪”民间智慧
“你看树坑里的自行车，我就觉得很好啊。这是人们不得已，想出的方法。”学生们把李迪华层层围住时，何志森站在最外圈。他戴一副黑框眼镜，穿着利落的白T恤，莫西干的发型，头发高高翘起。他装扮时尚，却喜欢观察最“下里巴人”的地方，“在伯克利，路上的树坑就被设计成停自行车的地方”。
跟随人流，何志森一路有些沉默。相比于李迪华发现城市中的设计缺陷，呼吁使用者要求管理者改善环境，他更喜欢静静观察在恶劣的设计中，民众闪烁的智慧。他曾带着学生到城中村体验盲人的生活，发现那里的盲人依靠气味和声音辨识方向，盲道确是多余。“而在南方一个城市的地铁里，盲道被用作了小贩摊位的分界线，盲道内摆摊，盲道外走人，那是城管与商贩协商之后的结果。” 如果民众意识到城市设计的问题，设计师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何志森的答案是向民众学习。他的视角同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他在山里度过童年，没有同龄的玩伴，父母都是教师，没时间陪他，他自小就喜欢跟在大孩子后面默默观察，“每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一本书”，何志森母亲的话在他心里扎下根，但尚没有发芽。待他赴墨尔本读建筑学博士，一开始也仍是学习参数化，想着建高楼大厦。
直到他遇到在墨尔本的房东。房东为了在他房间里安装一只照明灯，详细询问他每天不同时段的活动习惯，绘制了“灯光路径图”后，最终确定灯要装在天花板的一侧，才能最大限度减弱阴影对他的干扰。“为什么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邮递员比建筑师做得还好？”而当他来到街上，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像个大农场，看上去很破旧，但他有一次来到一个小镇，发现街边有一排一米多高，斜口朝向自行车道的小罐子，“当地人喜欢骑车抽烟，设计师便在街边建造了这个装置，骑车的人可以随时把烟蒂扔在里面”。
“像北大那条路上的电线杆，我在国内见过太多，对它们的用法也太多了。”徒步调查结束后，何志森告诉我，墨尔本的所见，使母亲的话发出回响，他开始思考如何将儿时的爱好与自己的专业结合起来，从参数化转向人文的方向。“虽然在国外参数化也是主流，但人文的方法不会被视作旁门左道。我的导师拿到救助流浪者的项目，把GPS放在发给流浪者的枕头里，跟踪他们的行踪，然后实地走访，发现哪些设施需要改进。”他回到国内，也开始在街巷里寻觅城市设计中缺失的人性。“有些地方，电线杆没有竖在马路正中间，小贩就会围着一根电线杆，在其他电线杆之间拴上绳子，支起摊来，碍事的设计，反倒成了他们的机会。”
而与李迪华直接的观察不同，何志森将观察与跟踪结合起来，希望发现混乱现象背后的规律。2010年，他在厦门的华侨大学看到一名卖饭盒的小哥用晾衣竿往校内送饭，“这种草根策略，给了我特别大的灵感”。于是，他用四年时间追踪这位小哥的送外卖生活，了解小贩如何贿赂保安、雇用内线，把外卖送到围墙背后的学生手上，最终形成了他探讨日常生活与建筑设计关系的博士论文。“设计师们想要通过创造各种边界来阻隔不同人群的交流互动，而那些游离在边界周边的人，却可以用他们的生活智慧，轻而易举地逾越职业设计师创造的控制系统。”
“博士毕业答辩时，评审老师问我，打算如何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国？‘Mapping工作坊’就是我的答案。”何志森口中的“Mapping”是要“绘出”隐藏在地图（map）背后的东西，通过连续的观察、发现、记录、推导、重组和创作，呈现日常生活空间，来体察和理解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日常空间的使用和需求。他介绍，“这个工作坊有六个步骤：第一，选择一个目标，可以是人，可以是物，越小越好；第二，长时间地跟踪观察这个目标；第三，把自己变成目标；第四，发现这个目标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第五，呈现这些关系；第六，基于这些关系提出设计主张”。
