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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从道路选择、阶级担当、社会意识觉醒、民心向背等方面分析，社会主义是中国必然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人改变初衷很快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压力，以及对国内出现的新的贫富分化的判断，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迫切愿望，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动力。社会主义改造，是时代的抉择。经历近30年正反两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具有极强纠偏能力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拥护这一务实和理性的历史转变。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必然，人民选择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03—12
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然有其自身发展轨迹的演化趋势和中国人主动的选择。我们常说，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怎么理解这个命题?本文尝试用多维视角解读这一论断。
一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亡国灭种的阴影浓重地笼罩在国人心头，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压迫，桎梏了国家发展和人民生存的生机，中国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哪条道路能够解决近代中国的两大课题，中国人民终归会选择哪条道路。哪个阶级能够担当起中华民族的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领导中国人民解决这两大课题，哪个阶级就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功勋，就会受到人民的景仰和拥护。近代中国的社会意识不断觉醒，一批又一批的有识者有志者探索救国济民之道，学习吸收强国的文明、经验，实验、创制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路径，失败，重起；又失败，再奋起……选择、扬弃，最终选择了与中华文明有诸多契合又被国人认准可以使中国摆脱苦难使人民获得幸福安康的社会主义。
1.道路选择
近代中国，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文明大发展但同时“资本主义”的毛病或日弊端日益彰显、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的时代，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有多种道路可供选择。
继续维系封建专制政体，维持和发展耕织紧密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那是中国沉重的历史积淀，更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为追求长治久安而梦寐以求的“王道乐土”。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和缓慢成长，自然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加之清代康熙雍正后人口的增加，人们生活、生存日益艰难，旧式法统、道统、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方式已经不再是王道乐土。尤其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和迅速发展，大大推动了世界交往的不断扩大，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中国再关起门来自以为居天地之中地保持自己的“王道乐土”越来越不可能了。虽然中国古代文明曾经领先于世，但当中华封建文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挑战时，立刻显现出己短彼长之势，抱残守缺，毕竟为大势所不容。不仅仅清王朝想维护大清一统江山和封建统治已经根本不可能了，向清王朝发起强有力挑战和严重冲击的太平天国，也没有办法建立封建统治，就连袁世凯，想复辟帝制，也成为一枕黄粱美梦，必定要破产。
封建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变法图存，实现君主立宪制可行吗?纵观世界最终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运动，包括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我们会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是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的同时，拥有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强有力支持，甚至是新兴资产阶级发动、推动的。而且，他们的封建统治者，已经主动地或者被迫地认识到封建旧制度已经“过时”，继续维持原封不动的封建制度不能够再给他们带来长治久安的“好运”，也不能够为他们的国家和国民带来福音，有的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文明思想，所以推动变法改良是真诚的。在我们中国呢?缺乏这种条件。明清以降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有所发展，但由于封建经济结构的超级稳定性，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博大宽厚，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没有长成参天大树。这就使得我们中国在遇到异族入侵前没有长进资本主义，与世界同步进入资本主义文明新时代。当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坚船利炮敲打我们的国门的时候，我们以封建文明、封建文明制造的生产力，抗衡资本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制造的生产力，优劣立刻现形。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资本主义列强挺进古老中国“大市场”，中国自生的最进步的也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的资本主义萌芽，面对侵入来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纷纷土崩瓦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夭折”了。随着中国大门的被打开，列强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掠夺了巨大利益，机器工业制造的洋货逐步进入中国市场，在财富外溢的同时，客观上也刺激中国兴起新式资本主义，尤其是西方国家发生战争时，中国新式资本主义工商业会获得发展的大好机遇。但是，这些并非本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经由优胜劣汰激烈竞争历程的资本主义，大多是经由外商嫁接或直接借鉴外商“经验”新兴起的，根基不牢，资本主义文明底气不足，资金、技术、管理薄弱。加之大多数又没有“孤注一掷”，而是脚踩两只船，既试图在新式工商业中谋利，又不完全放弃封建的旧式剥削，甚至是以买办为主的完全新兴的从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者，赚了钱以后又会兼营封建剥削。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新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始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尤其是染指中国市场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挤压，使之发展受到极大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革命，都缺乏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这也是变法维新流产的最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革命者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创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这是最有希望解决近代中国两大课题的道路。为此，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孙中山一生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斗争。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屡起屡败，屡败屡起，虽然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成为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北洋军阀袁世凯氏的中华民国，又有多少民主共和气息?他已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可以连选连任、既可传贤又可传嗣的大总统了，竟还不满足，公然复辟帝制。袁氏卒后，北洋民国，实际上进入封建性浓厚的军阀割据状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形式上实行五院制，还推进“改订新约运动”，但实质上持续实行“训政”，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政令唯蒋介石是从的个人独裁政体，根本没有触动农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对外也仅仅试图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多祈得一杯羹，根本就没有做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努力。暂时的统一，一些新人粉墨登场，取消厘金、统一币制，鼓励实业，等等举措，虽然也收到一些成效，使中国有了一点点新的景象，但距离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目标，还相差十万八千里。问题的症结是新掌权的军阀政客，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实行多党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不可能消除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民，不可能真正反对帝国主义掘断与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并赖以发财牟利的渠道。这不是概念式判断，只要稍微对他们执政后的所作所为加以解析，就能够得出的结论。当然，蒋介石氏的“我照顾你的好处、你别逼我太甚”式的想与列强和平共治的梦想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打得粉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仍然顽固地坚持一党专制，蒋介石试图继续维持自己的个人独裁。“制宪国大”“行宪国大”，也是粉饰民主的成分大于实践民主的成分。至于当时民主党派为主提出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在国民党掌管国家命脉、国民党发起对拥有根据地和军队的共产党的进攻内战全面升级的情况下，赤手空拳、浮萍一般的没有地盘没有军队的中间势力，不可能有太大作为。当国民党蒋介石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第三条道路的梦想彻底破灭。资产阶级共和制之所以没有真正实现，主因还是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问题，这与前述相同。
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中国人一开始就追求的道路。前述几种道路，维持封建统治是完全不可能救国济民的，中国人理所当然地抛弃之。维新变法、革命共和，是有可能有希望救亡图存、发展中国，解放人民、富裕人民的。但都没有走通，这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再“加工制作”的。可以大胆地设想，假若这两条道路不管哪一条道路走通了的话，使中国走上民主富强的道路，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肯定会晚若干年，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发生。正因为它们都没有走通，中国的危机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日益加深。恰在此时，邻国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苏俄革命后的新景象，苏联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经济体制使之经济崛起，给中国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使中国人无限向往。社会主义的共富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阶层的大同思想、均贫富思想、患不均思想那么“亲近”，社会主义思潮，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那是挡不住的“诱惑!”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是时势使然，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演进的归趋。
2.阶级担当
近代中国，不同阶级都曾经在一定时期一定空间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阶级力量，试图按照其阶级意识改造中国。但其阶级局限性和力量有限性，使之努力付之东流，最终无产阶级登上舞台，开创出新的天地和光明前景。
封建统治阶级，其阶级基础是封建地主阶级，这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后最因陈守旧、腐朽反动的阶级，抱住封建主义僵尸不放，缺乏远见和革新意识，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其最高统治者清王朝，是满族统治者，少数民族入主中华朝廷，始终缺乏融合中华大民族的卓识和秦始皇般理所当然威临四方的底气，总是或多或少地以防范大汉民族的“反叛”为首要任务，制约了其世界大视野。尤其是掌控朝廷实权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正处在中国需要变革的大时代，她玩弄权术的小计俩有余，驾驭大国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脉搏的眼光和能力严重不足，把许多精力放在内耗上，这就更不可能领导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了。而统治阶级内部，虽然光绪集团曾经有对慈禧取而代之的企图，但仅仅是昙花一现，主要原因在于最高封建统治营垒中，确实还没有形成足以替代慈禧太后的政治势力。那么，在缺乏像日本明治天皇那样的政治势力集团和卓越领导人的大清王朝为统领的封建统治阶级变法维新自救，便不可能。
农民阶级，受压迫深重，维持生计日益艰辛，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中国农民是小生产汪洋大海中的一粒粒细沙，缺乏团结奋斗的粘合力，他们不代表新生产力，提不出完全超越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在没有崭新思想武器武装的情况下，他们在受到生存危机或者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下，会铤而走险，走上造反道路，形成滚滚洪流，甚至埋葬旧王朝或者给“非我族类”者以沉重打击。但是，他们不可能提出解决近代中国两大课题的科学理论，绘制出符合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蓝图，从而建构超越封建文明的资本主义文明。太平天国运动，把中国旧式农民战争发展到顶峰，但最终还是只能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一部颇具新文明曙光的出自长期生活在香港对资本主义文明耳濡目染多有熏陶的洪仁玕之手的《资政新篇》，不仅被洪秀全抹去最具资本主义文明的亮点，还被洪秀全以及他的朝廷束之高阁，压根就没有打算实行。至于义和团运动，除了反对外来压迫剥削的义愤和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可圈可点外，就没有太多可以彰显的东西了。盲目排外，以愚昧死硬抗击文明，缺乏接纳新式文明的坦荡胸襟，抱残守缺，其结局会使中国陷入更加愚昧落后的泥潭。
