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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素有“南中国士，岭海词宗”之称的詹安泰，于毕生建构“词学学”的同时，特别对生辣、苍质、奇横等概念予以阐发和鼓扬，并以“百叠词心不可磨”的手笔铸成了自己特异的风格与卓绝的成就，理应厕身“民国四大词人”之列。
关键词：民国四大词人；詹安泰；生辣；苍质；奇横
作者简介：马大勇，男，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2-0141-08
一、“民国四大词人”辨说
20世纪80年代，施议对在《当代词综》中将近百年词人分为三代，指出“第一代作者的主要贡献在承前启后，第二代作者是中坚力量”，并在第二代作者中首揭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詹安泰四人作为杰出代表。[1]（前言，P30）多年后，施先生进一步强调此一理路，自2009年至2011年在《文史知识》上连载《民国四大词人》，正式提出以上述四位作为民国词坛大家。
施先生的说法颇具影响，也并不失为关于民国词坛一种重要的判断，对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姚达兑编注《现代十家词精萃》（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选入“施版四大词人”即是一证。然而也有异说。刘梦芙《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所点前四位为夏承焘、钱仲联、饶宗颐、龙榆生，而将唐圭璋退为扑天雕李应，詹安泰退为霹雳火秦明。[2]（P161-162）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他心目中的“四大词人”与施先生有所不同。
需要先问一句：有没有必要非提出一个“民国四大词人”的名号不可呢？一方面，在“晚清四大家”出现之前，词史上是一直没有“四大词人”之类说法的，同时，晚清四大家的并称有其内在理路，并非随意找四位成就最高的词人凑数即可[3]（P24），所以，如果先例不多，而又没有形成一个内在理路贯通的“准流派”，则“民国四大词人”的名号不提也可。可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词史伊始即温韦并称，其后诸如晏欧、二晏、周柳、苏辛、二安、姜史、姜张、陈朱、吴中七子一类说法不绝于耳。这些或者不很严谨的追认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划定坐标，正是这些层叠辨析逐渐勾画出了我们眼前的千年词史。那么同样地，谈及民国词史，为其划定坐标也是一项必需的工作，而且上一代人即有“四大词人”的说法，那么因势提出“民国四大词人”不也是顺理成章的吗？1
基于此种建构坐标系的合理性，思考辨说一下“民国四大词人”或者不是无益之举。首先可分析一下施先生的提法。在“民国四大词人”系列开篇的《真传与门径》一文中，他指出：“在寻求词学音理方面，吴梅为之开先，四大词人……承接其余绪，并且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其中夏氏……被尊为一代词宗，亦即一代词的综合，而唐、龙、詹三氏，于中国词学文献学、中国词学学乃至中国词学文化学，各有开创之功。”[4]（P113）如果说这构成了提出“四大词人”之理由，那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施先生对于四位前辈的词学建树之表彰其实还高于对其创作成就的关注，称之为“有一定创作建树的四大词学家”似乎更觉允洽。换言之，这一组“四大词人”更多是理论本位而非创作本位的，其出发点似未能完全令人惬意。
刘先生的提法更多趋向了创作层面，因而也更具合理性与认可度。在《点将录》夏承焘条下他提出：“同辈中唐圭璋、龙榆生与夏翁并称二十世纪词学三大宗师……而于创作，皆未足与瞿禅齐驱并驾。龙氏……词作虽丰，有驳杂不纯处，学彊邨融入东坡，尚未到浑化之境。唐于1949年后倚声绝少，偶为小令应酬世事，平实无奇。”[2]（P161）基于此种认知，刘先生将“直摩云起轩之垒”的钱仲联与独倡“形上词”的饶宗颐列入“四大”之中，同时又据沈轶刘“以夏为龙头，钱为龙腹，龙为龙尾”的品评保留了龙榆生的席位，从而定格“刘版四大词人”。[2]（P159-160）
两家相较，我更倾向于刘先生以创作为评价本位的思路，然而见仁见智，单纯从创作角度着眼，窃以为饶宗颐词体之美较欠，龙榆生才情未至高境，两家成就皆不能足“四大”之数。钱仲联之词极佳，而一生心血，泰半在诗，词作数量过少，终究难夺“施版”中詹安泰之席位。民国词家高手辈出，不亚前代，除上文提及诸公之外，诸如刘永济、缪钺、张伯驹、汪东、寇梦碧等能备一代之才者亦指不胜屈。然而再三忖度，我仍推举出另外两位自家心目中格外亮眼的巨星——沈祖棻开千古女性词未有之奇，当与易安居士云龙上下，完全可踞一席；顾随词白描入神，另辟畦径，能于千年词史台基上别开生面，戛戛独造，虽长调弱于小令，亦能夺一前席，厕身大家之列而无愧色。那么，夏承焘以“精博”，詹安泰以“苍辣”，沈祖棻以“深秀”，顾随以“新奇”，联袂构成了我心目中的“民国四大词人”。如此裁度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如前所云，词史坐标的划定无论如何都是有意义的。
二、“词学学”的重要建构者
民国“四大词人”中，詹安泰（1902—1967）不仅有“南中国士”、“岭海词宗”之誉，更被日本学者将其与夏承焘并称为“南詹北夏”。2作为一代词学大家之地位相当显赫。因而在谈及“四大词人”之一身份前，有必要对其人生轨迹及词学建树做一梳略。
詹安泰字祝南，号无庵，广东饶平人，1926年广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并兼任金山中学教师。1938年经陈中凡推荐，以名士身份被破格聘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继陈洵后主持诗词讲席。其后虽屡遭播迁，皆未离中大校园。新中国甫一建立，詹安泰即热情奋发，许下“三年不读线装书”之决心，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新文艺理论，并以此为基础，于1953年主编《中国文学史》（秦汉部分），撰成《〈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精神》一文，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以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诗经》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学术论著。尽管真诚投身思想改造并颇著劳绩，仍未获信任，1957年反右运动起，因“反党小集团”、“攻击党委制”、“主张教授治校”等罪名被打成右派，心极抑郁。“文革”起，罹患癌症住院治疗，后医院不肯收治，遂回家“自疗”，痛楚万状。翌年“破四旧”风起，著述颇多遭焚毁，赖三子叔夏偷藏潜埋，始得部分留存，而诸多珍贵文字如《宋词研究》十七章后之原稿等终荡然矣。当手稿遭焚之际，詹安泰隔窗相望，泪流不止，而旋即下世。这是又一个惨淡凋零于风刀霜剑中的悲情学者！ 身为“南中国士”的詹安泰，治学并不限于词学一隅，其以《诗经》、《离骚》为代表的诗歌研究以及《中国文学史》之撰述均在相关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然而总其学术格局，毕竟以词学为主。他的《词学研究十二论》现存七篇，分论声韵、音律、调谱、章句、意格、寄托、修辞，更合之以《论词心》、《词境新诠》两篇，可谓解决了词学的诸多基本问题，搭建了自己心目中的“词学”框架。1其中撰成最早的《论寄托》是完整清理了“寄托”说的理论源流与形态特征的系统性力作2，而《论修辞》则以近六万字的篇幅相当全面地阐发了“词学修辞学”这一至今仍具相当学术价值的论题，确乎堪称词学研究的开创奠基之作。诸文之中，似以此二篇最为精警。此外，发表于1944年至1945年间的《论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一篇更是真知灼见，言之凿凿，对于当下乃至未来词业均有指导性价值，亦极值得瞩目。