他带学生走进城中村或弄堂，让学生观察居民们的起居，甚至让学生跟踪卖糖葫芦的阿姨，在帮助她卖糖葫芦之后，发现上厕所与卖糖葫芦不能兼得。为此，学生用板车为阿姨设计了一个“变形金刚”。“它可以变成厕所，还可以变成卖花的、卖衣服的，不同地点有不同变法。”何志森用这种方式“启蒙”未来的设计师，培养他们的“同理心”，“我希望设计师能向使用者学习，了解他们真正的生活和需求。”
何志森为此不遗余力。自2015年回国，他已举办50余场Mapping工作坊，又在今年初，把自己的上述观察搬上《一席》，“工作坊做不过来，我需要借助网络平台吸引更多关注，请使用者反推设计师，改善他们的设计和理念。”他如愿以偿，成为如今《一席》点击量最高的一期演讲嘉宾，“小卖部的阿姨都在转发我的节目”。
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成为“网红”后，建筑师被很多人当成了全能的英雄。每当有人问及，他的观察能否改变居民的生活，他便想起此前为站街女做的调查。
他曾带着学生，每天分成两批，轮流调研长沙的站街女。第一天半夜，他接到学生电话，说有一个学生特别难受。“等我赶到大厅，发现一个特别高的男生，坐在凳子上不说话，看见我就开始流泪。”另一个学生解释说，因为无法近距离观察，他们租了一個空间，从上到下去观察。他们看了站街女一天，知道了她一天能赚多少钱，却不能靠近她，不能为她做任何事情。学生问他：“为什么让我们做这个作业？”何志森回忆，“那时我心里特别开心，因为这一刻学生终于知道，设计师不是万能的。”
当同李迪华一起走完3公里的徒步，何志森想到更深的问题，“如果居民获得了应有的权利，设计师也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使用者拥有了一个完美的路段，但他们在这个路段前面随地吐痰，在后面随意停车，这会是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吗？”
使用者的觉醒
“澳大利亚的很多城市没有盲道，盲人走在路上用棍子左右敲地，感知障碍，行人看到盲人会自动让开一条路。过马路时，会有行人在盲人两侧主动保护他的安全。而即使那些乞讨的流浪者，也会随身拿一个带水的塑料瓶，把自己抽剩的烟头扔在里面。”面对国内街道的混乱，何志森想到国外在设计之外，人本身创造出的秩序。
“路上的砖坏了，周边居民要求管理者换砖，与他们自发把砖换上，哪个更好？”
何志森的疑问是个比喻。他与李迪华在一次评图时相识，一拍即合，都感到建筑设计中人的缺失。去年开始，他们合作在北京大学举办暑期的北大校园营造Mapping工作坊，集合一些关注边缘群体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为学生做讲座，让学生做出方案，设计自己的校园。“我们希望使用者能变成设计师，通过自己的参与，改善人居环境。”而出乎何志森意料的是，他的设想在广州的一个菜市场里得到了实现。
这个菜市场服务于广州东山口的竹丝岗社区，由何志森担任副馆长的扉美术馆也坐落在那里，美术馆所在的大厦与社区有一段U形的围墙。何志森和美术馆的馆长叶敏发现，全市乃至全国去美术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但社区里来此看展的人寥寥无几。一年前，他们同艺术家宋冬、徐坦共同发起“无界博物馆”计划，打算把美术馆融入到社区居民的生活里。艺术家宋冬把U形的围墙打造成“无界的墙”，用上百个从北京运来的旧玻璃窗、门框组成墙面，把从废品回收站淘回来的700多盏老式灯具放在墙里，墙中的展品多是周边社区捐赠的老物件。“居民把自己东西放在这里，一下觉得有了归属感。”何志森告诉我，“那里曾经是白领抽烟的地方，如今变成了艺术活动聚集地和社区居民的散步道，当地居民时不时绕道来看看，维护卫生和秩序。” 然而，“围墙”仍未被打破。一墙之隔的菜市场仍与艺术的场所融入不进来，菜贩也很少到墙的另一边参观。今年年初，何志森便用三个月时间把自己的Mapping课程带到这里，尝试把菜市场变成美术馆，将菜贩吸引到墙的另一侧。
