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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资本积累具有从生产性积累向寄生性积累偏移的内在趋势，这表现为创业利润的获取从推动技术革新为主向以推高证券价格为主偏移，信用制度从支持生产向支持虚拟资本交易方向偏移，金融创新从方便资本动员向金融赌博和金融欺诈方向偏移，金融资本的投资重心从制造业日益向寻租性的地产金融偏移，消费信用制度的设计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向建立新型高利贷体系的目标偏移。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了债务膨胀和产业萎缩。一方面，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过度信用投放导致了经济体的债务膨胀;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带来的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成本高企等因素导致了产业萎缩。债务膨胀和产业萎缩相互加强，导致了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债务通缩趋势，正是这一趋势把金融资本主义引向了大萧条。金融寡头集团以国家名义实施的危机救助政策没有消除危机，只是使危机向国家财政危机、公共信用危机、福利体系危机以及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转化。
关键词：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债务通缩;大萧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39，F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1）04-0048-11
收稿日期：2021-06-06
作者简介：宋朝龙（1977-），男，安徽亳州人，北京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迪曼（1996-），女，贵州凯里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欧文·费雪在1932年的《繁荣与萧条》中首次提出“债务通缩危机”理论，用以解释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债务通缩危机”指的是债务膨胀与通货紧缩这两个因素不断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危机。从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机制中提炼出债务通缩危机这一概念，是欧文·费雪的一大贡献，但是他仅仅从流通领域而没有深入到金融资本所支配的生产关系中来阐释债务通缩危机的深刻根源，这是费雪的理论缺点，而这一缺点应该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逻辑来加以克服。本文对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危机”概念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了解释，从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支配的生产关系出发探析“债务通缩危机”的内涵和成因。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了债务膨胀与产业萎缩，在一定的临界点上，二者相互加强，导致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债务通缩趋势;正如利润率下降趋势是产业资本积累的内在趋势一样，债务通缩趋势是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内在趋势。金融寡头集团以国家名义实施的降息、减税、量化宽松等危机救助政策并不能解决危机，因为这些政策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最终又加强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
一、金融资本从生产性积累向寄生性积累的偏移
金融资本积累有生产性积累和寄生性积累两种方式。所谓生产性积累，即金融资本通过推动技术革命和劳动社会化水平进行积累;寄生性积累，即金融资本通过定价权、地产寻租、金融投机等途径以向社会征收贡赋的方式进行积累。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方式镶嵌在生产性积累之中。金融资本生产性积累的能力越大，寄生性积累的能力也越大。生产性积累不断向寄生性积累偏移，是金融资本积累的内在趋势，这表现为：创业利润的获取从推动技术革新为主向以推高证券价格为主偏移，信用制度从支持生产向支持虚拟资本交易方向偏移，金融创新的目的从方便资本动员向金融赌博和金融欺诈方向偏移，金融资本的投资重心从制造业日益向寻租性的地产金融偏移，消费信用制度的目的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向建立新型高利贷体系的目标偏移。
（一）创业利润的获取从推动技术革新为主向以推高证券价格为主偏移
金融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出来的大货币垄断资本。为了保持自身对超额利润的垄断以及将超额利润资本化的能力，金融资本不得不致力于提升技术革新、流通、革命和管理水平。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往往以新技术的发明运用为开端，率先采用了新技术的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在信用制度及股份制度较为发达的社会，通过银行的创业活动，企业的超额利润被资本化为巨额的创业利润。创业利润是“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形式转化而产生的利润”[1]。在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爆发之前的几年内，“新企业的融资越来越多地采取股票而非债券的形式”[2]76，股份融资开始大规模地代替债券融资，股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创业利润成为金融资本的一种普遍的、典型的积累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业活动、股票已司空见惯。创业利润兼具生产性积累和寄生性积累两种属性：一方面，它是对率先发明、采用新技术企业的“奖励”;另一方面，创业利润中所包含的“奖励”又是金融资本对社会的剥夺，是金融资本寄生于社会生产机体上的表现。在繁荣阶段的初期①，创业利润的生产性属性较强，随着时间推移，创业利润的寄生性属性则越来越强。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创业利润，金融资本所控制的投行及其下属机构极力促进股市繁荣，创业利润的获取从以技术革新为主变为以提高证券化水平、推高证券价格为主。为了阻碍流入股市的资金流出，金融资本推动了资本利得税的产生。有时金融资本甚至会促进利息率下调以制造股市繁荣。在金融资本对股票购买的大力鼓吹与煽动下，原先并不了解股票投资的大众纷纷进入股市成为证券持有者。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诸如资产证券化模式一类的金融创新得到了广泛运用。这些金融創新技术在一定阶段推高了证券价格，使得金融资本对创业利润的获取更加依赖资本市场的刺激，创业利润更加具有寄生的性质。
（二）信用制度从支持生产向支持虚拟资本交易方向偏移
随着信用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几乎所有的信用都掌握在金融资本手中。集中起来的信用成为金融资本积累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5]541在繁荣阶段的初期，金融资本积极为再生产过程提供信用支持，“债务增长被用来支撑那些可使收入快速增长的经济活动。”[3]13在产业上升的繁荣时期，金融资本所提供的信用促进了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加快了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也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随着繁荣时期的推移，金融资本越来越多地将信用运用到投机场所。在美国1929年大萧条前的繁荣时期，股市成为了最典型的投机场所，“融资买进”成为了股票购买的普遍方式。在1929年，商业银行为股票经纪人所提供的贷款达到95亿美元[2]88，很多信托公司迅速发展起来，其依靠借入资金进行运营[2]77，而这些资金的来源同样也依赖于金融资本所提供的信用支持。基于大众可用于股票购买的自有资金有限，金融资本又为大众提供了大量的股票投资信用。21世纪以后，资产证券化等金融技术在繁荣时期得到了大规模运用。2000—2008年，美国的信用违约互换数额从0.9万亿美元急剧上升至45万亿美元[4]118。这些金融技术的运用催生了金融市场的泡沫。 （三）产业萎缩与债务清偿相互加强导致大萧条