资产阶级，这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之一，新式生产方式的主导方，代表中国前进的方向。但是，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得不彻底，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很不充分，资产阶级自身力量非常薄弱。尤其是新生民族资本主义的特殊历程，使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艰难生存发展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又因为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二者具有妥协性，很难聚起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他们有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文明的愿望，但自身力量薄弱，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与更广大劳苦大众又有隔阂，加之对工人的剥削压迫，与无产阶级还有矛盾；对农民的“贱买贵卖”“中间盘剥”等，以及农民心目中“十商九奸”传统文化影响，与农民也有天然矛盾。这样，他们想改变现实，实现他们的资产阶级改良甚或革命主张，找不到可以依赖的或者利用的力量。改良派转身依靠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所谓开明君主，而恰恰这位君主没有实权，结局可想而知。革命派依靠少数精英、依靠会党，都没有成功。最终找到新军，推翻封建王朝，但新军自身的严重封建性，终难担当除旧布新播撒资本主义新文明的重任。失败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阶级，虽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充分，工人阶级的总人数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很低，但他们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而且，由于中国近代的特殊性，他们的资格比资产阶级还老，在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产生前他们就在外商洋行、企业中产生了。而且，他们相对集中在几个主要沿海城市，容易形成并显示相对集中的力量；他们受压迫受剥削最深重，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愿；他们受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最少，容易接受无产阶级最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他们与最广大的农民阶级有天然联系，容易找到广泛的同盟军，以形成革命的洪流和巨大力量。适逢邻国苏俄革命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迅猛传入中国，尤其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古老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受苏俄革命影响，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身体力 行地到劳苦大众中去，到工人生活工作的地方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向他们传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启发他们的觉悟，鼓动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彰显本阶级的力量，反对残酷的压迫剥削，争取保障自身利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完全从自在阶级发展成自为阶级，勇敢地承担起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创造一个崭新中国的历史使命。
历史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完成近代中国两大课题，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向独立自主的文明时代，中国的各个阶级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希冀、思考，提出过一些主张，还付诸过一些行动，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后来居上的无产阶级，在其崭新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了最广泛的同盟军，担当起救国救民重任，并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面貌真正地焕然一新。
3.社会意识的觉醒
如果我们把引领国人思想和行动的观点、主张等思潮，看做社会意识的话，可以发现，近代中国，社会意识最为活跃，其中有一条主线，一直是积极向前向上发展的，向中国封建文明之外的西方文明寻求救国富民真理，并试图对西方文明有所超越，汲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一劳永逸地探索出一条振兴中华的崭新路径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在古老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漫长的封建时代曾经领先于世一千多年，创造出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辉煌，多次出现过开平盛世。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对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文明升华甚至文明再造般的影响。这样一来，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老子天下第一”思想积淀深厚，总认为自己的国家居天下之中，自己的国家是天朝大国，本族文明是世界最优秀文明。这种民族性和社会意识心态，容易夜郎自大，抱残守缺，确实使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些人产生这种自恋症般的负面效应；但是，这种国民性和大国心态、优秀族类心态，又往往会产生已当凌绝顶、众山自然小的居高临下社会意识心态，胸怀若谷，不担心外来文明会灭我华夏，异族另类有用的东西，一概拿来为我所用，不怕它们会动摇自己的根基、根本。同时，一旦意识到本民族真的受到威胁，面临生存危机，反倒更能激起拯救自己国家、民族、文明的使命感、责任感，救国兴族，匹夫有责；振兴中华，舍我其谁!为此，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总会前仆后继，总要试图振兴、崛起、赶超，重新站到世界前列。这种奋争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就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终不断的精神支撑，就是近代中国社会意识不断觉醒的文化基础。
近代中国，饱受外来侵略势力欺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救亡图强，振兴中华，成为时代最强音。当然，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死守中国法统道统，泥古不化，坚决反对“以夷灭夏”(反对学习西方文明)，主张“以夏灭夷”。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忧患意识觉醒，得出落后就要挨打的结论，奋起学习效法西方先进文明，自强、振兴，以改变落后挨打境况。在这种大背景下，社会意识的觉醒向着光明灿烂的方向发展。近代中国思想意识演化轨迹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当鸦片输入成为危机国家、民族、人民生存的最大毒瘤时，朝野上下呼吁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很少有人估计与英国等鸦片走私者的矛盾、冲突背后隐藏的中西文明、利益冲突，估计到禁烟会引发与殖民主义者的较量。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占据上风，朝廷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一时间禁烟派弹冠相庆。在为林则徐送行的聚会上，林则徐意气奋发写下诗篇，表达的意思是：鸦片扰乱，就像清初西北少数民族叛乱，大皇帝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少数人兴风作浪，蠢蠢欲动，大皇帝恩威一到，四海皆平矣。林则徐表示，自己赴广东禁烟，带着圣上皇帝的恩威，何愁禁烟问题不会迎刃而解。这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很有见识的精英，对外面世界了解得非常少，对中西差距更是知之甚微。但是，当林则徐到了广东，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意识到了西方器之所长，成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魏源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振聋发聩的口号，对后来中国甚至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
鸦片战争爆发，朝廷中有人嫁祸于林则徐禁烟之举，林则徐受贬，但林则徐师夷长技思想在一些士大夫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埋下效法异族之长以振兴中华的思想种子。有种子就要发芽，当内忧外患日甚一日，世人越发感觉到生存危机时，林则徐、魏源的思想受到推崇。洋务运动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我们撇开其动机(出发点)和非历史唯物主义因素不加过多评价，就其所表达的含义来说，分明是表示要向西方学习，将西学之长拿来为我所用。从思想影响角度看，是对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有甚者，虽然中体西用思想的倡导者们目的是学习西方之技以维中学之道，但阻滞思想活跃的“堰塞湖”一旦疏通，思想的涓涓细流必然会极其活泼地流淌，以致形成汹涌洪流。洋务运动中培育的新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接触了更多西方文明，发现西学何止仅仅是“用”优于我，“体”更优于我，为什么不学习效法其“体”呢?维新变法思想应运而生，而且有了较快传播。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严复，他的一部《天演论》，影响了几代人。以中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所产生的震撼是空前的。竞争、争先、不甘落伍，光复华夏、振兴中华，使我族类重新挤进世界前列思潮，激励着无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奋勇当先，奋发图强。
维新思潮传播过程中，激进者就萌生了革命思想。但在温良恭俭让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总还是希望不走激进的革命(造反)道路，总认为变法图强最具建设性，最少破坏性。然而，变法维新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广泛传播，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旋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发轫比西方晚了200多年，西方强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业革命也已经完成，生产力获得空前大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也已经暴露无余，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资本控制一切，巨大财富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劳动者沦为无产阶级，贫困状态每况愈下。贫富两极分化，引发社会矛盾、社会危机的尖锐化，社会主义思潮随之兴起。已经张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这一世界大势。同盟会成立后，在日本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遇到第一大学问家梁启超的质疑，梁氏说，中国传统不患贫而患不均，革命使中国向着贫富不均的方向发展，必将带来更大混乱。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即学习他人的长处，绝不学习他人的短处，汲取他人之长，规避他人之短，提倡扬长避短，反对东施效颦，这是超越他人的最好办法。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弊端，提出在中国搞革命，一定要后 来居上，对民主政治革命和均贫富的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倡导资产阶级革命，却明确提出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张。
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有大同思想，小康思想；农民有均贫富、等贵贱愿望。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最容易接受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孙中山就明确表示：中国应该采用先进的欧洲生产方式，但要以欧洲为前车之鉴，避免其弊端，即防止“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要吸收欧洲文明的精华，但又“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这就是要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他说：“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制度之中了。”
当然，孙中山式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在共同富裕这一点上二者有相通之处。如果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在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共和制，也不会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民生政策，但肯定改良民生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问题在于残酷的现实没有给孙中山提供这样的实践舞台。而恰恰在此时，邻国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追随孙中山的激进知识分子，开始把视线转向苏俄。按当时的话说，俄国革命发轫晚于中国，为什么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而俄国革命悄然成功了?俄国有了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有了更能够广泛发动民众的社会主义政策。对于仍然一如既往地追求革命的知识青年来说，这是挡不住的诱惑。就连一直追随孙中山的人(戴季陶、沈玄庐等)也开始鼓吹劳工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未必都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推波助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起到助力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化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苏俄的榜样作用，不能低估。尤其是苏俄集中国力推进现代化的做法，使俄国这样一个欧洲的三流国家，挤进欧洲强国甚至是世界强国行列，这给中国知识分子无限遐想，认为落后国家尤其是落后大国要想奋起直追赶上强国，必须集中国力办大事，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所以，抗战中后期以致解放战争时期，民主党派人士，虽然主张政治上学习英美，但主张经济上学习苏联的大有人在。
