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末民初,与浏阳谭嗣同、义宁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的湖南茶陵人谭延闿(1880-1930)年仅中寿,这位在民国书坛名列“四大金刚”之首的书法家(其他三位分别是善草书的于右任、善篆书的吴稚晖、善隶书的胡汉民),后世之人颇有叹其天不假年从而未能在书艺上达到“人书俱老”之浑成者。不过,如果仅就红尘现世的富贵受用而言,谭延闿却似乎算得上已“臻于化境”,和一时号为“翰林总统”的徐世昌可谓不相上下,偏偏世人对他俩的褒贬也很类似。拿谭延闿来说,誉之者称为“休休有容,庸庸有度”之“党国柱石”,斥之者称为伴食画诺的“活冯道”、八面玲珑的“水晶球”,至于“谭婆婆”、“谭棉花”等甚不雅驯的绰号,对这位民国政坛“不倒翁”则评价不大高。一度在1920年“联省自治”行动中与文人湘督谭延闿有过蜜月交往的章太炎,1930年谭氏身后奉送的挽联却是“损”到家了:
　　
　　荣显历三朝,前清公子翰林,武汉溶共主席,南京反共主席;
　　椿萱跨两格,乃父制军总理,生母谭如夫人,异母宋太夫人。
　　
　　此联一字不著褒贬而苛削特甚,且成功概括了谭延闿一生主要事迹。三朝风光讥诮谭延闿与时俱进、出尔反尔;“异母”云云即指庶出的谭延闿曾与宋子文论辈排资、登堂认母,他也因此成了日后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相当亲昵的“阿哥”。坊间关于此事另一传说则是:宋子文本打算把小妹嫁给这位正在鳏居的“阿哥”,但谭氏钟情原配,宁愿让美于蒋介石,1927年年底蒋宋联姻,介绍人正是谭延闿。总之,疾恶如仇的章太炎此联意思无非是说,谭延闿够见风使舵的。
　　清末民初这段风云史上记载的谭延闿,不仅在清末就积极参与保路运动、推行民间立宪,更在民国建元之后三次督湘:第一次是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4年10月二次革命失败;第二次是1916年袁氏政权倒台后,至1917底因段祺瑞政府作梗辞职赴沪;第三次督湘仅持续半年,1920年年底又为赵恒惕所驱。1923年谭作为湘军总司令曾驻长沙两月余。1927年以后,谭延闿历任国民党中常委、中政会主席团成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务。1928年2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10月转任行政院院长,兼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国民党中执委、中常委等。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病逝南京。死后,他也备极哀荣:以国葬之仪长眠于中山陵侧的灵谷寺,蒋介石本人亲自从汉口赶来,执拂送葬。这种荣华富贵并延续到谭延闿身后多年,其女谭祥嫁给了国民党政要陈诚。
　　从三次督湘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乃至第一任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因此被誉为群雄纷起的民国动荡时局中为数不多的“政坛常青树”,其性格的通权达变、圆融冲和,其决策的不新不旧、亦新亦旧,其处事的上下合辙、左右逢源……灼然可见。然而,谭延闿仅仅是一个油滑的官场政客吗?抑或,谭延闿算得上一个出色的政治人物吗?
　　谭延闿在母亲逝后所撰追忆其生平行事的《太夫人行述》中,如下一段话颇堪注意:
　　
　　读书所以学为人也,徒猎取富贵何益?吾望汝曹为好人,不忘汝曹得好官也。吾侍汝父行天下,久知居官之难在下位率不得行其志,位尊矣又难于得人。吾亲见汝父早做夜思不敢一息自逸,犹叹事不尽举,举不尽当,况下此者乎?