产业萎缩加剧了债务清偿，债务清偿又反过来加剧了产业萎缩，两者相互加强构成了恶性螺旋式下降。产业萎缩意味着资产价格的下降和资产泡沫的收缩，资产价格下降意味着债务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于是债务清偿进一步加速了，而债务清偿又带来了资产价格的下降，使得产业进一步萎缩。两者之间相互加强，而产业萎缩的程度越强，资产价格就下跌得越厉害，债务清偿的规模越大，抛售的资产越多，资产价格下降的幅度就越大。此外，产业萎缩连同债务清偿的需求，也造成了流通领域货币的短缺即通货紧缩现象，反过来通货紧缩现象又加剧了产业萎缩及债务清偿的急迫性。被通货紧缩所强化的产业萎缩与债务清偿继续相互作用，最终造成了资产价格迅速下降乃至崩溃。欧文·费雪对于1929年股市崩塌、大萧条开始产生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述。“9月29日，恐慌情绪开始出现。10月24日，1 300万股股票换手。许多入失去了一生的积蓄……那年的10月29日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经历的最为黑暗的一天……数十亿美元的市值一天之内便蒸发掉。”[2]96在2006年第三季度，产业萎缩与债务清偿的相互作用处在初期，房屋均价开始出现小幅度的下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相互强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2007年的第三季度房屋均价开始迅速下降。资产价格的下降暴露出了先前债务积累的膨胀性质，违约的住房贷款率迅速上升，在该领域提供很多信用的公司也遭到了贷款无法收回的损失。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告破产，次贷危机爆发。而在此前金融资本对资产证券化技术的滥用、金融衍生品的发行扩散了风险的传播范围。到2007年时，次级贷款产品已经扩散到了美国的整个金融体系，美国市场上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参与了次贷的资产证券化过程。产业萎缩与债务清偿不断相互强化导致房屋平均价格迅速下降，从而使得繁荣时期债务膨胀的后果显现出来，很多贷款无法得到偿还，而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的金融工具价格迅速下跌。持有大量金融工具又还未来得及脱手的公司遭遇了严重损失。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布申請破产保护，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当危机爆发后，大规模的债务清偿与产业萎缩继续相互加强，更加严重的通货紧缩又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在繁荣阶段债务膨胀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债务偿还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债务清偿与产业萎缩的恶性螺旋式下降过程使得危机不断深化下去。对于1929年的大萧条而言，到 1932 年 3 月，在经历了几次短暂的反弹之后，工业股票价格水平已经跌去了77%， 经纪人贷款则减少了 94%[2]97。在大萧条爆发的三年内工业产值约下降46%，失业率飙升至25%。不断深化的危机破坏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使得经济恢复十分缓慢。到了1940年，即大萧条爆发十余年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值依然没有超过1929年的水平，同时失业率依然高达15%③。同样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21世纪初期。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制于前期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造成的债务膨胀，债务清偿与产业萎缩继续相互强化，危机不断向深处发展，经济借以复苏的因素恢复得比较缓慢，经济真正意义上的复苏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2008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降至-7.67%，而失业率上升至6.8%，接下来的近10个月内失业率节节攀升，2009年10月失业率达到10%④。从2007年12月到2009年6月，美国实际GDP下降了6 500亿美元，直到2011年第三季度才重新回到衰退前水平。反映股市和房价的家庭净资产下降了17.3%，直到近5年半后才恢复到衰退前水平。有工作的人数（非农业就业人口总数）下降了6.2%，直到2014年5月才恢复衰退前的水平。从2009年的4月到2011年的9月，失业率一直保持在9%以上的水平，直到近9年半后即2016年5月才重新回归到衰退前的4.7%的水平⑤。
（四）金融资本以国家名义实施的自我救助政策从根本上、总体上加剧了危机
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后美联储并没有及时地采取足够多的措施以稳定金融系统，并且刚开始美联储不愿意放弃金本位制，市场上流动性紧缩的问题长时间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多银行遭到挤兑而破产。1933年3月9日，罗斯福上台后国会通过了《1933年紧急银行法》，该银行法使得美元的发行破除了黄金量的限制，美联储得以实施有力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当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金融资本以国家的名义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冲政策，其中包括美联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往金融系统中注入流动性与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等。相较于1929年大萧条时的做法，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所采取的各项政策都显得更加及时而有力。当2007年次级抵押市场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后，吸取了前几次危机经验教训的美联储迅速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7年底到2008年9月总共进行了7次降息，随着2008年联邦储备基金利率几乎下降至0，美联储又开始实施非传统货币政策即量化宽松政策。此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增加了2万多亿美元。在2008年危机期间，美联储又采取了诸多措施为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对于那些与市场的稳定密切相关又濒临破产的企业，美联储采取了“大而不倒”的态度，即使他们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此外，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公布了7 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2009年2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总额达7 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此后又施行了几次经济刺激计划。上述政策的实施对债务通缩机制产生了一定的对冲作用。这些政策的实施减轻了债务清偿的急迫性，缓解了信贷的萎缩及通货紧缩，降低了企业偿还债务的难度，减轻了企业为了继续维持再生产过程而不得不低价抛售商品的压力，资产价格下降的幅度减小了，市场信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产业萎缩与债务清偿相互加强的恶性螺旋式下降趋势有所缓解。由这种螺旋式下降所带来的危机深化过程受到了一定的阻碍。2008年金融危机相较于1929年大萧条破坏性更弱、持续时间更短。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工业产值的下降速度及幅度都明显小于1929年大萧条发生后工业产值的变化，其下降期甚至不足1929年大萧条发生后工业产值下降期的一半[7]。 尽管这些措施对债务通缩危机形成了一定的对冲效应，但金融资本以国家名义实施的这些政策并未消除危机，而只是使得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试图对冲债务通缩危机的举措都在更大范围上加深了债务通缩危机的根源，即加强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通过向金融系统中注入流动性，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得到了救助能继续进行非生产性经营，而相比之下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却难以避免破产的命运，并且，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会将相当一部分救助金融机构的成本转嫁到社会中下阶层身上。金融资本以国家名义的自我救助政策从根本上、总体上加剧了危机。