“你知道为什么所有摊贩都把西红柿摆在最外面吗？因为每个人买菜时都喜欢触摸，西红柿的手感最好。”何志森告诉我，他没有给学生下任务书，而是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韦平是他的一名学生，在校医院给被割伤的手拆线时，突然发现手上有很多痕迹，它们记录着自己的童年和大学生活。“右手上有三个伤疤，其中一个是9岁清明节拜山回来，我拿一块白切鸡喂狗吃，被狗咬了。当时血从手背向泉水一样涌出来，弄得我现在见到大狗就怕被咬。”他意识到菜贩的手也会有许多故事，向何志森提出这个想法。
“建筑空间是场所，手为什么不可以？”何志森很赞赏他的想法，推荐他照手，将照片做成展览，并让他思考“手在菜市場的意义”。于是，韦平尝试与菜市场“交流”，除了在菜市场里跑步、帮着菜贩卖菜，他试着给菜贩们的手拍照，但很多人都不想理他。“他们说电视上常说有骗子拍指纹，支付宝的钱就没了；还有说我是看相的，怕我算走生辰八字，要先考考我怎么看手相。”
起初受挫的经历被画画扭转。“我希望画出一双手，能相对直观地给大家介绍我想做的样子，并让大家接受我是来画画的，而不是刺探他们隐私的记者。”随着韦平在摊位旁越画越久，菜贩一个个走出菜摊，围在他旁边，对着画面上的摊主开玩笑。“我画画时，卖水果的大哥请我吃西瓜，卖肠粉的大叔给我留位置吃午餐。我开始理解大家之前的怕和讨厌，他们不喜欢别人带着‘专业’的眼光去研究他们，他们也明白了我的行为。我们逐渐相互理解。”
“我开始拍照他们的手，并探知他们的卖菜生涯和背后的生活。”韦平和人打交道的经验逐渐丰富，看到手上有伤痕的，他就问疤痕的来历；手上没有明显特征的，他就以学生的身份，和菜贩们聊孩子。他收获到许多动人的故事。“有位卖菜阿姨告诉我，她手指上的戒指是她奶奶把自己的一只头钗熔了后打的，她戴了30年；腕子上的手镯是女婿孝敬她的，她戴了7年；她手背的一块膏药贴，是老了会长骨刺的地方。在阿姨的手上，我看到一个女人长大、结婚、变老的过程。”
韦平把拍好的照片放在墙的另一侧做“手美术馆的展览”时，是希望菜市场外的人，通过看照片、听他讲述菜贩双手的故事，走过墙来，用看待艺术品的眼光看待菜市场。“办展览时，我预感菜贩们不会过来，但我有天晚上布展时，卖猪肉的阿姨路过看到我，问我吃饭没有，又看到大家的手。之后，她们便一波一波地过来找自己的手。”
韦平同菜贩们一起把照片搬进菜市场，他观察发现，用于展示的相框在菜市场里并不合适，材料需防水、耐用，尺寸也得多样。菜贩们放照片的位置各种各样，他们有些把照片和原有招牌融合，或是用铁丝把照片捆上，挂起来，不会妨碍日常做生意。路人和媒体到此参观，菜贩们便会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有些人把照片放在营业执照旁边。”何志森向我回忆他看到菜市场展览时的场景，仍有些激动，“那张营业执照意味着他们正规摊贩的身份，而手的照片是他们的生活，把二者放在一起，有无穷的意味。”（韦平为化名）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0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7月19日早上9点半，北京时不时下一阵雨。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背上双肩包，从北京大学万柳公寓出发，徒步到3公里外的北京大学本部。他走在前面，身后是50多名学生，像一条在人行道上游弋的大鱼，鱼尾是另一位火遍网络的建筑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何志森。他们两人带着在北京大学参加全国高校营造社暑期交流的学生，让学生在看似平常的街道上随机发现问题。