　　
　　知子莫若母,这一“好人”与“好官”对举,的确跟谭延闿一生大有因缘。话题不妨就从谭延闿对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位女性,母亲和妻子的态度谈起。
　　
　　(二)
　　
　　谭延闿有一别号名“慈卫”,并专门著有《慈卫室诗草》,其立意所现,应该首先就是孝子情深。丙寅年(1926)谭延闿寓居广州,专门写了一批《儿时杂忆》诗,其中一首如下:
　　
　　相逢姊弟叹无家,雪涕亲斟饭后茶。
　　说与痴儿知外氏,长辛店北路三叉。
　　
　　此诗写照的,乃是祖籍北京大兴的李氏夫人嫁入谭家之后第一次拜谒“先墓”时谭延闿的亲身见闻与感受。此时李夫人惟一亲弟李安清的生活还是贫寒交加(根据谭母自忆,其父“病革时,思勺水饮且不可得,仅一布衣以殓”,其家寒怆可知),这次跟已经生得贵子的姐姐相认相聚后,方始随同谭家“南迁湘潭”,为之“置田宅娶室”的自然还是谭家。这位薄命的舅父五年后就病殁湘潭,死时无子。因为湘人礼法隆重家风谨严,或因谭父钟麟性格严厉,或因延闿亲母乃寒门侧室,根据坊间传说,李氏夫人在谭家身份卑微,每逢全家用餐时,只能侍立桌旁为人添菜添饭,自己不可同桌而食。直到她所生之长子谭延闿高中会元、光耀乡土后,母因子贵,这才由其夫谭钟麟破格开恩,李氏夫人饭时可入正厅就座用餐。据谭延闿亲自执笔的《太夫人行述》记载,其父谭钟麟“性严毅,意有不可则盛怒呵叱,家人常懔懔”。因此,谭延闿在母亲逝后针对母亲“承事三十年小心谨慎至老不懈”的描述,与其说是表彰,还不如说是悲哭。让后世读者伤感的还有,这位母亲至少为近代书坛贡献了两位书法大家(延闿之弟泽闿也写一手好颜字)。谭母死时,谭延闿已有功名在身且正二次督湘可谓富贵双全,但按照家族中规定,其母灵柩仍只能从族祠旁门抬出。据说,谭延闿不惜以孝子贵官身份伏于娘亲灵柩之上自称“延闿已死抬我出殡”,方才保得母亲从正门出葬的礼遇。
　　正是这样一种出身尴尬的惨淡经历,赋予了谭延闿善于自保、察言观色、善测风向、圆滑机智的精神气质,更赋予了他不屈不挠、立建功业、光耀门庭的内在压力。也许是出于替身世凄凉的母亲鸣不平的心理,谭延闿一生不少豪举,例如其被称为“从事教育之始”的以校董身份资助长沙明德学校,就是自称“以太夫人命”而行。他每次寄信给明德学校的校长胡元倓,也均署名“慈卫生”。甚至1911年辛亥革命后,谭延闿第一次“被迫”督湘,也要号称“奉母命出而维持秩序”、“以免地方糜烂”。至于上述这所号称湖南第一家私立中学的明德学校,成立于1903年,在清末民初的长沙可算个名流乃至乱党荟萃之所在,例如黄兴、苏曼殊等人都曾任教此校。一度明德学校被守旧人士指控为“革命学堂”告上巡抚衙门时,还多亏谭延闿援手方得出险。
　　众所周知,谭延闿爱美食而远美色,对于结发夫人一往情深。《丙辰题最初课本书眉》专门记载了戊子(光绪十四年,1889)年方十岁的谭延闿跟日后之夫人初相见的动人场景:
　　
　　戊子四月十二三日,闻先公(即其父谭钟麟)言十七请客,余急问我放学否。先公斥曰:请女客,汝姊当与,汝男子,何得与?于是四弟(应即其弟恩闿)大哭先抱去。至十七日,先姊衣新衣跳踉二堂前迎客。余兄弟亦噪而出,适见两女儿下轿,则内人与其姊也。同随入观,为仆妪所笑而出。是时尚未缔姻也。
　　
　　七年之后(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6)成为事实,十七岁的谭延闿“就婚南昌”,新婚夫人方榕卿乃彼时江西布政使方右铭之女。然天妒良缘,二十二年之后,1918年6月,年仅三十八岁的方夫人病逝上海。谭延闿受命在外不及返见,从此人天永绝。
　　一生痴好美食的谭延闿在方夫人病逝后于军次蔬食百日,这让熟悉他习性的军人们很吃惊。本年年关将至,其军中下属揣摩谭延闿“素罕素食又届年宴”,因此会饮之时自作主张,“嘱庖人治荤以进”,军中主帅谭延闿却因此“不举箸”,于是“一座大惊”,负责治宴之下属亦汗出如浆,十分狼狈,年宴遂不欢而散。后世于此的解读,道是“公伉俪情笃,借日常饮食以自苦,抑纾沉哀,隐痛于无可如何之中”。