（五）经济危机向政治危机转化，向国家的公共信用危机、合法性危机转化
2009年2月1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了总额高达2万亿美元的金融稳定计划，加大了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幅度。虽然政府也试图给消费者提供信用支持，但数量及效果有限。个体债务的清偿过程不能得到真正有力的支持。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政府启动了总金额达750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救助计划，为那些无力偿还房贷的房主提供还债支持。该计划实施10个月后，原定的900万房主中只有68万人获得了修订贷款合同的机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府对一些“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进行了救助，而那些得到巨额救助金的机构却给理应承担金融危机的部门支付巨额奖金。例如，2009年3月，AIG获得美国政府300亿美元的救助金，随后不久，AIG便宣布向金融产品部门AIGEP的高管支付总额高达1.65亿美元的奖金，该事件直接引发了“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对于债务通缩危机形成了一定的对冲效应，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公共权力深陷债务泥潭、国家陷入公共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的拯救过程即国债上限不断提高的过程。2011年5月14日，美国国债突破14.29万亿的国债上限⑥，数额直逼当年的GDP，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再次敦促国会提高国债上限。通过对不断膨胀的国债的控制，金融資本寄生性积累得以进一步强化。
此外，美国还利用美元霸权转移矛盾的方式以缓解危机，这导致了危机在世界体系范围内传播。1971年8月15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美元发行破除了黄金储备量的束缚。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全球市场猛然向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开放，跨国界的资金流动由于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而形成惯例，美元霸权得以完全形成[9]。自美元霸权建立以来，美元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世界货币地位。世界各国必须持有数额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以用于稳定本国金融及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关键资源。这为美国通过美元霸权转嫁矛盾、缓解危机奠定了基础。美国通过美元霸权转移矛盾的同时造成了对其他国家的隐形剥夺和其他国家的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实行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各国因美元储备缩水而遭受巨额损失，很多国家不得不去承受因美国国债堆积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此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让各国经济受到其他不利影响。例如，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而“零利率”政策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包括股票、债券市场下行在内的诸多不利影响[10]。通过美元霸权机制，金融资本对其他经济体的控制得到了加强，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借此继续膨胀下去。
五、对欧文·费雪债务通缩理论的简要评析
从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机制中提炼出债务通缩危机这一概念，是欧文·费雪的一大贡献。仅仅从流通领域，而没有深入到金融资本所支配的生产关系中来阐释债务通缩危机的深刻根源，这是费雪理论的缺点，而这一缺点应该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逻辑来加以克服。
费雪通过分析货币币值变化与债务偿还数额等统计数据发现：由于在偿债过程中发生了通货紧缩，未偿实际债务总额增加的速度一旦大于还债的速度，偿债反而致使实际债务增加。在此认识基础上，费雪创建了“债务通缩”理论用以解释1929年大萧条的产生。
费雪将大萧条的原因归结为过度债务的清偿与通货紧缩的相互作用。费雪认为，当经济体过度负债后，债务人会通过廉价销售等方式获取资金偿还债务，这会导致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反过来会引起更大范围的清偿，两者形成恶性螺旋式下降，而在这个过程里会产生企业利润、净值、生产、就业、贸易水平下降，市场信心丧失、货币流通受阻，货币实际利率变高等现象，随着债务偿还与通货紧缩相互加强，最终经济陷入萧条之中。
费雪注意到了消费贷、经纪人的行为、借钱买入股票、金融机构缺乏审慎的态度等，但是他并未深究造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即金融资本在对生产关系进行全面支配的基础上向寄生性积累方向的膨胀。他对于过度负债的原因只是追溯到现象层面，在极其一般的意义上看债务，而没有将债务看作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剥削，是金融资本剥夺社会、借以实现寄生性积累的手段。费雪对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没有足够重视，也没有对此进行批判。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信用提供甚至滥用的合理性。实际上，信用制度还是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重要工具，信用制度的异化意味经济体过度负债的必然趋势。费雪没有把债务过度追溯到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上。相较于债务过度，费雪将重点更多地放到了通货紧缩上，而针对通货紧缩的研究他又主要局限于货币现象的范围，而没有追溯到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社会再生产萎缩的趋势上。
费雪所提出的危机对策主要围绕着“遏制过度负债”及“控制货币数量”。其中，由于他将“负债”看作正常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情，同时又限于直接管制上的困难，他将“遏制过度负债”看作是治标措施，相应地提出了取消资本利得税、制止投机行为过多的金融机构虚假宣传、改变企业融资方式等配套措施。另一方面，因为他将通货紧缩看作“几乎是万恶之源”[2]41，因此他把“控制货币数量”看作是治本措施，提出了一系列控制货币数量的方法，例如调节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准备金率等。费雪将通货紧缩理解为纯粹的货币现象。 費雪认为“控制货币数量”是治本措施，但这也不能真正地实现治本。在实践中，降低利息率、量化宽松等“反通缩”政策只能起到在短期内缓解危机的作用，在债务通缩危机触底之前，并不能有效地阻止债务通缩危机的发展。例如，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依然没有阻止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缓解了危机的同时，又加剧了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趋势，加强了金融资本的垄断地位，强化了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为下一次债务通缩危机埋下了伏笔。