26年前，李迪华读研究生时，经常陪外国专家考察，发现欧美学者刚到中国“不会走路”，经过小沟小坎都可能摔倒。那时，他便被这些专家教育，“步行环境中不应有这样的风险存在，如果有人因此受伤，责任人将面临巨额赔偿”。后来他自己留心观察，发现街上的问题随处可见，李迪华形容这些是“与人为敌的人居环境”。在北京大学开设景观社会课程后，他就经常带着学生在城市里转悠，在观察中把将城市启蒙带给既作为使用者又作为未来设计者的建筑系学生。
一行人转上人行道，放眼望去，弯弯曲曲的盲道便映入眼帘，盲道上的井盖、电线杆，一应俱全。李迪华带着学生们在路口的转弯处停下，指着两块斜拼起来、提示行走的盲道砖，砖上有长条的凸起。又指向不到三米远的四块提示停止的砖，每块砖上有25个圆点。“盲人走路其实不是很慢，他们习惯匀速走，每小时大约4公里左右，频繁地停止、转向会让他们抓狂。”李迪华说，一个施工项目落地，需要经历项目策划、规划、方案细化、施工图、施工、使用和维护等步骤，每一个步骤本都可以修正之前的缺陷。但是，盲道修不直，却难以揪出原因。他跟学生们讲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按照规范，人行道都要建盲道，但它真的有用吗？街道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能安全地行走。”
人群站定的地方，距盲道不远处是两个黄黑相间的防撞警示杆。一个还在，一个只剩下高出地面数厘米的螺栓。如果说盲道是看似必需，实则有些多余，那么这些螺栓就像是“马路暗器”。“国外的规范规定，人行道上的障碍必须在1.1米以上，行人即使撞到，也只是撞到腰。而如果被螺栓絆倒，很可能造成重伤。”李迪华弯下腰，摸着已经锈迹斑斑的螺栓。李迪华带着学生继续走，“你们看路边灰色的球形隔离墩，只到行人小腿的位置，晚上灯光暗，行人难以分辨，很容易撞上”。他感叹，在建设工程时，人们把规范当成了一个最高标准，只需要满足规范的基本要求。但一个安全、友好的城市，规范和标准应是最低要求，“或者说，今天的城市建设规范太低了”。造成的结果是，人从规划和设计中消失了。
“真是个调研的好天气。”行至每个路口，人行道尽头都是一摊积水，这就是李迪华口中“好天气”的由来。“水往低处流，这是常识。在马路上，拐弯的地方就是水汇集之处。那为什么不把雨水篦子设置在路口的地方？”李迪华告诉学生，“并不是花很多钱的设计才是好设计。”
走在人行道上，李迪华频频在电线杆旁停下，拉着电线杆的固定扳线给学生们看，铁线末端有一个巨大的结。“这个结正好是婴儿车的高度。”他对学生们说，“城市管理条状分割，绿地、市政、基础设施等城市管理部门，每个部门都在城市街道上做想做的事，唯独行人没有发言权。本来，规范里要求人行道宽度不得少于1.5米，但放上电线杆、街树，甚至报刊亭之后的宽度就不管了。”躲过电线杆，他又在一条地砖被树根拱起，前方的路被报刊亭压缩，学生大半跑到自行车道上行走的路段停下，指着旁边被围栏保护起来的宽敞的绿地说：“这些园林部门强烈要求留出的绿地真的有用吗？”
“事实上，人行道上的规范可以被任意地侵犯，不同部门为解决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在行至北大本部前，他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路边的白色护栏，它的功能是防止在人行道上乱停车。“但在别的地方，有个小孩穿这护栏玩儿，把脊椎拧断了，没有救过来。”李迪华反问学生，“如果无法避免小孩子的悲剧，那整治乱停车就一定需要使用这种高风险的设施嗎？就不能罚款吗？”
李迪华是生态学出身，他自身的研究方向是大尺度的城市生态研究，对城市规划和建设十分关注。他告诉我，自小他便会感知和留意环境中的危险与不合理的习惯，但即使具备了专业的背景，他仍不愿多谈问题背后的原因。“我也曾试过自己寻找原因和解决。2007年时，我每天要到清华西门等公交车，公交站亭很长，有一路到我家的车在站前，另一路在站后，中间相差50米。我在一侧等着，如果另一侧车来，就跑过去。但站亭中间建了个报刊亭，我为了躲它，要不就要跑到危险的自行车道上，要不就得绕上很窄的人行道，误了很多次车。”他气愤地投诉，先给北京市的城管打电话，被推到海淀区城管，又被告知报刊亭属于电信，电信告知他，报刊亭没有电信的编号，他们不管。当他再往城管打电话时，就没有了消息。