4.民心背向
近代中国，无论是反抗外来侵略，还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包括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以至五四爱国运动，民众表现出极大热情。人民大众不甘于忍受剥削压迫，对于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现状、尤其是改善自己每况愈下的贫困生活处境，有强烈愿望，并适时表现出极大热情。
哪个阶级、哪个政党看到民众的愿望，顺应民众要求，尤其是关注广大劳苦大众的疾苦，努力解决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人民大众”也就能够成为该阶级、政党彰显威力的巨大力量源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最后决定中国命运即发展前途的政治势力表面上看是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实际上是各自掌握有军队、控制有地区的国共两党。表面上看国民党掌握的军队、控制的地区、可利用的资财，都远远超过共产党，胜利的天平最终却倒向了共产党。究其最根本原因，还是民心背向问题。
国民党，有过光荣传统，曾经受到民众的拥护，比如北伐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初期。但是，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吏治腐败现象每况愈下，以至抗战胜利后腐败加速，达到不可遏制的地步。机制性体制性整体性腐败，使国民党丧尽民心。沦陷区人民“想中央、盼中央”，但国民党中央对沦陷区的“劫收”使沦陷区人民深感“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发动内战，全力进攻共产党，但其后方却四处冒火、八面生烟。民众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第二条战线把国民党烧得焦头烂额。当大势已去，国民党败逃台湾，卷走大陆能够卷走的一切财富。还尽力裹挟走富有的资本家及其财富。但是，就有资本家不愿意跟着他们走，比如著名实业家荣德生，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没有与共产党打过交道，但他坚持不离开大陆，坚持荣家产业不搬动。他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不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是国民党的“坏”伤透了他的心，使他对国民党不再抱任何希望，选择不再跟国民党走。像荣德生这样深感国民党太“坏”的人太多太多，以致形成埋葬国民党统治的汪洋大海，在已经有了共产党这一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失去了民心的国民党其统治怎么可能不垮台呢!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解放区人民出人、出粮、出钱，竭尽全力支持人民解放军。参军、支前，蔚然成风。东北解放区民众，支前随四野一直走到“天涯海角”。淮海战役解放军动员兵力60多万人，支前民工超过100万人。胜利是人民群众用肩膀挑出来的，用小车推出来的。而“国统区”民众，背离国民党的同时，也心向共产党，盼望早日获得解放，早日见到“明朗的天”。
民心背向，决定了历史的最终走向。人民抛弃了已经腐败透顶的国民党，选择蒸蒸日上的共产党。
近代中国，既然非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走通，社会思潮发展趋势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只有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才能够担当救亡图存、发展中国的历史使命，而且人民最终选择了共产党，那么这就决定了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基本原理，“中共二大宣言”就明确宣告她的奋斗目标是“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前途”。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丰富完善了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理论，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民主革命成功，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发展到第二阶段，建立社会主义社会。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在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的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
历史发展轨迹表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新中国诞生，绝不是人造奶油式的偶发事件。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造化使然。这一大事件的发生，就决定了取得革命胜利果实、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势必会将中国推向社会主义道路上去。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中国共产党设想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建国、制订共同 纲领时，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中共中央没有同意，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中共中央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准备。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1952年9月5日，毛泽东致黄炎培的信中还说：“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但是，9月以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开始改变共产党关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工业化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贯主张，提出国家工业化和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并举的新路线、新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形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究其原因，确实有着客观的必然性。
1.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压力
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工业化，使国家繁荣富裕起来，是几代人的不懈追求，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但是，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诞生的，一穷二白，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人才短缺。这就决定了新中国要想以较快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建设必须扩大世界性的交往，向世界先进水平学习。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列宁也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展联系是不能存在下去的。”然而时处冷战时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互相对立，新中国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敌视和孤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的禁运案，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新中国只能选择争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和援助；那么来自苏联方面的援助，势必附有苏联方面的意愿。
新中国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但却声称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没有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要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十分强调“自力更生”，表示希望有外援，但并不依赖它。对此，苏联方面很不理解，甚至怀疑毛泽东是铁托式的人物(1949年至1950年间苏联和东欧国家曾发动过一场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苏联方面曾明确宣布：“在今天的条件下，单凭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独特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幻想。”一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共对资本主义“采取的是调情政策”，中国革命胜利后工人并没有上升为“当权的统治阶级”，“新政府吸收全国居民中的一切阶层、其中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合作”，反应了共产党内“流行着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一些来华访问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批评中共“给城市资产阶级的自由过多”，“中国的工人阶级不受重视”，“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的严重危险，而且中共领导并没有看到这种即将发生的危险，也不与之进行斗争”。1951年来华访问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巴·费·尤金，根据中共领导人同他谈话时关于为了给城市和工业建立粮食和原料基地，必须发展农村生产力，因此必须支持那些带头致富的共产党员的说法，认为中共内部有一种主要指望农民即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对于苏联方面的“误解”，中国方面通过派遣使者等多种途径，不断地向苏联方面解释自己的国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十分谨慎地征询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意见，不断修订自己的政策。
新中国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同苏联方面反复磋商。中国方面希望得到苏联方面更多的援助，苏联方面则流露出愿意援助社会主义的中国而非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意向。
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周恩来带着一五计划草案访问苏联，向苏联方面解释中共的设想，征求苏方对中国建设事业的意见。周恩来访苏期间洞察到苏联方面愿意援助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愿意更多的援助“非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倾向，归国后于9月24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久，毛泽东即在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一新提法是对过去主张的锐变，是表明“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10月2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参加苏共“十九大”。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访苏期间致函斯大林，详细说明中共关于中国从现在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构想，主要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10年到15年内，在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大大增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大大缩小，使之不能独立经营，完全纳人国家计划之内，那么这一部分私人工业就可以不费力地收归国有。同时，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农业经济集体化。对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斯大林看了这封信后，接见了中共代表团，对中共关于从现在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构想表示赞同。
在此前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媒体也不时发文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更讲“人道主义”，毛泽东是“温情主义者”，给富人留有生机。这从反面刺激了中国共产党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应该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应该反对。不能给敌对势力留有挑拨中共与苏共关系的口实。这一判断和出发点，也对中共决策的转变或多或少的有些刺激作用。
此后，中共终于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式作出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高决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宣布：“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成为举国上下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并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中共最终放弃建设一个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决定“沿着苏联所胜利地走过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荣道路”前进，确实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压力。