费雪所提出的“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都不能对危机的救治起到长久的、根本性的作用。其遏制过度负债的措施并不会对于债务膨胀起到根本作用，因为这些措施并不能真正动摇到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基础，即使罗斯福上台后通过了比费雪所提措施更加严厉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其后面也被有效支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所代替了。
和费雪不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金融资本主义的债务通缩趋势及其引发的大萧条，根源于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支配的生产关[HJ2.08mm]系。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一方面导致债务膨胀，另一方面导致产业萎缩，在一定的临界点上，债务膨胀转化为债务清偿，产业萎缩与债务清偿相互加强，导致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债务通缩趋势。正是这一趋势将金融资本主义引向了大萧条。金融寡头集团以国家名义实施的降息、减税、量化宽松等危机救助政策并不能解决危机，因为这些政策没有消除反而巩固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金融资本以国家名义实施的自我救助政策只是改变了危机的表现形式，却从根本上、总体上加剧了危机，并使经济危机向国家的债务危机、公共信用危机、福利体系危机以及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转化。
注释：
①繁荣阶段的初期表示家庭、企业及银行等经济部门的工资、利润等收入大致能够覆盖该部门债务数额的时期。
②数据来源：A Short History of the Subprime Mortgage Market Meltdown，https：//www.chasechase.org/doxcc/SubprimeMeltdown.pdf，2008年1月。
③数据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90%A7%E6%9D%A1#cite_note-Frank_Bernanke-3。
④数据来源：美国经济数据中心，http：//www.edatasea.com/Content/us/ID/7。
⑤数据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E5%A4%A7%E8%A1%B0%E9%80%80#%E5%AF%B9%E7%BE%8E%E5%9B%BD%E7%9A%84%E5%BD%B1%E5%93%8D。
⑥数据来源：《美国债务问题对金融市场的影响》，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fmnews/20110729/171810231187.shtml，2011年7月。
参考文献：
[1]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11.
[2]欧文·费雪.繁荣与萧条[M].李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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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卫·M·科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衰成败[M].刘仁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海曼·P·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M].石宝峰，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2.
[7]本·伯南克.金融的本质——伯南克四讲美联储[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07.
[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43—744.
[9]廖子光.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11.
[10]刘卫平，马永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123-136.
责任编辑：李金霞
Deflation Trend of Financial Capital Parasitic Accu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
Song Chaolong， Wu Diman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e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has an inherent trend of shifting from productive accumulation to parasitic accumulation， which shows as follows： the acquisition of entrepreneurial profits has shifted from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pushing up securities prices， the credit system has shifted from supporting production to supporting virtual capital transactions， and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has shifted from facilitating capital mobilization to financial gambling and financial fraud. The investment focus of financial capital is shifting from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rent-seeking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the consumer credit system is shifting from solving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to establishing a new usury system.The parasitic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leads to the dual results of debt expansion and industrial contraction： the excessive credit investment of financial capital to industrial capital leads to the debt expansion of the economy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larization caused by parasitic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high production costs and other factors lead to industrial shrinkage.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of debt inflation and industrial contraction leads to the debt deflation trend of parasitic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which leads financial capitalism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crisis relief policy implemented by the financial oligarchs in the name of the state did not eliminate the crisis， but only transformed the crisis into the 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public credit crisis， welfare system crisis and the legitimacy crisis of financial bourgeois rule.