需要看到，在詹安泰之前与同时，吴梅的《词学通论》、龙榆生的有关论说也都构成了对“词学”概念的阐释，但如此系统而富有逻辑地详论“词学学”的诸多内部问题，詹安泰是第一人。那么似乎可以说，是吴、龙、詹三位共同构建起了现代意义上的“词学学”之大厦3，因而，詹氏最突出的词学成就也就体现为：他是“词学学”成立过程中的核心理论家之一。
施议对称其为词学文化学的奠基人，理由主要是詹氏有关著述自社会学的形而下层面完成了由“多”到“一”的形而上的提升，窃以为这一提法并不易解会。依照一般文化学的研究理路，“诗文化学”应体现在从文化立场、角度来深入解读研析诗歌创作主体与文本，诸如政策、士风、宗教、习俗、地域、仕履、亲族、交游等人文生态网络之研究理当构成诗文化学的核心4，通览品味詹安泰的学术论著，当完全可以看出，对于这些文化学要素，他并无多用力与发明，夏承焘词人年谱系列的文化学色彩就要比他浓重得多，因而“文化学”云云似可暂且搁置为佳。当然，对这一问题的辨析并不妨害甚或取消詹氏的“国士”、“词宗”之判断，学者的学术史地位也不一定非要冠以“X学奠基人”方能得以确立的。
三、生辣、苍质与奇横
詹安泰诗词兼长，其《鹪鹩巢诗集》九卷逋峭峻洁，浑泓峥嵘，自杜甫力追梅尧臣、陈师道而不为所限，乃民国“宋诗派”一大家。词有《无盦词》五卷二百九十九首，数量较丰，风格亦卓特不凡，独明一灯。
论无盦词，首先需要辨析者是关于詹氏宗法家数的大判断。吴梅曾称道其“取径一石二窗而卓有成就”[1]（P935），程千帆题诗也云：“本与海绡为后进……岭南词派今谁继。”[5]（P360）看来詹氏当属于梦窗—彊邨—海绡一系了，其高弟子邱世友即明确说：“先生亦学梦窗……并重碧山。”[1]（P936）其实首先应该看到，詹安泰对王沂孙的印象远好于吴文英。在《无盦说词》中，他列举了吴词“以丽密胜，然意味自厚”、“有气势，有顿宕”等几个优点，但都是有保留的，同时也揭示其“不免陷于晦涩”的缺弊。[6]（P65）在《宋词风格流派略谈》中，他更明确反对“极力抬高吴词声价”的“故神其说”之论。[7]（P388）这与彊邨、海绡的态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所以，虽詹氏继陈洵主持讲席，但“后进”、前辈之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路人。[8]（P444）
王沂孙是周济标举的宋词“四大天王”之一，至朱彊邨而退至第十一位5，至陈海绡更被开除出“师”的行列，退为一般性的“友”[9]（P196）。詹安泰则态度鲜明：“王碧山词，品高味厚，托意深远，而句调安雅，不雕不率，于两宋诸家中最为纯正。”[6]（P65）虽然对陈廷焯“欲尊之为古今第一人”觉得过分一些，但他还是很肯定地说：“（碧山）高于梦窗。”[6]（P66）由此而言，梦窗、碧山两家中，他是宁取王而不取吴的。花气力做《花外集笺注》其实也正表明，詹安泰之祈向是较近常州而较远桂派的。
然则能否就此定论无盦词“专学王沂孙”、“兼有梦窗之飘逸沉郁，而又得碧山之清厚”[1]（P935）呢？邱世友在指出无盦治词“亦彊邨之门径”的同时又说：“惟先生兼取东坡之疏放而微异。”[1]（P936）事实上，彊邨晚年正是取东坡“以疏其气”的，这一点说不上“微异”，但无盦确实对东坡有着很不一般的评价。比如他说“东坡天人姿，胸襟、学养种种均非凡夫所能学步”，“东坡乐府，气体高妙，前无古，后无今，于词境为最高……天趣流行，大气包举”，“词至东坡，境界最大，取材最广，可以发抒怀抱，可以议论古今，其作用不亚于诗文，盖至是而词体乃尊矣”。[6]（P61）对于稼轩，虽云“固不能与东坡例视”，但也肯定其“以力量胜，性情胜”、“真力弥满，不易以貌袭”、“思力沉透，笔势纵横，气魄雄伟，境界恢阔，每一下笔，即有笼盖一切之概”。[6]（P63）这些评价苏辛——特别是以诸多“最”字评价东坡——的话头本无出奇，很多人都已说过，但是出自被人判定为碧山、梦窗一派的詹无盦之口则未免令人惊异。试持之与他对王沂孙的评语做一比较，到底哪一个更高、哪一个更令他心仪，不是很清楚吗？需知王碧山在宋词中亦只二流，专学之而能成大词人者，未之有也！
不辨明詹氏取法宽泛且尤企慕东坡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他那句著名的自白：“颇思别出生辣一路，由生辣以寻重拙大之义。而才力不胜……或当再向苍质处走耳。”[10]（P6）无盦在此尽管做了层次上的区分，但也清楚地表述出，生辣、苍质都是他追慕的审美理想。何谓生辣？生新老辣、迥不犹人之谓也。何谓苍质？苍凉质朴、天然淳厚之谓也。两者之关联恰如刘梦芙所云：“（生辣）即脱熟脱俗，力破陈言之窠臼也。然……才力纵大亦有尽时，且过求新异，亦堕魔道，故仍以气格浑朴为归。”[2]（P162）黄坤尧从时代感的角度解说道：“生辣加强了时代感，反映现实，而苍质则保留一种古朴典雅的神韵，也就是跟时代又要有距离了。”[11]（P699）
两位先生的看法自有道理，然而从风格论的角度来分析，还应注意到，詹氏自己赋予了生辣、苍质两个概念一个共同指向——“奇横”。他的《题吕晚村东庄吟稿》有句云：“最苍质处最奇横。”[12]（P185）可见“苍质”与“奇横”是密切相关的范畴，那么“生辣”作为“苍质”的高级阶段，自然也导向“奇横”。然则又何谓奇横？《无盦说词》中有说云：“巧妙而不尖纤，为孟文（孙光宪）所特擅，但或出之以奇横，不尽拙重耳。”“奇横非险巧之谓也，令词最忌纤巧而不妨奇横，如张子野之‘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奇横极矣，然是何等气象，其得谓之险巧耶？”[6]（P59）综其所论，至少可以说，“奇横”是一种“巧妙而不尖纤”的“气象”，它虽然没有完全达到“拙重”的境界，但也去之未远。问题是谁能兼备生新老辣、苍凉淳朴的“奇横”呢？孙光宪、张先是有的，吴文英、王沂孙也是有的，但恐怕“天趣流行，大气包举”、“境界最大，取材最广”的东坡居士终究是更合适的人选吧？由是观之，不考虑东坡施与无盦的巨大影响，而徒谓之学碧山、白石，大约未能免皮相之嫌。 四、百叠词心不可磨
詹安泰卓绝的创作实践也完全可符合他独异的选择与宏大的抱负。《无盦词》开卷第二首《水龙吟·感旧》即用了稼轩《登建康赏心亭》原韵，悲凉苍劲之概跃然纸上，“万派雌黄，十方悲笑，一齐来此”1之句写人生况味，大有生辣、苍质、奇横的意趣。《扬州慢·癸酉十月，霜风凄紧，缯纩无温，忆枯萍狱中情况，悲痛欲绝。用白石自度腔写寄冰若、逸农》一首是用白石之曲，但凝重沉忧，更在白石原作之上：
髠鬓兀柳歌台，毒腥挝鼻，倚天剑气凝霜。望边城一角，影旧日斜阳。自湖上、清欢老去，病里欺酒，羸马逢场。甚多情、依恋年年，消受凄惶。 俊才漫许，有飞花、飞絮颠狂。况海国嘘龙，孤亭唳鹤，大野荒荒。说与故山猿鸟，罡风紧、片月微茫。剩沧桑，危涕愁听，空外吟商。