2.国内“压力”和民众愿望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不断加深，已经落后了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桎梏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三座大山。重压下的社会经济，不但不能大发展，而且日趋没落凋敝。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之 后，采取了一些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国民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始终未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未能排斥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而且官僚资本有了很大发展，在一些经济领域达到垄断地步，这就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受到束缚和排挤，无法发展起来，从而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迫使中国走上抗战道路，正常的经济建设被迫中断。而且，日军的战火摧残了中国经济运行机制，中国丢失了沿海富庶地区，这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元气大伤，损失惨重。抗战胜利之后，国民经济还未及恢复，国民党蒋介石又发动了全面内战。抗战打了8年，解放战争打了3年多，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破坏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损失惨重。1949年大陆解放，新中国成立，但战争创伤并非一个早上能够医治好。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对华渗透和侵略，以至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是，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扩张的目的是牟利，是掠夺，不是扶持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倾销商品，掠买原料，投资带有明显投机性。即直接投资多，间接投资少；固定性生产项目投资少，非生产项目或流动性生产项目投资多。当中国政局动荡时，他们随时可将资本卷逃而去。外国在华资本抗战期间尤其解放战争期间，大都撤走了。国民党政权退出大陆时，能运走的都运走了，仅上海中央银行储存的黄金50万盎司，就被蒋介石全部运到了台湾。来不及运走的又被肆意破坏，留给大陆新生人民政权的是一个烂摊子。就连本来就不发达的民族资本，也纷纷外逃。新中国的基础，确确实实是“一穷二白”。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低下，无数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人们盼望温饱，盼望富裕日子。新中国成立，人民政权诞生，人民当家做主，不愿意继续受贫受穷，渴盼尽快改变一穷二白面貌，过上幸福生活。舆论导向社会主义无限好，激发了人们奔向社会主义的热情。
安徽省淮北农村动员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时流传着这样一些民谣：“社会主义无限好，白面馒头羊皮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等等。显而易见，这种宣传口号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景象，仍然属于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水平，但对于世代忍受贫穷折磨渴盼过上好日子的中国农民来说，已是“天堂”生活了。社会主义天堂，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正是亿万人民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源泉之所在。
3.共产党人对情势的主观判断
新民主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独创的道路。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只能在自己的实践中摸索前进。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既有计划调节又有市场调节的商品经济，不同的经济成分间必然存在竞争，甚至导致冲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这一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如何正确解决这一矛盾，处理好不同经济成分间的竞争和冲突，调解不同阶级问的利益，成了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严肃课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改革完成后，农业经济中封建的生产关系被消灭，分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但广大翻身农民仍然是小生产者，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无法保持“齐步走”的阵势发展。由于土地、生产工具、农用牲畜的数量、质量以及劳动力、生产方法的差异，消费也不尽相同，贫富差距必然拉开。发家致富是农民祖祖辈辈追求的目标，但土改之后并非每个农民都能发家致富，农村中出现部分农民“中农化”趋势，甚至有的农民跃／k"富农”行列，却也有部分农民因天灾人祸、不善经营等种种原因，破产贫困，不得不出卖分到手不久的土地，再次沦为赤贫。这一现象引起共产党人担忧。共产党为人民大众谋幸福，对部分农民再度沦为赤贫绝不会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而且，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追求的是社会主义前途，对农民发家致富的自发势力中潜藏的资本主义倾向也十分担心。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在农村根据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收到过良好效果，积累了实践经验。面对农村自发倾向和贫富分化的新形势，共产党人必然要把过去的经验挪用过来，开展更高层次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在《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中提出，为防止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合作社，用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础。中共中央华北局对该报告作了批复，指出这“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的”。刘少奇在印发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党内有一部分人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企图用平均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的意见，明确表示赞同山西省委的意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制订了建国以后的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决议强调：对互助合作运动采取消极态度，否认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否认它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是右倾错误思想。指出：“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导，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和基本思想，遂为全党接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建立在小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体农业经济，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毛泽东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工业只占10％左右，大力发展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是共产党人的共识，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国营工业，同时凡认为有碍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因素，都大力排斥或改革；凡认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因素，都大力提倡和发展。
建国之初，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私人资本主义以营利为目的，在发展过程中与国营经济发生了矛盾，限制与反限制的冲突日益尖锐。1951年底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揭露出私营工商业中存在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现象，增加了广大民众对资产阶级“为富不仁”“丑恶性”的憎恶，共产党人对私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毛泽东在1952年6月的一个批示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向来就主张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既然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社会主要矛盾，那么必然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一主要矛盾。
1953年春，中共中央为了确切了解私人工商业情况，派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工作组到上海、武汉、南京等地调查。5月，李维汉向中共中央提交了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已仅次于国营经济而居于现代工业的第二位。提出：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不同程度地改变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逐步使私营企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份报告，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同意了这一报告。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较为完整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他还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确保私有财产”等所谓“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他还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一是要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个敌对阶级，二是要看到这个阶级是可以改造的。在共产党掌握着人民民主政权的情况下，资产阶级这一敌对阶级是可以用文明方法加以改造的。这一基本思路，成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依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国情的认识和由此提出的基本主张，直接导致以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要对象的社会主义改造付诸实践。当然，共产党人的这些认识和主张，并非完全准确和科学，但这是共产党人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和理论高度，并为大多数人民接受，那么社会主义改造理所当然地被提到议事日程。
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一哄而上，抢先思潮泛滥，出现过急、过快、过于整齐划一，工作太粗等弊病，造成严重的后遗症。用现代人的“眼光”进行“历史反思”的话，如果能够晚些年头——最好国家工业化实现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好得多。但历史是“当事人”创造的，由不得我们后人去“重塑”。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策，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因素，主观因素也受客观现实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说它是时代的抉择。
三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对苏联模式中最突出的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经济、排斥市场机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进行了反思，突破一些框框和教条，提出一些颇具新意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和设想。遗憾的是共产党人没有继续深入探索下去，反倒把初步探索的积极成果给丢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条件的观点及中国生产力落后基本国情的实质，理解不深刻，把握不准确。使探索缺乏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雄厚的现实依据。
经历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反而更加大了，没有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优越性来。严重的现实面前，中国人开始思考，是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错了?还是选择的社会主义没有建设好?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4月邓小平接见外宾时提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要解放思想，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特别强调要发展生产力，强调“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收入，作为判断社会主义政策是否正确的“压倒一切的标准”；强调“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即席讲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986年3月，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8月，邓小平视察天津时发表谈话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986年9月，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时明确提出：“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1990年12月，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意味深长地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992年春，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强调两点，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能力，二是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拥护的深度和厚度。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后犯过许多错误，每次错误都是依靠党自身的健康力量纠正的。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中国共产党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引发人民的反抗，遭到人民的唾弃，反而更加赢得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讲了许多朴实的新话，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中国人民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能动摇；但绝不能按照旧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子。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了上上下下最广泛的思想认识上的共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实践不断深入，对实践的认识不断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水到渠成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尊重历史事实，洞悉历史当事人的意愿，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睿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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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必然，人民选择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2—0003—12