Key words：financial capital; parasitic accumulation; debt zooming; big depression;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y
金融资本积累具有从生产性积累向寄生性积累偏移的内在趋势，这表现为创业利润的获取从推动技术革新为主向以推高证券价格为主偏移，信用制度从支持生产向支持虚拟资本交易方向偏移，金融创新从方便资本动员向金融赌博和金融欺诈方向偏移，金融资本的投资重心从制造业日益向寻租性的地产金融偏移，消费信用制度的设计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向建立新型高利贷体系的目标偏移。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了债务膨胀和产业萎缩。一方面，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过度信用投放导致了经济体的债务膨胀;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带来的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产成本高企等因素导致了产业萎缩。债务膨胀和产业萎缩相互加强，导致了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债务通缩趋势，正是这一趋势把金融资本主义引向了大萧条。金融寡头集团以国家名义实施的危机救助政策没有消除危机，只是使危机向国家财政危机、公共信用危机、福利体系危机以及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转化。
关键词：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债务通缩;大萧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39，F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1）04-0048-11
收稿日期：2021-06-06
作者简介：宋朝龙（1977-），男，安徽亳州人，北京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迪曼（1996-），女，贵州凯里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欧文·费雪在1932年的《繁荣与萧条》中首次提出“债务通缩危机”理论，用以解释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债务通缩危机”指的是债务膨胀与通货紧缩这两个因素不断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危机。从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机制中提炼出债务通缩危机这一概念，是欧文·费雪的一大贡献，但是他仅仅从流通领域而没有深入到金融资本所支配的生产关系中来阐释债务通缩危机的深刻根源，这是费雪的理论缺点，而这一缺点应该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逻辑来加以克服。本文对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危机”概念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了解释，从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支配的生产关系出发探析“债务通缩危机”的内涵和成因。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了债务膨胀与产业萎缩，在一定的临界点上，二者相互加强，导致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债务通缩趋势;正如利润率下降趋势是产业资本积累的内在趋势一样，债务通缩趋势是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内在趋势。金融寡头集团以国家名义实施的降息、减税、量化宽松等危机救助政策并不能解决危机，因为这些政策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最终又加强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
一、金融资本从生产性积累向寄生性积累的偏移
金融资本积累有生产性积累和寄生性积累两种方式。所谓生产性积累，即金融资本通过推动技术革命和劳动社会化水平进行积累;寄生性积累，即金融资本通过定价权、地产寻租、金融投机等途径以向社会征收贡赋的方式进行积累。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方式镶嵌在生产性积累之中。金融资本生产性积累的能力越大，寄生性积累的能力也越大。生产性积累不断向寄生性积累偏移，是金融资本积累的内在趋势，这表现为：创业利润的获取从推动技术革新为主向以推高证券价格为主偏移，信用制度从支持生产向支持虚拟资本交易方向偏移，金融创新的目的从方便资本动员向金融赌博和金融欺诈方向偏移，金融资本的投资重心从制造业日益向寻租性的地产金融偏移，消费信用制度的目的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向建立新型高利贷体系的目标偏移。
（一）创业利润的获取从推动技术革新为主向以推高证券价格为主偏移
金融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中产生出来的大货币垄断资本。为了保持自身对超额利润的垄断以及将超额利润资本化的能力，金融资本不得不致力于提升技术革新、流通、革命和管理水平。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往往以新技术的发明运用为开端，率先采用了新技术的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在信用制度及股份制度较为发达的社会，通过银行的创业活动，企业的超额利润被资本化为巨额的创业利润。创业利润是“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形式转化而产生的利润”[1]。在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爆发之前的几年内，“新企业的融资越来越多地采取股票而非债券的形式”[2]76，股份融资开始大规模地代替债券融资，股票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创业利润成为金融资本的一种普遍的、典型的积累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业活动、股票已司空见惯。创业利润兼具生产性积累和寄生性积累两种属性：一方面，它是对率先发明、采用新技术企业的“奖励”;另一方面，创业利润中所包含的“奖励”又是金融资本对社会的剥夺，是金融资本寄生于社会生产机体上的表现。在繁荣阶段的初期①，创业利润的生产性属性较强，随着时间推移，创业利润的寄生性属性则越来越强。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创业利润，金融资本所控制的投行及其下属机构极力促进股市繁荣，创业利润的获取从以技术革新为主变为以提高证券化水平、推高证券价格为主。为了阻碍流入股市的资金流出，金融资本推动了资本利得税的产生。有时金融资本甚至会促进利息率下调以制造股市繁荣。在金融资本对股票购买的大力鼓吹与煽动下，原先并不了解股票投资的大众纷纷进入股市成为证券持有者。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诸如资产证券化模式一类的金融创新得到了广泛运用。这些金融創新技术在一定阶段推高了证券价格，使得金融资本对创业利润的获取更加依赖资本市场的刺激，创业利润更加具有寄生的性质。
（二）信用制度从支持生产向支持虚拟资本交易方向偏移
随着信用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几乎所有的信用都掌握在金融资本手中。集中起来的信用成为金融资本积累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5]541在繁荣阶段的初期，金融资本积极为再生产过程提供信用支持，“债务增长被用来支撑那些可使收入快速增长的经济活动。”[3]13在产业上升的繁荣时期，金融资本所提供的信用促进了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加快了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也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随着繁荣时期的推移，金融资本越来越多地将信用运用到投机场所。在美国1929年大萧条前的繁荣时期，股市成为了最典型的投机场所，“融资买进”成为了股票购买的普遍方式。在1929年，商业银行为股票经纪人所提供的贷款达到95亿美元[2]88，很多信托公司迅速发展起来，其依靠借入资金进行运营[2]77，而这些资金的来源同样也依赖于金融资本所提供的信用支持。基于大众可用于股票购买的自有资金有限，金融资本又为大众提供了大量的股票投资信用。21世纪以后，资产证券化等金融技术在繁荣时期得到了大规模运用。2000—2008年，美国的信用违约互换数额从0.9万亿美元急剧上升至45万亿美元[4]118。这些金融技术的运用催生了金融市场的泡沫。 （三）产业萎缩与债务清偿相互加强导致大萧条