　　温情之人表情或者拘谨,却往往更加沉痛、绵长,因此,尽管夫人生前几乎从未见及谭延闿写过“寄内”、“有怀”之类情诗,但夫人去世之后,谭延闿却“逢辰触境皆有悼念之作”,“又亲写悼亡诸作别成悼亡集”。例如戊午年末(1918)接连三首《不寐》、《愁心》与《十二月廿四夜作》,应该都是惊闻夫人已于年中去世的悼亡诗,所谓“玉箫再世知无分,锦瑟当时只自伤。苦忆平生成底事,满窗寒雨送淋浪”,或者“也知茵溷难同命,未必兰膏本自煎。家国年来无限恨,不因追忆始潸然”。这的确是个颇为“英雄气长”的“大男人”,在抒情时候依然不忘家事国事并举并重。这种家国凄迷的悲惭交加,在母亲(1916年)与夫人双双弃世之后,可以说持续于谭氏余生。
　　
　　(三)
　　
　　谭延闿笃重亲情的温厚性格的确比较出众。成于多人之手的《年谱》中谓其值父、弟之丧时“哀恸悉衷于礼”,尤其对于弟弟恩闿“友于素笃,家居读书常共筵席,虑其体弱,所以调护者备至”,并在弟弟身后“抚孤子女迄于成立”,都不算矫誉。父亲身后的行状、母亲身后的行述乃至夫人方氏、弟弟恩闿的墓志,也都出自谭延闿本人的亲笔。
　　就传统士人的个人操守而言,谭延闿绝不乏可圈可点之处。甚至就传统官僚的“为政之道”而言,谭延闿也不乏令人赞叹之处。例如其同母亲弟泽闿,一生以布衣身份卖字画为生,极重亲情的谭延闿并未利用自己的声位鼎隆而为其谋求私利。当然,这或者同时也是一种“传统”的保全之道,谭延闿不希望自己的弟弟跟自己一样再卷入民国一锅粥式的混乱政局。
　　甲辰(1904)年,二十五岁的谭延闿高中会元,而且是中国科举考试史上最后一位会元(科举考试是科以后正式废除)。谭延闿能够与年长他不少的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即源于威风显赫的出身与科考一帆风顺的起身。“三公子”中后两位,一位已经在戊戌年喋血菜市,一位将要在清亡后遗民终老,而谭延闿的风光似乎更多属于民国。
　　谭延闿科举中式第二年即因父亲去世而回籍守制,从此致力于捐资助学、办厂保路、请愿宪政等在当时相当开明的公共行为,除了一个翰林身份,谭延闿没有出任过业已腐朽昏聩的清王朝的其他实职。谭延闿的心智并不庸俗,对年长他十六岁的谭嗣同甚为推赏,所谓“复生(即嗣同)慷慨喜谈论,意气发舒,见人一长,称之不去口,自谓学佛有得”、“复生有复古之思,用世之志,薄视时文”。
　　1911年武昌首义后谭延闿第一次“被迫”督湘,貌似“立宪派”捡取了“革命派”的“胜利果实”,当黄兴等革命元老在前线亲冒矢石浴血奋战之时,谭胖子兵不血刃却逍遥在大后方粉墨登场。然而,立宪派“谭婆婆”较之“革命派”别有手段,此后广西、福建两省的独立,甘肃秦州、安徽寿州、广东廉州等地的起义,都是经由谭延闿动用“人际关系”劝说、催促乃至胁迫而来的“成果”——民元革命的“成果”,当时大体如斯。难怪美国人要出言讥笑:假如民主可以得来如此轻易,我们岂不白忙了这些年。
　　饶是如此,我们无法否认,日后在许多关键环节例如因刺杀宋教仁案引发的“二次革命”,谭延闿始终无法表现出热血沸腾与热情参与。抑或,这就是这个有点特殊的湖南人的性格,谭延闿不打无把握的仗,首鼠两端成了这个湖南人乱世自保的惯用伎俩。他绝不会有孙中山、黄兴等人动辄亡命海外,抑或宋教仁、廖仲恺等人不惜身试斧钺的勇气与选择。谭延闿绝不再是曾国藩或左宗棠(左与谭父是同榜举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链条上,他绝不会为了后者(治平)牺牲前者(修齐)。
　　谭延闿有个宦工颇深的父亲,值得多说几句。
　　谭延闿算“老生儿”,出生时其父谭钟麟(1822-1905)已经五十八岁,正以兵部侍郎衔在浙江巡抚任上。谭钟麟进士出身,历任陕西巡抚以及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要职。这位父亲按照世俗观点也可谓福寿双全,活到八十四岁,亲历了三儿高中会元的喜悦。谭钟麟八十岁曾拒绝儿女为之祝寿,“不许称觞”,也算一个有见地的老人。甚至,久在宦途的谭钟麟也算一个敢于仗义执言的清廉负责之官,例如他出任湖北乡试副考官与江南道监察御史时,都能很坚持立场,颇有湖南人勇于“任事”的气象。长期出任地方官的谭钟麟,无论江南还是西北,无论边陲还是沿海,基本都是一个依法办事、不惮抵抗强梁的好官形象。
　　胡汉民曾说,“(谭延闿)少时在两广总督幕中,遇到疑难公事为他人所不解的,只有(谭延闿)了如指掌,而区处条理,都能恰合分际”。这正验证了出身宦门、久历官场对于踏上仕途的谭延闿影响之深远——有好处,也有坏处。