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然有其自身发展轨迹的演化趋势和中国人主动的选择。我们常说，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怎么理解这个命题?本文尝试用多维视角解读这一论断。
一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亡国灭种的阴影浓重地笼罩在国人心头，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压迫，桎梏了国家发展和人民生存的生机，中国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哪条道路能够解决近代中国的两大课题，中国人民终归会选择哪条道路。哪个阶级能够担当起中华民族的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领导中国人民解决这两大课题，哪个阶级就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功勋，就会受到人民的景仰和拥护。近代中国的社会意识不断觉醒，一批又一批的有识者有志者探索救国济民之道，学习吸收强国的文明、经验，实验、创制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路径，失败，重起；又失败，再奋起……选择、扬弃，最终选择了与中华文明有诸多契合又被国人认准可以使中国摆脱苦难使人民获得幸福安康的社会主义。
1.道路选择
近代中国，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文明大发展但同时“资本主义”的毛病或日弊端日益彰显、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的时代，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有多种道路可供选择。
继续维系封建专制政体，维持和发展耕织紧密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那是中国沉重的历史积淀，更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为追求长治久安而梦寐以求的“王道乐土”。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和缓慢成长，自然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加之清代康熙雍正后人口的增加，人们生活、生存日益艰难，旧式法统、道统、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方式已经不再是王道乐土。尤其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和迅速发展，大大推动了世界交往的不断扩大，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中国再关起门来自以为居天地之中地保持自己的“王道乐土”越来越不可能了。虽然中国古代文明曾经领先于世，但当中华封建文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挑战时，立刻显现出己短彼长之势，抱残守缺，毕竟为大势所不容。不仅仅清王朝想维护大清一统江山和封建统治已经根本不可能了，向清王朝发起强有力挑战和严重冲击的太平天国，也没有办法建立封建统治，就连袁世凯，想复辟帝制，也成为一枕黄粱美梦，必定要破产。
封建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变法图存，实现君主立宪制可行吗?纵观世界最终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运动，包括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我们会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是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的同时，拥有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强有力支持，甚至是新兴资产阶级发动、推动的。而且，他们的封建统治者，已经主动地或者被迫地认识到封建旧制度已经“过时”，继续维持原封不动的封建制度不能够再给他们带来长治久安的“好运”，也不能够为他们的国家和国民带来福音，有的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文明思想，所以推动变法改良是真诚的。在我们中国呢?缺乏这种条件。明清以降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有所发展，但由于封建经济结构的超级稳定性，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博大宽厚，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没有长成参天大树。这就使得我们中国在遇到异族入侵前没有长进资本主义，与世界同步进入资本主义文明新时代。当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坚船利炮敲打我们的国门的时候，我们以封建文明、封建文明制造的生产力，抗衡资本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制造的生产力，优劣立刻现形。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资本主义列强挺进古老中国“大市场”，中国自生的最进步的也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的资本主义萌芽，面对侵入来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纷纷土崩瓦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夭折”了。随着中国大门的被打开，列强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掠夺了巨大利益，机器工业制造的洋货逐步进入中国市场，在财富外溢的同时，客观上也刺激中国兴起新式资本主义，尤其是西方国家发生战争时，中国新式资本主义工商业会获得发展的大好机遇。但是，这些并非本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经由优胜劣汰激烈竞争历程的资本主义，大多是经由外商嫁接或直接借鉴外商“经验”新兴起的，根基不牢，资本主义文明底气不足，资金、技术、管理薄弱。加之大多数又没有“孤注一掷”，而是脚踩两只船，既试图在新式工商业中谋利，又不完全放弃封建的旧式剥削，甚至是以买办为主的完全新兴的从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者，赚了钱以后又会兼营封建剥削。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新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始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尤其是染指中国市场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挤压，使之发展受到极大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革命，都缺乏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这也是变法维新流产的最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革命者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创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这是最有希望解决近代中国两大课题的道路。为此，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孙中山一生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斗争。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屡起屡败，屡败屡起，虽然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孙中山设计的五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成为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北洋军阀袁世凯氏的中华民国，又有多少民主共和气息?他已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可以连选连任、既可传贤又可传嗣的大总统了，竟还不满足，公然复辟帝制。袁氏卒后，北洋民国，实际上进入封建性浓厚的军阀割据状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形式上实行五院制，还推进“改订新约运动”，但实质上持续实行“训政”，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政令唯蒋介石是从的个人独裁政体，根本没有触动农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对外也仅仅试图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多祈得一杯羹，根本就没有做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努力。暂时的统一，一些新人粉墨登场，取消厘金、统一币制，鼓励实业，等等举措，虽然也收到一些成效，使中国有了一点点新的景象，但距离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实现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目标，还相差十万八千里。问题的症结是新掌权的军阀政客，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实行多党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不可能消除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民，不可能真正反对帝国主义掘断与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并赖以发财牟利的渠道。这不是概念式判断，只要稍微对他们执政后的所作所为加以解析，就能够得出的结论。当然，蒋介石氏的“我照顾你的好处、你别逼我太甚”式的想与列强和平共治的梦想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打得粉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仍然顽固地坚持一党专制，蒋介石试图继续维持自己的个人独裁。“制宪国大”“行宪国大”，也是粉饰民主的成分大于实践民主的成分。至于当时民主党派为主提出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在国民党掌管国家命脉、国民党发起对拥有根据地和军队的共产党的进攻内战全面升级的情况下，赤手空拳、浮萍一般的没有地盘没有军队的中间势力，不可能有太大作为。当国民党蒋介石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第三条道路的梦想彻底破灭。资产阶级共和制之所以没有真正实现，主因还是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问题，这与前述相同。
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中国人一开始就追求的道路。前述几种道路，维持封建统治是完全不可能救国济民的，中国人理所当然地抛弃之。维新变法、革命共和，是有可能有希望救亡图存、发展中国，解放人民、富裕人民的。但都没有走通，这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再“加工制作”的。可以大胆地设想，假若这两条道路不管哪一条道路走通了的话，使中国走上民主富强的道路，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肯定会晚若干年，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发生。正因为它们都没有走通，中国的危机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日益加深。恰在此时，邻国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苏俄革命后的新景象，苏联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经济体制使之经济崛起，给中国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使中国人无限向往。社会主义的共富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阶层的大同思想、均贫富思想、患不均思想那么“亲近”，社会主义思潮，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那是挡不住的“诱惑!”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是时势使然，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演进的归趋。
2.阶级担当
近代中国，不同阶级都曾经在一定时期一定空间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阶级力量，试图按照其阶级意识改造中国。但其阶级局限性和力量有限性，使之努力付之东流，最终无产阶级登上舞台，开创出新的天地和光明前景。
封建统治阶级，其阶级基础是封建地主阶级，这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后最因陈守旧、腐朽反动的阶级，抱住封建主义僵尸不放，缺乏远见和革新意识，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其最高统治者清王朝，是满族统治者，少数民族入主中华朝廷，始终缺乏融合中华大民族的卓识和秦始皇般理所当然威临四方的底气，总是或多或少地以防范大汉民族的“反叛”为首要任务，制约了其世界大视野。尤其是掌控朝廷实权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正处在中国需要变革的大时代，她玩弄权术的小计俩有余，驾驭大国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脉搏的眼光和能力严重不足，把许多精力放在内耗上，这就更不可能领导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了。而统治阶级内部，虽然光绪集团曾经有对慈禧取而代之的企图，但仅仅是昙花一现，主要原因在于最高封建统治营垒中，确实还没有形成足以替代慈禧太后的政治势力。那么，在缺乏像日本明治天皇那样的政治势力集团和卓越领导人的大清王朝为统领的封建统治阶级变法维新自救，便不可能。
农民阶级，受压迫深重，维持生计日益艰辛，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中国农民是小生产汪洋大海中的一粒粒细沙，缺乏团结奋斗的粘合力，他们不代表新生产力，提不出完全超越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在没有崭新思想武器武装的情况下，他们在受到生存危机或者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下，会铤而走险，走上造反道路，形成滚滚洪流，甚至埋葬旧王朝或者给“非我族类”者以沉重打击。但是，他们不可能提出解决近代中国两大课题的科学理论，绘制出符合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蓝图，从而建构超越封建文明的资本主义文明。太平天国运动，把中国旧式农民战争发展到顶峰，但最终还是只能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一部颇具新文明曙光的出自长期生活在香港对资本主义文明耳濡目染多有熏陶的洪仁玕之手的《资政新篇》，不仅被洪秀全抹去最具资本主义文明的亮点，还被洪秀全以及他的朝廷束之高阁，压根就没有打算实行。至于义和团运动，除了反对外来压迫剥削的义愤和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可圈可点外，就没有太多可以彰显的东西了。盲目排外，以愚昧死硬抗击文明，缺乏接纳新式文明的坦荡胸襟，抱残守缺，其结局会使中国陷入更加愚昧落后的泥潭。