产业萎缩加剧了债务清偿，债务清偿又反过来加剧了产业萎缩，两者相互加强构成了恶性螺旋式下降。产业萎缩意味着资产价格的下降和资产泡沫的收缩，资产价格下降意味着债务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于是债务清偿进一步加速了，而债务清偿又带来了资产价格的下降，使得产业进一步萎缩。两者之间相互加强，而产业萎缩的程度越强，资产价格就下跌得越厉害，债务清偿的规模越大，抛售的资产越多，资产价格下降的幅度就越大。此外，产业萎缩连同债务清偿的需求，也造成了流通领域货币的短缺即通货紧缩现象，反过来通货紧缩现象又加剧了产业萎缩及债务清偿的急迫性。被通货紧缩所强化的产业萎缩与债务清偿继续相互作用，最终造成了资产价格迅速下降乃至崩溃。欧文·费雪对于1929年股市崩塌、大萧条开始产生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述。“9月29日，恐慌情绪开始出现。10月24日，1 300万股股票换手。许多入失去了一生的积蓄……那年的10月29日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经历的最为黑暗的一天……数十亿美元的市值一天之内便蒸发掉。”[2]96在2006年第三季度，产业萎缩与债务清偿的相互作用处在初期，房屋均价开始出现小幅度的下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相互强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2007年的第三季度房屋均价开始迅速下降。资产价格的下降暴露出了先前债务积累的膨胀性质，违约的住房贷款率迅速上升，在该领域提供很多信用的公司也遭到了贷款无法收回的损失。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告破产，次贷危机爆发。而在此前金融资本对资产证券化技术的滥用、金融衍生品的发行扩散了风险的传播范围。到2007年时，次级贷款产品已经扩散到了美国的整个金融体系，美国市场上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参与了次贷的资产证券化过程。产业萎缩与债务清偿不断相互强化导致房屋平均价格迅速下降，从而使得繁荣时期债务膨胀的后果显现出来，很多贷款无法得到偿还，而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的金融工具价格迅速下跌。持有大量金融工具又还未来得及脱手的公司遭遇了严重损失。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布申請破产保护，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当危机爆发后，大规模的债务清偿与产业萎缩继续相互加强，更加严重的通货紧缩又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在繁荣阶段债务膨胀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债务偿还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债务清偿与产业萎缩的恶性螺旋式下降过程使得危机不断深化下去。对于1929年的大萧条而言，到 1932 年 3 月，在经历了几次短暂的反弹之后，工业股票价格水平已经跌去了77%， 经纪人贷款则减少了 94%[2]97。在大萧条爆发的三年内工业产值约下降46%，失业率飙升至25%。不断深化的危机破坏了经济增长的基础，使得经济恢复十分缓慢。到了1940年，即大萧条爆发十余年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值依然没有超过1929年的水平，同时失业率依然高达15%③。同样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21世纪初期。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制于前期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造成的债务膨胀，债务清偿与产业萎缩继续相互强化，危机不断向深处发展，经济借以复苏的因素恢复得比较缓慢，经济真正意义上的复苏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2008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降至-7.67%，而失业率上升至6.8%，接下来的近10个月内失业率节节攀升，2009年10月失业率达到10%④。从2007年12月到2009年6月，美国实际GDP下降了6 500亿美元，直到2011年第三季度才重新回到衰退前水平。反映股市和房价的家庭净资产下降了17.3%，直到近5年半后才恢复到衰退前水平。有工作的人数（非农业就业人口总数）下降了6.2%，直到2014年5月才恢复衰退前的水平。从2009年的4月到2011年的9月，失业率一直保持在9%以上的水平，直到近9年半后即2016年5月才重新回归到衰退前的4.7%的水平⑤。
（四）金融资本以国家名义实施的自我救助政策从根本上、总体上加剧了危机
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后美联储并没有及时地采取足够多的措施以稳定金融系统，并且刚开始美联储不愿意放弃金本位制，市场上流动性紧缩的问题长时间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多银行遭到挤兑而破产。1933年3月9日，罗斯福上台后国会通过了《1933年紧急银行法》，该银行法使得美元的发行破除了黄金量的限制，美联储得以实施有力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当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金融资本以国家的名义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冲政策，其中包括美联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往金融系统中注入流动性与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等。相较于1929年大萧条时的做法，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所采取的各项政策都显得更加及时而有力。当2007年次级抵押市场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后，吸取了前几次危机经验教训的美联储迅速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7年底到2008年9月总共进行了7次降息，随着2008年联邦储备基金利率几乎下降至0，美联储又开始实施非传统货币政策即量化宽松政策。此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增加了2万多亿美元。在2008年危机期间，美联储又采取了诸多措施为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对于那些与市场的稳定密切相关又濒临破产的企业，美联储采取了“大而不倒”的态度，即使他们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此外，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公布了7 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2009年2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总额达7 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此后又施行了几次经济刺激计划。上述政策的实施对债务通缩机制产生了一定的对冲作用。这些政策的实施减轻了债务清偿的急迫性，缓解了信贷的萎缩及通货紧缩，降低了企业偿还债务的难度，减轻了企业为了继续维持再生产过程而不得不低价抛售商品的压力，资产价格下降的幅度减小了，市场信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产业萎缩与债务清偿相互加强的恶性螺旋式下降趋势有所缓解。由这种螺旋式下降所带来的危机深化过程受到了一定的阻碍。2008年金融危机相较于1929年大萧条破坏性更弱、持续时间更短。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工业产值的下降速度及幅度都明显小于1929年大萧条发生后工业产值的变化，其下降期甚至不足1929年大萧条发生后工业产值下降期的一半[7]。 尽管这些措施对债务通缩危机形成了一定的对冲效应，但金融资本以国家名义实施的这些政策并未消除危机，而只是使得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试图对冲债务通缩危机的举措都在更大范围上加深了债务通缩危机的根源，即加强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通过向金融系统中注入流动性，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得到了救助能继续进行非生产性经营，而相比之下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却难以避免破产的命运，并且，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会将相当一部分救助金融机构的成本转嫁到社会中下阶层身上。金融资本以国家名义的自我救助政策从根本上、总体上加剧了危机。