　　身为“帝王师”同时亦为晚清书坛巨擘的翁同龢对谭延闿一见惊奇,赞不绝口,对谭父说:“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颜真卿楷书自从被米芾恶评之后,命运多少有点见背,宋、元、明三代未尝出过一个善写颜体的高手。清初书坛基本是董其昌书法的天下。直到清中叶之后,刘墉及后来钱沣、何绍基、翁同龢等辈迭出,揄扬不遗余力,颜书才得复兴。谭延闿则是钱沣之后又一难得的颜体大家。
　　不过,就《年谱》记载而言,我们可以负责任地断定,谭延闿之真正倾情书法,恰在其政坛失意之后:第一次督湘因袁世凯称帝时闹独立,谭后被袁氏褫职,之后隐居沪上,是岁(1914年)“始临麻姑仙坛记凡二十通”。至于此时“文酒流连,评书谈艺,不及政治,家居奉亲有兄弟友朋之乐”的故作旷达,其实当不得真。
　　相传谭延闿以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为日课,平生得二百二十通。于右任每论时人书法必曰“谭祖安是有真本领的”,这原本业精于勤。谭延闿写颜字,论者谓其“临池大笔高悬,凡‘撇’必须挫而后出锋,凡‘直’必直未稍停,而后下注,故书雍容而又挺拔”。其书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有大权在握之气象,骨力雄厚,可谓健笔。谭氏学颜书外,中年颇泛览百家,于古法帖无所不临,亦曾访求石刻旧拓,寻求突破,例如其诗集手稿晚岁多用晋人小楷,俊朗秀润,可惜未及完成便蘧然而终。
　　笔者曾与不少喜爱中国书法的朋友言及,颜真卿书最能体现“礼仪中国”的风度、规制与节制。始终觉得,谭延闿之一生偏好颜书,与其仕宦生涯怕不无关系,他似乎在借此平衡乃至平息内心的某种冲突与忧伤。这一倾向也见诸谭延闿的诗歌创作。
　　因为谭氏去世突然,其诗生前未尝手订付梓,目前行世之《慈卫室诗草》、《粤行集》、《訒庵诗稿》均为手稿影印。通读谭氏诸作,最突出的印象居然是憋屈、沉闷、压抑,根本感觉不到一个得志人物的得意与嚣张。这些写给自己自娱自乐的诗,或许透露了更多谭延闿内心世界的秘密。这个别人眼里圆转自如的水晶球,左右逢源的玻璃丸,在他自己的笔下几乎没有太多欢愉的幸福感与成功感,“谁识情怀与世违”之类频频出现,在诗中他几乎始终都是郁郁寡欢的。
　　对于谭延闿这样典型的“文化官僚”,传统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为官之才,多有这样一类人物:从政为官是他们的主要社会身份,而他们自幼接受的教育模式与文化理想决定了他们于书法、诗文、人格修养,至少在理论与理念上都甚有格局与身段。例如谭延闿中岁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写一首《元旦试笔》诗,这种自我规约中体现的,与其说是生命流逝的焦虑,毋宁更是儒者济世的沉郁。这纸背后面压住的乃是孔夫子式的千古一叹,“不舍昼夜”奔腾而去的是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例如这首《丙寅(1926)元日》:
　　
　　四年频看岭南春,老至常疑负此身。
　　敢诩军容成节制,即论诗句愧清新。
　　观生自觉心无累,揽古欣瞻德有临。
　　今日便当齐努力,不令岁月去逡巡。
　　
　　就诗论诗,真不算好,有韵之句而已。然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熏习出来的文化官僚的修养与情操。甚至,早在1915年谭延闿下野避居青岛之际,即开始“日用分别列表钩稽,月有常经,自定起居时刻读书日程,时有记述笔之于册”,这种“修身”的自觉,相信源自儒家教育的辉煌传统,也是性格严厉的父教与出身侧室的微寒双重潜在压制所养成的。
　　谭延闿在陈炯明翻脸、孙中山落难之际对孙全力扶救,尽管讥之者称其善“烧冷灶”,但就很多事实看来,孙中山的人格魅力对于谭延闿是个很大的触动与征服。据说谭延闿最佩服孙中山“天下事无所谓成败”一说,认为跟自己平日之“信天”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个遇事不轻易表态的“和事佬”更在孙中山身后慷慨陈词,“我一生佩服的只有孙先生,除孙先生外,再没有第二人了。便是我的老乡黄克强,也只佩服得一半。今日后大家如果只图私利,不能遵照孙先生遗教完成革命,便是孙先生的叛徒”。1930年9月21日突发脑溢血,尚还清醒的谭延闿第一个愿望就是想去中山陵看一看,或者,这亦证明了他的真诚与尊敬。
