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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届柏林电影节落幕，入围“新世代单元”的《山楂树之恋》没有获得水晶金熊奖，中国电影在这一届电影节颗粒无收。柏林电影节是中国电影扬名国际的起点，1988年，张艺谋凭着《红高梁》获得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第五代”导演从此被世界观众熟识。时隔23年，同样是张艺谋，却仅仅入选了针对青少年观众的“新世代单元”，最终空手而归。
失落的金熊
柏林，波兹坦广场，人来人往，张灯结彩，过年般。记者坐上出租车，随口聊起电影节，司机说想去看电影，记者问：“看哪一部?”他爽朗地回答：“《皮娜·鲍什》。”部纪录片。无论是皮娜·鲍什还是导演文德斯，在中国都是小众的名字。
中国舆论关心的是张艺谋，他那部讲述“文革”纯爱的《山楂树之恋》入围了“新世代单元”，是惟有可能得奖的中国电影。不过，“新世代单元”对中国人来说有点陌生，在中国长长的柏林辉煌史里，扬名立万的都是在主竞赛单元，就是所谓金熊和银熊的争夺。
自1988年张艺谋获得最高奖项金熊奖以来，中国电影人已经斩获了17座主竞赛单元的奖项，包括3座最佳影片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被世界关注的佐证。但这两年来，中国参赛电影寥寥落落，2009年，陈凯歌的话题之作《梅兰芳》入选了主竞赛，最后无所获，而2010年的《团圆》只获得编剧奖，这部电影没有在国内上映，获奖的那
阵风头过去后，就淹没在盗版碟里。
带着疑问，记者在柏林电影节的现场询问评委韦德兰·斯皮尔克，“中国电影是不是在潮流之外?”他答道：“我只能说，是的。”他说，评委们看了6000多部电影，从中大概可以总结出世界电影的潮流，近年来，电影越来越偏向于用显微镜来观察，关注更多的是身边的人物和生活中特定群体的生活，将他们的小世界作为我们这个大世界的折射来进行反映，而不是直接把大的题材当作关注对象来拍摄。从今年看来，这个偏向得到了有力的印证。这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电影界很有趣的一种转变。而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在欧洲，在美国和拉丁美洲我们都看到这样的潮流。据韦德兰·斯皮尔克介绍，在今年他们所看到的6000余部影片中，绝大部分都是采取了这样的手法，而今年的作品中，中国的电影除了《在一起》，他们几乎没有看到符合这种潮流的故事。相反倒是在一些韩国电影中看到了这种趋势。
显微镜和哈哈镜
今年韩国入选主竞赛单元的电影《爱，不爱》，讲述了
对生活了5年的夫妻要分开，100分钟的时间里，就是从煮咖啡、做饭这些细节琐事中渗透情感重压。韩国这次还收获了最佳短片金熊奖，得奖影片《波澜万丈》也是从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开始：钓鱼。一个男人深夜钓鱼，但钓上了一个女人，充满荒谬感和喜剧感。这部电影用iPhone来拍摄，一般情况下，人们用随时携带的iPhone拍摄身边的事，这次导演朴赞郁用iPhone来拍电影，并且赢得国际电影节的认同，从技术层面解构了电影的专业和宏大。
这次电影节收获最丰的亚洲国家是伊朗，一部《内达与西敏一次别离》不但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还同时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奖，创下了柏林电影节的纪录。电影讲述一对伊朗夫妻因为移民的分歧而不得不离婚，这个类似肥皂剧的文艺片，评委却认为“非常抓人”。相对于世界电影潮流的显微镜趋势，中国电影却更倾向于哈哈镜，宏伟、紧凑、色彩艳丽，甚至逗人发笑，以获得更多的票房。王小帅曾凭《左右》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金熊奖，他认为中国电影“没有参赛已是多年的现象，因为国内市场好了，在票房市场的利诱下，国内导演无暇顾及其他。到国外参展曝光也是为了寻求国内的更大关注，一味强调票房而不关注现实和社会，没有耐心。关起门来拍电影，自我消化”。