（五）经济危机向政治危机转化，向国家的公共信用危机、合法性危机转化
2009年2月1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了总额高达2万亿美元的金融稳定计划，加大了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幅度。虽然政府也试图给消费者提供信用支持，但数量及效果有限。个体债务的清偿过程不能得到真正有力的支持。2009年2月17日，奥巴马政府启动了总金额达750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救助计划，为那些无力偿还房贷的房主提供还债支持。该计划实施10个月后，原定的900万房主中只有68万人获得了修订贷款合同的机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府对一些“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进行了救助，而那些得到巨额救助金的机构却给理应承担金融危机的部门支付巨额奖金。例如，2009年3月，AIG获得美国政府300亿美元的救助金，随后不久，AIG便宣布向金融产品部门AIGEP的高管支付总额高达1.65亿美元的奖金，该事件直接引发了“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对于债务通缩危机形成了一定的对冲效应，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公共权力深陷债务泥潭、国家陷入公共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的拯救过程即国债上限不断提高的过程。2011年5月14日，美国国债突破14.29万亿的国债上限⑥，数额直逼当年的GDP，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再次敦促国会提高国债上限。通过对不断膨胀的国债的控制，金融資本寄生性积累得以进一步强化。
此外，美国还利用美元霸权转移矛盾的方式以缓解危机，这导致了危机在世界体系范围内传播。1971年8月15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美元发行破除了黄金储备量的束缚。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全球市场猛然向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开放，跨国界的资金流动由于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而形成惯例，美元霸权得以完全形成[9]。自美元霸权建立以来，美元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世界货币地位。世界各国必须持有数额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以用于稳定本国金融及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关键资源。这为美国通过美元霸权转嫁矛盾、缓解危机奠定了基础。美国通过美元霸权转移矛盾的同时造成了对其他国家的隐形剥夺和其他国家的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实行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各国因美元储备缩水而遭受巨额损失，很多国家不得不去承受因美国国债堆积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此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让各国经济受到其他不利影响。例如，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而“零利率”政策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包括股票、债券市场下行在内的诸多不利影响[10]。通过美元霸权机制，金融资本对其他经济体的控制得到了加强，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借此继续膨胀下去。
五、对欧文·费雪债务通缩理论的简要评析
从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机制中提炼出债务通缩危机这一概念，是欧文·费雪的一大贡献。仅仅从流通领域，而没有深入到金融资本所支配的生产关系中来阐释债务通缩危机的深刻根源，这是费雪理论的缺点，而这一缺点应该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逻辑来加以克服。
费雪通过分析货币币值变化与债务偿还数额等统计数据发现：由于在偿债过程中发生了通货紧缩，未偿实际债务总额增加的速度一旦大于还债的速度，偿债反而致使实际债务增加。在此认识基础上，费雪创建了“债务通缩”理论用以解释1929年大萧条的产生。
费雪将大萧条的原因归结为过度债务的清偿与通货紧缩的相互作用。费雪认为，当经济体过度负债后，债务人会通过廉价销售等方式获取资金偿还债务，这会导致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反过来会引起更大范围的清偿，两者形成恶性螺旋式下降，而在这个过程里会产生企业利润、净值、生产、就业、贸易水平下降，市场信心丧失、货币流通受阻，货币实际利率变高等现象，随着债务偿还与通货紧缩相互加强，最终经济陷入萧条之中。
费雪注意到了消费贷、经纪人的行为、借钱买入股票、金融机构缺乏审慎的态度等，但是他并未深究造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即金融资本在对生产关系进行全面支配的基础上向寄生性积累方向的膨胀。他对于过度负债的原因只是追溯到现象层面，在极其一般的意义上看债务，而没有将债务看作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剥削，是金融资本剥夺社会、借以实现寄生性积累的手段。费雪对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没有足够重视，也没有对此进行批判。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信用提供甚至滥用的合理性。实际上，信用制度还是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重要工具，信用制度的异化意味经济体过度负债的必然趋势。费雪没有把债务过度追溯到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上。相较于债务过度，费雪将重点更多地放到了通货紧缩上，而针对通货紧缩的研究他又主要局限于货币现象的范围，而没有追溯到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社会再生产萎缩的趋势上。
费雪所提出的危机对策主要围绕着“遏制过度负债”及“控制货币数量”。其中，由于他将“负债”看作正常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情，同时又限于直接管制上的困难，他将“遏制过度负债”看作是治标措施，相应地提出了取消资本利得税、制止投机行为过多的金融机构虚假宣传、改变企业融资方式等配套措施。另一方面，因为他将通货紧缩看作“几乎是万恶之源”[2]41，因此他把“控制货币数量”看作是治本措施，提出了一系列控制货币数量的方法，例如调节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准备金率等。费雪将通货紧缩理解为纯粹的货币现象。 費雪认为“控制货币数量”是治本措施，但这也不能真正地实现治本。在实践中，降低利息率、量化宽松等“反通缩”政策只能起到在短期内缓解危机的作用，在债务通缩危机触底之前，并不能有效地阻止债务通缩危机的发展。例如，次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依然没有阻止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缓解了危机的同时，又加剧了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趋势，加强了金融资本的垄断地位，强化了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为下一次债务通缩危机埋下了伏笔。