　　传统中国之深度政客,历来未曾说出的话都比已经说出的要多,这个中滋味,并非“混之用大矣哉,球本能滚而已”(谭去世之后某小报的恶噱)所能盖棺。“慈卫生”谭延闿的名号含义,除了纪念母恩之外,后世之人更应记住其最直接出典其实是《老子》: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这段话,颇可解释谭延闿的行政治事与为官风格出处吧,同时也暗示了他某种价值趋向与人生取舍。举例为证,谭延闿前两次督湘,其结局都是关键时刻辞职走人,而非率领手下弟兄为保地盘大打出手——凭他当时的实力与人缘,他不是不可以这样做。显然,谭延闿更喜欢成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仁义”之师。针对牙尖嘴利的小同乡张冥飞那场笔墨官司的处理:谭延闿五十寿辰,张冥飞写祝寿文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讥谭善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此文甚至公诸报刊。相传行政院长谭延闿不惟不火冒三丈,还专门柬约张冥飞赴其家宴,并“聘请”张出任行政院参议。谭氏这种大度雍容,纵然出自官场涵养与机心,也颇具君子风仪。难怪第二年谭延闿逝后,张冥飞是亲赴灵堂抚棺哭得最伤心的人——谁都知道“文人无行”迹近轻薄是不大好的。这是我们这个一向在“君子”与“才子”之间拿捏不好分寸的文化传统尤其要提醒后人注意的。
　　但是,“君子”与“好官”之间,“好官”与现代政治人之间,差别还是天高地远。
　　传统中国历来盛产这种名宦,他们是“好人”,就个人的操守与德性而言,他们却很难说是“好官”,因为被嵌入一个混乱、自私、狭隘铁桶一样的官僚体制中。这些“好人”出自自保的无奈与追求,往往要舍大家顾小家,置他们本应服务的众生百姓于水深火热而为了自家的官位权柄腾挪躲闪。老实说,这样的苦涩是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人本心所不愿的,但在一个纵容邪恶的专制社会当中,那些胆怯的“好人”往往也都沦为邪恶体制的参与者乃至护卫者。职是之故,我们泱泱文化渊薮之华夏中国,难免要为这些“移忠作孝”的“孝子贪官”提供另外一套情感出口,借此平息他们的内心冲突,于是佛老释道中不少明慧的理论被歪曲理解。
　　不妨看一看谭延闿写于戊午年(1918)这首《夜坐》:
　　
　　了了残更入厅余,泠泠寒雨到窗虚。
　　静中偶悟灯明灭,定里宁论境有无。
　　方死方生聊自适,观空观我竟何如。
　　此心不是无归处,奈何尘根未刬除。
　　
　　老庄佛教,浅浅淡淡就这么点意思,“逃墨逃杨”也罢,“学书学剑”也好,中国丰富到近乎奢侈的文化资源总能给人提供太多可以暂时逃遁或偏安的心理资源。人们究竟还是红尘浊物,所谓“道在身何病,名存事可悲”,这一过于强大的“心境”别于“物境”的能力,在很多时候的确助长了国人在现实当中的软弱无力与虚与委蛇。由价值虚无反馈而来的恶果,自然是继续加重了国人“逃禅”、“求仙”、“得道”的精神倾向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制度与人性的重建。
　　
　　
　　(四)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掌党、军大权。身处军事势力不及蒋介石、政党势力不及汪精卫的尴尬局面,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深惧成为空头司令,他写信给第六军军长程潜,告诫其保存湘军实力,但因不愿直接受制于蒋介石这“小字辈”(谭内心相当自负,自称“除了可受孙先生指挥以外,不愿受其他任何人的指挥”)而放弃了自己着手建立第四军的计划而使其成为桂系的禁脔。同年5月,李宗仁发动兵变扣留程潜,其属下第六军终为蒋介石斩草除根。