枯萍，即被詹安泰许为“俊才”的早期门生蔡起贤，其时因何事系狱未见记载2，但詹氏焦灼而至于“悲痛欲绝”的心境则清晰感知。诸如“髠鬓兀柳歌台，毒腥挝鼻”，“海国嘘龙，孤亭唳鹤，大野荒荒”等句皆戛戛生造，前人罕道，可谓生辣味浓而情韵丰沛者。怀人寄远之作在无盦词中占比颇大，精神倍出，其中与李冰若有关的几首均可圈点。李冰若（1899—1939），原名锡炯，自号栩庄主人，湖南新宁人，先后就读东吴大学、中山大学，师承吴梅、陈中凡等。冰若亦治词学，《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等皆脍炙人口，《绿梦庵词》虽仅十六阕，刘梦芙乃有“首首精妙……词境乃臻重大，非剪翠雕红者可比”[2]（P169）之好评。1934年，冰若远贻《宋词十九首》、《饮虹曲五种》等书，无盦感赋《望湘人》报谢，并简卢前：
怕商音短气，尊酒动愁，海天沉梦千里。野勒苍烟，棹迷远水，念旧有时私倚。蠹墨重镌，爨桐新引，芳蘅遥寄。尽高木、截竹吹云，谱入伤秋心泪。 应自风流未坠，奈龙华缥缈，不成回睇。写骚郁无端，恨满断香零翠。狂飇那管，玉楼昏醉，早觉花深无地。莫问讯、十载南荒，但看人间何世。
1924年无盦入广东大学时与李冰若相识，至此恰正十年，故词中有“十载南荒”之句。此十年中，乱象纷纭，国无宁日，无盦、栩庄一辈自多“商音短气，尊酒动愁”的“伤秋心泪”。下片词情愈发激楚，“狂飇那管，玉楼昏醉，早觉花深无地”、“但看人间何世”等语皆是对纠葛时局的郁怒和质问。迨1939年，李冰若以中央军校上校教官身份奉调赴重庆受训，船翻落水，抵重庆未久即逝世的消息传来，无盦长歌当哭，有长诗《哭冰若》与《莺啼序》一长篇痛悼。其“怅风流，一暝随尘，顿惊何世”、“关河指点，蛟鼍掀搅，湛明肝胆长如濯，肯因循、老雪颠危涕”、“可再向、黄垆回首，断己无肠，障眼丛祠，带萝山鬼”等句皆浓烈悲戚，令人惨然，也是生辣奇横、不能自已的佳作。
《齐天乐·丙子首春有怀榆生广州》虽着意在“封题泪墨，谁识辛酸坡老……仗疏凿词源，漫伤怀抱”的词学共识，而“高丘无女自昔，酒醒天路远，流恨多少”云云自也带入了深重的时代忧患之感。寄怀夏承焘的《玲珑四犯》作于抗战烽火遍燃之际，笔势奇横，已非单纯的友朋唱和所能局限。词序就相当苍凉，先声夺人：“廿四年七月，余自沪之杭，访夏瞿禅教授于秦望山，因与纵游湖上，忽忽周三年矣，大好湖山已非复我有。余寄食枫里，瞿禅亦避地瞿溪。寇氛载途，清欢难再。月夜怀思，凄然欲涕，因仿白石旧谱倚此寄瞿禅。”对友朋的惦念载负于“寇氛载途”、“大好湖山已非复我有”的大背景下，自然多了一分沉甸甸难以担荷的家仇国恨：
玉殿啸狐，宫花围屐，江南哀赋无地。乱山腾野火，故国浮新垒。相看月明泪洗。惜分飞、寸心千里。泛海迷槎，叩阍无路，孤剑向谁是。 天涯夜凉如水，想幽单万感，骚怨难寄。敛愁随客坐，唤笛当楼倚。芳华尽卷狂涛去，漫追忆、风流前事。闻说起，湖山在、弓刀影里。
“闻说起，湖山在、弓刀影里”，平淡的结句中该蕴蓄着多少难言的怨愤情悰！施议对称许其“所作词，每将家国身世之感寄寓其间，有着深邃的命意”[13]（P99），以上这些怀人寄远之作皆可谓力证。值得注意的是，《念奴娇·送郑国基之任南洋》一首已自白石、梦窗风格中蝉蜕而出，其雄杰朴质处直入东坡、稼轩堂奥，所谓“弓刀游侠”、“大踏步便出来”的“奇横”，最见于此：
电轮飇起，看长空杯酒，放愁何地。汝自鱼龙工变化，我已鬓星星矣。幽恨难埋，才名多误，大梦真儿戏。青山如笑，狂歌飞上天际。 那得无限风流，舞裙游屐，蹴踏繁华碎。百万香鬟齐下拜，一别可堪重记。惨极人寰，劫余身世，孰洒伤离泪。未须魂断，十年霜刃初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里的“十年霜刃”已经不是为了快意恩仇，了却个人意气，而是向“惨极人寰，劫余身世”亮出的特属于智识群体的锋芒与精光！1939年，国立中山大学奉命内迁云南澄江，詹安泰取道惠州，绕行香港，再转安南取道滇越铁路而至云南，历经艰险，颠沛流离，真所谓“国难日深，客愁如织，孤愤酸情，盖有长言之而犹不足者”（《齐天乐》词题），于是在香港有《齐天乐》之作。其中“海天风日波涛壮，凭将劫灰磨洗。去国陈辞，横戈跃马，眼底英豪余几”、“杯酒长空，望深到处腾光气”、“消残痛泪。忍重觅秋魂，鬼歌声里”云云亦逼似苏、辛之苍质豪迈。至澄江后第一中秋，词人又有悲怆难名的《水调歌头·澄江中秋，不雨不月，只寒风凄紧，万籁萧骚而已。客中对此难乎其为怀也，偶忆坡公明月几时有词，遂成一解》：
山月转难吐，寒力厉严冬。世间多少儿女，怅望玉楼中。不为娇羞却步，似恐密云作雨，归去竟无踪。直向天阍叩，环珮响乘风。 飘然下，如乍见，又朦胧。何曾对影相视，一笑万缘空。纵是多情圆照，旧日尊前人老，乐事与谁同。但睡无复问，海宇正汹汹。
学苏是显而易见的，但并不清旷飘逸，“海宇正汹汹”的时世让人不得不走向生辣而苍凉的路数。迄战乱稍平，心气略淡，无盦之于东坡又有不期然而邂逅之作。试读《水调歌头·山中寂处，忽若有悟，走笔成此》二首：
往者今谁谏，此去欲胡归。红尘滚滚自审，吾道不能肥。可复临风三叹，翘首高天明月，竹露久微微。浩劫无人惜，大梦是耶非。 事难了，情不灭，意多违。江潭重到当日，种柳看成围。争似山中禽鸟，间关野云出没，来伴我忘机。皮里阳秋在，长揖谢蛾眉。 春去曾几日，绿影已婆娑。门前茄豆亲种，篱外簇青萝。袖手晓云初起，胜似花林痴对，巧鸟为谁歌。世路憎荆棘，庭草不妨多。 约良朋，来煮茗，语无何。搜幽抉怪谈笑，一忽万年过。尘梦悠悠自了，窗外腾腾月上，不醉得颜酡。天地生胸膈，何处有风波。
在《无盦说词》中，詹安泰对“张惠言不以学苏自命，所作《水调歌头》乃真神似东坡”[6]（P61）颇为称道，以上这两首词可谓逼似张茗柯，自然也神似东坡，但较东坡、茗柯多一分乱世的激楚耳。詹安泰的这些词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在跌宕的大时代面前，艺术宗法的选择总是因为过于奢侈而退居到次要地位去的，只有无多掩蔽的心灵激荡才给人最大限度的震撼。
历经数年内战，迎来崭新时世，詹安泰当然是颇为之欢欣并积极投身到“思想改造”等运动中去的。今存新中国成立后所作词数量不多，而诸如《齐天乐·建国十年大庆感赋》、《临江仙·人民公社赞》等“歌德”不遑，足见心志。但反右风起，无盦的热切一转而成冷寂寥落。作于1960年初的《蝶恋花·庚子元日》与《清平乐·前词意有未尽复成一解》就真切地表述了此时心境：
寥落三年谁共语，历历前欢，一派荒唐路。百草千花春几度，思量总为多情误。 始信瘦魂啼泪雨，错怪蛾眉，长有人相妒。梦觉华胥坚自许，从今且莫回头顾。
春风十里，旧梦依稀记。短白长红看闹市，小试过年滋味。 回头事事堪嗟，未须检点年华。直待天河洗髓，新词换取红花。
有寂寞，有忏悔，有期冀，但也有着未尽被磨圆的棱角和傲骨。“错怪蛾眉，长有人相妒”固然是牢骚气愤，“百草千花春几度，思量总为多情误”又何尝不是思考明白了从“百花齐放”到“反右”一系列令人惊悚的底里之妙语？“瘦魂啼泪雨”又何尝不是他们瘦削身影与灵魂在“阳谋”中呻吟苦楚的剪影？詹安泰这一代走入共和国的智识阶层确实被“天河洗髓”，也有“新词换取红花”的真诚愿望，然而来自文化积淀和审美品位的“词心”终究不可磨灭。那是任何强权都剥夺不去的东西，是一个民族能保留下的最后一口元气。龙榆生如此，夏承焘、吴鹭山如此，詹安泰也是如此。那么，作于1945年左右的这一首芬芳悱恻的《定风波》——特别是“百叠词心不可磨”七字——又何尝不能视为一种精准的谶语、预见和宣言、自白呢：
百叠词心不可磨，当前消息却无何。痴待通期成一顾，辛苦，短长言语总娇讹。 偎鬓吹香成独念，谁见，梦云深处筑行窝。花影自寻凉月抱，翻恼，十年清泪枉江河。
五、瑰异奇崛，硬语盘空
刘梦芙《点将录》论无盦词云：“试取詹氏词与两宋及清词细较，可见其摛辞瑰异奇崛之处特多，韩昌黎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堪为无盦注脚也。”[2]（P162）诚然，无盦词是表现出瑰异奇崛、硬语盘空之特质的，在上文所引词作中可以很突出地感受到这一点。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篇幅相对舒展，中长调显得瑰异、奇崛一些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在窘狭精悍的小令词中创造此等境界则难上加难。那么似乎可以说，观察分剖无盦词的这一特质更多应该集中在其令词之上。先读其较早期的《减兰》与《采桑子·韩山寓兴》：