资产阶级，这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之一，新式生产方式的主导方，代表中国前进的方向。但是，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得不彻底，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很不充分，资产阶级自身力量非常薄弱。尤其是新生民族资本主义的特殊历程，使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艰难生存发展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又因为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二者具有妥协性，很难聚起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他们有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文明的愿望，但自身力量薄弱，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与更广大劳苦大众又有隔阂，加之对工人的剥削压迫，与无产阶级还有矛盾；对农民的“贱买贵卖”“中间盘剥”等，以及农民心目中“十商九奸”传统文化影响，与农民也有天然矛盾。这样，他们想改变现实，实现他们的资产阶级改良甚或革命主张，找不到可以依赖的或者利用的力量。改良派转身依靠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所谓开明君主，而恰恰这位君主没有实权，结局可想而知。革命派依靠少数精英、依靠会党，都没有成功。最终找到新军，推翻封建王朝，但新军自身的严重封建性，终难担当除旧布新播撒资本主义新文明的重任。失败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阶级，虽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充分，工人阶级的总人数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很低，但他们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而且，由于中国近代的特殊性，他们的资格比资产阶级还老，在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产生前他们就在外商洋行、企业中产生了。而且，他们相对集中在几个主要沿海城市，容易形成并显示相对集中的力量；他们受压迫受剥削最深重，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愿；他们受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最少，容易接受无产阶级最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他们与最广大的农民阶级有天然联系，容易找到广泛的同盟军，以形成革命的洪流和巨大力量。适逢邻国苏俄革命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迅猛传入中国，尤其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古老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受苏俄革命影响，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身体力 行地到劳苦大众中去，到工人生活工作的地方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向他们传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启发他们的觉悟，鼓动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彰显本阶级的力量，反对残酷的压迫剥削，争取保障自身利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完全从自在阶级发展成自为阶级，勇敢地承担起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创造一个崭新中国的历史使命。
历史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完成近代中国两大课题，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向独立自主的文明时代，中国的各个阶级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希冀、思考，提出过一些主张，还付诸过一些行动，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后来居上的无产阶级，在其崭新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了最广泛的同盟军，担当起救国救民重任，并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面貌真正地焕然一新。
3.社会意识的觉醒
如果我们把引领国人思想和行动的观点、主张等思潮，看做社会意识的话，可以发现，近代中国，社会意识最为活跃，其中有一条主线，一直是积极向前向上发展的，向中国封建文明之外的西方文明寻求救国富民真理，并试图对西方文明有所超越，汲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一劳永逸地探索出一条振兴中华的崭新路径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在古老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漫长的封建时代曾经领先于世一千多年，创造出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辉煌，多次出现过开平盛世。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对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文明升华甚至文明再造般的影响。这样一来，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老子天下第一”思想积淀深厚，总认为自己的国家居天下之中，自己的国家是天朝大国，本族文明是世界最优秀文明。这种民族性和社会意识心态，容易夜郎自大，抱残守缺，确实使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些人产生这种自恋症般的负面效应；但是，这种国民性和大国心态、优秀族类心态，又往往会产生已当凌绝顶、众山自然小的居高临下社会意识心态，胸怀若谷，不担心外来文明会灭我华夏，异族另类有用的东西，一概拿来为我所用，不怕它们会动摇自己的根基、根本。同时，一旦意识到本民族真的受到威胁，面临生存危机，反倒更能激起拯救自己国家、民族、文明的使命感、责任感，救国兴族，匹夫有责；振兴中华，舍我其谁!为此，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总会前仆后继，总要试图振兴、崛起、赶超，重新站到世界前列。这种奋争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就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终不断的精神支撑，就是近代中国社会意识不断觉醒的文化基础。
近代中国，饱受外来侵略势力欺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救亡图强，振兴中华，成为时代最强音。当然，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死守中国法统道统，泥古不化，坚决反对“以夷灭夏”(反对学习西方文明)，主张“以夏灭夷”。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忧患意识觉醒，得出落后就要挨打的结论，奋起学习效法西方先进文明，自强、振兴，以改变落后挨打境况。在这种大背景下，社会意识的觉醒向着光明灿烂的方向发展。近代中国思想意识演化轨迹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当鸦片输入成为危机国家、民族、人民生存的最大毒瘤时，朝野上下呼吁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很少有人估计与英国等鸦片走私者的矛盾、冲突背后隐藏的中西文明、利益冲突，估计到禁烟会引发与殖民主义者的较量。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占据上风，朝廷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一时间禁烟派弹冠相庆。在为林则徐送行的聚会上，林则徐意气奋发写下诗篇，表达的意思是：鸦片扰乱，就像清初西北少数民族叛乱，大皇帝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少数人兴风作浪，蠢蠢欲动，大皇帝恩威一到，四海皆平矣。林则徐表示，自己赴广东禁烟，带着圣上皇帝的恩威，何愁禁烟问题不会迎刃而解。这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很有见识的精英，对外面世界了解得非常少，对中西差距更是知之甚微。但是，当林则徐到了广东，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意识到了西方器之所长，成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魏源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振聋发聩的口号，对后来中国甚至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
鸦片战争爆发，朝廷中有人嫁祸于林则徐禁烟之举，林则徐受贬，但林则徐师夷长技思想在一些士大夫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埋下效法异族之长以振兴中华的思想种子。有种子就要发芽，当内忧外患日甚一日，世人越发感觉到生存危机时，林则徐、魏源的思想受到推崇。洋务运动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我们撇开其动机(出发点)和非历史唯物主义因素不加过多评价，就其所表达的含义来说，分明是表示要向西方学习，将西学之长拿来为我所用。从思想影响角度看，是对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有甚者，虽然中体西用思想的倡导者们目的是学习西方之技以维中学之道，但阻滞思想活跃的“堰塞湖”一旦疏通，思想的涓涓细流必然会极其活泼地流淌，以致形成汹涌洪流。洋务运动中培育的新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接触了更多西方文明，发现西学何止仅仅是“用”优于我，“体”更优于我，为什么不学习效法其“体”呢?维新变法思想应运而生，而且有了较快传播。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严复，他的一部《天演论》，影响了几代人。以中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所产生的震撼是空前的。竞争、争先、不甘落伍，光复华夏、振兴中华，使我族类重新挤进世界前列思潮，激励着无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奋勇当先，奋发图强。
维新思潮传播过程中，激进者就萌生了革命思想。但在温良恭俭让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总还是希望不走激进的革命(造反)道路，总认为变法图强最具建设性，最少破坏性。然而，变法维新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广泛传播，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旋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发轫比西方晚了200多年，西方强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业革命也已经完成，生产力获得空前大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也已经暴露无余，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资本控制一切，巨大财富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广大劳动者沦为无产阶级，贫困状态每况愈下。贫富两极分化，引发社会矛盾、社会危机的尖锐化，社会主义思潮随之兴起。已经张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这一世界大势。同盟会成立后，在日本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遇到第一大学问家梁启超的质疑，梁氏说，中国传统不患贫而患不均，革命使中国向着贫富不均的方向发展，必将带来更大混乱。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即学习他人的长处，绝不学习他人的短处，汲取他人之长，规避他人之短，提倡扬长避短，反对东施效颦，这是超越他人的最好办法。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弊端，提出在中国搞革命，一定要后 来居上，对民主政治革命和均贫富的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倡导资产阶级革命，却明确提出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张。
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有大同思想，小康思想；农民有均贫富、等贵贱愿望。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最容易接受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孙中山就明确表示：中国应该采用先进的欧洲生产方式，但要以欧洲为前车之鉴，避免其弊端，即防止“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要吸收欧洲文明的精华，但又“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这就是要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他说：“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制度之中了。”
当然，孙中山式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在共同富裕这一点上二者有相通之处。如果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在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共和制，也不会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民生政策，但肯定改良民生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问题在于残酷的现实没有给孙中山提供这样的实践舞台。而恰恰在此时，邻国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追随孙中山的激进知识分子，开始把视线转向苏俄。按当时的话说，俄国革命发轫晚于中国，为什么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而俄国革命悄然成功了?俄国有了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有了更能够广泛发动民众的社会主义政策。对于仍然一如既往地追求革命的知识青年来说，这是挡不住的诱惑。就连一直追随孙中山的人(戴季陶、沈玄庐等)也开始鼓吹劳工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未必都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推波助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起到助力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化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苏俄的榜样作用，不能低估。尤其是苏俄集中国力推进现代化的做法，使俄国这样一个欧洲的三流国家，挤进欧洲强国甚至是世界强国行列，这给中国知识分子无限遐想，认为落后国家尤其是落后大国要想奋起直追赶上强国，必须集中国力办大事，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所以，抗战中后期以致解放战争时期，民主党派人士，虽然主张政治上学习英美，但主张经济上学习苏联的大有人在。
4.民心背向