　　于此时局,谭延闿渐渐沦为“伴食宰相”,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前文已经言及,二次督湘期间谭延闿与章太炎曾就“联省自治”问题合作融洽,直至1922年7月12日,三次督湘被驱、赋闲在沪的谭延闿与章太炎还联袂成立“联省自治委员会”。因此,当1923年谭延闿选择跟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合作,回湘讨伐曾逐其出湘的旧部赵恒惕,一副“伸张精神,刷新内部,天下事固有自知非力所胜而为达意所泼”模样,他之选择“三民主义”并只知“服从主义”,是出于理论上的真诚还是权力上的策略?的确没这么单纯。实际上,谭延闿在督湘三起三落后能在民国政坛开始另外一次辉煌,的确是从他扶持孙中山开始的。作为“建国军北伐联军总司令”的谭延闿赢得了孙中山的深深喜爱。孙中山身后,国民党中央握有军政实权的“三驾马车”正是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
　　谭延闿“好吃”是著名的,自称“吃喝嫖赌”四事其嗜好者唯有前者,“谭家菜”竟而至于成为湘菜和官府菜中重要分子。谭家菜如此出众,实跟谭延闿酬酢甚多的官场应酬大有干系。谭延闿“文武双全”的传说也不是空穴来风,1919年他在零陵永州军次,“日恒驰马”,马厩中豢养之名驹,有以大白龙、小白龙、云风飞、四颗珠名之者。坊间不少逸事均常言及谭延闿临危不乱、百步穿杨的枪法神功。
　　谭延闿去世后,同为党国元老与书坛名流的胡汉民,曾在《谭组庵先生之生平》中如此评价谭氏的“药中甘草”精神:“谭先生在我们工作中,不仅如随便配合的甘草,而且是配合之后,能使我们的工作,发生伟大的效能……这一点,凡属于中央政府的同志,一定已有深切的认识。”这话出自当时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之口,不知为何显得有点阴损刻薄乃至滑稽可笑。倒是专门为谭氏掌厨的烹调名家曹荩臣,请人替他作了如此一幅挽联,还算厨师本色当行的叹惋:
　　
　　趋庭退食忆当年,公子来时,我亦同尝甘苦味;
　　治国烹鲜非两事,先生去矣,谁识调和鼎鼐心。
　　
　　张国焘日后对谭延闿的追忆也倾向于肯定:“谭的政治手腕老练圆滑,他常滔滔不绝地安坐漫谈,除斤斤以大局为重外,不大接触实际政治问题,但就在他这种谈笑风生的谈话中,产生了调协作用。”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中点评谭延闿的话同样值得参考:“(谭)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这话是精当的。我们几乎可以说,谭延闿是爱湖南的,无论晚清主持新政还是民国几次督湘,但这种“爱”里始终包含着抢保家底、拥兵自重的性质。然而,在那个“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武夫当国时代,我们也无法给予谭延闿更苛责的评价,假如文化官僚不抓住枪,沦入汤芗铭、张敬尧那种武装屠夫之手的中国大地,“杀人之多,动至数万,兵悉劫掠,地无不遍,死不能葬,生无可归”,无疑更加痛苦。人间因为某种“主义”造成的资源浪费与生灵杀戮远比个人利益的争夺要严重得多。在政治混乱、党派斗争激烈的时代,和稀泥的和事佬往往是大有用场的,他们延缓了悲剧冲突的程度,却往往拉长了悲剧行进的时间。这种聪明能干,给现代中国生产了太多“好人昏官”,也大大扭曲了现代中国的发展路向。
　　文终,要提醒读者另外一件专门属于谭延闿的“善举”:
　　1917年8月,在北洋政府段祺瑞凌迫之下被迫离开长沙的谭延闿,专门从湖南教育基金拨出一笔专款,用于资助当时的总务厅长林伯渠、教育司长熊知白、交涉科长陈寅恪赴美留学,每人路费四百大洋,另加每月生活费一百四十大洋。为提防后任督军到任之后资助计划无法继续,细心的谭延闿特地预付一万五千大洋给当时的驻美大使保管,确保专款专用。今世追捧陈寅恪先生才高八斗的读者应当记住谭延闿这个圆滑官僚这一善举,正是这笔款子,基本保证了陈寅恪日后留学海外多年一个学位不拿而不至于发生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