过桥风急，吹水无波吹鼻湿。真个寒山，不展春痕抵死寒。 相怜前夜，磨鬓八分呵冻写。一去何归，一日凭阑一百回。
八年已共韩山老，鸟雀珑玲。蕉枥萧森，外有回波照眼明。 崚嶒时见童樵下，一担红青。双笛飞鸣，胜似长斋作老僧。
《减兰》是冬日怀人之作，自过桥急风写到“抵死寒”的寒山1，下片乃引入相怜意与盼归的殷切，结构清晰而语势奇险。上片“吹水”、“不展”二句，下片“磨鬓”一句皆前人未道之语。煞拍二句虽无峻峭词汇，而“一日凭阑一百回”仍出人意表，生辣在骨。《采桑子》一首所写是山居生活的平常境界，而每两句皆动、静、明、暗相对映照：“老”与“鸟雀”、“萧森”与“照眼明”、“崚嶒”与“红青”、“飞鸣”与“老僧”，这些映照赋予了小词一种特殊的内在张力，从而使静穆悠闲的山林充满着鸢飞鱼跃的勃勃生机，奇崛之意至为明显。无盦早期所作小令大抵都具此一种质地，诸如“莫问行藏，马牛身世，方寸响春潮”（《少年游》）、“三年前事深深叩，净果人天一例空”（《鹧鸪天》）、“城外春波山外路，多少行人驮梦苦。算来和酒最宜诗，写向碧天天睡去”（《木兰花》）等，所谓辞采琳琅、瑰异奇崛、“横空盘硬语”者可谓指不胜屈。而综观其令词，则《清平乐》、《鹧鸪天·丙子夏旅居广州，邵潭秋亦因事南下……》、《采桑子》等篇又断为其中翘楚，值得征引：
苍山不语，人在山稜住。细味十香香篆古，零落几帘花雨。 幽弦凄断青琴，年年病客孤衾。卖赋扶头无分，黄鹂死守红心。
懒薄羁魂不耐刓，倩谁为解百连环。十年草阁伤孤寄，一夕风涛彻九关。 流月照，别人还，凭将燕子报东山。酒醒荔渚珠船上，领得南荒几日闲。
高楼一夕秋风紧，写影苍烟。语梦凉蝉，吹老寒花又一年。 镜心未许朱颜驻，栏角床沿。懒起无眠，不是相思不问天。
能在小令中呈现此种生新瑰异、奇崛峭拔而又朴质苍劲的特质者，詹安泰之前的一辈乃至几辈词人，大抵唯朱彊邨常有之，况蕙风偶尔有之，而小令非彊邨所长[14]（P101），蕙风主导风格又不在此，那么似乎可以说，这是无盦独擅胜场之绝技了。若“卖赋扶头无分，黄鹂死守红心”、“十年草阁伤孤寄，一夕风涛彻九关”、“写影苍烟。语梦凉蝉，吹老寒花又一年”、“春街闻说花成海，如此江山眼见无”等语，天资才情稍弱者大约终生亦难得一句，此词人之所以为“大”，也是其特殊风格得以形成并予人深刻印象之处所在吧。
盘点无盦小令词，不难发现《浣溪沙》一调特为其所长，值得集中阐说。其早期作“昨梦迷离”一首即真当得起“极温馨丽密”[10]（P6）之评：
昨梦迷离欲化烟，分明眼底异春妍。颠风簸雨又今年。 不忍抬头看一笑，闲从碎语悟双肩。误人何限得人怜。
已经“误人何限”而仍“得人怜”，此真痴情怨慕之语！而“春妍”、“颠风簸雨”、“闲从碎语悟双肩”等词句皆“拗折瘦劲”[10]（P6），与小晏、纳兰、蕙风均有所不同。无盦后期《浣溪沙》一调亦常作，唯坚苍老健，生辣奇横，与早期的款款风情异趣了。“翦翦霜风”二首作于1942年。其一云：“翦翦霜风阵阵寒，客愁如水复如山。银丝鲜鮀枉杯盘。 说梦几逢又燕子，伤春不在小阑干。五年花向乱中看。”其二云：“刺眼穿天立万峰，临河脱叶荡迴风。暮年心比夕阳红。 遥夜城乌催涕泪，经时佳讯断南东。缄情欲寄赚途穷。”缄情欲寄，日暮途穷，这已经够沉痛的了，而“五年花向乱中看”，这花又该是如何地刺眼刺心呢？当年杜甫悲咏“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无盦的乱中看花大约也是与此相似的吧！《五月十五夜角塘坐凉》二首已作于抗战胜利后，言情的外衣并不能尽掩饱经丧乱后的悲伤： 隔水楼边动玉琴，拂檐高影写墙阴。有谁知我坐凉心。 选梦乍惊花事老，量愁已逐海波深。独经行地费沉吟。
浅晕娇颦夜有无，玉炉烟袅画屏孤。月圆时节转怜渠。 携影暗伤经乱后，回头犹似定情初。片风扶醉了模糊。
是啊，“有谁知我坐凉心！”彼时外侮之焰方熄，而内战之火又燃，怎不令人“量愁已逐海波深”、“片风扶醉了模糊”？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为之无限焦灼的心境的表现。1947年正是国共内战如火如荼之际，远在岭表的詹无盦虽未闻到烽烟的气息，可也不乏痛切的感受。读《春雨连日，闷极成咏》：
老大心情纵步难，多时花影怯凭阑。由他风雨一山山。 可笑无腔吹笛晚，从来有梦入边寒。谁堪如弈说长安。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杜甫的悲凉再一次穿越千年，传递到了詹无盦笔下。这样的词作似乎已经再难用生辣、苍质、奇横等风格去定位，那是漫漫历史的不能承受之重，沉甸甸地压在词人和读者心上。饶宗颐《题辞》云：“揆君之意，似欲以盘空硬语，写窈窕绵邈之哀思……此一新境，正有待于开拓，惜君中道废置，未克展其奇崛之句，张弛控送……为可悲也。”[10]（P6）这段话当作两个层次理解：一方面，“以盘空硬语，写窈窕绵邈之哀思”的“新境”在无盦手里是得到了成功开拓的，上文中凸显出来的他独特鲜明的词风即是明证。在“清末之民国间老辈词人……往往不脱窠臼，陈陈相因，几千人一面”[11]（P699）的情形下，詹安泰呈现出了成就极高、不可复制和趋近的“这一个”。另一方面，无盦词创作生涯仅有三十年左右，活跃期更在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这二十年。倘若不是受新中国成立后极左风潮之裹挟，继续沿着原有路径前行，而又能少遭残害、天假以年，则无盦的词创作当又不止于今日之高度，自生辣、苍质、奇横而寻“重拙大”的审美理想或也是能实现的。历史是一维的，不容假设，而这也正是我们和饶先生一样感觉“可悲”之处吧！
参 考 文 献
[1] 施议对：《当代词综》，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2] 刘梦芙：《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载张伯伟等：《中国诗学》第十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马大勇：《晚清四大家词平议》，载曹虹等：《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六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 施议对：《真传与门径：民国四大词人》，载《文史知识》2009年第4期.
[5] 程千帆：《祝南先生遗集为伯慧题》，载詹安泰：《詹安泰全集》（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 詹安泰：《无盦说词》，载詹安泰：《詹安泰全集》（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7] 詹安泰：《宋词风格流派略谈》，载詹安泰：《詹安泰全集》（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 曾大兴：《词学的星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9] 陈洵：《海绡说词》，载张璋等编：《历代词话续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10] 饶宗颐：《詹安泰词集题辞》，载詹安泰：《詹安泰全集》（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1] 刘梦芙：《二十世纪中华词选》，合肥：黄山书社，2008.
[12] 詹安泰：《鹪鹩巢诗集》，载詹安泰：《詹安泰全集》（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3] 施议对：《中国词学文化学的奠基人——民国四大词人之四：詹安泰》，载《文史知识》2001年第5期.