“我们做研究会习惯性地探究自发形成事物背后的原因，但中国的建设不是自发的过程。”走到临近北大校园的最后一个路口前，李迪华对学生们说，“故作高深地探究原因没有意义，每个人都有感知力，我们需要的是让人们知道，自己在路上被绊倒了，不应怨自己没注意，而是感到城市的不舒适，主动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要求改变。”他把市民服务热线视作市民可以集体发声的途径，“12345被打爆了，问题被关注，就有希望解决了”。
“跟踪”民间智慧
“你看树坑里的自行车，我就觉得很好啊。这是人们不得已，想出的方法。”学生们把李迪华层层围住时，何志森站在最外圈。他戴一副黑框眼镜，穿着利落的白T恤，莫西干的发型，头发高高翘起。他装扮时尚，却喜欢观察最“下里巴人”的地方，“在伯克利，路上的树坑就被设计成停自行车的地方”。
跟随人流，何志森一路有些沉默。相比于李迪华发现城市中的设计缺陷，呼吁使用者要求管理者改善环境，他更喜欢静静观察在恶劣的设计中，民众闪烁的智慧。他曾带着学生到城中村体验盲人的生活，发现那里的盲人依靠气味和声音辨识方向，盲道确是多余。“而在南方一个城市的地铁里，盲道被用作了小贩摊位的分界线，盲道内摆摊，盲道外走人，那是城管与商贩协商之后的结果。” 如果民众意识到城市设计的问题，设计师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何志森的答案是向民众学习。他的视角同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他在山里度过童年，没有同龄的玩伴，父母都是教师，没时间陪他，他自小就喜欢跟在大孩子后面默默观察，“每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一本书”，何志森母亲的话在他心里扎下根，但尚没有发芽。待他赴墨尔本读建筑学博士，一开始也仍是学习参数化，想着建高楼大厦。
直到他遇到在墨尔本的房东。房东为了在他房间里安装一只照明灯，详细询问他每天不同时段的活动习惯，绘制了“灯光路径图”后，最终确定灯要装在天花板的一侧，才能最大限度减弱阴影对他的干扰。“为什么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邮递员比建筑师做得还好？”而当他来到街上，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像个大农场，看上去很破旧，但他有一次来到一个小镇，发现街边有一排一米多高，斜口朝向自行车道的小罐子，“当地人喜欢骑车抽烟，设计师便在街边建造了这个装置，骑车的人可以随时把烟蒂扔在里面”。
“像北大那条路上的电线杆，我在国内见过太多，对它们的用法也太多了。”徒步调查结束后，何志森告诉我，墨尔本的所见，使母亲的话发出回响，他开始思考如何将儿时的爱好与自己的专业结合起来，从参数化转向人文的方向。“虽然在国外参数化也是主流，但人文的方法不会被视作旁门左道。我的导师拿到救助流浪者的项目，把GPS放在发给流浪者的枕头里，跟踪他们的行踪，然后实地走访，发现哪些设施需要改进。”他回到国内，也开始在街巷里寻觅城市设计中缺失的人性。“有些地方，电线杆没有竖在马路正中间，小贩就会围着一根电线杆，在其他电线杆之间拴上绳子，支起摊来，碍事的设计，反倒成了他们的机会。”
而与李迪华直接的观察不同，何志森将观察与跟踪结合起来，希望发现混乱现象背后的规律。2010年，他在厦门的华侨大学看到一名卖饭盒的小哥用晾衣竿往校内送饭，“这种草根策略，给了我特别大的灵感”。于是，他用四年时间追踪这位小哥的送外卖生活，了解小贩如何贿赂保安、雇用内线，把外卖送到围墙背后的学生手上，最终形成了他探讨日常生活与建筑设计关系的博士论文。“设计师们想要通过创造各种边界来阻隔不同人群的交流互动，而那些游离在边界周边的人，却可以用他们的生活智慧，轻而易举地逾越职业设计师创造的控制系统。”