另一个现实是，这几年来，入选柏林电影节的中国影片大都不受观众关注，《云的南方》、《图雅的婚事》、《左右》、《团圆》不是票房惨淡，就是干脆没有上映。“在国外得奖”渐渐被等同于“大闷片”，奖项居然成了赶走观众的标签。
沉重的轻
与中国观众对文艺片的冷淡相比，欧洲观众却有更大的包容。他们观影的基础和视野要更深。柏林电影节的“新世代单元”的对象是青少年，就是为了培养未来观众而设的。采访“新世代单元”评委时，记者问为什么会设置这个单元，评委很惊讶地回答说：“因为儿童很重要啊!”对他而言，这是个常识。
这个单元最有趣的地方是，虽然有成人担任评委，但最后的投票权却落在了少年们手上。他们以自己的理解和趣味来选择水晶金熊奖的归属。
《山楂树之恋》放映时，满场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们，在中国这部电影被宣传为浪漫怀日片，但在柏林上映时笑声连连，比如老三送钢笔给静秋时引用毛主席语录，就让小观众们感到很有趣。
如果不是《山楂树之恋》的入选，中国对“新世代单元”很少关注。其实，这个单元虽然针对儿童，但入选的片子并不是迪士尼式的低幼说教片，里面承载的关于社会与人性的内容，恐怕在中国大部分片子里都很难看到。日耳曼人却把艺术影院电影(Arthouse Kino)说成是给四岁的人看的，但这些片子当然也注重趣味性和幽默性，新生代单元主席玛瑞安·瑞德帕斯在一篇名为《沉重的轻》的采访文章中对此做出了解释：“我们关于娱乐的概念要更深远。如果你整体地看这个单元，就会了解这是题材和类型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充满着很多轻快而乐观的处世态度。比如《永远的约根和安妮》有很幽默的地方，同时又经常性地陷入一个深入而严肃的问题。这中间并没有为了保护孩子而臆想地修饰或者简单化处理。”有趣好看不定是头脑简单，纵观目前的中国电影，这个“新世代单元”真是个有意思的参照。
失落的金熊
柏林，波兹坦广场，人来人往，张灯结彩，过年般。记者坐上出租车，随口聊起电影节，司机说想去看电影，记者问：“看哪一部?”他爽朗地回答：“《皮娜·鲍什》。”部纪录片。无论是皮娜·鲍什还是导演文德斯，在中国都是小众的名字。
中国舆论关心的是张艺谋，他那部讲述“文革”纯爱的《山楂树之恋》入围了“新世代单元”，是惟有可能得奖的中国电影。不过，“新世代单元”对中国人来说有点陌生，在中国长长的柏林辉煌史里，扬名立万的都是在主竞赛单元，就是所谓金熊和银熊的争夺。
自1988年张艺谋获得最高奖项金熊奖以来，中国电影人已经斩获了17座主竞赛单元的奖项，包括3座最佳影片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被世界关注的佐证。但这两年来，中国参赛电影寥寥落落，2009年，陈凯歌的话题之作《梅兰芳》入选了主竞赛，最后无所获，而2010年的《团圆》只获得编剧奖，这部电影没有在国内上映，获奖的那
阵风头过去后，就淹没在盗版碟里。
带着疑问，记者在柏林电影节的现场询问评委韦德兰·斯皮尔克，“中国电影是不是在潮流之外?”他答道：“我只能说，是的。”他说，评委们看了6000多部电影，从中大概可以总结出世界电影的潮流，近年来，电影越来越偏向于用显微镜来观察，关注更多的是身边的人物和生活中特定群体的生活，将他们的小世界作为我们这个大世界的折射来进行反映，而不是直接把大的题材当作关注对象来拍摄。从今年看来，这个偏向得到了有力的印证。这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电影界很有趣的一种转变。而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在欧洲，在美国和拉丁美洲我们都看到这样的潮流。据韦德兰·斯皮尔克介绍，在今年他们所看到的6000余部影片中，绝大部分都是采取了这样的手法，而今年的作品中，中国的电影除了《在一起》，他们几乎没有看到符合这种潮流的故事。相反倒是在一些韩国电影中看到了这种趋势。