[14]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八日》，载《夏承焘集》（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q
关键词：民国四大词人；詹安泰；生辣；苍质；奇横
作者简介：马大勇，男，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2-0141-08
一、“民国四大词人”辨说
20世纪80年代，施议对在《当代词综》中将近百年词人分为三代，指出“第一代作者的主要贡献在承前启后，第二代作者是中坚力量”，并在第二代作者中首揭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詹安泰四人作为杰出代表。[1]（前言，P30）多年后，施先生进一步强调此一理路，自2009年至2011年在《文史知识》上连载《民国四大词人》，正式提出以上述四位作为民国词坛大家。
施先生的说法颇具影响，也并不失为关于民国词坛一种重要的判断，对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姚达兑编注《现代十家词精萃》（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选入“施版四大词人”即是一证。然而也有异说。刘梦芙《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所点前四位为夏承焘、钱仲联、饶宗颐、龙榆生，而将唐圭璋退为扑天雕李应，詹安泰退为霹雳火秦明。[2]（P161-162）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他心目中的“四大词人”与施先生有所不同。
需要先问一句：有没有必要非提出一个“民国四大词人”的名号不可呢？一方面，在“晚清四大家”出现之前，词史上是一直没有“四大词人”之类说法的，同时，晚清四大家的并称有其内在理路，并非随意找四位成就最高的词人凑数即可[3]（P24），所以，如果先例不多，而又没有形成一个内在理路贯通的“准流派”，则“民国四大词人”的名号不提也可。可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词史伊始即温韦并称，其后诸如晏欧、二晏、周柳、苏辛、二安、姜史、姜张、陈朱、吴中七子一类说法不绝于耳。这些或者不很严谨的追认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划定坐标，正是这些层叠辨析逐渐勾画出了我们眼前的千年词史。那么同样地，谈及民国词史，为其划定坐标也是一项必需的工作，而且上一代人即有“四大词人”的说法，那么因势提出“民国四大词人”不也是顺理成章的吗？1
基于此种建构坐标系的合理性，思考辨说一下“民国四大词人”或者不是无益之举。首先可分析一下施先生的提法。在“民国四大词人”系列开篇的《真传与门径》一文中，他指出：“在寻求词学音理方面，吴梅为之开先，四大词人……承接其余绪，并且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其中夏氏……被尊为一代词宗，亦即一代词的综合，而唐、龙、詹三氏，于中国词学文献学、中国词学学乃至中国词学文化学，各有开创之功。”[4]（P113）如果说这构成了提出“四大词人”之理由，那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施先生对于四位前辈的词学建树之表彰其实还高于对其创作成就的关注，称之为“有一定创作建树的四大词学家”似乎更觉允洽。换言之，这一组“四大词人”更多是理论本位而非创作本位的，其出发点似未能完全令人惬意。
刘先生的提法更多趋向了创作层面，因而也更具合理性与认可度。在《点将录》夏承焘条下他提出：“同辈中唐圭璋、龙榆生与夏翁并称二十世纪词学三大宗师……而于创作，皆未足与瞿禅齐驱并驾。龙氏……词作虽丰，有驳杂不纯处，学彊邨融入东坡，尚未到浑化之境。唐于1949年后倚声绝少，偶为小令应酬世事，平实无奇。”[2]（P161）基于此种认知，刘先生将“直摩云起轩之垒”的钱仲联与独倡“形上词”的饶宗颐列入“四大”之中，同时又据沈轶刘“以夏为龙头，钱为龙腹，龙为龙尾”的品评保留了龙榆生的席位，从而定格“刘版四大词人”。[2]（P159-160）
两家相较，我更倾向于刘先生以创作为评价本位的思路，然而见仁见智，单纯从创作角度着眼，窃以为饶宗颐词体之美较欠，龙榆生才情未至高境，两家成就皆不能足“四大”之数。钱仲联之词极佳，而一生心血，泰半在诗，词作数量过少，终究难夺“施版”中詹安泰之席位。民国词家高手辈出，不亚前代，除上文提及诸公之外，诸如刘永济、缪钺、张伯驹、汪东、寇梦碧等能备一代之才者亦指不胜屈。然而再三忖度，我仍推举出另外两位自家心目中格外亮眼的巨星——沈祖棻开千古女性词未有之奇，当与易安居士云龙上下，完全可踞一席；顾随词白描入神，另辟畦径，能于千年词史台基上别开生面，戛戛独造，虽长调弱于小令，亦能夺一前席，厕身大家之列而无愧色。那么，夏承焘以“精博”，詹安泰以“苍辣”，沈祖棻以“深秀”，顾随以“新奇”，联袂构成了我心目中的“民国四大词人”。如此裁度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如前所云，词史坐标的划定无论如何都是有意义的。
二、“词学学”的重要建构者
民国“四大词人”中，詹安泰（1902—1967）不仅有“南中国士”、“岭海词宗”之誉，更被日本学者将其与夏承焘并称为“南詹北夏”。2作为一代词学大家之地位相当显赫。因而在谈及“四大词人”之一身份前，有必要对其人生轨迹及词学建树做一梳略。
詹安泰字祝南，号无庵，广东饶平人，1926年广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并兼任金山中学教师。1938年经陈中凡推荐，以名士身份被破格聘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继陈洵后主持诗词讲席。其后虽屡遭播迁，皆未离中大校园。新中国甫一建立，詹安泰即热情奋发，许下“三年不读线装书”之决心，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新文艺理论，并以此为基础，于1953年主编《中国文学史》（秦汉部分），撰成《〈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精神》一文，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以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诗经》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学术论著。尽管真诚投身思想改造并颇著劳绩，仍未获信任，1957年反右运动起，因“反党小集团”、“攻击党委制”、“主张教授治校”等罪名被打成右派，心极抑郁。“文革”起，罹患癌症住院治疗，后医院不肯收治，遂回家“自疗”，痛楚万状。翌年“破四旧”风起，著述颇多遭焚毁，赖三子叔夏偷藏潜埋，始得部分留存，而诸多珍贵文字如《宋词研究》十七章后之原稿等终荡然矣。当手稿遭焚之际，詹安泰隔窗相望，泪流不止，而旋即下世。这是又一个惨淡凋零于风刀霜剑中的悲情学者！ 身为“南中国士”的詹安泰，治学并不限于词学一隅，其以《诗经》、《离骚》为代表的诗歌研究以及《中国文学史》之撰述均在相关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然而总其学术格局，毕竟以词学为主。他的《词学研究十二论》现存七篇，分论声韵、音律、调谱、章句、意格、寄托、修辞，更合之以《论词心》、《词境新诠》两篇，可谓解决了词学的诸多基本问题，搭建了自己心目中的“词学”框架。1其中撰成最早的《论寄托》是完整清理了“寄托”说的理论源流与形态特征的系统性力作2，而《论修辞》则以近六万字的篇幅相当全面地阐发了“词学修辞学”这一至今仍具相当学术价值的论题，确乎堪称词学研究的开创奠基之作。诸文之中，似以此二篇最为精警。此外，发表于1944年至1945年间的《论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一篇更是真知灼见，言之凿凿，对于当下乃至未来词业均有指导性价值，亦极值得瞩目。