近代中国，无论是反抗外来侵略，还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包括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以至五四爱国运动，民众表现出极大热情。人民大众不甘于忍受剥削压迫，对于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现状、尤其是改善自己每况愈下的贫困生活处境，有强烈愿望，并适时表现出极大热情。
哪个阶级、哪个政党看到民众的愿望，顺应民众要求，尤其是关注广大劳苦大众的疾苦，努力解决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人民大众”也就能够成为该阶级、政党彰显威力的巨大力量源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最后决定中国命运即发展前途的政治势力表面上看是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实际上是各自掌握有军队、控制有地区的国共两党。表面上看国民党掌握的军队、控制的地区、可利用的资财，都远远超过共产党，胜利的天平最终却倒向了共产党。究其最根本原因，还是民心背向问题。
国民党，有过光荣传统，曾经受到民众的拥护，比如北伐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初期。但是，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吏治腐败现象每况愈下，以至抗战胜利后腐败加速，达到不可遏制的地步。机制性体制性整体性腐败，使国民党丧尽民心。沦陷区人民“想中央、盼中央”，但国民党中央对沦陷区的“劫收”使沦陷区人民深感“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发动内战，全力进攻共产党，但其后方却四处冒火、八面生烟。民众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第二条战线把国民党烧得焦头烂额。当大势已去，国民党败逃台湾，卷走大陆能够卷走的一切财富。还尽力裹挟走富有的资本家及其财富。但是，就有资本家不愿意跟着他们走，比如著名实业家荣德生，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没有与共产党打过交道，但他坚持不离开大陆，坚持荣家产业不搬动。他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不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还坏!是国民党的“坏”伤透了他的心，使他对国民党不再抱任何希望，选择不再跟国民党走。像荣德生这样深感国民党太“坏”的人太多太多，以致形成埋葬国民党统治的汪洋大海，在已经有了共产党这一强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失去了民心的国民党其统治怎么可能不垮台呢!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解放区人民出人、出粮、出钱，竭尽全力支持人民解放军。参军、支前，蔚然成风。东北解放区民众，支前随四野一直走到“天涯海角”。淮海战役解放军动员兵力60多万人，支前民工超过100万人。胜利是人民群众用肩膀挑出来的，用小车推出来的。而“国统区”民众，背离国民党的同时，也心向共产党，盼望早日获得解放，早日见到“明朗的天”。
民心背向，决定了历史的最终走向。人民抛弃了已经腐败透顶的国民党，选择蒸蒸日上的共产党。
近代中国，既然非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走通，社会思潮发展趋势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只有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才能够担当救亡图存、发展中国的历史使命，而且人民最终选择了共产党，那么这就决定了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基本原理，“中共二大宣言”就明确宣告她的奋斗目标是“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前途”。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丰富完善了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理论，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民主革命成功，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发展到第二阶段，建立社会主义社会。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在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的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
历史发展轨迹表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新中国诞生，绝不是人造奶油式的偶发事件。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造化使然。这一大事件的发生，就决定了取得革命胜利果实、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势必会将中国推向社会主义道路上去。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中国共产党设想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建国、制订共同 纲领时，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中共中央没有同意，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中共中央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准备。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1952年9月5日，毛泽东致黄炎培的信中还说：“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但是，9月以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开始改变共产党关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工业化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贯主张，提出国家工业化和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并举的新路线、新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形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究其原因，确实有着客观的必然性。
1.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压力
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工业化，使国家繁荣富裕起来，是几代人的不懈追求，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但是，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诞生的，一穷二白，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人才短缺。这就决定了新中国要想以较快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建设必须扩大世界性的交往，向世界先进水平学习。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列宁也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展联系是不能存在下去的。”然而时处冷战时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互相对立，新中国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敌视和孤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的禁运案，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新中国只能选择争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和援助；那么来自苏联方面的援助，势必附有苏联方面的意愿。
新中国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但却声称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没有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要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十分强调“自力更生”，表示希望有外援，但并不依赖它。对此，苏联方面很不理解，甚至怀疑毛泽东是铁托式的人物(1949年至1950年间苏联和东欧国家曾发动过一场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苏联方面曾明确宣布：“在今天的条件下，单凭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独特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幻想。”一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共对资本主义“采取的是调情政策”，中国革命胜利后工人并没有上升为“当权的统治阶级”，“新政府吸收全国居民中的一切阶层、其中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合作”，反应了共产党内“流行着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一些来华访问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批评中共“给城市资产阶级的自由过多”，“中国的工人阶级不受重视”，“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的严重危险，而且中共领导并没有看到这种即将发生的危险，也不与之进行斗争”。1951年来华访问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巴·费·尤金，根据中共领导人同他谈话时关于为了给城市和工业建立粮食和原料基地，必须发展农村生产力，因此必须支持那些带头致富的共产党员的说法，认为中共内部有一种主要指望农民即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对于苏联方面的“误解”，中国方面通过派遣使者等多种途径，不断地向苏联方面解释自己的国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十分谨慎地征询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意见，不断修订自己的政策。
新中国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同苏联方面反复磋商。中国方面希望得到苏联方面更多的援助，苏联方面则流露出愿意援助社会主义的中国而非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意向。
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周恩来带着一五计划草案访问苏联，向苏联方面解释中共的设想，征求苏方对中国建设事业的意见。周恩来访苏期间洞察到苏联方面愿意援助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愿意更多的援助“非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倾向，归国后于9月24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久，毛泽东即在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一新提法是对过去主张的锐变，是表明“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10月2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参加苏共“十九大”。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访苏期间致函斯大林，详细说明中共关于中国从现在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构想，主要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10年到15年内，在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大大增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大大缩小，使之不能独立经营，完全纳人国家计划之内，那么这一部分私人工业就可以不费力地收归国有。同时，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农业经济集体化。对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方法。斯大林看了这封信后，接见了中共代表团，对中共关于从现在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构想表示赞同。
在此前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媒体也不时发文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更讲“人道主义”，毛泽东是“温情主义者”，给富人留有生机。这从反面刺激了中国共产党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应该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应该反对。不能给敌对势力留有挑拨中共与苏共关系的口实。这一判断和出发点，也对中共决策的转变或多或少的有些刺激作用。
此后，中共终于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式作出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高决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宣布：“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成为举国上下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并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中共最终放弃建设一个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决定“沿着苏联所胜利地走过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荣道路”前进，确实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压力。
2.国内“压力”和民众愿望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不断加深，已经落后了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桎梏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三座大山。重压下的社会经济，不但不能大发展，而且日趋没落凋敝。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之 后，采取了一些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国民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始终未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未能排斥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而且官僚资本有了很大发展，在一些经济领域达到垄断地步，这就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受到束缚和排挤，无法发展起来，从而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迫使中国走上抗战道路，正常的经济建设被迫中断。而且，日军的战火摧残了中国经济运行机制，中国丢失了沿海富庶地区，这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元气大伤，损失惨重。抗战胜利之后，国民经济还未及恢复，国民党蒋介石又发动了全面内战。抗战打了8年，解放战争打了3年多，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破坏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损失惨重。1949年大陆解放，新中国成立，但战争创伤并非一个早上能够医治好。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对华渗透和侵略，以至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是，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扩张的目的是牟利，是掠夺，不是扶持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倾销商品，掠买原料，投资带有明显投机性。即直接投资多，间接投资少；固定性生产项目投资少，非生产项目或流动性生产项目投资多。当中国政局动荡时，他们随时可将资本卷逃而去。外国在华资本抗战期间尤其解放战争期间，大都撤走了。国民党政权退出大陆时，能运走的都运走了，仅上海中央银行储存的黄金50万盎司，就被蒋介石全部运到了台湾。来不及运走的又被肆意破坏，留给大陆新生人民政权的是一个烂摊子。就连本来就不发达的民族资本，也纷纷外逃。新中国的基础，确确实实是“一穷二白”。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低下，无数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人们盼望温饱，盼望富裕日子。新中国成立，人民政权诞生，人民当家做主，不愿意继续受贫受穷，渴盼尽快改变一穷二白面貌，过上幸福生活。舆论导向社会主义无限好，激发了人们奔向社会主义的热情。
