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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信服手机的作用已经日益扩大，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比如已经有很多人提议献计，手机短信报警可以治理人类的固疾之一——“旁观者效应”。因为手机短信不仅方便快捷，而且匿名。
从旁观者效应谈起
所谓旁观者效应是指，在公共场合发生危险事件、灾情或遇难，如凶杀、强奸、抢劫、偷窃、溺水、车祸、重病等，大部分人不是对遇难者“援之以手”，而是袖手旁观、看热闹。过去人们大都谴责这种行为是集体冷漠、人心不古和公民素质整体低下。但是，旁观者效应的提出较可信地解释了这种行为后面的社会心理原因。所以，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理解和看待“旁观者效应”的同时，希望找到根治人类这种与生俱来的弱点的有效方法。
为了扭转旁观者的不作为，或消除旁观者不作为的心理顾虑，手机短信就作为解决方式之一被提了出来。比如，城市公交和公共场所最令人头痛的是小偷，但小偷作案时旁边的人虽然很多，却很少有人出来制止或提醒当事者，甚至公交车上的司售人员为了减少麻烦也不会吱声。即使人群中有见义勇为者，当事者和其他在场的人也不配合。比如，最近发生的一例突出的案例是，公交车上一位见义勇为者抓住了行窃者，司售人员不仅不帮忙，而且不配合见义勇为者的请求，他们不敢应见义勇为者的要求把车停下来。
这便是典型的旁观者效应。按今天经济学家们的解释，如果他们站出来行动，就得付出不站出来的机会成本，即在今后可能遭遇行窃者或罪犯的报复打击，以及自己的行动不可能收到回报，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精神上的。一些救人者或作证者索取报酬往往就是这种心理。比如，黑龙江宝马车撞人案的一些证人对受害者的丈夫要求说，只要给付5000元就可以上法庭作证。所以，又有人以童话中的老鼠给猫脖子上拴上铃铛作为比喻。给猫拴上铃铛老鼠们当然安全了，可是谁愿意去拴呢?因为去拴的老鼠必然要付出生命的机会成本，所以见义勇为虽然对大家都有利，但付出财产和健康生命的代价却要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来付出，这事就必然难以实现。
为了减少见义勇为的机会成本，人们理所当然地想到了用手机报警。因为，手机除了快捷方便，最重要的就是有极大的隐蔽性，不会被人发现，既避免了见义勇为者与犯罪分子的直接接触，又避免了被犯罪分子认出而埋下日后报复的隐患。
三个和尚没水喝
还是从旁观者效应理论的原发事件谈起更能说明问题。
1964年3月美国纽约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著名的案件，后来称为吉诺维斯案。案发在一天凌晨三点，一名叫吉诺维斯的姑娘在返回寓所时被歹徒持刀杀害。案发时，姑娘大声呼救，事后查明姑娘住所旁边的邻居有38人听到了呼救，有的人还打开窗户观望了很长时间。但在姑娘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的30多分钟里，竟然没有一人出来帮助她。
如果用旁观者效应的帮助者可能担心遭到报复来解释，显然是解释不通的。因为那38人随便哪一位都可能像今天的手机短信报案方式一样，一是不会与歹徒发生正面冲突，二是不会有歹徒发现报案者，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己家里的电话报案。但事实却是，没有一人报案!原因何在呢?
是不是正如当时美国大小媒体共同谴责纽约人的冷漠与自私以及今天我们认为旁观者的自私与怯懦呢?显然也不是。当时，两位心理学家——巴利与拉塔内做了一项实验。他们让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以一对一和四对一的两种形式与一位假扮癫痫病的患者保持距离，使用对讲机通话。在通话中，那名假病人都大呼救命，但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在一对一通话的那组人中，有85％的人帮助病人——冲出房间去报告有人发病；但在四人同时听到假病人呼救的那个组，只有31％的人采取了救助行动!