需要看到，在詹安泰之前与同时，吴梅的《词学通论》、龙榆生的有关论说也都构成了对“词学”概念的阐释，但如此系统而富有逻辑地详论“词学学”的诸多内部问题，詹安泰是第一人。那么似乎可以说，是吴、龙、詹三位共同构建起了现代意义上的“词学学”之大厦3，因而，詹氏最突出的词学成就也就体现为：他是“词学学”成立过程中的核心理论家之一。
施议对称其为词学文化学的奠基人，理由主要是詹氏有关著述自社会学的形而下层面完成了由“多”到“一”的形而上的提升，窃以为这一提法并不易解会。依照一般文化学的研究理路，“诗文化学”应体现在从文化立场、角度来深入解读研析诗歌创作主体与文本，诸如政策、士风、宗教、习俗、地域、仕履、亲族、交游等人文生态网络之研究理当构成诗文化学的核心4，通览品味詹安泰的学术论著，当完全可以看出，对于这些文化学要素，他并无多用力与发明，夏承焘词人年谱系列的文化学色彩就要比他浓重得多，因而“文化学”云云似可暂且搁置为佳。当然，对这一问题的辨析并不妨害甚或取消詹氏的“国士”、“词宗”之判断，学者的学术史地位也不一定非要冠以“X学奠基人”方能得以确立的。
三、生辣、苍质与奇横
詹安泰诗词兼长，其《鹪鹩巢诗集》九卷逋峭峻洁，浑泓峥嵘，自杜甫力追梅尧臣、陈师道而不为所限，乃民国“宋诗派”一大家。词有《无盦词》五卷二百九十九首，数量较丰，风格亦卓特不凡，独明一灯。
论无盦词，首先需要辨析者是关于詹氏宗法家数的大判断。吴梅曾称道其“取径一石二窗而卓有成就”[1]（P935），程千帆题诗也云：“本与海绡为后进……岭南词派今谁继。”[5]（P360）看来詹氏当属于梦窗—彊邨—海绡一系了，其高弟子邱世友即明确说：“先生亦学梦窗……并重碧山。”[1]（P936）其实首先应该看到，詹安泰对王沂孙的印象远好于吴文英。在《无盦说词》中，他列举了吴词“以丽密胜，然意味自厚”、“有气势，有顿宕”等几个优点，但都是有保留的，同时也揭示其“不免陷于晦涩”的缺弊。[6]（P65）在《宋词风格流派略谈》中，他更明确反对“极力抬高吴词声价”的“故神其说”之论。[7]（P388）这与彊邨、海绡的态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所以，虽詹氏继陈洵主持讲席，但“后进”、前辈之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路人。[8]（P444）
王沂孙是周济标举的宋词“四大天王”之一，至朱彊邨而退至第十一位5，至陈海绡更被开除出“师”的行列，退为一般性的“友”[9]（P196）。詹安泰则态度鲜明：“王碧山词，品高味厚，托意深远，而句调安雅，不雕不率，于两宋诸家中最为纯正。”[6]（P65）虽然对陈廷焯“欲尊之为古今第一人”觉得过分一些，但他还是很肯定地说：“（碧山）高于梦窗。”[6]（P66）由此而言，梦窗、碧山两家中，他是宁取王而不取吴的。花气力做《花外集笺注》其实也正表明，詹安泰之祈向是较近常州而较远桂派的。
然则能否就此定论无盦词“专学王沂孙”、“兼有梦窗之飘逸沉郁，而又得碧山之清厚”[1]（P935）呢？邱世友在指出无盦治词“亦彊邨之门径”的同时又说：“惟先生兼取东坡之疏放而微异。”[1]（P936）事实上，彊邨晚年正是取东坡“以疏其气”的，这一点说不上“微异”，但无盦确实对东坡有着很不一般的评价。比如他说“东坡天人姿，胸襟、学养种种均非凡夫所能学步”，“东坡乐府，气体高妙，前无古，后无今，于词境为最高……天趣流行，大气包举”，“词至东坡，境界最大，取材最广，可以发抒怀抱，可以议论古今，其作用不亚于诗文，盖至是而词体乃尊矣”。[6]（P61）对于稼轩，虽云“固不能与东坡例视”，但也肯定其“以力量胜，性情胜”、“真力弥满，不易以貌袭”、“思力沉透，笔势纵横，气魄雄伟，境界恢阔，每一下笔，即有笼盖一切之概”。[6]（P63）这些评价苏辛——特别是以诸多“最”字评价东坡——的话头本无出奇，很多人都已说过，但是出自被人判定为碧山、梦窗一派的詹无盦之口则未免令人惊异。试持之与他对王沂孙的评语做一比较，到底哪一个更高、哪一个更令他心仪，不是很清楚吗？需知王碧山在宋词中亦只二流，专学之而能成大词人者，未之有也！
不辨明詹氏取法宽泛且尤企慕东坡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他那句著名的自白：“颇思别出生辣一路，由生辣以寻重拙大之义。而才力不胜……或当再向苍质处走耳。”[10]（P6）无盦在此尽管做了层次上的区分，但也清楚地表述出，生辣、苍质都是他追慕的审美理想。何谓生辣？生新老辣、迥不犹人之谓也。何谓苍质？苍凉质朴、天然淳厚之谓也。两者之关联恰如刘梦芙所云：“（生辣）即脱熟脱俗，力破陈言之窠臼也。然……才力纵大亦有尽时，且过求新异，亦堕魔道，故仍以气格浑朴为归。”[2]（P162）黄坤尧从时代感的角度解说道：“生辣加强了时代感，反映现实，而苍质则保留一种古朴典雅的神韵，也就是跟时代又要有距离了。”[11]（P699）
两位先生的看法自有道理，然而从风格论的角度来分析，还应注意到，詹氏自己赋予了生辣、苍质两个概念一个共同指向——“奇横”。他的《题吕晚村东庄吟稿》有句云：“最苍质处最奇横。”[12]（P185）可见“苍质”与“奇横”是密切相关的范畴，那么“生辣”作为“苍质”的高级阶段，自然也导向“奇横”。然则又何谓奇横？《无盦说词》中有说云：“巧妙而不尖纤，为孟文（孙光宪）所特擅，但或出之以奇横，不尽拙重耳。”“奇横非险巧之谓也，令词最忌纤巧而不妨奇横，如张子野之‘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奇横极矣，然是何等气象，其得谓之险巧耶？”[6]（P59）综其所论，至少可以说，“奇横”是一种“巧妙而不尖纤”的“气象”，它虽然没有完全达到“拙重”的境界，但也去之未远。问题是谁能兼备生新老辣、苍凉淳朴的“奇横”呢？孙光宪、张先是有的，吴文英、王沂孙也是有的，但恐怕“天趣流行，大气包举”、“境界最大，取材最广”的东坡居士终究是更合适的人选吧？由是观之，不考虑东坡施与无盦的巨大影响，而徒谓之学碧山、白石，大约未能免皮相之嫌。 四、百叠词心不可磨
詹安泰卓绝的创作实践也完全可符合他独异的选择与宏大的抱负。《无盦词》开卷第二首《水龙吟·感旧》即用了稼轩《登建康赏心亭》原韵，悲凉苍劲之概跃然纸上，“万派雌黄，十方悲笑，一齐来此”1之句写人生况味，大有生辣、苍质、奇横的意趣。《扬州慢·癸酉十月，霜风凄紧，缯纩无温，忆枯萍狱中情况，悲痛欲绝。用白石自度腔写寄冰若、逸农》一首是用白石之曲，但凝重沉忧，更在白石原作之上：
髠鬓兀柳歌台，毒腥挝鼻，倚天剑气凝霜。望边城一角，影旧日斜阳。自湖上、清欢老去，病里欺酒，羸马逢场。甚多情、依恋年年，消受凄惶。 俊才漫许，有飞花、飞絮颠狂。况海国嘘龙，孤亭唳鹤，大野荒荒。说与故山猿鸟，罡风紧、片月微茫。剩沧桑，危涕愁听，空外吟商。
枯萍，即被詹安泰许为“俊才”的早期门生蔡起贤，其时因何事系狱未见记载2，但詹氏焦灼而至于“悲痛欲绝”的心境则清晰感知。诸如“髠鬓兀柳歌台，毒腥挝鼻”，“海国嘘龙，孤亭唳鹤，大野荒荒”等句皆戛戛生造，前人罕道，可谓生辣味浓而情韵丰沛者。怀人寄远之作在无盦词中占比颇大，精神倍出，其中与李冰若有关的几首均可圈点。李冰若（1899—1939），原名锡炯，自号栩庄主人，湖南新宁人，先后就读东吴大学、中山大学，师承吴梅、陈中凡等。冰若亦治词学，《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等皆脍炙人口，《绿梦庵词》虽仅十六阕，刘梦芙乃有“首首精妙……词境乃臻重大，非剪翠雕红者可比”[2]（P169）之好评。1934年，冰若远贻《宋词十九首》、《饮虹曲五种》等书，无盦感赋《望湘人》报谢，并简卢前：