“博士毕业答辩时，评审老师问我，打算如何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国？‘Mapping工作坊’就是我的答案。”何志森口中的“Mapping”是要“绘出”隐藏在地图（map）背后的东西，通过连续的观察、发现、记录、推导、重组和创作，呈现日常生活空间，来体察和理解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日常空间的使用和需求。他介绍，“这个工作坊有六个步骤：第一，选择一个目标，可以是人，可以是物，越小越好；第二，长时间地跟踪观察这个目标；第三，把自己变成目标；第四，发现这个目标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第五，呈现这些关系；第六，基于这些关系提出设计主张”。
他带学生走进城中村或弄堂，让学生观察居民们的起居，甚至让学生跟踪卖糖葫芦的阿姨，在帮助她卖糖葫芦之后，发现上厕所与卖糖葫芦不能兼得。为此，学生用板车为阿姨设计了一个“变形金刚”。“它可以变成厕所，还可以变成卖花的、卖衣服的，不同地点有不同变法。”何志森用这种方式“启蒙”未来的设计师，培养他们的“同理心”，“我希望设计师能向使用者学习，了解他们真正的生活和需求。”
何志森为此不遗余力。自2015年回国，他已举办50余场Mapping工作坊，又在今年初，把自己的上述观察搬上《一席》，“工作坊做不过来，我需要借助网络平台吸引更多关注，请使用者反推设计师，改善他们的设计和理念。”他如愿以偿，成为如今《一席》点击量最高的一期演讲嘉宾，“小卖部的阿姨都在转发我的节目”。
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成为“网红”后，建筑师被很多人当成了全能的英雄。每当有人问及，他的观察能否改变居民的生活，他便想起此前为站街女做的调查。
他曾带着学生，每天分成两批，轮流调研长沙的站街女。第一天半夜，他接到学生电话，说有一个学生特别难受。“等我赶到大厅，发现一个特别高的男生，坐在凳子上不说话，看见我就开始流泪。”另一个学生解释说，因为无法近距离观察，他们租了一個空间，从上到下去观察。他们看了站街女一天，知道了她一天能赚多少钱，却不能靠近她，不能为她做任何事情。学生问他：“为什么让我们做这个作业？”何志森回忆，“那时我心里特别开心，因为这一刻学生终于知道，设计师不是万能的。”
当同李迪华一起走完3公里的徒步，何志森想到更深的问题，“如果居民获得了应有的权利，设计师也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使用者拥有了一个完美的路段，但他们在这个路段前面随地吐痰，在后面随意停车，这会是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吗？”
使用者的觉醒
“澳大利亚的很多城市没有盲道，盲人走在路上用棍子左右敲地，感知障碍，行人看到盲人会自动让开一条路。过马路时，会有行人在盲人两侧主动保护他的安全。而即使那些乞讨的流浪者，也会随身拿一个带水的塑料瓶，把自己抽剩的烟头扔在里面。”面对国内街道的混乱，何志森想到国外在设计之外，人本身创造出的秩序。
“路上的砖坏了，周边居民要求管理者换砖，与他们自发把砖换上，哪个更好？”
何志森的疑问是个比喻。他与李迪华在一次评图时相识，一拍即合，都感到建筑设计中人的缺失。去年开始，他们合作在北京大学举办暑期的北大校园营造Mapping工作坊，集合一些关注边缘群体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为学生做讲座，让学生做出方案，设计自己的校园。“我们希望使用者能变成设计师，通过自己的参与，改善人居环境。”而出乎何志森意料的是，他的设想在广州的一个菜市场里得到了实现。