所以，这两位心理学家认为，旁观效应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围观者太多，每个旁观者都以为“也许其他人会去帮助那位姑娘的”，于是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自己反倒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于是在大家都在观望其他人的行动中，不仅延误了救助受害者，也同时推御了自己身上的责任。这个原理与中国人总结的一种社会心理和行为极其相似，即“三个和尚没水喝”。
固然，害怕报复这种与己不利的机会成本是造成旁观者效应的重原因之一，也因此手机短信报警的确是一种不错的克服旁观效应的方法。
制度设计问题
但是，也有与吉诺维斯案相反的情况出现，或者说用旁观者效应无法解释的情况。这样的事同样发生在吉诺维斯案件的那个国家的同一城市。
一位中国的导演到纽约，亲眼看见两个警察抓住一个闯红灯的司机，其中一名警察从摇开的车窗粗暴地抓住司机的前襟。这时周围站起了围观的人，看来好像谁也不想失去免费看戏的机会。但是这次的纽约市民没有像吉诺维斯案的围观者那样事不关己，默不做声，而是响起了几乎100个人的声音：我们都在看着你!于是那警察一下子松开了手。
这位导演说，目睹这一幕，他感到了心灵的震动，美国的公民真有权表达他们的想法，是精神上的自由表达。
这件事与吉诺维斯事件情况相似，但效果完全相反。到底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现成的答案是没有的，只能分析。比较起来，吉诺维斯案更能激起民众的正义感，因为杀人者是犯罪，而纠正交通违章的警察只是粗暴执法。还有围观吉诺维斯案的只有38人，但围观警察不文明执法的却有上百人(加上没有发出谴责之声的人)，后者的围观者能向别人推御责任的机会更多，每个人要负的责任更小，更能体现法不责众的原理。但是，为什么有人而且是很多人出来阻止警察，但没有人出来阻止吉诺维斯案的罪犯呢?
可能的解释就是，美国公民制止警察粗暴行为受到报复的机会成本较小，因为美国公民是真正的主人，他们随时都可以谴责那些不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是我们纳税养活你们，请你们自觉地做人民真正的公仆!”而当面指责和制止罪犯所遭遇的受到报复的危险(机会成本)较大。而且西方社会鼓励见义勇为不是让没有实际阻止犯罪能力的人去与罪犯和违法者直接搏斗，而是寻求执法者来帮助。
总之，还是应当从制度设计与素质培养来解决问题。制度设计是能保证人们在见义勇为时减少或不付出遭到报复的机会成本(危险)，同时能让见义勇为者得到回报，包括经济的和精神的。素质的培养也是建立在制度设计基础上的，就像美国公民当面指责警察的错误不会担心受到报复一样。与此同时，也可以使用种种减少会受到报复的见义勇为的方式，如手机报警。
当然，旁观者效应并非是说几句话，设计一些方案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可以坦率地说，这是人性的弱点之一。正因为如此，需要长期的训练、培养和制度养成才可能避免或极大减少旁观者效应。而能不能彻底根除旁观者效应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责任编辑] 张田勘
从旁观者效应谈起
所谓旁观者效应是指，在公共场合发生危险事件、灾情或遇难，如凶杀、强奸、抢劫、偷窃、溺水、车祸、重病等，大部分人不是对遇难者“援之以手”，而是袖手旁观、看热闹。过去人们大都谴责这种行为是集体冷漠、人心不古和公民素质整体低下。但是，旁观者效应的提出较可信地解释了这种行为后面的社会心理原因。所以，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理解和看待“旁观者效应”的同时，希望找到根治人类这种与生俱来的弱点的有效方法。
为了扭转旁观者的不作为，或消除旁观者不作为的心理顾虑，手机短信就作为解决方式之一被提了出来。比如，城市公交和公共场所最令人头痛的是小偷，但小偷作案时旁边的人虽然很多，却很少有人出来制止或提醒当事者，甚至公交车上的司售人员为了减少麻烦也不会吱声。即使人群中有见义勇为者，当事者和其他在场的人也不配合。比如，最近发生的一例突出的案例是，公交车上一位见义勇为者抓住了行窃者，司售人员不仅不帮忙，而且不配合见义勇为者的请求，他们不敢应见义勇为者的要求把车停下来。
这便是典型的旁观者效应。按今天经济学家们的解释，如果他们站出来行动，就得付出不站出来的机会成本，即在今后可能遭遇行窃者或罪犯的报复打击，以及自己的行动不可能收到回报，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精神上的。一些救人者或作证者索取报酬往往就是这种心理。比如，黑龙江宝马车撞人案的一些证人对受害者的丈夫要求说，只要给付5000元就可以上法庭作证。所以，又有人以童话中的老鼠给猫脖子上拴上铃铛作为比喻。给猫拴上铃铛老鼠们当然安全了，可是谁愿意去拴呢?因为去拴的老鼠必然要付出生命的机会成本，所以见义勇为虽然对大家都有利，但付出财产和健康生命的代价却要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来付出，这事就必然难以实现。
为了减少见义勇为的机会成本，人们理所当然地想到了用手机报警。因为，手机除了快捷方便，最重要的就是有极大的隐蔽性，不会被人发现，既避免了见义勇为者与犯罪分子的直接接触，又避免了被犯罪分子认出而埋下日后报复的隐患。
三个和尚没水喝
还是从旁观者效应理论的原发事件谈起更能说明问题。
1964年3月美国纽约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著名的案件，后来称为吉诺维斯案。案发在一天凌晨三点，一名叫吉诺维斯的姑娘在返回寓所时被歹徒持刀杀害。案发时，姑娘大声呼救，事后查明姑娘住所旁边的邻居有38人听到了呼救，有的人还打开窗户观望了很长时间。但在姑娘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的30多分钟里，竟然没有一人出来帮助她。
如果用旁观者效应的帮助者可能担心遭到报复来解释，显然是解释不通的。因为那38人随便哪一位都可能像今天的手机短信报案方式一样，一是不会与歹徒发生正面冲突，二是不会有歹徒发现报案者，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己家里的电话报案。但事实却是，没有一人报案!原因何在呢?