怕商音短气，尊酒动愁，海天沉梦千里。野勒苍烟，棹迷远水，念旧有时私倚。蠹墨重镌，爨桐新引，芳蘅遥寄。尽高木、截竹吹云，谱入伤秋心泪。 应自风流未坠，奈龙华缥缈，不成回睇。写骚郁无端，恨满断香零翠。狂飇那管，玉楼昏醉，早觉花深无地。莫问讯、十载南荒，但看人间何世。
1924年无盦入广东大学时与李冰若相识，至此恰正十年，故词中有“十载南荒”之句。此十年中，乱象纷纭，国无宁日，无盦、栩庄一辈自多“商音短气，尊酒动愁”的“伤秋心泪”。下片词情愈发激楚，“狂飇那管，玉楼昏醉，早觉花深无地”、“但看人间何世”等语皆是对纠葛时局的郁怒和质问。迨1939年，李冰若以中央军校上校教官身份奉调赴重庆受训，船翻落水，抵重庆未久即逝世的消息传来，无盦长歌当哭，有长诗《哭冰若》与《莺啼序》一长篇痛悼。其“怅风流，一暝随尘，顿惊何世”、“关河指点，蛟鼍掀搅，湛明肝胆长如濯，肯因循、老雪颠危涕”、“可再向、黄垆回首，断己无肠，障眼丛祠，带萝山鬼”等句皆浓烈悲戚，令人惨然，也是生辣奇横、不能自已的佳作。
《齐天乐·丙子首春有怀榆生广州》虽着意在“封题泪墨，谁识辛酸坡老……仗疏凿词源，漫伤怀抱”的词学共识，而“高丘无女自昔，酒醒天路远，流恨多少”云云自也带入了深重的时代忧患之感。寄怀夏承焘的《玲珑四犯》作于抗战烽火遍燃之际，笔势奇横，已非单纯的友朋唱和所能局限。词序就相当苍凉，先声夺人：“廿四年七月，余自沪之杭，访夏瞿禅教授于秦望山，因与纵游湖上，忽忽周三年矣，大好湖山已非复我有。余寄食枫里，瞿禅亦避地瞿溪。寇氛载途，清欢难再。月夜怀思，凄然欲涕，因仿白石旧谱倚此寄瞿禅。”对友朋的惦念载负于“寇氛载途”、“大好湖山已非复我有”的大背景下，自然多了一分沉甸甸难以担荷的家仇国恨：
玉殿啸狐，宫花围屐，江南哀赋无地。乱山腾野火，故国浮新垒。相看月明泪洗。惜分飞、寸心千里。泛海迷槎，叩阍无路，孤剑向谁是。 天涯夜凉如水，想幽单万感，骚怨难寄。敛愁随客坐，唤笛当楼倚。芳华尽卷狂涛去，漫追忆、风流前事。闻说起，湖山在、弓刀影里。
“闻说起，湖山在、弓刀影里”，平淡的结句中该蕴蓄着多少难言的怨愤情悰！施议对称许其“所作词，每将家国身世之感寄寓其间，有着深邃的命意”[13]（P99），以上这些怀人寄远之作皆可谓力证。值得注意的是，《念奴娇·送郑国基之任南洋》一首已自白石、梦窗风格中蝉蜕而出，其雄杰朴质处直入东坡、稼轩堂奥，所谓“弓刀游侠”、“大踏步便出来”的“奇横”，最见于此：
电轮飇起，看长空杯酒，放愁何地。汝自鱼龙工变化，我已鬓星星矣。幽恨难埋，才名多误，大梦真儿戏。青山如笑，狂歌飞上天际。 那得无限风流，舞裙游屐，蹴踏繁华碎。百万香鬟齐下拜，一别可堪重记。惨极人寰，劫余身世，孰洒伤离泪。未须魂断，十年霜刃初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里的“十年霜刃”已经不是为了快意恩仇，了却个人意气，而是向“惨极人寰，劫余身世”亮出的特属于智识群体的锋芒与精光！1939年，国立中山大学奉命内迁云南澄江，詹安泰取道惠州，绕行香港，再转安南取道滇越铁路而至云南，历经艰险，颠沛流离，真所谓“国难日深，客愁如织，孤愤酸情，盖有长言之而犹不足者”（《齐天乐》词题），于是在香港有《齐天乐》之作。其中“海天风日波涛壮，凭将劫灰磨洗。去国陈辞，横戈跃马，眼底英豪余几”、“杯酒长空，望深到处腾光气”、“消残痛泪。忍重觅秋魂，鬼歌声里”云云亦逼似苏、辛之苍质豪迈。至澄江后第一中秋，词人又有悲怆难名的《水调歌头·澄江中秋，不雨不月，只寒风凄紧，万籁萧骚而已。客中对此难乎其为怀也，偶忆坡公明月几时有词，遂成一解》：
山月转难吐，寒力厉严冬。世间多少儿女，怅望玉楼中。不为娇羞却步，似恐密云作雨，归去竟无踪。直向天阍叩，环珮响乘风。 飘然下，如乍见，又朦胧。何曾对影相视，一笑万缘空。纵是多情圆照，旧日尊前人老，乐事与谁同。但睡无复问，海宇正汹汹。
学苏是显而易见的，但并不清旷飘逸，“海宇正汹汹”的时世让人不得不走向生辣而苍凉的路数。迄战乱稍平，心气略淡，无盦之于东坡又有不期然而邂逅之作。试读《水调歌头·山中寂处，忽若有悟，走笔成此》二首：
往者今谁谏，此去欲胡归。红尘滚滚自审，吾道不能肥。可复临风三叹，翘首高天明月，竹露久微微。浩劫无人惜，大梦是耶非。 事难了，情不灭，意多违。江潭重到当日，种柳看成围。争似山中禽鸟，间关野云出没，来伴我忘机。皮里阳秋在，长揖谢蛾眉。 春去曾几日，绿影已婆娑。门前茄豆亲种，篱外簇青萝。袖手晓云初起，胜似花林痴对，巧鸟为谁歌。世路憎荆棘，庭草不妨多。 约良朋，来煮茗，语无何。搜幽抉怪谈笑，一忽万年过。尘梦悠悠自了，窗外腾腾月上，不醉得颜酡。天地生胸膈，何处有风波。
在《无盦说词》中，詹安泰对“张惠言不以学苏自命，所作《水调歌头》乃真神似东坡”[6]（P61）颇为称道，以上这两首词可谓逼似张茗柯，自然也神似东坡，但较东坡、茗柯多一分乱世的激楚耳。詹安泰的这些词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在跌宕的大时代面前，艺术宗法的选择总是因为过于奢侈而退居到次要地位去的，只有无多掩蔽的心灵激荡才给人最大限度的震撼。
历经数年内战，迎来崭新时世，詹安泰当然是颇为之欢欣并积极投身到“思想改造”等运动中去的。今存新中国成立后所作词数量不多，而诸如《齐天乐·建国十年大庆感赋》、《临江仙·人民公社赞》等“歌德”不遑，足见心志。但反右风起，无盦的热切一转而成冷寂寥落。作于1960年初的《蝶恋花·庚子元日》与《清平乐·前词意有未尽复成一解》就真切地表述了此时心境：
寥落三年谁共语，历历前欢，一派荒唐路。百草千花春几度，思量总为多情误。 始信瘦魂啼泪雨，错怪蛾眉，长有人相妒。梦觉华胥坚自许，从今且莫回头顾。
春风十里，旧梦依稀记。短白长红看闹市，小试过年滋味。 回头事事堪嗟，未须检点年华。直待天河洗髓，新词换取红花。
有寂寞，有忏悔，有期冀，但也有着未尽被磨圆的棱角和傲骨。“错怪蛾眉，长有人相妒”固然是牢骚气愤，“百草千花春几度，思量总为多情误”又何尝不是思考明白了从“百花齐放”到“反右”一系列令人惊悚的底里之妙语？“瘦魂啼泪雨”又何尝不是他们瘦削身影与灵魂在“阳谋”中呻吟苦楚的剪影？詹安泰这一代走入共和国的智识阶层确实被“天河洗髓”，也有“新词换取红花”的真诚愿望，然而来自文化积淀和审美品位的“词心”终究不可磨灭。那是任何强权都剥夺不去的东西，是一个民族能保留下的最后一口元气。龙榆生如此，夏承焘、吴鹭山如此，詹安泰也是如此。那么，作于1945年左右的这一首芬芳悱恻的《定风波》——特别是“百叠词心不可磨”七字——又何尝不能视为一种精准的谶语、预见和宣言、自白呢：
百叠词心不可磨，当前消息却无何。痴待通期成一顾，辛苦，短长言语总娇讹。 偎鬓吹香成独念，谁见，梦云深处筑行窝。花影自寻凉月抱，翻恼，十年清泪枉江河。
五、瑰异奇崛，硬语盘空
刘梦芙《点将录》论无盦词云：“试取詹氏词与两宋及清词细较，可见其摛辞瑰异奇崛之处特多，韩昌黎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堪为无盦注脚也。”[2]（P162）诚然，无盦词是表现出瑰异奇崛、硬语盘空之特质的，在上文所引词作中可以很突出地感受到这一点。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篇幅相对舒展，中长调显得瑰异、奇崛一些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在窘狭精悍的小令词中创造此等境界则难上加难。那么似乎可以说，观察分剖无盦词的这一特质更多应该集中在其令词之上。先读其较早期的《减兰》与《采桑子·韩山寓兴》：
过桥风急，吹水无波吹鼻湿。真个寒山，不展春痕抵死寒。 相怜前夜，磨鬓八分呵冻写。一去何归，一日凭阑一百回。