费雪所提出的“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都不能对危机的救治起到长久的、根本性的作用。其遏制过度负债的措施并不会对于债务膨胀起到根本作用，因为这些措施并不能真正动摇到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基础，即使罗斯福上台后通过了比费雪所提措施更加严厉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其后面也被有效支持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所代替了。
和费雪不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金融资本主义的债务通缩趋势及其引发的大萧条，根源于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支配的生产关[HJ2.08mm]系。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一方面导致债务膨胀，另一方面导致产业萎缩，在一定的临界点上，债务膨胀转化为债务清偿，产业萎缩与债务清偿相互加强，导致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债务通缩趋势。正是这一趋势将金融资本主义引向了大萧条。金融寡头集团以国家名义实施的降息、减税、量化宽松等危机救助政策并不能解决危机，因为这些政策没有消除反而巩固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金融资本以国家名义实施的自我救助政策只是改变了危机的表现形式，却从根本上、总体上加剧了危机，并使经济危机向国家的债务危机、公共信用危机、福利体系危机以及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转化。
注释：
①繁荣阶段的初期表示家庭、企业及银行等经济部门的工资、利润等收入大致能够覆盖该部门债务数额的时期。
②数据来源：A Short History of the Subprime Mortgage Market Meltdown，https：//www.chasechase.org/doxcc/SubprimeMeltdown.pdf，2008年1月。
③数据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90%A7%E6%9D%A1#cite_note-Frank_Bernanke-3。
④数据来源：美国经济数据中心，http：//www.edatasea.com/Content/us/ID/7。
⑤数据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E5%A4%A7%E8%A1%B0%E9%80%80#%E5%AF%B9%E7%BE%8E%E5%9B%BD%E7%9A%84%E5%BD%B1%E5%93%8D。
⑥数据来源：《美国债务问题对金融市场的影响》，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fmnews/20110729/171810231187.shtml，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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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卫平，马永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123-136.
责任编辑：李金霞
Deflation Trend of Financial Capital Parasitic Accu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
Song Chaolong， Wu Diman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e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has an inherent trend of shifting from productive accumulation to parasitic accumulation， which shows as follows： the acquisition of entrepreneurial profits has shifted from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pushing up securities prices， the credit system has shifted from supporting production to supporting virtual capital transactions， and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has shifted from facilitating capital mobilization to financial gambling and financial fraud. The investment focus of financial capital is shifting from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rent-seeking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the consumer credit system is shifting from solving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to establishing a new usury system.The parasitic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leads to the dual results of debt expansion and industrial contraction： the excessive credit investment of financial capital to industrial capital leads to the debt expansion of the economy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larization caused by parasitic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high production costs and other factors lead to industrial shrinkage.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of debt inflation and industrial contraction leads to the debt deflation trend of parasitic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which leads financial capitalism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crisis relief policy implemented by the financial oligarchs in the name of the state did not eliminate the crisis， but only transformed the crisis into the 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public credit crisis， welfare system crisis and the legitimacy crisis of financial bourgeois rule.
Key words：financial capital; parasitic accumulation; debt zooming; big depression;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