安徽省淮北农村动员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时流传着这样一些民谣：“社会主义无限好，白面馒头羊皮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等等。显而易见，这种宣传口号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景象，仍然属于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水平，但对于世代忍受贫穷折磨渴盼过上好日子的中国农民来说，已是“天堂”生活了。社会主义天堂，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正是亿万人民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源泉之所在。
3.共产党人对情势的主观判断
新民主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独创的道路。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只能在自己的实践中摸索前进。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既有计划调节又有市场调节的商品经济，不同的经济成分间必然存在竞争，甚至导致冲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这一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如何正确解决这一矛盾，处理好不同经济成分间的竞争和冲突，调解不同阶级问的利益，成了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严肃课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改革完成后，农业经济中封建的生产关系被消灭，分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但广大翻身农民仍然是小生产者，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无法保持“齐步走”的阵势发展。由于土地、生产工具、农用牲畜的数量、质量以及劳动力、生产方法的差异，消费也不尽相同，贫富差距必然拉开。发家致富是农民祖祖辈辈追求的目标，但土改之后并非每个农民都能发家致富，农村中出现部分农民“中农化”趋势，甚至有的农民跃／k"富农”行列，却也有部分农民因天灾人祸、不善经营等种种原因，破产贫困，不得不出卖分到手不久的土地，再次沦为赤贫。这一现象引起共产党人担忧。共产党为人民大众谋幸福，对部分农民再度沦为赤贫绝不会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而且，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追求的是社会主义前途，对农民发家致富的自发势力中潜藏的资本主义倾向也十分担心。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在农村根据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收到过良好效果，积累了实践经验。面对农村自发倾向和贫富分化的新形势，共产党人必然要把过去的经验挪用过来，开展更高层次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在《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中提出，为防止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合作社，用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础。中共中央华北局对该报告作了批复，指出这“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的”。刘少奇在印发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党内有一部分人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企图用平均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的意见，明确表示赞同山西省委的意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制订了建国以后的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决议强调：对互助合作运动采取消极态度，否认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否认它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是右倾错误思想。指出：“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导，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和基本思想，遂为全党接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建立在小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体农业经济，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毛泽东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工业只占10％左右，大力发展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是共产党人的共识，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国营工业，同时凡认为有碍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因素，都大力排斥或改革；凡认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因素，都大力提倡和发展。
建国之初，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私人资本主义以营利为目的，在发展过程中与国营经济发生了矛盾，限制与反限制的冲突日益尖锐。1951年底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揭露出私营工商业中存在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现象，增加了广大民众对资产阶级“为富不仁”“丑恶性”的憎恶，共产党人对私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毛泽东在1952年6月的一个批示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向来就主张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既然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社会主要矛盾，那么必然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一主要矛盾。
1953年春，中共中央为了确切了解私人工商业情况，派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工作组到上海、武汉、南京等地调查。5月，李维汉向中共中央提交了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已仅次于国营经济而居于现代工业的第二位。提出：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不同程度地改变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逐步使私营企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份报告，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同意了这一报告。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较为完整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他还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确保私有财产”等所谓“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他还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一是要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个敌对阶级，二是要看到这个阶级是可以改造的。在共产党掌握着人民民主政权的情况下，资产阶级这一敌对阶级是可以用文明方法加以改造的。这一基本思路，成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依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国情的认识和由此提出的基本主张，直接导致以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要对象的社会主义改造付诸实践。当然，共产党人的这些认识和主张，并非完全准确和科学，但这是共产党人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和理论高度，并为大多数人民接受，那么社会主义改造理所当然地被提到议事日程。
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一哄而上，抢先思潮泛滥，出现过急、过快、过于整齐划一，工作太粗等弊病，造成严重的后遗症。用现代人的“眼光”进行“历史反思”的话，如果能够晚些年头——最好国家工业化实现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好得多。但历史是“当事人”创造的，由不得我们后人去“重塑”。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策，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因素，主观因素也受客观现实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说它是时代的抉择。
三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对苏联模式中最突出的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经济、排斥市场机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进行了反思，突破一些框框和教条，提出一些颇具新意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和设想。遗憾的是共产党人没有继续深入探索下去，反倒把初步探索的积极成果给丢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条件的观点及中国生产力落后基本国情的实质，理解不深刻，把握不准确。使探索缺乏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雄厚的现实依据。
经历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反而更加大了，没有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优越性来。严重的现实面前，中国人开始思考，是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错了?还是选择的社会主义没有建设好?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4月邓小平接见外宾时提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要解放思想，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特别强调要发展生产力，强调“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收入，作为判断社会主义政策是否正确的“压倒一切的标准”；强调“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即席讲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986年3月，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8月，邓小平视察天津时发表谈话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986年9月，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时明确提出：“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1990年12月，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意味深长地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992年春，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强调两点，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能力，二是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拥护的深度和厚度。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后犯过许多错误，每次错误都是依靠党自身的健康力量纠正的。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中国共产党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引发人民的反抗，遭到人民的唾弃，反而更加赢得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讲了许多朴实的新话，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中国人民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能动摇；但绝不能按照旧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子。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了上上下下最广泛的思想认识上的共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实践不断深入，对实践的认识不断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水到渠成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尊重历史事实，洞悉历史当事人的意愿，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睿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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