显微镜和哈哈镜
今年韩国入选主竞赛单元的电影《爱，不爱》，讲述了
对生活了5年的夫妻要分开，100分钟的时间里，就是从煮咖啡、做饭这些细节琐事中渗透情感重压。韩国这次还收获了最佳短片金熊奖，得奖影片《波澜万丈》也是从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开始：钓鱼。一个男人深夜钓鱼，但钓上了一个女人，充满荒谬感和喜剧感。这部电影用iPhone来拍摄，一般情况下，人们用随时携带的iPhone拍摄身边的事，这次导演朴赞郁用iPhone来拍电影，并且赢得国际电影节的认同，从技术层面解构了电影的专业和宏大。
这次电影节收获最丰的亚洲国家是伊朗，一部《内达与西敏一次别离》不但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还同时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奖，创下了柏林电影节的纪录。电影讲述一对伊朗夫妻因为移民的分歧而不得不离婚，这个类似肥皂剧的文艺片，评委却认为“非常抓人”。相对于世界电影潮流的显微镜趋势，中国电影却更倾向于哈哈镜，宏伟、紧凑、色彩艳丽，甚至逗人发笑，以获得更多的票房。王小帅曾凭《左右》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金熊奖，他认为中国电影“没有参赛已是多年的现象，因为国内市场好了，在票房市场的利诱下，国内导演无暇顾及其他。到国外参展曝光也是为了寻求国内的更大关注，一味强调票房而不关注现实和社会，没有耐心。关起门来拍电影，自我消化”。
另一个现实是，这几年来，入选柏林电影节的中国影片大都不受观众关注，《云的南方》、《图雅的婚事》、《左右》、《团圆》不是票房惨淡，就是干脆没有上映。“在国外得奖”渐渐被等同于“大闷片”，奖项居然成了赶走观众的标签。
沉重的轻
与中国观众对文艺片的冷淡相比，欧洲观众却有更大的包容。他们观影的基础和视野要更深。柏林电影节的“新世代单元”的对象是青少年，就是为了培养未来观众而设的。采访“新世代单元”评委时，记者问为什么会设置这个单元，评委很惊讶地回答说：“因为儿童很重要啊!”对他而言，这是个常识。
这个单元最有趣的地方是，虽然有成人担任评委，但最后的投票权却落在了少年们手上。他们以自己的理解和趣味来选择水晶金熊奖的归属。
《山楂树之恋》放映时，满场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们，在中国这部电影被宣传为浪漫怀日片，但在柏林上映时笑声连连，比如老三送钢笔给静秋时引用毛主席语录，就让小观众们感到很有趣。
如果不是《山楂树之恋》的入选，中国对“新世代单元”很少关注。其实，这个单元虽然针对儿童，但入选的片子并不是迪士尼式的低幼说教片，里面承载的关于社会与人性的内容，恐怕在中国大部分片子里都很难看到。日耳曼人却把艺术影院电影(Arthouse Kino)说成是给四岁的人看的，但这些片子当然也注重趣味性和幽默性，新生代单元主席玛瑞安·瑞德帕斯在一篇名为《沉重的轻》的采访文章中对此做出了解释：“我们关于娱乐的概念要更深远。如果你整体地看这个单元，就会了解这是题材和类型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充满着很多轻快而乐观的处世态度。比如《永远的约根和安妮》有很幽默的地方，同时又经常性地陷入一个深入而严肃的问题。这中间并没有为了保护孩子而臆想地修饰或者简单化处理。”有趣好看不定是头脑简单，纵观目前的中国电影，这个“新世代单元”真是个有意思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