这个菜市场服务于广州东山口的竹丝岗社区，由何志森担任副馆长的扉美术馆也坐落在那里，美术馆所在的大厦与社区有一段U形的围墙。何志森和美术馆的馆长叶敏发现，全市乃至全国去美术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但社区里来此看展的人寥寥无几。一年前，他们同艺术家宋冬、徐坦共同发起“无界博物馆”计划，打算把美术馆融入到社区居民的生活里。艺术家宋冬把U形的围墙打造成“无界的墙”，用上百个从北京运来的旧玻璃窗、门框组成墙面，把从废品回收站淘回来的700多盏老式灯具放在墙里，墙中的展品多是周边社区捐赠的老物件。“居民把自己东西放在这里，一下觉得有了归属感。”何志森告诉我，“那里曾经是白领抽烟的地方，如今变成了艺术活动聚集地和社区居民的散步道，当地居民时不时绕道来看看，维护卫生和秩序。” 然而，“围墙”仍未被打破。一墙之隔的菜市场仍与艺术的场所融入不进来，菜贩也很少到墙的另一边参观。今年年初，何志森便用三个月时间把自己的Mapping课程带到这里，尝试把菜市场变成美术馆，将菜贩吸引到墙的另一侧。
“你知道为什么所有摊贩都把西红柿摆在最外面吗？因为每个人买菜时都喜欢触摸，西红柿的手感最好。”何志森告诉我，他没有给学生下任务书，而是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韦平是他的一名学生，在校医院给被割伤的手拆线时，突然发现手上有很多痕迹，它们记录着自己的童年和大学生活。“右手上有三个伤疤，其中一个是9岁清明节拜山回来，我拿一块白切鸡喂狗吃，被狗咬了。当时血从手背向泉水一样涌出来，弄得我现在见到大狗就怕被咬。”他意识到菜贩的手也会有许多故事，向何志森提出这个想法。
“建筑空间是场所，手为什么不可以？”何志森很赞赏他的想法，推荐他照手，将照片做成展览，并让他思考“手在菜市場的意义”。于是，韦平尝试与菜市场“交流”，除了在菜市场里跑步、帮着菜贩卖菜，他试着给菜贩们的手拍照，但很多人都不想理他。“他们说电视上常说有骗子拍指纹，支付宝的钱就没了；还有说我是看相的，怕我算走生辰八字，要先考考我怎么看手相。”
起初受挫的经历被画画扭转。“我希望画出一双手，能相对直观地给大家介绍我想做的样子，并让大家接受我是来画画的，而不是刺探他们隐私的记者。”随着韦平在摊位旁越画越久，菜贩一个个走出菜摊，围在他旁边，对着画面上的摊主开玩笑。“我画画时，卖水果的大哥请我吃西瓜，卖肠粉的大叔给我留位置吃午餐。我开始理解大家之前的怕和讨厌，他们不喜欢别人带着‘专业’的眼光去研究他们，他们也明白了我的行为。我们逐渐相互理解。”
“我开始拍照他们的手，并探知他们的卖菜生涯和背后的生活。”韦平和人打交道的经验逐渐丰富，看到手上有伤痕的，他就问疤痕的来历；手上没有明显特征的，他就以学生的身份，和菜贩们聊孩子。他收获到许多动人的故事。“有位卖菜阿姨告诉我，她手指上的戒指是她奶奶把自己的一只头钗熔了后打的，她戴了30年；腕子上的手镯是女婿孝敬她的，她戴了7年；她手背的一块膏药贴，是老了会长骨刺的地方。在阿姨的手上，我看到一个女人长大、结婚、变老的过程。”
韦平把拍好的照片放在墙的另一侧做“手美术馆的展览”时，是希望菜市场外的人，通过看照片、听他讲述菜贩双手的故事，走过墙来，用看待艺术品的眼光看待菜市场。“办展览时，我预感菜贩们不会过来，但我有天晚上布展时，卖猪肉的阿姨路过看到我，问我吃饭没有，又看到大家的手。之后，她们便一波一波地过来找自己的手。”
韦平同菜贩们一起把照片搬进菜市场，他观察发现，用于展示的相框在菜市场里并不合适，材料需防水、耐用，尺寸也得多样。菜贩们放照片的位置各种各样，他们有些把照片和原有招牌融合，或是用铁丝把照片捆上，挂起来，不会妨碍日常做生意。路人和媒体到此参观，菜贩们便会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有些人把照片放在营业执照旁边。”何志森向我回忆他看到菜市场展览时的场景，仍有些激动，“那张营业执照意味着他们正规摊贩的身份，而手的照片是他们的生活，把二者放在一起，有无穷的意味。”（韦平为化名）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0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