是不是正如当时美国大小媒体共同谴责纽约人的冷漠与自私以及今天我们认为旁观者的自私与怯懦呢?显然也不是。当时，两位心理学家——巴利与拉塔内做了一项实验。他们让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以一对一和四对一的两种形式与一位假扮癫痫病的患者保持距离，使用对讲机通话。在通话中，那名假病人都大呼救命，但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在一对一通话的那组人中，有85％的人帮助病人——冲出房间去报告有人发病；但在四人同时听到假病人呼救的那个组，只有31％的人采取了救助行动!
所以，这两位心理学家认为，旁观效应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围观者太多，每个旁观者都以为“也许其他人会去帮助那位姑娘的”，于是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自己反倒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于是在大家都在观望其他人的行动中，不仅延误了救助受害者，也同时推御了自己身上的责任。这个原理与中国人总结的一种社会心理和行为极其相似，即“三个和尚没水喝”。
固然，害怕报复这种与己不利的机会成本是造成旁观者效应的重原因之一，也因此手机短信报警的确是一种不错的克服旁观效应的方法。
制度设计问题
但是，也有与吉诺维斯案相反的情况出现，或者说用旁观者效应无法解释的情况。这样的事同样发生在吉诺维斯案件的那个国家的同一城市。
一位中国的导演到纽约，亲眼看见两个警察抓住一个闯红灯的司机，其中一名警察从摇开的车窗粗暴地抓住司机的前襟。这时周围站起了围观的人，看来好像谁也不想失去免费看戏的机会。但是这次的纽约市民没有像吉诺维斯案的围观者那样事不关己，默不做声，而是响起了几乎100个人的声音：我们都在看着你!于是那警察一下子松开了手。
这位导演说，目睹这一幕，他感到了心灵的震动，美国的公民真有权表达他们的想法，是精神上的自由表达。
这件事与吉诺维斯事件情况相似，但效果完全相反。到底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现成的答案是没有的，只能分析。比较起来，吉诺维斯案更能激起民众的正义感，因为杀人者是犯罪，而纠正交通违章的警察只是粗暴执法。还有围观吉诺维斯案的只有38人，但围观警察不文明执法的却有上百人(加上没有发出谴责之声的人)，后者的围观者能向别人推御责任的机会更多，每个人要负的责任更小，更能体现法不责众的原理。但是，为什么有人而且是很多人出来阻止警察，但没有人出来阻止吉诺维斯案的罪犯呢?
可能的解释就是，美国公民制止警察粗暴行为受到报复的机会成本较小，因为美国公民是真正的主人，他们随时都可以谴责那些不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是我们纳税养活你们，请你们自觉地做人民真正的公仆!”而当面指责和制止罪犯所遭遇的受到报复的危险(机会成本)较大。而且西方社会鼓励见义勇为不是让没有实际阻止犯罪能力的人去与罪犯和违法者直接搏斗，而是寻求执法者来帮助。
总之，还是应当从制度设计与素质培养来解决问题。制度设计是能保证人们在见义勇为时减少或不付出遭到报复的机会成本(危险)，同时能让见义勇为者得到回报，包括经济的和精神的。素质的培养也是建立在制度设计基础上的，就像美国公民当面指责警察的错误不会担心受到报复一样。与此同时，也可以使用种种减少会受到报复的见义勇为的方式，如手机报警。
当然，旁观者效应并非是说几句话，设计一些方案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可以坦率地说，这是人性的弱点之一。正因为如此，需要长期的训练、培养和制度养成才可能避免或极大减少旁观者效应。而能不能彻底根除旁观者效应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责任编辑] 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