八年已共韩山老，鸟雀珑玲。蕉枥萧森，外有回波照眼明。 崚嶒时见童樵下，一担红青。双笛飞鸣，胜似长斋作老僧。
《减兰》是冬日怀人之作，自过桥急风写到“抵死寒”的寒山1，下片乃引入相怜意与盼归的殷切，结构清晰而语势奇险。上片“吹水”、“不展”二句，下片“磨鬓”一句皆前人未道之语。煞拍二句虽无峻峭词汇，而“一日凭阑一百回”仍出人意表，生辣在骨。《采桑子》一首所写是山居生活的平常境界，而每两句皆动、静、明、暗相对映照：“老”与“鸟雀”、“萧森”与“照眼明”、“崚嶒”与“红青”、“飞鸣”与“老僧”，这些映照赋予了小词一种特殊的内在张力，从而使静穆悠闲的山林充满着鸢飞鱼跃的勃勃生机，奇崛之意至为明显。无盦早期所作小令大抵都具此一种质地，诸如“莫问行藏，马牛身世，方寸响春潮”（《少年游》）、“三年前事深深叩，净果人天一例空”（《鹧鸪天》）、“城外春波山外路，多少行人驮梦苦。算来和酒最宜诗，写向碧天天睡去”（《木兰花》）等，所谓辞采琳琅、瑰异奇崛、“横空盘硬语”者可谓指不胜屈。而综观其令词，则《清平乐》、《鹧鸪天·丙子夏旅居广州，邵潭秋亦因事南下……》、《采桑子》等篇又断为其中翘楚，值得征引：
苍山不语，人在山稜住。细味十香香篆古，零落几帘花雨。 幽弦凄断青琴，年年病客孤衾。卖赋扶头无分，黄鹂死守红心。
懒薄羁魂不耐刓，倩谁为解百连环。十年草阁伤孤寄，一夕风涛彻九关。 流月照，别人还，凭将燕子报东山。酒醒荔渚珠船上，领得南荒几日闲。
高楼一夕秋风紧，写影苍烟。语梦凉蝉，吹老寒花又一年。 镜心未许朱颜驻，栏角床沿。懒起无眠，不是相思不问天。
能在小令中呈现此种生新瑰异、奇崛峭拔而又朴质苍劲的特质者，詹安泰之前的一辈乃至几辈词人，大抵唯朱彊邨常有之，况蕙风偶尔有之，而小令非彊邨所长[14]（P101），蕙风主导风格又不在此，那么似乎可以说，这是无盦独擅胜场之绝技了。若“卖赋扶头无分，黄鹂死守红心”、“十年草阁伤孤寄，一夕风涛彻九关”、“写影苍烟。语梦凉蝉，吹老寒花又一年”、“春街闻说花成海，如此江山眼见无”等语，天资才情稍弱者大约终生亦难得一句，此词人之所以为“大”，也是其特殊风格得以形成并予人深刻印象之处所在吧。
盘点无盦小令词，不难发现《浣溪沙》一调特为其所长，值得集中阐说。其早期作“昨梦迷离”一首即真当得起“极温馨丽密”[10]（P6）之评：
昨梦迷离欲化烟，分明眼底异春妍。颠风簸雨又今年。 不忍抬头看一笑，闲从碎语悟双肩。误人何限得人怜。
已经“误人何限”而仍“得人怜”，此真痴情怨慕之语！而“春妍”、“颠风簸雨”、“闲从碎语悟双肩”等词句皆“拗折瘦劲”[10]（P6），与小晏、纳兰、蕙风均有所不同。无盦后期《浣溪沙》一调亦常作，唯坚苍老健，生辣奇横，与早期的款款风情异趣了。“翦翦霜风”二首作于1942年。其一云：“翦翦霜风阵阵寒，客愁如水复如山。银丝鲜鮀枉杯盘。 说梦几逢又燕子，伤春不在小阑干。五年花向乱中看。”其二云：“刺眼穿天立万峰，临河脱叶荡迴风。暮年心比夕阳红。 遥夜城乌催涕泪，经时佳讯断南东。缄情欲寄赚途穷。”缄情欲寄，日暮途穷，这已经够沉痛的了，而“五年花向乱中看”，这花又该是如何地刺眼刺心呢？当年杜甫悲咏“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无盦的乱中看花大约也是与此相似的吧！《五月十五夜角塘坐凉》二首已作于抗战胜利后，言情的外衣并不能尽掩饱经丧乱后的悲伤： 隔水楼边动玉琴，拂檐高影写墙阴。有谁知我坐凉心。 选梦乍惊花事老，量愁已逐海波深。独经行地费沉吟。
浅晕娇颦夜有无，玉炉烟袅画屏孤。月圆时节转怜渠。 携影暗伤经乱后，回头犹似定情初。片风扶醉了模糊。
是啊，“有谁知我坐凉心！”彼时外侮之焰方熄，而内战之火又燃，怎不令人“量愁已逐海波深”、“片风扶醉了模糊”？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为之无限焦灼的心境的表现。1947年正是国共内战如火如荼之际，远在岭表的詹无盦虽未闻到烽烟的气息，可也不乏痛切的感受。读《春雨连日，闷极成咏》：
老大心情纵步难，多时花影怯凭阑。由他风雨一山山。 可笑无腔吹笛晚，从来有梦入边寒。谁堪如弈说长安。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杜甫的悲凉再一次穿越千年，传递到了詹无盦笔下。这样的词作似乎已经再难用生辣、苍质、奇横等风格去定位，那是漫漫历史的不能承受之重，沉甸甸地压在词人和读者心上。饶宗颐《题辞》云：“揆君之意，似欲以盘空硬语，写窈窕绵邈之哀思……此一新境，正有待于开拓，惜君中道废置，未克展其奇崛之句，张弛控送……为可悲也。”[10]（P6）这段话当作两个层次理解：一方面，“以盘空硬语，写窈窕绵邈之哀思”的“新境”在无盦手里是得到了成功开拓的，上文中凸显出来的他独特鲜明的词风即是明证。在“清末之民国间老辈词人……往往不脱窠臼，陈陈相因，几千人一面”[11]（P699）的情形下，詹安泰呈现出了成就极高、不可复制和趋近的“这一个”。另一方面，无盦词创作生涯仅有三十年左右，活跃期更在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这二十年。倘若不是受新中国成立后极左风潮之裹挟，继续沿着原有路径前行，而又能少遭残害、天假以年，则无盦的词创作当又不止于今日之高度，自生辣、苍质、奇横而寻“重拙大”的审美理想或也是能实现的。历史是一维的，不容假设，而这也正是我们和饶先生一样感觉“可悲”之处吧！
参 考 文 献
[1] 施议对：《当代词综》，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2] 刘梦芙：《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载张伯伟等：《中国诗学》第十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马大勇：《晚清四大家词平议》，载曹虹等：《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六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 施议对：《真传与门径：民国四大词人》，载《文史知识》2009年第4期.
[5] 程千帆：《祝南先生遗集为伯慧题》，载詹安泰：《詹安泰全集》（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 詹安泰：《无盦说词》，载詹安泰：《詹安泰全集》（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7] 詹安泰：《宋词风格流派略谈》，载詹安泰：《詹安泰全集》（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 曾大兴：《词学的星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9] 陈洵：《海绡说词》，载张璋等编：《历代词话续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10] 饶宗颐：《詹安泰词集题辞》，载詹安泰：《詹安泰全集》（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1] 刘梦芙：《二十世纪中华词选》，合肥：黄山书社，2008.
[12] 詹安泰：《鹪鹩巢诗集》，载詹安泰：《詹安泰全集》（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3] 施议对：《中国词学文化学的奠基人——民国四大词人之四：詹安泰》，载《文史知识》2001年第5期.
[14]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八日》，载《夏承焘集》（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